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战争中的日常生活是理解战争的重要窗口。知识社会学认为，日常生活现实是一种至尊现实，当战争扰乱日常生活，人们将试图持续过往，并为此发展出系列策略。在抗日战争中，华南抗日纵队是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的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基于华南抗日纵队主力——东江纵队老战士的口述史资料研究，为我们理解战争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重要资料。
笔者的《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组织过程与国家》一书（即将出版），乃基于中山大学李以庄教授1978年至1982年间访谈的东江纵队老战士口述史资料(已合集为《东江纵队口述史（上·下）》，即将出版)之研究成果，从衣食住行、疾病医药等日常生活着手，呈现日军侵略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而理解华南地区的人们抗击日军侵略、应对困难的智慧与勇气。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相比，华南的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较少，大部分地区属于游击区，观察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日常生活，能显著发现中共领导下的军民在流动中应对干扰、面对“非常”境地的战斗智慧。
关于苦难的集体记忆：
沦陷时期群众生活的惨况
在此，笔者援引《东江纵队口述史》，呈现部分民众及游击队战士回忆。日军侵略时期，群众食不果腹是常态。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等地。东江纵队老战士李全多年后回忆：“日寇登陆后，就扫荡，把周围的村庄来一个扫荡，奸淫烧杀抢都有。日本登陆以后日本仔住在大鹏城，把民房打穿了洞，做马房，在人家米缸大便，把锅打破。在大鹏城对面有个东山府，被日寇放火烧光了。”香港沦陷后，粮食水电不足，日军要疏散人口，不走的强迫运走：“1942年底，有一次我们在大鹏湾，看见日本人不断地把老百姓用船运到海滩上，丢下来。这些老百姓，是在香港街上突然被捉住的。关一个月左右，不给什么东西吃。于是饿得半死，又病倒，然后把这些人装上船，送到沙滩上丢下就走。我看见这一大片河滩上有的人一下船就死掉，没有死掉的，神志已不清醒，走路也是一晃一晃的，皮包骨。……那场面若是在银幕出现，是对日本法西斯的控诉；不是亲见，是很难相信的。”
香港沦陷后，日本借香港为跳板，意图向东南亚进军，不顾香港当地的社会民生，控制粮食、水电，致使大量百姓饿死。当时身处香港新界的许志明回忆，粮食不够要吃树叶：“但当时，西贡地区都是靠外地供应粮食的，战前是靠暹罗（泰国）等地。香港沦陷后，这些地方都没有米来了。日本鬼子便对占领地实行粮食配给制，一日只配六两四米一个人；有时还没有米，只给些木薯。群众没法生活，非常困难。很多人要吃树叶，当地是吃苎麻叶、土茯苓、蕃薯叶，我家里人也是吃这些东西。”身处香港市区的方兰回忆：“街上饿死的人到处躺着。有的人刚死，就有人把他的腿肉割去吃了。大多数的死尸都很干瘦，像风干的骷髅一样。”
面对饿殍遍地，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在难民北上的沿路施粥救济：“过了深圳，沿铁路线就是一路摆菜水站、粥站。尽管部队生活很困难，还施粥给难民吃。”
日军的侵略带来深重灾难，沦陷区群众流离失所，衣食短缺。为了生存，也为了重建生活秩序，人们拿起武器抗争。中共领导的游击队通过抗击侵略者保护群众，帮助群众重建生活秩序。
粪桶送饭：
劳动人民支持东纵抗战的智慧与勇气
在中共领导下，广州和东江地区于1938年沦陷之初就建立起抗日武装，1940年秋建立起大岭山和阳台山两个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多数时间以流动形式隐蔽、生活和抗战，风餐露宿、有病无医是常年遇到的困难。尽管如此，游击队仍有常规的税源和补给渠道，物资补给来源相对稳定，甚至自1943年起部队的给养基本能自给自足。常规补给渠道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保护群众获得税源和粮食；二是爱国群众和华侨捐赠；三是建立合作社，买卖粮食物资；四是抗击日军、敌伪的战斗缴获。但在普通群众都缺衣少食的情况下，游击部队物资补给更加困难。游击队能克服重重苦难生存下来，离不开军民“鱼水情”——
常规粮食补给不足，游击部队往往需要向群众买粮食。困难时期，小小红薯即可救命，因此它被称为“观音指”。倘若没能接触到当地群众，部队只得饿肚子。若沿路民众不熟悉部队，给与支援少，部队也往往生活困难，在战场上受压制。只有在当地民众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战士们才能勉强吃上一顿饱饭。
群众向游击队提供粮食物资存在很大风险和困难。但为打跑侵略者，群众发挥劳动人民智慧，发展出颇具创意的方法给游击部队送餐送食。根据李以庄书中记载的邱特口述：“检查很严，他们便用尿桶担饭，用叶铺好，中间放饭。上边盖一层大粪。厕所里是放草木灰的，他们就放这种混了大粪的灰在上边。这时正是耕田上粪之时，他们就用这办法给我们送饭。”
这样的送饭方式在耕田上粪时节非常普遍，粪桶可能放在田间很多地方：“老百姓知道游击队在山上没有吃的，很着急。他们把饭煮热，把地瓜煮熟，放在粪桶底下；上边铺上用火灰混起来的肥料，把这些粪桶在山上到处放。游击队碰上，就有得吃；碰不上，就没得吃。那老百姓真是好。”（温平口述）
游击队的饮食生活实践反映了他们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为人民服务”因此成为革命道德的核心。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集体主义是一种保护共同利益的选择。游击队成员共同的苦难记忆加强了他们的归属感，促进了军队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这些经验通过社会实践例行化，成为中国革命道德和组织制度的一部分，为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女性为何能顶半边天？
女性在战争中的独特优势
