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瑾瑜
自古以来，潮汕书院与潮汕传统文化关系密切，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与佛、道文化既抗衡，又吸取，长期“共处”，融合了三家文化，形成自身特色，推动潮汕学术学派的进程与社会文化传播，促进潮汕传统文化的发展。这几乎反映了潮汕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走向。
潮汕书院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阵地
潮汕书院虽有内涵、性质、功能的差别，但不同类型的书院都具有其不同的传播儒家思想的特色。
尊崇理学的官办书院
潮汕书院制度的实施，始于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 年），朝廷大力褒奖宣讲理学的书院。潮地于淳祐三年（1243 年）创办了第一所州级的官学——韩山书院。此后，潮汕各县书院城南书院、宗山书院、龙首书院、榕江书院、昆岗书院、文明书院、景韩书院、琴峰书院先后创办。韩山及各县书院在潮地官学即庙学（儒学）不振的情况下，潮州（府）长官知州（府尊）及辖属县令呈请朝廷认可，宋明等王朝颁赐经书、拨学田、任教官等手段将书院置于国家的管理、监控之下，创办了州（府）、县两级的书院。其时，韩山书院与各县 官办书院如庙学一样，既建有儒家经典的学舍，设立供祀孔子及其高徒的庙宇，与州学、县学并行不悖；又采用和州（府）学、县学类似的课程及考试制度，传播儒家思想。
潮汕祭祀为主的祠庙（生祠）书院
这类书院是纪念先贤大师或在潮为官有所建树，对潮地有特别造诣于士民而建造的书院，如元公书院、义安书院等。潮州知州周梅叟为纪念其先祖——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 年）创办元公书院。北宋熙宁四年（1071 年），周敦颐以广东转运使身份巡历至潮州，留有《题大颠堂》一诗，故潮汕也是这位先贤过化之地。178 年后，他的后人周梅叟任职于潮。此时各地争办书院，出现宣扬理学的大好形势，周梅叟为其先祖建祠致祭，设书院教养生徒，传播理学。宝祐二年（1254 年）前后，因书院里的祠堂太狭，又逼近署衙，容纳不下祭祀行礼的师生，知州陈炜对书院（祠堂）进行拓宽，更大地加强理学的传播影响。宋元交替，战火燃烧潮州的庙学与韩山书院，唯独元公书院逃过厄运，奇迹般保存下来。在元初潮汕庙宇尚未恢复之时，元公书院就暂时充当地方的庙学，承担起潮州路学的职能。此外，还有明弘治、正德年间，地方士民为纪念海阳县知县金谧建功于海阳而建造的义安书院；以及嘉靖十二年（1533 年）为纪念海阳教谕陈察对海阳县教育事业有贡献而建立 虞山书院。这类书院都是传播正统的儒家思想。
学派的书院
明代，潮州府士大夫讲学的书院有北山精舍、玉林书院、中离书院和南溪精舍等。王阳明学说传入潮州府，潮州王门学派士子毅斋在潮州郡城之金山建北山精舍；杨骥在韩江东岸的东津乡建玉林书院；明解元林昕子继业在揭阳县城南建南溪精舍，薛侃、杨骥、吴继乔、杨惟执、陈诸贤曾多次在此讲学。如此，各精舍、书院为弘扬王阳明学说盛况颇大。特别是建在桑浦山梅林湖的中离书院。嘉靖三年至五年（1524—1526 年），薛侃以丁母忧庐墓山中，日与士子讲学不辍。潮籍学者绅衿陈明德、成子学、黄国卿、郭维藩、林光祖、杨惟执、杨日赞等也常趋中离书院讲学。其盛况是“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会文考德”。晨昏二十四敲钟，响彻前峰并后峰。峰前峰后诸学士，已闻与未闻同。这是中离书院讲学道场的盛况。
潮汕书院与潮汕佛道的抗衡和斗争
书院与佛道的挑战
潮地自隋唐北宋以来，由于朝廷对佛道的保护和崇尚，佛道势力发展时时对儒家文化和教育构成威胁。唐大历年间居潮阳西岩传法，“深契南宗之旨”“精持戒律”的惠照和尚及其弟子赫赫有名的大颠、惟俨都和儒家要人交往颇深，且惟俨后来成为南宗有名禅师，对儒家学说影响很大，宋吕大临曾称“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唐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的事故，陆九渊曾有这样的呼叹：“韩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道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逆与儒学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乡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乡之者则佛老等，以其而收罗天下之英杰者，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潮地不仅平民百姓，而且连作为天下之英杰的唐朝潮州刺史唐临，在潮为官落籍潮阳的洪圭、明海阳籍入阁的盛端明、清初澄海籍潮州总兵许龙等士大夫亦被佛道所吸引。
