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8年10月21日，日寇入城，中山大学师生背井离乡，数易其址，终在坪石等地赓续薪火。值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影片《坪石先生》正在热映，再现当年弦歌不辍之景。借此文，让我们重温中大师生血火护文的家国情怀，致敬永不磨灭的民族脊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同年8月开始，日军对广州进行了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并“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
迭遭轰炸 托足何方？
被称“抗日大本营”的国立中山大学在空袭中遭受巨大损失。学校石牌校本部和文明路校区均屡遭轰炸，校舍被毁、设备损失、人员伤亡。
《国立中山大学受敌机投弹调查表》（《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8年9月5日）
1937年8月31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广州时，国立中山大学有5处被炸。图为中大校园受袭后的一处被炸场景。
1938年6月5日上午，日机在中大文明路校园投下炸弹，文学院一学生和一名路人被当场炸死，另有多人受伤、多处建筑被毁。图为摄于6月6日文明路中大附属中学防空壕被炸情形。
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均已择址迁移，南下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已在长沙组建完成时，中山大学却因经费缺乏、校内意见不一，以及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以“免得动摇人心”为由，被制止学校搬迁。
在迭遭摧毁的情势下，为保全重要文化器物，学校将部分重要图书、仪器共三百五十箱暂移九龙货仓存放。
邹鲁谈陈立夫制止学校搬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6年版）
1938年5月6日国立中山大学关于重要图书仪器迁运九龙货仓存放等情公函（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1938年6月16日，中山大学再次就搬迁事宜呈报教育部，并提出迁校的三个选择方案。6、7月间校长邹鲁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往复公函讨论，迁址问题仍悬而未决，更险被肢解。
校长邹鲁向陈立夫部长请示学校迁校选址有三：
（一）迁地是否限为广东境内？因去年雪艇（王世杰——引者注）先生有此主张。
（二）可否迁入邻省之滇桂？如清华等校。
（三）可否迁入租界地（九龙之类）？如岭南、交通等校。
兹就以上三点，就所见供其材料以备采择。
就（一）点言，最好不过之事，但目前情形而论，广东东、北二江皆为敌机每日所威迫，等于广州绝对不能迁之，故觅地只有在西江。西江各地现可利用之房舍，目前已为他机关所用，进一步言，广东有事，西江不能独安，是迁等于不迁。
就（二）点言，滇则绝对安全，但路远费多，员生皆发生问题。（因中大学生多粤籍，而中大费用又至廉，万一他迁而广东经此次狂炸，生计荡然，若出更大费用将生问题。）桂较滇为便，但房舍不易觅，而敌机仍有威迫之虞。盖若迁桂决不能在都会，因（一）无房舍，（二）近年事，机关诸多不便，势必择近公路而就都会之地，则敌机等来袭时，亦生困难。迁滇桂则重大仪器不能迁，学生亦必减少甚多。
就（三）点言，则安全及员生、经费皆较为便（因其与粤地情形等，故员生可照常，仪器等移动为便），然托庇他人是否可行，此最为重要问题。
陈立夫坚决不同意迁往租界地，又认为会集多数大学于云南省一地，不合理。故“决定中大以一部迁桂（如农学院可迁柳州，南宁亦有相当房舍可供应用），以一部留粤”，“至详细办法，仍请酌量实际情形，拟具计划，报部备查”。
到1938年9月新学期开始，中山大学迁校问题，仍无定决，只能公告“按校历在原址开课”。
《国立中山大学按校历在原址开课》（香港《文汇报》1938年9月2日）
日寇临城，急走罗定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华南战役打响。10月13日，淡水沦陷；15日惠州沦陷；16日博罗沦陷，日军直指增城、广州。
“因时局紧张，亟须迁校，以策安全”。1938年10月17日，学校紧急拟定迁校程序举要。校长邹鲁电告教育部，“现加紧准备将重要图书仪器文件迁移罗定”。10月18日，学校公告迁往罗定的交通安排、搬迁时间、秩序要求与押运办法等；10月19日开始动迁工作；10月20日，教育部发来“准迁罗定”的电文。同日，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要员，乘汽车离校前往罗定。最后一批教职员工押运图书、仪器乘船离开广州是10月21日。这一天正是广州沦陷日。
萧隽英《国立中山大学西迁纪实》(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1939年3月10日，时任教务长萧隽英撰《国立中山大学西迁纪实》，其中记录着1938年10月19日后中大员生仓促搬离、最后一批教职员更于21日才离开广州的紧急情况。
