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法宝。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党的三大法宝，将华南敌后战场发展为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领导华南抗战在曲折中走向胜利，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独特的重要贡献。
建立多层次抗日统一战线
凝聚全民抗战磅礴力量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广东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运用各种有利条件，在国民党军队、抗日将领、地方实力派、进步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以及盟军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抗日统战工作，为全面抗战凝聚磅礴力量。
图片来自“铭记历史 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抗战的光辉历程”专题展
（一）利用国民党广东当局内部矛盾，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广东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当局内部矛盾，注意争取上层人物，通过多种渠道同他们保持联系和接触，尤其是将余汉谋和张发奎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开展上层统战工作。1937年11月初，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与余汉谋谈判协商，取得余汉谋等同意，于1938年1月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积极开展以支持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并推动其进步为中心的上层统战工作，动员、布置800名青年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协助开展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在前两次粤北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在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特别支部，团结、支持张发奎坚持抗战，并协助广东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和文化、宣传活动。通过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既团结争取国民党将领坚持抗战，增强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抵抗，又争取公开合法地位，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一定的保护。
（二）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强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华侨、港澳同胞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华侨、港澳同胞支持和参加抗战，是华南抗战的特点和有利条件之一。广东党组织始终很重视在华侨、港澳同胞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共“南临委”、香港市工委、香港市委、香港海员工委和“南委”，都以香港为基地，做团结争取华侨、港澳同胞的工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更致力于动员和推动华侨、港澳同胞支持和参加中国抗战。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政治条件，创办《华侨通讯》《华商报》等进步刊物，向华侨、港澳同胞宣传抗日，动员华侨、港澳同胞以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组织华侨、港澳青年回来参战，接收、转运他们捐助的款项、物资、药品，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在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救亡运动，以各种形式支持、参加祖国抗战，尤其是许多华侨、港澳青年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光辉篇章。通过加强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汇集成爱国洪流，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1938年在广州的部分文化人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图片来自“铭记历史 砥砺奋进”专题展
（三）利用华南相对安全开明的社会环境，加强对进步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平、津、沪、宁等文化精英聚集的大都市迅速沦陷，而华南地区的广州、香港相对安全自由，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汇集于此。广东党组织利用影响和掌握广州的主要文化社团、报纸、杂志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文化机构，组织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开辟抗战文化阵地。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广州重现革命策源地的文化风采，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除武汉以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广州沦陷后，韶关成为广东战时省会，机关、学校林立，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沦陷后，又有一批文化人士转移至此）。为加强对粤北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广东省委成立粤北地区党的文化小组，后又成立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创办《新华南》。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文化界人士，开辟和占领文化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活动，使落后的山城曲江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香港后，香港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做好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创办《华商报》、成立党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占领和开辟香港文化阵地。在香港党组织的推动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下，战时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为文化城市，甚至成为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和“中国的新文化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具体组织实施秘密大营救，及时帮助进步文化人士从虎口脱险，形成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关系。通过加强对进步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抗战文化宣传深入人心，并使广大民众增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四）利用地处盟军与日军作战前沿地带的地理优势，加强对盟军的国际统战工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来看，广东是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衔接地带，可以为盟军对日作战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加强与盟军的合作，这主要体现在营救盟国人员和开展情报合作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由黄作梅任组长，与英军服务团展开合作。从1942年8月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和东江游击队其他成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各种困难，从集中营等处营救出大批英军官兵及各国侨民，赢得了英方的衷心感谢。东江纵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任命袁庚为处长，主管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并负责与美军相关人员联络，及时向美军提供大量富有价值的情报，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美方的高度评价。通过与盟军的合作，华南抗日游击队不仅蜚声国内，而且扬名国际。
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淬炼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强调：正规战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广东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在敌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对日、伪、顽军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持续消耗日军实力，打破了日军将华南作为其深入中国内陆腹地和“南进”后方基地的图谋，支持了全国抗战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行动。