潮地理学的酝酿预示着儒学重振新阶段的开始。宋揭阳人郑国翰，绍兴十八年（1148 年）进士，与朱熹同年。后来郑国翰还乡，在揭阳蓝田飞泉岭讲学。朱熹来游还为他大书“落汉鸣泉”四字，这摩崖旧迹犹在。还有潮阳人郑南升、揭阳人郭叔方两人在学术上有很大造诣，其特点：一是强调躬身实践功夫，二是推动“礼”教。他们都从事私学教育，立学馆，招徒授业，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群书，互相琢磨，自由研究，以力辟佛老为己任。他们认为，“夫仁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兴，人伦所由正”。他们指出“佛老之徒滥于潮州， 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的祸害，敲醒沉于梦幻之中的人们，极力推崇儒家社义而非议各家。他们在讲学中指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礼之道，万事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从潮汕儒学发展的特点来看，唐时形成的丰富的佛家哲学思想为后来排斥佛老的理学家创立新学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但禅师在潮地的盛行，影响极深，潮地士子、生员的知识阶层也多出入于释老，所以潮地理学家站在儒 家的正统立场上，必然要反对佛老思想。鉴于以往儒家文化衰微，佛老影响增大的教训，他们又力图通过建立一种新颖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自我完善。陆九渊曾说：“近日学者无师法，往往被邪说所惑，异端能惑人，自吾儒败绩，故能入……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孙败坏父祖家风，故释老却倒来点检你……今之攻异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点检，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潮地儒家要摆脱困境，唯有自强，于是他们便通过大办教育事业来宣扬这种新体系，复兴儒家文化，回答佛老的挑战。这就是潮地理学家积极创 办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潮地儒家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
儒、佛、道之争与学院
从宋至清这近千年的时间里，潮地儒家创办书院同佛老抗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宣扬儒学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观，整顿士习民风。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潮地自宋儒崇尚传播新儒学——理学后，儒家思想虽然在潮地士大夫的社会观和伦理观上得到了复兴，但是潮地士大夫的僧道化，一般民众对佛道的广泛信仰，始终是理学家心中萦绕的问题。正如朱熹所讲：“盖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传，世俗所谓儒者之学，内则局于章句文词之习，外则杂于老子释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这便是“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跻于三代之盛”的原因。