1938年11月18日，就新生入学报到地点及开学时间等问题，学校函电教育部，明确提出：“罗定地点尚非适宜”办学，“拟另择桂省龙州百色等地或滇省昆明等地上课”。并告知“已分别派员踏勘路程”。故开课时间需待校址确定后再宣布。
邹鲁汇报勘定校址开课与广告录取名单的代电（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罗定学宫，大殿两侧房屋曾为中大学生校舍。中山大学选定的校舍分散，无法容纳中大员生及眷属，且地方汇兑不便。
正当学校为迁校焦虑不已时，部派会计主任盛礼约于1938年11月4日向教育部报告中大迁罗定情形，并对校领导和主要教授做出评论，还贡献“肢解”中大的提议：中大医学院“宜与同济合并”，因“同属德日派”；理学院“可与浙大归并，改设一国立理学院”；农学院有邓植仪、张农等热心事业，则建议“浙大农院可并入中大农院”；附中“素空洞”，“宜即裁撤”。还认为研究院“亦空洞”，“仅教育研究所及农林植物研究所尚有成绩”，“职员工警可即令饬疏散，以节糜费”。
教育部摘列盛礼约报告有关“肢解”中大提议的便笺（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教育部对盛礼约报告的回复是：“各大学历史不同，精神亦异”。“盛君来信所述，虽颇切当，似难执行”，终未同意“肢解”中大的提议。
托足无方，幸得滇澄接纳
1938年11月22日，学校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月底开始搬迁至广西龙州，并择定附近宁明、上金、凭祥等地为校址。
1938年11月22日学校临时会议纪录（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迁往龙州途中，学校留港登记处接教育部及校方电称，“学校已奉命迁往广西龙州，现又接该校当局急电，谓环境关系，决改迁云南，并令通知留港员生勿往龙州”。
1938年12月18日《申报》报道“中山大学改变计划 决迁云南”
为学校迁滇事宜，邹鲁校长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请求支持。龙云回复：“中山大学迁滇无任欢迎，惟刻间昆明附近各县拥挤异常，无隙可容，至外县有无地址可资适用，尚不甚明了。一切情形，俟邓孝慈君见面时再为商定电复”。随后，经吴信达和邓孝慈等人勘察，及与各方商洽，邹鲁校长于1938年12月29日致电龙云主席，“敬祈即赐指定澄江为敝校地址，以免生员失所”。龙云同意，并于1939年1月7日训令澄江县长予以协助。
邓孝慈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时留影
云南省政府关于协助中山大学迁移澄江县的训令（云南省档案馆藏）
当时澄江县境约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及七万，县城人口更不足万人之数。相较之下，“中大规模宏大，所需校舍甚多”。
澄江县城远眺图
学校只能向澄江县商请租借空闲寺庙房宇、公共场所等为基本用房，各院部分散县城内外，另自行搭建简易房屋。因大型仪器无法运至澄江，机械工场、土壤实验室等只能随仪器设于呈贡。
1939年1月24日国立中山大学向澄江县商请租借庙宇所附表单（云南省档案馆藏）
“寺庙作宿舍，观音不羞同居，架床成卧铺，关帝欣然相伴；棚屋为课室，铺板成桌，立砖作凳，虽无石牌原校址富丽堂皇，但古朴清雅，无损研读旨趣。况复柏林，席地可写可算，麦稻葳葳，闲步有香又韵。观音寺里，涛惊化学好梦，古泮宫中，迎解严师难题，条件虽苦，益发身心勤奋，未忘工业救国。”——工学院学子诗作
惜别澄江，烽火逆行
1939年下半年后，澄江物价腾贵，而师生的薪资、补助不足，造成生活成本剧增。
1939年12月21日，学校向教育部请增拨经费，并附呈澄江物价指数表以说明师生的日用品、教学必需品物价高昂，生活压迫。
中山大学呈报教育部之澄江县物价指数表（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1940年以来，校园不靖，风潮频作，且校内外渐起搬迁之声。
1940年3月，广东省政府李汉魂主席以中大等高等院校迁离粤省后，省内有“文化窒息”之象、学生难求深造，函告教育部拟合并原有几所学院设一国立学校。教育部未同意，而更催促中大等大学迁回粤省。
1940年4月2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回复李汉魂主席关于增设国立大学计划意见，认为“不必另行改组扩张、增设大学”，而必要时，可令中山大学“设置分校”。李济深、陈伯南、朱家骅等亦致电李主席，同意中大在粤北设一分校招收一年级生、迁回二三个学院。
教育部函复粤省不必增设大学等事宜（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1940年4月10日，中山大学学生仲静瑜等二百余人向教育部条陈校政腐败等情况，请将学校迁往四川。5月4日，教育部表示“应毋庸议”。校内学生还开展迁址意向调查，“研、理、工院多主迁川，余各院多主迁粤”。
此间，在重庆养病的校长邹鲁，突向教育部请辞。教育部准予“给假调养”，并于1940年4月任命许崇清代理中山大学校长。许代校长受命后，悉心研讨校内情形，认为“急须解决者，厥为经费及迁校二事”，并于6月12日向教育部呈折，详陈迁校的必要性、推翻分部分迁移方案，坚持全部迁移回粤。
