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地①
在今天的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深处，藏有一座亭式外形的二层旧楼。其北门外墙一侧嵌有云石牌，上为国画大师关山月题写的“天风楼”三字。
这是“岭南画派”国画大师高奇峰的旧居。二沙岛上这栋并不起眼的黄绿色旧楼，曾是近代岭南画史上风云际会的艺术胜地，小楼主人高奇峰与门人“天风七子”在此度过了一段亦师亦友的黄金时光。
高氏在二沙驻留前后不过四年，但“天风”一词从此深植入中国近代美术史。此后，“天风七子”成为“岭南画派”高奇峰一脉的代名词。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劲堃认为，以赵少昂等为代表的高奇峰“天风”传人，他们的实践与探索对岭南画派的传播十分重要，令岭南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断提升。
谈艺论道，移步换景
1929年，二沙岛迎来了一位画家。
当时的二沙岛还是广州城郊的不毛之地。沙洲如卧，烟水空蒙，篷艇出没。岛南一带为当时居于社会底层的疍民的聚集之地，水面上遍布疍民的船只。其时，珠江一水如沸，岸边的疍家船连天相接，蔚为壮观。
但随着广州城市发展，靠近市区的二沙岛西端被“药王”梁培基相中，建起了首家“旅馆医院”。正身患肺痨的高奇峰也辗转至此静心疗养。翌年，见此地清幽宜人，他便作长久之计，在颐养园旁边出资建了新居，名之“天风楼”。
当时，不到40岁的高奇峰从政坛归隐，也结束了在岭南大学的短暂讲学。他已是画坛的一代名家，与其兄高剑父共同开创了以“折衷”为理念的“岭南画派”。高奇峰的作品广受欢迎，为时人瞩目。
“天风”之名的由来，很大可能来自其建筑的形制：楼上空气畅通，江风穿堂，有如天上来风。当时的天风楼是移步换景的岸边楼榭，在相关的老照片和研究者文献中可见，其北门以一条四米长的小桥与土堤相通。
文史学者叶曙明曾著述，由于天风楼东临梁培基的“华园”，西接陈可钰的“可庐”，这三桩建筑被并称为“三家村”。
住进天风楼后，高奇峰大多时候闭门谢客，仅师门一众在此谈艺论道，开设雅集。今可见一张《十分春色图》，由高奇峰及众多弟子共墨绘成，留下了高氏一门的诸多活动轨迹。
图上由高奇峰题款：
“廿二年春日，集门弟子于天风楼作画。何漆园牡丹，周一峰芍药，赵少昂茶花，叶少秉玫瑰，刘定叔墨兰，容漱石红梅，黄少强白梅，冯遂川水仙，张坤仪青菊，余补腊梅”。
门人云聚 忆念绵长
这段时期是奇峰门下最鼎盛的年代。弟子何漆园之子何国畅曾向中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谈及楼内轶事：六七岁时，何国畅初次登临天风楼，只见人影幢幢，门人云聚，热闹非凡，“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似是在办什么大喜事。”
记忆虽已模糊，但高奇峰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长者风度令他难忘。
高奇峰众门人素有“天风七子”之说，可谓岭南画派第二代的关键人物。在具体人物上，不同文献记载、不同研究观点有出入，大致不脱周一峰、张坤仪、叶少秉、何漆园、黄少强、容漱石、赵少昂、冯遂川等人。
他们自1919年起先后进入高奇峰创办的“美学馆”学画，成为高的入室弟子。学界普遍认为，“天风七子”之名的形成是高奇峰身后之事，但与这一栋“天风楼”密切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
1933年，高奇峰离开了广州天风楼，他接受德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使的任命，却在赴往南京的途中病逝。高氏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天风诸子不时感念先师，驻足流连在天风楼，定期举办雅集和画艺活动。
最经典的画作莫过于《高奇峰像》。高氏离世后的清明，天风诸子聚集在天风楼祭奠先师：黄少强写遗像，何漆园为其补全；周一峰写石，赵少昂写松枝，叶少秉写菊花，容漱石写苇苔；最后由何漆园题记。
画中的高氏一身长袍，自得地坐在树荫石凳上。一直到四十年代末，在天风诸子举办书画联展时，这幅画总是成为展览的中心焦点。