在朱熹看来，“自谓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圣人（指孔子）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重于世”。同时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使人“始乎为士，始乎为圣人”，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在社会中提高其道德修养。如果仅仅是为个人的修养德行，而不能明德于天下，对社会何益。他指出，教育不能“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而人类的基本关系就在五伦，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应以明人伦为本，整个社会伦理纲常的重建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包括对佛老思想的抵制亦应从学校教育开始。这是因 为，士为四民之首，他们的一言一行尤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关注和效仿。因此朱熹认为古昔圣贤“择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学校，而联之以师儒，开之以诗书，而成之以礼乐”的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己及人”。潮地的韩山书院、元公书院以及后来创办的海阳、潮阳、揭阳、饶平等各县书院都以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立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程序为学规，作为各书院教条，并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要目和办学之序，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和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强烈反 对佛老出世无能但欲眠的人生态度。这一学规，为南南宋至元、明、清的潮地大多数书院和官学所共同遵循，使儒学教育又得以引导士人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的价值，挫败了潮地佛道教育对潮地儒家教育的挑战和威胁。儒家文化的新表现形式——理学，不仅成为潮地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意志，也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民众文化意识，这与南宋潮地理学学者借书院为宣传阵地，进行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在潮地文化史上，士大夫是代表整个社会心理的阶层，它对于舆论、思想、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2）创办书院抵消寺庙道观的影响。
唐宋，寺庙道观遍布潮地，不光布于名山大川，甚至于穷乡僻壤，民间信仰普遍趋于佛道。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较为崇奉佛教，因而潮地佛教有很大的发展。两宋时期，潮地新创寺院 38 座，加上原有的 11 座和南宋绍熙二年（1191 年）以后，为配合驿道管理所特建的一批铺（驿）庵，两宋 300 余年，潮地至少有 60 座以上的寺院在运作。而新建寺院的大部分地处海、潮二县，主要分布于人口密集的县城近郊、集市、村落及主要交通线上。
寺院规模较大的有府城的开元寺和潮阳的灵山寺。它们都肇始于唐。开元寺的创建既得自于唐封建国家的统一政令，随后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又是千秋节指定的祝寿之寺，其在唐代规模一定非小。入宋后，开元寺扩建、重修，成为这里首屈一指的大寺院。
灵山寺规模是“缭垣四百丈，周室百余间”，也很可观，但比之开元寺，还是略逊一筹。
此时期还有一批中等规模的寺院，如地处潮州郡地的广法寺、广孝寺、静乐禅院、海阳资福禅院、潮阳治平寺及揭阳双峰寺等。它们虽小于开元、灵山等大寺院，但却大于这里的其他寺院。