军队和战争通常被视为男性主导的领域。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中，女性战士十分活跃。1940年，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部分地区，共有女自卫队员158万人；琼崖总队中女战士占比约10%；东江纵队女战士占比在10%至19%。
《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组织过程与国家》一书第四章以组织理论结合性别研究视角，指出女性在战争中有独特功能优势，能帮助游击队更好适应资源分散环境。这些优势包括：帮助部队深入群众、建立良好形象的“合法性功能”；巧妙运用性别身份发挥的掩蔽性功能；知识女性所发挥的专业性功能以及传统女性角色所发挥的支援性功能。
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国民党政府溃逃，土匪横行。从群众角度来看，成群结队的武装队伍很有可能是土匪。游击部队在沦陷区活动，需要建立良好形象以获得群众支持，但当时政治形势复杂，不能直接打出共产党名义。即便如此，群众仍会认为这是一支好的武装，因为这支队伍“男女都有”，而群众朴素地认为“没有女土匪的”（陈达明口述）。女游击队员的存在，为游击队与群众进一步接触提供了契机。接触后，“老百姓见我们讲话和气，打坏蛋，收公粮也很少，就对我们非常好”。
争取地方群众支持的“民运工作”多由女性进行。游击队意识到，发动群众力量“让女同志做思想工作比较方便，因为敌人对女同志没监视那么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女性是弱者。日伪军清点人口筛查游击队时也主要筛查男性。因此，农村女性往往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首要接触对象，女战士开展活动容易取得信任。民运队员在开辟工作时常会到群众家里“认亲戚”，也先从女性着手。
抗日战争中女战士的功能优势，既是游击队“兵民一体”的自然系统特征要求，也是女性灵活操演新旧文化性别角色的结果。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以契合女性诉求的意识形态、动员网络、参与模式和组织文化赢得女性支持，成功发挥了女性在游击战争中的优势。
青史未成鬓已丝，丹心犹待后人知：
《东江纵队口述史》成书始末
《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组织过程与国家》其他章节以《东江纵队口述史》及其相关史料为资料，以组织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社会网络与组织韧性的关系、个体在组织动员下的情感动向与行为决策等多个方面，以助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战争艰难环境下发展壮大的过程。
李以庄，1978年7月于北京进行访谈工作
研究的资料基础《东江纵队口述史》，来自于中山大学退休老教师李以庄教授于1978年至1982年间对六十多位东江纵队老战士的访谈。敝人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一珍贵史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李以庄教授是香港电影史研究的专家，其家族中曾有20余位亲属参与东江纵队活动。2013年适逢“中山大学港澳研究30周年”纪念，《当代港澳研究》提前准备纪念专辑，执行主编黎熙元教授嘱我为李以庄老师写个小传，我因此与李老师结缘。2016年，我们再次拜访期间，李老师忆起当年她采访东江纵队老战士一事，并向我们展示了她保存了三十多年的十多本访谈手稿。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将访谈资料出版，告慰东纵老战士在天之灵。
对此，香港和中山大学学界前辈从中牵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全力支持。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何俊志教授于2017年多次拜望李老师，并组织其博士研究生霍伟东、研究助理梁凤波，在文印室帮助下录入手稿，至当年11月，十多本访谈记录手稿转化为约66万字电子文档。2019年夏，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硕士毕业生胡淼强组织八位同学校对书稿，这八人是：胡淼强、郑婉卿、高修焕、龙旖旎、刘京京、刘侠飞、黎东晓、林艺燕；我和胡淼强自行出资购置两台扫描仪，用以设备支持。2020年3月，我已博士毕业并入职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何俊志院长嘱我继续完成书稿，并给予出版资金支持。在疫情未清、学校停课之时，我开始第二次校对及细致编辑整理工作。
由于李以庄老师的访谈完成于1978年至1982年，且以繁体记录，口语、俚语居多，因此，我们还通过联系当地人，从方言（如粤语、客家话）理解当时当地语境，梳理文句，将不同理解以编者注的形式说明。编辑过程也需与正史记载相核对，这获得了广州市东江纵队研究会的大力支持。最后成书约六十万字，分上下两篇、八个章节。上篇围绕战争和战斗经历，从面到点，先是尹林平和杨康华两位领导对东江纵队发展历史的归纳和战斗总结；然后是各部队将士回忆战斗经历；接着是对典型人物、战斗英雄刘黑仔（刘锦进）的回忆；下篇主要是非武装斗争工作，如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及情报、宣传、交通等。
抗日战争历史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成的重要集体记忆。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疾病医药、性别观念等着手，能帮助我们以贴近当代生活的方式理解抗日战争。东江纵队的口述史再现了广东东江地区民众共同抗战的集体记忆，历史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广州增城等地的抗日活动，互为犄角，共同抗战。这也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香港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地方历史，而是在地理和文化上与珠三角连成一片。
（作者：郑婉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