在先师诞辰，他们也常相聚，继续合作，如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高奇峰遗像》就是其中代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二沙颐养园，改为银行培训班，后成银行疗养院。1956年又扩建成广东体育训练基地，这里曾走出过名震体坛的陈镜开、戚烈云、容国团、陈肖霞等国手；2002年，这里作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挂牌。
过去，天风楼二层是三间宽深六米的画室，如今用作广东女子水球队的队员宿舍。曾经向南的门口早已被封上，通向江边的小桥不复存在，一栋八层的宿舍楼拔地而起，令旧居今已不能直接面对珠江。
但岭南画派的精神仍自历史的深处吹拂而至。1937年，“七七事变”突发，天风七子匆匆逃往港澳等地，人去楼空。但他们仍致力于耕耘和发扬岭南画派，门人情义也从未消失。
因为聚少离多，又分成较小的画人团体，如广州美专、香港艺专、香港美学会、岁寒社等。偶有重聚时，他们也会联合举办画展。
1932年，天风诸子曾在国难共济书画会上合作《花鸟图》，以祝愿山河同心。同年，在广州“国难画展览会”上，黄少强的《洪水图流民图》描写国仇家恨，评为全场之冠，出售所得的两千银元被黄氏尽数捐出赈灾。
生活在动荡年代，颠沛流离的黄少强将人间悲苦绘入山河卷轴。在天风诸子中，黄少强的画作往往观照社会底层。苦于战乱的流民饥民，无以为家的鳏寡孤独，以及艰难谋生的歌女车夫，都是他挥毫摹画的主角。
他说：“到民间去，百折不回。”这一理念始终体现在其画作中。刘海粟曾为其题画集，赞道：“曾经为了神与王公而制作的艺术，现在恐怕到了为平民而制作的时代了。代表这新时代的作家有一人，便是门人黄少强。”
这种平民意识不止于丹青。1935年，黄少强在广州成立民间画馆，并于次年1月创立“民间画会”，以“谱家国之哀愁，写民间之疾苦”。为了筹募寒衣，他曾联合美术界举办大型画展，并将全部所得捐给抗日前线。叶曙明还曾介绍，黄少强因拒绝加入日伪的“华南美术协会”，1942年避居佛山，不幸在家乡遇掳，同年9月7日去世。
同一时期，游学海外的“七子”之一张坤仪在美国金门万国博览会举行了“坤仪画展”，并巡回美洲各地。期间，她即席创作，将所得款项汇回内地，以救济难民。后来，张坤仪联合高剑父等人成立中国艺术协会，将“艺术服务于社会”的宗旨一以贯之。1947年，她促成了南北现代名流书画义展，筹赈寒衣，支援内地受灾同胞。
可以想象，曾经师门聚首的天风楼不远处即是疍民居处，底层群体的疾苦目力可及。而高剑父和高奇峰兄弟二人亦出身贫寒。这都在岭南画人的精神脉络中，播下了平民意识的种子。
美术史学者黄大德正在撰写《高奇峰传》。他认为，要重新审视高氏兄弟的经历、审美取向与“大众化”艺术主张之间的内在联系。高氏一脉的生命经验，深入影响了岭南画派画风的形成。
广播海外，发扬光大
将天风一脉发扬光大的，当属天风七子中最年轻的赵少昂。
16岁时，赵少昂拜入高奇峰门下，22岁即执教于佛山市立美术学校。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展览在海内外各大城市遍地开花，把岭南画派推向崭新的阶段，声播海外。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这是赵少昂最常用的闲章。天风七子师承高奇峰，融贯中西；又有所延展，师古造化，各自展现自己的特色。尤其在草虫方面的画法，徐悲鸿曾誉之“今古一人”。
赵少昂的学生遍及港澳台和东南亚。1929年，他在广州创立了“岭南艺苑”，对近代岭南美术教育影响深远。在他众多门生中，出生于广东西南的欧豪年与之一脉相承，并独具风貌。1952年，欧豪年拜入师门，后在台北定居，将岭南画派的灵根播植于海峡对岸。
从高氏到赵氏欧氏，勾勒出天风一脉的百年传承路径，也见证了20世纪岭南画坛的风云变幻。在世界的另一端，走出国门的张坤仪亦终身致力于推广岭南画作，将天风一脉的艺术理念广泽北美和欧陆。此外，她还通过演讲等行动，鼓舞海外的华侨青年和女性投身报效祖国的行列。
由广东省博物馆编撰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岭南画派》如此评述天风后人的画社活动：赵少昂开设的“岭南艺苑”，以及黄少强开设的“止庐画塾”，这两个兼具美术学校与私塾性质的机构成为培养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的最主要场所。
当高剑父门人继续深耕岭南的美术实践、研究，在内地影响力大增，流向海外的天风后人则生长出另一脉根系。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劲堃认为，以赵少昂等为代表的高奇峰“天风”传人，久居港澳台及海外，他们的实践与探索对岭南画派的艺术和理念传播，丰富了世界对中国画的了解，不断提升岭南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鸿雁传声，两脉汇流