佛道寺庙宫观的增多，在经济上给儒家教育的发展带来限制，因为消耗大量金钱和人力去营建庙宇宫观必要减小发展儒家教育的经费。宋代潮地只建有州学一所，海阳儒学、揭阳儒学、潮阳儒学各一所，共 4 所，以“学校一郡一邑仅一置焉”。以及韩山书院、元公书院、金山书舍 3 所。这与寺院、宫观相比，从数量到建筑真是天渊之别。
佛老势力的增长刺激了一部分潮地儒者振兴儒学的激情，他们鉴于官学发展的限制和内部腐败，私人创办复兴书院，以抗衡、取代佛道寺庙宫观。例如，宋咸淳四年（1268 年）地方进士胡申甫创办的私立书院，名为京山书舍或名为京山书院。书院格局严整，规模浩大，配置齐全，丝毫不比官办书院逊色，被举为“南州奇观”。明正德年间，杨骥、杨鸾兄弟创办金山玉华书院、中离书院，薛侃其弟薛侨，侄宗铠在桑浦山麓修辟的岩洞书院。明解元林昕子继业建的南溪精舍等。无奈事与愿违，佛老的寺庙宫观数量仍远大于书院，虽亦同样经历兴废又多能东山再起，香火不断而书院则兴难废易。
书院与寺院宫观的关系
潮汕书院与潮地佛道的斗争在书院与寺院宫观的关系上，表现为两个方面。
（1）寺院宫观与书院互为占用。
潮汕书院的选址，由于书院继承了士大夫隐居山林读书的传统，也吸收了佛道清静潜修、在山林名胜之地建设寺庙宫观的经验，大多建在景色优美、环境优雅之处。潮地的儒者频繁活动的地点与潮地的僧道活动地点多有接近甚至重合。韩山书院创建于潮州韩山、潮阳东山书院建于潮阳东山、揭阳宝峰书院建于揭阳登岗山、琴峰书院建于饶平三饶古城琴峰山东南麓、莲花峰书院建于潮阳海门莲花峰东侧的山坡上、冠山书院建于澄海神山脚下北侧。这些地方都是清静山林，僧道经常活动的地方。到了元、明尤其是清代，由于教育较普及，并受科举与官学化的影响，书院的选址才逐渐走向交通发达、人口密集的城镇，很多建在县、府治所内，且仍择风景名胜之地。而这些地方，也大都是寺观所在之地。在潮州府及所属各县的地方志书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书院在寺观的西、东侧或后面等记载，甚至还有直接从寺院出入的。如莲峰书院，原是忠贤祠，扩建书院后用围墙与忠贤祠连接起来，把两者合为一体，书院、祠庙同门出入。
由于选址相近，加上书院建筑与寺观建筑内部构造功能类似，这就使寺观与书院互相占用成为可能。通常寺观改书院，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发起，用行政命令强制实施。这样做，一来是为辟佛，二来寺观田产随之为书院田产也可解决书院教育经费的困难。而书院改寺院，则多由僧道因书院的衰落或得到官员默许而操办的，很少由官员出面。根据潮州府志及所属各县志反映，潮地以寺观改书院为多。有的是儒士先借佛老宝地读书授徒，宋儒卢侗在潮州金山古寺，明林大钦、翁万达、薛侃、薛侨、薛宗铠在桑浦山古刹聚徒讲学等，再由后人在此建金山书院、中离书院。有的是祠宇庙阁改为书院：明崇祯年间普宁知县杨大行在普宁山冈上构筑大昌阁，后被台风所毁，清乾隆八年（1743 年）知县肖麟趾就其故址建立昆岗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原是道士陈俊庵于唐咸亨二年（671 年）建的东崭庙，明隆庆六年（1572 年）知县黄一宠就东崭庙旧址改建为韩祠，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知县唐文藻修缮，并增建厢房 60 余间，为生童肄业之所，始称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也是在龙潭寺基础上发展为教育机构。明万历十二年（1584 年）潮州府同知，兼代理澄海知县的何敢复在县城的龙潭寺左边建了景韩祠祭祀韩愈和赵德，同时在祠堂前面建起书院。明清之交，潮州府边海斥地，书院残垣断壁。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澄海县令王岱捐俸兴复祠堂书院，乾隆十四年（1749 年）、三十年（1765 年）两任县令先后改造，拓展韩祠中座为讲堂，后座为祠堂，东西边建庐舍，至此韩祠发展成为澄海重要教育机构，故称景韩书院。除了学术上的原因外，佛道与地方官员、百姓有隙，乃至发生冲突，亦是寺观改书院的原因。如潮阳绵阳书院是由潮阳北关后天教大庙改建的，因清雍正年间后天教神棍巫婆“邪术”祸害 百姓，县令蓝鼎元法办抄毁，将其庙宇改为书院。