1940年7月初，日军策划从越南进攻云南，滇省局势告急。许崇清代校长于7月1日到校视事后，即于3日接教育部密电，令中山大学“全部迁移”。学校在许代校长主持下回迁抗战前线——粤北、湘南。
教育部关于中山大学迁校的密电（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1940年7月3日，教育部发密电，令国立中山大学全部搬迁回粤，所需费用约可由中央政府补助一半，其他迁建费约二十万请广东省政府拨发。
经过一轮“车马劳瘁，往复察勘”，学校于1940年12月始“大致就绪”、校址卒定、分散于粤湘两省三县：农学院在宜章栗源堡、工学院在三星坪新村、理学院在塘口、师范学院在管埠、文学院在清洞、研究院在铜锣坵、医学院在乐昌城外、先修班及校本部在坪石镇、法学院在武阳司。
学校日报刊载《本校概况纪要》，说明“迁校状况”“新校址筹备情形”等。（《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0年12月24日）
除各部院地址分散，房舍亦不敷使用，学校只能自建房舍。现存多幅建筑设计图出自工学院教授虞炳烈之手，因地制宜，请当地农民利用地方的杉木、竹竿等，以杉树皮做屋顶、竹片做墙壁，做成“竹织批荡”的棚屋。
1944年李约瑟所摄坪石乐昌国立中山大学校舍，房舍为“竹织批荡”的树皮屋顶，竹片围墙的棚屋
粤北告急，再次烽火迁行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一号作战”。6月长沙失守，8月衡阳沦陷，粤汉铁路全线告急。12月日军进军贵州独山受挫后回师桂林，扬言于元旦进攻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曲江，中山大学大部所在的坪石再次告急。1945年1月16日，湖南宜章栗源堡首先开枪，学校各院部仓促迁徙，分散到梅县、连县、仁化三地办学。
1945年1月19日，李汉魂将接济中大等情形急电知教育部（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1945年1月，湘粤边境军事告急，教育部长朱家骅电请李汉魂主席关照中山大学紧急应变。19日，李汉魂发特急电告知朱家骅相关军事情况，以及接济中大情形。
由于战事发展迅猛，中大教职员生仓促逃避，物品、仪器损失惨重。更有不少师生直接遭遇日军，被掳被害，然都始终保持民族气节。
《汕报》1945年1月27日报道《敌寇进犯坪石 中大损失重大》
1945年2月12日，李汉魂致电教育部，说明救助中大员生情形，“分派干员前赴战地抢救员生出险”，在曲江、仁化等八处设救济收容站，无法收容更多人员，“其有家可归者资助返乡”。疏散的员生，由邓植仪教务长、金曾澄校长各领一部避于连县、龙川。校长召集各院长于龙川“筹商复校及目前救济事宜”。
1945年2月14日，广东省府委员郑丰、朱学贤自兴宁向教育部朱家骅部长急电汇报中大员生疏迁情形：“事起仓卒，不及搬迁，员生星散，图书仪器公物尽失”，更甚者，“员生衣物尽失，待救甚急。乞速示善后办法”。
坪石沦陷后，工学院卫梓松教授因病未能走避、滞留校舍。3月初，日人三井欲请其出任粤汉铁路。卫教授受敌威胁不屈，为保持民族气节，3月20日于校舍中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殉难。
卫梓松
至3月份，中山大学复课、校址告定：校本部设兴宁附城，理、工学院设兴宁，农学院设在五华，文、医两学院及先修班设梅县，法学院设蕉岭，研究院、师范学院及附中设龙川。
即便有址复课，校内师生需借款、借粮，以勉强维持生活。连县分教处教职员更自二月以后分文未领，赖典卖衣物以资维系。
抗战胜利，复员回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终取得最后胜利。是月24日，校长金曾澄即呈教育部，请核准复员等。9月成立复员计划委员会。10月，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迎来期盼已久的胜利复员。
金曾澄致函教育部，请核准复员并速拨迁移费（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藏）
1945年8月24日，校长金曾澄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商讨师范学院改制事宜，并表达教职员生自得知日本投降后，复员心切，一俟部令下达，即可启程回穗。
9月10日，中山大学即向教育部呈报复员计划委员会简章，积极筹备复员事宜。
至10月2日，中山大学通知各院部：迁校日期已定、梅县校本部将于5日停止办公，待返抵广州后再恢复。
自1938年10月21日，即日寇入城当天，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搬离广州，到复员返回广州，整整七个春秋。这是中山大学校史上最苦难的七年，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苦难的具象表达，更是教职员工接受战火淬炼，与国族同呼吸共命运，奋力赓续中华民族文脉的见证。它已经沉淀为中山大学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
文 | 黄晓玲
来源：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