时光荏苒，高氏兄弟两脉随着门人的散居而分流。但在命运休戚与共的大时代，他们也常两两相望、合流对话。正如今天静立在二沙岛上的天风楼，与越秀区象岗山南麓的春睡画院之间，相距不过几道立交桥。
1945年，赵少昂与高剑父、陈树人、黎葛民、关山月、杨善深六人在广州联合创立“今社画会”，以研究中国画、扩大广东革新画为使命，这是抗战之后广州市内最早成立的美术团体。三年后，画社联动广州、香港两地，举办了《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
2021年1月，广东美术馆展出数件高剑父、高奇峰后继者的合作作品，来自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四位国画家，尽显岭南画派的艺术风貌和大师之间纯真不拘的情谊。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岭南画派两脉分居粤港。赵少昂、杨善深先后定居香港，黎雄才、关山月则长驻广州。得益于改革开放，穗港两地交流更加频繁。1980年，黎雄才、关山月访港，与赵少昂、杨善深重聚，古稀之年的四位国画大师仍兴致勃勃商议筹办联展。
鸿雁传春声，在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建议下，四老计划合作一批新作。受客观条件限制，四人无法长时间一室作画，商定画作题材、布局、分工以及在穗港两地的运送互换，成为棘手问题。
杨奇自荐担任“鸿雁”，带着一幅幅半成品辗转交换于四位大师之间。四老巧思妙构、心感神应，三年时间里合作创作了一百多幅既保留个人风格又浑然一体的作品，成一时佳话。
四位国画宗师各自擅长表现的题材各异，因此在合作过程中，除了表现自己所熟识的题材之外，还需根据前者创作的内容，进行合适的添加。更具挑战的是，由于四老无法长时间同处一地商议作画，因此构图章法全凭默契。
从每一幅作品的局部来看，每位画家都有各自的风貌，但从整体而言，每幅作品又都体现了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意境，给人以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之感，且一百多件作品几无雷同，甚为难得。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1983年3月，“岭南画艺——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四人合作画展”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展出。此后两年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画廊和美国旧金山文化中心展出，受到各地文化界的盛赞。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曾赞叹：“岭南四家，荟萃一堂，叹为观止。”
1991年，位于广州美术学院内的岭南画派纪念馆正式开馆。这些来自岭南画派两脉的合作经典成为该馆第一批重要馆藏，印证岭南画派两脉汇流的盛事，将其精神传承于一代代的岭南画人身上。
——【访谈】——
天风一脉在海外影响甚大
梁照堂 （著名画家）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高奇峰及其门人在岭南画派中的特点？
梁照堂：岭南画派是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主张革新的画派。这三人的风格各异，与其兄高剑父遒劲、豪放的风格不同，高奇峰更体现雅健，这是很重要的特色。他们当中，影响最大是高剑父，高奇峰的影响仅次于其兄。
很多人只见到高奇峰画作中西融汇的雅俗共赏和秀美健丽，其实高奇峰在岭南大学讲学时曾说过：“我以前是单纯画中华古画的，专心地摹仿唐宋名家的作品。”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高奇峰后来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才慢慢地踏上“革新”道路，融合中西古今。
而且高奇峰不单是画家，他也关心民族命运。在历史洪流中，他更曾经积极投身革命。在岭南画派中，他的画作特点还是非常强烈：
一是前面提到的雅俗共赏，是一种平民意识。二是非常强化兼工带写、彩墨并重，这是岭南画派的特色。最体现这种特色的，是高奇峰及其弟子赵少昂这一脉。