潮地的书院废为寺院也时有发生，然历代潮汕的统治者表明尊孔崇儒，但实际上有相当多是抑儒崇释的，潮地的民间“九儒十丐”之说正说明这一问题，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喇嘛教，奉西藏地区的名僧帝师。王朝对佛教的扶植，潮汕寺院经济得到了发展，寺院住持僧对官府亦有相当大的影响，乃至一些书院被寺院兼并时，山长虽力诉于有司，却弗能胜。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潮地士民在（新）街头为李钟麟任潮州府兴利除弊，劝于文教，为纪念其业绩卓著，而建瀛洲书院。可雍正五年（1727 年）巡道楼俨迎奉潮阳双忠圣王神 灵到潮城，把潮州的瀛洲书院改为潮州双忠神庙，以宣扬忠义正统。又有明代崇祯年间，潮地士民为海阳知县桂启芳建了一座生祠，名为海观书院，后为僧人改为海观禅院。
清末潮地为了发展新式教育，教育家丘逢甲、温仲和等提出了改寺院为学堂的建议。谁知却跳出个洋人来，替佛道打不平，说：“盖中国之有释道两教，由来已久，向与儒共称三教。今则以儒教之力，夺释道两教之权利，是中国欲启文明，而先为暴虐无理之行，以大启争端也。”在他们看来，释道之房屋田产“并非公共之物，即为教自有之权利”，“属于国家保护的私人财产，不能无故夺之”，唯将儒教之文庙与书院学田改为学堂则“最为名副其实”。他们从基督教宗旨“自由自主之权力，不受外来之侵夺”的角度出发，反对寺庙改学堂，实际上是为伸张教会在潮地办教育的权利。“官为儒教一面之人，即可仗有政柄以夺他教，则他教在潮地者多，何不能一例看待乎。”
（2）田产经济上冲突。
潮汕书院与潮地寺观的斗争在经济方面的冲突，首先是房产权之争，从元至清这类诉讼亦有多起。明崇祯年间海阳县的海观书院被僧人所夺，房产权纠缠很久，告至上级官员才获解决。其次是书院学田与寺观之田之争。潮地很多书院、学田常被僧道所侵夺，乃至影响到书院的生存，如澄海景韩书院、海阳的龙溪书院，学田于“之夺浮屠、老氏者”。明、清两代潮州知府阅讼谍而核其实，始返所侵田。然佛老并不服气，贿赂上告，幸得各书院山长坚持事实据 理力争，官员又“征图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率归”。有些书院被僧徒“鼓众取其禾，且置伪碑垄上”，强夺学田，交涉颇多年，才得追回。这种斗争从宋至清始终存在。
潮汕书院与潮地佛道的吸收和融合
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渗透和融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这已为今人所详尽论证。同样，与理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书院制度，亦在佛道文化教育的渗透融合中得到健全和充实，从而使私学教育的传统有了新的发展。
儒佛交融与书院
宋明理学家无论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和佛道发生了很大的关系。他们也观察佛道的传播途径、佛道教育的进行方式和寺观的管理状况。哲学家程颢、程颐于书无不读，“出入释老者几十年”。程颐曾至天宁寺游览，看到僧徒“趋进揖逊之盛”后，大为感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朱熹亦在南平“一春随意住僧房”，自称“少年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术之经传，遍交当时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与和尚、道士颇为友善。即使 是明代的王阳明，亦自谓“没溺于仙释”。而作为朱熹、王阳明的潮籍门人，及好多人也仿其先师与禅僧讲禅，与道士论书。这种活动势必对他们创办书院、开展讲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故而潮人很多认为潮汕书院选址仿效佛老，设于山林名胜是受佛老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潮地古代私学遗风。私学潮地很多儒士隐居讲授教学之地亦有在于山林之中，如唐卢侗“抱其经书与弟子世匿山谷，虽常济困而讲论不辍”，薛侃、杨骥等“避世弘农山中教授”，陆大策“隐于金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而传入潮地的佛教寺院首先是建在地城县邑附近，以后才以城市或山林名胜为中心，设于山林名胜是在外来佛教中国化以后开始的。同样，书院建筑与佛教寺院建筑的相似也可以从我国传统建筑这方面去寻根溯源。
