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的发现震惊世界。2004年首创“整体打捞”方案，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2013年开启“南海Ⅰ号”的全面发掘工作。2023年11月3日，“南海Ⅰ号”沉船总体保护项目启动，标志着“南海Ⅰ号”古沉船船体发掘工作正式结束，事业中心转入全面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展览展示、学术交流的新阶段。“南海Ⅰ号”大约于1183年启航，以近18万件（套）的文物遗存实证了宋代海上丝绸贸易的辉煌，并为还原两宋时期的造船史、航海史、物产史、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打开了一枚难得的“时间胶囊”。
4月25日下午，岭南文化新讲第24讲——大航海：“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楠枫书院开讲，主讲嘉宾是复旦大学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魏峻教授。广州海事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芳女士为活动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二级研究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海洋史研究》主编李庆新先生，以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崔勇先生与魏峻教授在现场展开了精彩的对谈。
“南海Ⅰ号”所处的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盛况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从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西岸之间这么广大的海域上形成了什么样的贸易模式？魏峻从“南海Ⅰ号”考古发现实证的角度进行了讲述。他分析认为宋代海洋贸易发达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手工业水平的领先；宋朝统治者的重视，专设市舶司管理海洋贸易；两宋时期的进行海洋贸易的大商人（纲首）有权有钱。通过对“南海Ⅰ号”展开研究，我们逐渐了解了从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西岸的整个区域的体系构成状况，并得以总结出两宋时期海洋贸易的三个特点：第一，在这个时期，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第二，海上贸易的模式开始多样化，既有长程的贸易，也有很多中转的贸易；第三，运输的货物以满足大家日常生活的日用品为主。
“南海Ⅰ号”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魏峻总结分享了四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遗产，船上发掘出的近18万件（套）的文物遗存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海上丝绸之路，还能提供对于船上人的生活的研究考证；二是海丝体系的重要物证，过去海丝的研究主要靠文献来进行，现在“南海Ⅰ号”从船到船货再到船员等等，给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造船史、航海史、航海技术史等提供了全方位的、立体的资料；三是文物保护的理念变化，“南海Ⅰ号”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迁移式保护的案例，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传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四是考古技术的创新，考古人员创造性地提出而且成功实施了整体打捞，目前也被借鉴、优化使用在其他水下考古发掘中。
在此次讲座中，魏峻还带来了他的新作《“南海Ⅰ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该书以“南海Ⅰ号”的发现、打捞、考古和出水文物、海贸研究为主线，为读者讲述了一艘保存完整的沉船和大批精美的文物，更让大家了解到中国水下考古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的中国方案。
讲座结束后，南方网、粤学习记者就广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公共考古的发展等问题，对魏峻进行了专访，以下是采访内容。
记者：您认为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处于什么地位？
魏峻：广州这个城市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区域之一，而且是中心的港口城市，因为它的历史的发展非常长。南越王墓里面就出土了很多和海丝有关的内容，比如，有来自于红海的乳香、有来自于非洲的象牙、还有来自于两河流域或者印度的焊珠技术，这些都代表了外来的文化因素。到了两汉时期，大量的印度洋或者东南亚地区生产的玻璃珠还有宝石开始大量的输入中国。我们在广州汉墓、南越王墓里发现了大量和海丝有关的物品，说明在那个时期，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它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不只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从更大程度上来讲，它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
而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唐朝，到了宋代，广州也还是海丝重要的城市，虽然在南宋中晚期到元代的时候被泉州超越了，但是到了明晚期，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能够进行对外贸易，就是漳州的月港和广州，到了清代以后又经历了“一口通商”10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中国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要谈到跟海洋贸易的关系、跟海丝的关系的话，我想广州是排在第一位，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超过它。有些城市可能在个别的时段上能超过它，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广州的地位应该说是不可动摇的。这也养成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性格，包括开放的、务实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等等，所以也给这座城市的整个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很多影响。