（一）积极发展壮大抗日武装。日军进攻广东后，广东党组织即加紧创建抗日武装，先后在东江、琼崖、珠江三角洲等地，创建了由党领导的、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东江，由曾生任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均使用了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与此同时，在海南岛，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后扩编为独立总队。在珠江三角洲，成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顺德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后来这些抗日武装名称、番号几经变更，一直以民众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但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持久抗战。1943年12月2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华南其他抗日纵队也相继发表成立宣言，作出同样的宣示。华南抗日纵队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攻坚克难，成为“解放广东人民鲜明的革命旗帜”和“支持华南敌后战场一支最坚强的力量”。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肯定，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二）大力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要坚持持久抗战，就必须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是互相依存的，没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因此，加强根据地建设，是党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一环。坚持团结抗日，实行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广泛动员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支持持久抗战。1944年7月，成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至抗战后期，东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430万人以上；在琼崖抗日根据地，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管辖的人口在100万人以上，占全岛人口将近一半，发展为实际上的全岛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加强财政经济、宣传出版工作，大力发展生产，积极改善民生，努力将根据地建设成为坚固的抗日民主阵地。
（三）创新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立后，一直勇敢战斗在对日抗战的最前线，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日、伪军，逐渐成为坚持华南抗战、支撑华南敌后战场的主力。1939年11月，第二大队挺进南头（宝安县城）外围，实行包围封锁，迫使敌军从海上逃走，实现广东抗战以来第一次收复县城。1941年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各一部在地方抗日自卫队配合之下，歼灭大量来犯的日、伪军，取得了被日军称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游击队挺进港九，成立港九大队（东江纵队成立后，改为港九独立大队），创造性地开展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扰乱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的统治秩序，破坏日军运输线。面对日、伪、顽夹击的严峻形势，广东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依靠人民群众，领导敌后军民英勇开展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打击反共顽固势力，最终度过了敌后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实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全面发展，在持久抗战中积蓄了反攻力量。1945年8月，广东区党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抗日纵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集中力量，展开全面反攻，切断交通，包围敌人的据点，解除敌、伪军的武装和收缴其物资，收复沦陷区，扩大解放区。
高度重视党的建设
在抗战烽火中锻造坚强党组织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广东党组织着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对敌残酷斗争中经受住生死考验，成为人民群众救亡图存的主心骨。
（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广东党组织虽然在空间上距离地处陕北延安的党中央较远，但始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确保政治方向不偏离。1937年9月，受党中央委派，张文彬抵达广东后，根据洛川会议精神，着手整顿党组织，妥善处理党内矛盾，加强党对华南抗日运动的领导。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广东省委迅速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分析广东抗战形势，确定党组织任务，转移工作重点，为将来在华南战场的战略反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做好准备。1945年6月党的七大闭幕后，广东省临委及时在罗浮山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党的七大精神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决定成立“广东区党委”，明确“准备力量，配合盟军反攻，解放广东人民，建设华南新局面”的工作总任务，为夺取华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功能作用。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的错误，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不断遭到破坏，到1934年9月，省级领导机关被迫停止活动。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恢复和重建广东党组织，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936年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重新建立中断两年的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关。1938年4月18日，经党中央和长江局批准，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委成立后，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派巡视员到各地帮助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广州沦陷后，省委明确要求将建党工作的重点从城市向全省各地分别展开，迅速建立和健全各地特委机关。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时局发生逆转，广东党组织再次面临困境，被迫进行机构调整。为避免某一地区党组织遭破坏时，牵连其他地区的组织，决定将广东党组织分成几个互不统属的系统。1944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广东省临委决定全面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并与潮梅地区、南路地区、琼崖地区的党组织取得联系，陆续恢复和健全各级领导机构，广东党组织又获得了一次新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广东共产党员人数发展到2.7万人，党的组织得到全面加强，为华南人民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回望华南人民抗战，从全民族抗战初期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到“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后国统区党组织“一律分散暂时停止活动”，再到1945年罗浮山会议后党的组织活动再次全面恢复，广东党组织更加深刻认识到：“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942-1944年，广东党组织在艰苦斗争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共产党员自觉做群众的模范，加强党性锻炼，培养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团结，努力学习，切实做好民众工作。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并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成为华南人民抗战最可靠的主心骨。
历史表明，广东党组织始终坚持和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法宝”，赢得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侨华人的衷心拥护，成为华南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华南敌后抗战拖延日军进攻内陆腹地行动计划、打乱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图谋、坚持军事抗战与文化抗战同步推进、利用特殊地缘优势打通海外侨胞支援全国抗战通道，充分彰显出党的三大法宝理论的强大生命力，鲜活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独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社会谋和平的责任担当。
（作者尹德慈，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何飞彪，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博士）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