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韵 林笳
李凌同志的去世，使广东音乐界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李凌生在广东，家乡的音乐从小就融入了他的血液中。
李凌1913年出生于台山县大良乡，在乡下度过了童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文化生活相当活跃的珠江三角洲，经历了一场以吕文成为主将的粤剧革命，伴随着粤语在戏剧中的使用，唱腔的改革和创新，琴谱曲集的刊印，西洋乐器的引进，广东音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民间乐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精于演奏又擅长作曲的粤乐大师脱颖而出，传统曲目经过推陈出新，创作出一大批清新悦耳的广东小曲。音乐唱片的兴起和电台广播的风行，更是为粤乐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本土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旋律优美、富有岭南特色的广东音乐，与北国的古乐、江南丝竹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在粤语地区，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李凌的青少年正是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度过的。1980年，李凌以《音乐小春秋》为副标题写了一组文章，其中谈到他在少年时期与广东音乐的关系。据他自述，父亲喜欢唱粤曲，常邀几个农民兄弟弹唱粤剧。读高小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音乐教师，能弹洋琴，会唱粤曲，跟爱好音乐的校长一道弹唱粤剧，吸引了许多乡民来聆听。这给年少的李凌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学校把粤剧唱段作为音乐教材，更使他对粤曲唱腔的迷恋，达到了走路时曲不离口的程度，不久，他就把整个折子戏背下来了，并且被学校选去参加区里的比赛，主唱《夜吊白芙蓉》并得奖。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李凌出于爱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鲁艺第二期学员。据梁寒光、朱荣辉回忆，李凌和几位爱好音乐的广东籍青年，常相聚在宝塔山下的平房前，弹奏广东小曲，他们的活动，甚至吸引了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参加。在延安鲁艺的学习和生活，无疑给李凌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此，他立志以音乐为终身职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而努力不懈地工作。
李凌十分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1947年，他在香港创办中华音乐院，为了挖掘广东音乐遗产，花了两年多时间专门整理广东小曲。他对广泛流传的曲目作了选择、校对，编了两本《广东音乐》，并且对粤剧唱腔进行分析，写了粤剧音乐研究的文章，刊在集子上。在50年代，他把多年来对广东音乐的收集、整理的成果，分别以曲集《广东音乐》(上下册)、《广东戏曲音乐》的形式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为后人继续选编同类曲谱提供了借鉴。80年代，李凌担任“四大集成”之一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主编，他把这项工程称为“几千年的壮举”，对于整理工作的每一阶段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百花皆选”的原则，要求从事编选的人员提高音乐艺术辨别力，在编选时尽量注意全面一点，只要比较好的，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情趣的乐曲，都要一视同仁。
解放后李凌虽然身居北京，但一直关心广东音乐的成长，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复兴广东音乐，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重新恢复编制，并且在1981年开始出版音乐季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份具学术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的季刊获准向国内外发行，刊号改名为《民族民间音乐》。李凌早年从事新音乐运动，曾创办《新音乐》月刊，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并且深知音乐刊物在研究和推广音乐艺术中的重要性。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担任《民族民间音乐》的名誉主编。李凌对这份以弘扬民族民间音乐为己任的刊物寄予厚望。1985年，季刊改版后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他在《致海内外的音乐朋友和读者》中指出，这份刊物不仅要介绍和研究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推动和活跃民族民间音乐生活，而且负有国际民族民间音乐交流的任务。翌年，我们请李凌同志为新的一年《民族民间音乐》季刊写几句话，他没有敷衍地写应景文章，而是针对当时民族乐坛面临的新情况有感而发，以《民族民间音乐往哪里走?》为题，寄来了长篇评论。“民族民间音乐走在崎岖的路上”，“不甘心消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作一番研究，要作一番挣扎”，一个又一个醒目的小标题，引人深思，催人奋进。1990年，刊物遇到了巨大的经费困难，李凌知道后，跟民间音乐研究室的同志们一样心急如焚，亲自写信给叶选平省长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族民间音乐》出版了42期后于1993年停刊。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哀悼李凌逝世的时候，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的滋味，何止酸甜苦辣!
李凌曾任中央乐团团长，中央歌舞剧院党委书记，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首先是广东音乐的一位知音。他对广东音乐的历史和现状，广东音乐的艺术风格、地方色彩、音乐语言、曲式、旋法、乐器，在宏观和微观上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李凌对广东音乐的厚爱，除了因为他出生于广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他经常自豪地说，我国是世界音乐艺术中历史最悠久、品种最多的一个国家，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浩瀚如海，蕴藏丰富，是用之不尽的音乐源泉。在他看来，我国新的音乐艺术，如果不是建立在民族音乐的传统上，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李凌关于民族音乐的见解，至今仍然给人以启迪。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前人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文化，其中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它需要后人去继承和发扬光大。弘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每一代人都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解放以来，广东音乐在普及和提高上取得了可喜成果，群众性的弹唱活动，高水平的专业演出，传统唱腔的改革，新乐曲的创作，欣欣向荣的局面令人感到鼓舞。五六十年代，在我省的城市、乡村、厂矿、学校，到处都可以听到悠扬的广东音乐，普普通通的一间中学，也会有自己小小的民乐队。十年“文革”动乱，广东音乐受到空前浩劫，“文革”后，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古人云：“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吕氏春秋·适音》）“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我们的前人是深知“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的道理的。今天，要把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富有浓郁地方特色、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的广东音乐，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来源：《粤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