书院制度产生之际，潮地那些创办人就一直在考虑如何使之同佛老的寺院一样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潮地佛教的寺院之所以能够香火不断，除了政治上历代统治者的扶植和善男信女的朝拜捐献外，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雄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实力和一套逐渐完善的制度，不仅有大量的土地和钱财，而且不断经营生财，“驱策畜产，聚积货财，耕织为生，估贩成业”。历代统治者不断拨田赐钱，还有官宦绅士捐赠田地。据《潮州市志》记载：宋代林绍坚向开元寺施田 1370 亩，元代余英向开元寺施田 1320 亩。潮地寺观的田产颇多，潮州开元寺明成化至嘉靖年间有寺田 8300 多亩，揭阳县双峰寺明洪武年间拥有寺田 2445 亩。经济实力之强，使潮地大的寺院，往往具有聚徒讲学、传经受道的佛教学校性质，其僧侣宿食亦能自给。这使潮地儒者感到羡慕，并从中得到借鉴。从潮州府志反映，州府的韩山书院，各县的书院都有官方拨款、拨田，而地方性的海阳县隆津都绅士余明时创办龙湖书院捐洲田 755 亩，作为书院的师资生员伙食经费，这样不论官方书院或地方性书院，都建立学田制度，保证书院的正常运转。
潮地书院有学田等固定收入作为经费来源，是潮地儒者从佛教寺院得到启示的结果。但是寺田除出租外，有一部分是靠僧侣自己耕作的。如潮阳灵山寺实行修持与劳动结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制度，方丈住持亦“做务执劳，必先于众”。而潮地书院的学田却几乎从不由师生耕作，他们遵循的是“治人者食于人”的传统儒家原则。
此外，唐赵德执掌官学以来，尤其是宋郑国翰、郑南升，明薛侃、杨德明等私学对教学工作和生徒的生活作息并无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这些都是由大师掌教的私学一旦师逝或另迁他处，原有生徒便四散的原因之一。而潮地佛教的曹洞宗、临济宗、黄檗宗等宗派林立，而一座寺院，即使因其长老、住持、法师、禅师病故而他迁，其组织形式仍仍能使它师法传授而不至中断。这种传播方式也给了潮地的理学家以莫大的启示。以禅院清规为借鉴，以示“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这体现出理学者批判地吸取了经验。可以说是，在佛教教育和寺院管理的经验影响下，潮地书院制度逐步完善。
而历代潮地佛教在一系列的译经、著述、讲学、判教活动的基础上，创立了众多独立的宗派，同时吸收了儒家经学教育中师法、家法的经验，建立了相当完备和严格的传播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从传播这个角度讲，潮地佛教通过口语、文字和非语音的传播媒介（如佛事活动、寺院殿堂的建筑等）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使它的思想不仅得到了潮地上层士大夫的赞同，也赢得了穷乡僻壤的农夫织女的信仰。佛教典籍既有供潮地僧人用的，但更多的是为对外宣传和推广用的。潮汕书院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也间接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如不仅有薛侃、季本等名师和生徒黄国卿、杨惟执之间的会讲、讲会和质疑问难，入室请益，也有各种祭祀礼仪活动，并到社会上从事讲演，进行社会教化，以扩大儒家的影响，这在唐、北宋潮地前期的私学中是没有的。
从教育管理这个角度讲，僧众聚合之所称为丛林，是借草木生长有序，比喻僧众有严格的规矩和法度。由寺院自己所度弟子轮流住持的称甲乙徒弟院。一个宗派有其祖庭和子孙丛林，师资世代相承，很少任意更改门庭。公请各方高僧住持的称敕差住持院。唐代禅师名僧大颠所定清规，对寺院的组织程序和寺众日常行事章程都有严格规定，宋代、元代逐渐修改完善。丛林住持为禅众之主，尊为长老，居于“方丈”，开示主管僧众，还有管理总务的监院、烧饭的饭头、做菜的菜头、烧火的火头、砍柴的柴头、管门的门头等。而南宋韩山书院、元公书院以及元代的得全书院以后创办的其他书院也有山长、洞主、监院管子、伙火、采櫵、门头等职。这在潮地唐宋时官学和私学教育中几乎很少有源可寻。当然，潮汕书院对佛教寺院管理的体制也有改进，山长多由学问渊博或文章优佳之士担任，既有名师自创书院、自为山长的，也有由地方公选或官方任命的，监院则由潮的地方绅士或官学教谕兼任，属监督书院教学考试和经费管理的人员。
