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雷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家喻户晓的古诗名句，钩沉起大唐由盛转衰之际的冰山一角。无论是杜牧的《过华清宫》，还是清代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都将“岭南荔枝进长安”加以具象化，成为对“江山美人”的一种指涉与讽喻。
近年来，在许多戏曲、文学、影视作品中，“一骑红尘”的故事往往被简化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旷世之恋”。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却对这个主题作了当代化处理，专注于底层官吏李善德从岭南极限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任务，带出一整个古代“官场现形记”。大鹏导演的电影版，携2023年末他主演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之余波，再现大唐“打工人”反抗不公命运，而唐明皇与贵妃的形象被虚化为背景。至此，“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从最初的针砭时弊，蜕变为关乎个人命运与身处环境的深刻寓言。
这部时长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版，延续了大鹏导演一以贯之的风格，既在商业类型架构中注入洞悉世事的幽默感，又在叙事行进中充分赋予角色以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既为导演自身的作品序列增添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亦在中国电影商业片探索上提供了相当可贵的思路。
影片以李善德（大鹏饰）的第一人称旁白展开叙事，从一开始就道出了主人公作为正直的底层官员遭同僚排挤、被上司算计的不公处境。影片通过精准、高效的镜头语言，接力赛一般描绘了奸诈的上司、狡猾的宦官鱼朝恩、充满现代女性气质的李夫人郑玉婷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观众很容易被带进类似《年会不能停！》的叙事期待：李善德如何战胜艰难险阻完成任务？能否开启“整顿职场”的“爽剧”模式？而这种期待也成为影片的核心叙事推动力。
无论是马伯庸的小说还是电影的呈现，都将彼时岭南与长安的地理距离与运输方式作为叙事张力之一环。李善德在规定期限内，不断根据广东地理特点、荔枝成长周期及各种当时可行的保鲜方式及交通条件，反复进行推演、优化，并最终亲身上阵护送荔枝返京。这一系列过程，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之旅”裹挟在人物不断逆袭的命运之中，伴随着李善德在岭南的具体见闻及其与商人苏谅之间的友情，影片叙事中承载的人文地理与历史细节也不断得以丰富，令“传送荔枝”的动作于扣人心弦之外，更引发观众对“意在言外”的深层思考。
而这正是《长安的荔枝》所欲达成的言志之处——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李善德甚至如伍子胥一般“一夜白头”，他冲破重重障碍，终于将荔枝送到贵妃面前，角色的弧光至此已经悲壮地完整了。然而，荔枝在贵妃手指间只是轻轻一触，与满桌奇珍异果一道，顿时化为“盛唐危机”的缩影。
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之外，《长安的荔枝》也没有忽略对组成历史的具体的人与时代样貌的还原，尤其是对岭南风物的书写。透过对荔枝的种植、采摘、历史渊源、成长环境及运输技术等全方位的展示，影片让习惯了一切生活便利的今人得以直观感知杜牧诗句中的原初语境，以及昔日的普罗众生是如何千辛万苦地推动历史进程的。在以阿僮为代表的荔农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勉、智慧的传统美德，更彰显出岭南人的血性与柔情。李善德最后远离朝廷纷争、退隐岭南，亦是这种“可进可退”的文化个性的艺术化再现。放大了看，岭南文化中的奋发有为、英雄意气与宽广胸怀，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是全球华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脉。
无独有偶，同期上映的《南京照相馆》深度刻画了生死关头南京城里的人民的心灵选择，以及南京以怎样的姿态包容并激励了来自不同故乡的主人公奋起抗争，在展现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上，与《长安的荔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旨趣，有望成为未来探索和塑造中国电影美学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讲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