高奇峰一脉在用色上特别绮丽，也因此有很多人喜欢。“天风七子”就擅长色彩和水墨渲染，画得生动洒脱。他们吸收了日本画和西方水彩画的特点，在中西融合方面显得更鲜明。此外，他们也延续了高奇峰的平民意识画风。
羊城晚报：“天风七子”等天风楼门人在海外的影响如何？
梁照堂：高奇峰一脉的学生很多，海外有许多人都跟着其门人学过。天风一脉的绘画因其雅俗共赏、色彩绮丽的特点，很容易走进千家万户，因此在海外华人的平民百姓中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天风”楼门人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赵少昂，其次是黄少强。赵少昂是天风七子中最核心的人物，作品量相当大，学生也遍及海外，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海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海外，很多人干脆把赵少昂的画风看作代表岭南画派。
黄少强的下层平民意识最为强烈，强调表现社会劳苦底层，但因为去世较早，能够继承他画风的人还不多，影响力也就不如赵氏。
叶少秉后来从香港回到广州，内地有些画家也因此还认得他。天风楼的其他门人，在港澳台及加州等北美地区、澳洲的影响力很大。
羊城晚报：岭南画派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地位，但天风一脉何以在内地的“存在感”相对较弱？
梁照堂：“岭南四大家”中，成就最大的关山月和黎雄才都留在内地，并创造了很多经典作品，还深耕学术领域，其学术大本营在广州美术学院。如此产生的影响力，是其他画家难以与之比肩的。因此，高剑父一脉在内地，尤其在岭南地区，长期以来慢慢形成巨大的影响。
实际上，天风一脉成就也很高，但因为他们的艺术活动在港澳地区和海外相对更加活跃，所以在海外影响也更大。即使是在中国北方，也有很多人熟知赵少昂。如今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流、交融，天风一脉的影响力也比以前有所增加，逐渐被研究岭南画派的学者所重视。
——【延伸】——
颐养园：曾是广州沦陷区的秘密红色据点
北有颐和园，南有颐养园。
颐养园在今天二沙岛西端的广东体育中心一隅，建于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广东首家“旅馆医院”。
颐养园由著名“药王”梁培基创建，医院设计仿北京颐和园，取颐养天年之意，名“珠江颐养园留医院”，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颐养园由园林、别墅和医院三者组成，园内周围遍种各种花草树木，环境幽雅。这里是“远眺云山在望，近观珠水鱼游”的胜地。
2002年7月，此处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颐养园旧址已经是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一部分，尚存的10余栋别墅洋房变身办公楼、招待所、宿舍。
其中位于最西端的一号楼私人别墅“渔庐”，是整个二沙岛的第一座楼房，历史甚至早于颐养园，楼房西侧依然有康有为女弟子、著名书法家肖娴所题“静廼寿”的石匾。
颐养园三面环水、绿树成荫，可谓城中环境最为怡人的疗养胜地。由于医疗设备优良，国民党权贵、富商和各界名流都在此疗养，二沙岛成为军政要人会晤之所，颐养园也被称为政要的“避风港”。
在颐养园里，梁培基还曾接待过梅兰芳、谢冰心等人。1946年，茅盾和陈残云来到颐养园，梁培基的长女梁霭怡亲自下厨，以西餐款待，他们坐在医生住宅二楼的宽大阳台上用餐，梁培基对子女说：“将来的世界是共产党的。”
抗战期间，梁培基有十多名子女先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中8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颐养园在此期间成为沦陷区敌后斗争的一个秘密据点。
（鸣谢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岭南画派纪念馆的大力支持）
来源：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羊城晚报联合主办《岭南文史》专栏刊发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