潮地书院教学和潮地佛教教育在教学仪式、方式上有很多契合处。潮地佛教在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吸取潮地儒家教育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对象的讲学仪式和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了潮汕书院教育教学特点的形成。潮地私学士子讲授的精舍，多为自己营建，众徒来学，学额亦无限制，先生与弟子有时不见面，往往使高徒弟子依次相传。而佛家十方住持院则延请高僧主讲，亦有各地来的徒众听讲、复讲、质疑难辨。潮地儒家书院精舍既有自建，亦有弟子“结庐以迎先生讲学”之举，但其组织结构与教学形式并不一致。潮地儒家书院的潮州韩山书院、元公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揭阳榕江书院，饶平琴峰书院，澄海景韩书院都无宗派，只有学派。书院自南宋以来成为潮地境内学术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潮地学者不拘一地书院的教学，还常会讲辩论于名山古刹，颇有僧人“在在处处皆是道场，何处转不得法轮，何人续不得慧命”的风采。此外，书院还邀请其他学派大师讲学，在师与师之间、师生之间展开学术辩论，这些都是吸收佛学教育经验而为以往官学、私学教育 中所未出现过的新气象。
儒道交融与书院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神仙信仰是由民间的神仙崇拜发展而来的，奉祀的很多人物来源于民间传说，如八仙、玉皇等，广泛吸收、保存了汉民族许多古老神话传说的材料。这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所不为和所不及的。由于潮地民间道教活动非常活跃，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澄海各县城隍以及各村土地庙到处可见，家庭中还有灶王爷。民众信仰神仙，这也 影响了书院教育。
《史记·天官书》云：“斗魁戴筐六星亦文昌宫”，文昌即是斗魁星上六星的总称，传是吉星，主大贵，主宰人间功名利禄。科举制度下，文昌神是潮地的学校和书院祭祀的对象。潮地建有文昌塔、文昌祠，以图文运大开，仕路亨通。潮属各县有建文昌阁，潮阳棉城东山建成魁星楼及文昌庙、揭阳县文昌阁、普宁县文昌阁、海阳县文昌祠等。元末王袆曾认为，一地“由科第致位公卿将相者，项背想望”，“虽做人之功，厥有繇自，抑文昌之神，阴相默佑之 者，昭然甚明”。清代书院科举化后，文昌阁、文昌帝君则是必须祭祀的对象之一，潮州府各县属下各都书院普遍崇奉文昌神，而澄海冠山文昌祠、凤岗文昌祠、蓬洲文昌祠、鮀江文昌祠、苏湾文昌阁等每都皆有文昌祠，这是较为突出的县份。又因传说文昌帝作有《劝敬字纸文》，要人珍惜学过字的纸张，于是潮属一些书院每年专门雇了捡拾字纸的役工，集中焚毁，有的书院还选正月之吉日将纸灰送海边，投入海中。潮地道教中不仅有梓潼帝君被潮地儒家书院所尊奉，就连神化了的关圣帝君也被迎入琴峰等书院。由此可见，儒道文化的融合不但渗透潮地民众心理中，而且也表现在书院教育之中。
既然潮地儒、佛、道三家谁也无法消灭对方，也就不得不一起相处，互相制约。加上潮地士子中好释、好老者甚多，而一些寺观的僧道亦有崇儒好文的，因而三家互相合作支持，使书院得以发展。甚至儒、佛、道三家建筑同在一区，汇成大观。突出者如潮阳海门莲峰书院，原是明永乐年间建的钟南古刹，清道光四年（1824 年）海门参将钟岳拓建。光绪四年（1878 年）知县张璇、参将冯耀祖捐修、设书院，聘请山长主讲，置官课。这样聚集了莲峰古寺、南海观音堂、莲峰书院群落，四周又有擎天巨石，五片纵裂，状若莲瓣，酷似蓓蕾初绽的莲花，更有南宋爱国丞相文天祥的史迹，还有历代文人志士赋咏吟咏之作在水天云海之间，显得生机盎然的美景。
天地间事物，既矛盾，又统一。潮地佛道文化虽对正统观念渗透，但儒家教育始终未被佛道所控制，始终是独立的，这是潮地大量办书院普及儒家文化的作用。儒、佛、道各方为了在潮地求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三家在文化习俗上不断磨合，构成潮汕文化从整体对潮地社会的影响，促进了潮汕社会的发展。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