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汇聚地，形成了许多岭南文化的相关元素，还融入了很多外来元素。到了民主革命时期，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区域得风气之先、开眼看世界也是因为通过海丝与国外产生交流。再到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选择广东，因为它有历史的基因、有文化的基因。所以海丝对于广州来讲，不仅塑造了广州的城市形象，更为广州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滋养。
记者：广东地区的水下文化遗产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保护与利用的状态？
魏峻：虽然我们的水下文化遗产的数量不算特别的多，这跟广东地区的埋藏环境有关，因为这里的淤泥比较厚、埋藏得比较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虽然现在发现得少，一旦发现可能就是大发现，因为保存得好，跟其他地区被盗捞、被破坏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未来的广东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很大。
广东沿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和海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现在广东省有好几个城市参与到了海丝申遗的城市联盟中，大家都能提出来自己跟海丝有关的文化遗产，也代表了广东在海丝的文化遗产方面是非常丰富的，这一块在未来是可以做一篇大文章的。
广东要打造自己的文化特色，不能跟别人去比地理，不能跟人家比青铜器或者玉器的出土。那我们广东有什么？我想有几个：华侨文化、岭南特色文化、海丝文化，这些都是广东的文化特色。我想把这些东西都擦亮了以后，可能广东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面，特别是在海丝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的这种盛誉度或者说在全国的知名度会更高。
记者：从南海Ⅰ号中发掘出来的文物，除了放在博物馆里展示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样的利用方式？
魏峻：按照文物法相关的规定，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所以它未来的保存机关一定是国有机关。但这些文物不是只有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才能看见，我们可以通过文物交换的方式，让更多的博物馆能有南海Ⅰ号的文物；我们可以通过文物展览交流的方式，让国内各地包括国外的公众能够更多看到南海Ⅰ号的文物。我们可以从实用的角度、技术的角度、美学的角度等等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中华文明的特质，这是对内对外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文化自信是什么？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对我们的艺术、对我们的科技要有自豪感。自豪感怎么来？我想可能很多时候是通过这种文物的展示或者从里面提炼出相关的东西。那么，从展示的角度上来讲，除了文物本体的展示之外，我们现在还有虚拟的展示，运用AR、VR、MR技术等，公众可以通过这些新技术跟文物进行接触，更好地去接受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
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有很多宣传平台，像小红书、抖音等。博物馆的传播不是靠自己的公众号、自己的网站就能传播好的，要多用年轻人愿意使用的平台。以后我们如果能跟国际的平台有更多的接轨，我想在那些平台上去传播我们的文化时的效果会更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或许未来还可以拍电影。
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南海Ⅰ号是中国第一个公众可以在现场实时参观水下考古发掘的，这种边发掘边向公众开放参观的模式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认为公众参观对于考古事业的发展是否反之也有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
魏峻：这就关乎到考古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考古？只是为了把这些文物提取出来？还是希望我们考古的成果能够惠及社会、惠及全民？如果目标是后者，我想做好发掘、提取文物、做好学术研究，都是为了后面的文化惠民，让文物讲述它背后的故事。因此，面向公众的展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其实是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目的。比如说一件很精美的文物，如果不对公众展示，把它放到博物馆仓库的库房里面，保存的环境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样一种保护的方式不是博物馆或者公共文化服务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保护的目的实际上是有效地传承和更好地利用，一方面让文物发挥它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能发挥文化惠民的价值。
博物馆在早期是贵族的珍奇柜，后面公共化以后就代表着我们整个文化服务理念的一个重要变化。所以当时做南海Ⅰ号的发掘的时候，我们提出“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边研究”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代表了一种比较先进的理念，文化遗产保护真正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向公众展示或者说公众考古，其实是考古工作者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因为它不光是我让你看到了我在做什么，另外也是对培养公众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增加自身文化知识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在国内很多博物馆、很多考古队也逐渐在做公共考古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作为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麻烦，因为让公众来参观，涉及安全的问题、组织的问题，还有一系列的配合的问题。但是其实你在做的事情比你单独的把文物挖出来、比你单独只做研究对于社会的贡献度要大得多。而这，我想也是考古的一个终极目的。
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