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何仙姑中，增城何仙姑何以能独领风骚？
在中国道教八仙中，何仙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关于她的道术仙迹流传不多，出身籍贯的说法却很纷纭。有说她本姓赵名荷，因“荷”字或手持荷花而讹变为姓“何”；有说她自幼遇异人，送给她吃了仙桃，从此不食人间烟火；还有说她从小善言祸福，因此被称作仙姑。八仙中数何仙姑的出处最多，少说也有八九处籍贯。如湖南的永州，广东的增城、循州，安徽的桐城，浙江的昌化，还有福建等地，都有何仙姑出生当地的传说。众多的何仙姑中，较为出名的，是永州和增城这两处的何仙姑，而又独以增城之何仙姑脱颖而出，被公认为是八仙系列中何仙姑之正宗，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
追溯起来，增城何仙姑传说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何仙姑传说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当时道教八仙队伍尚未定型，何仙姑并未进入八仙的序列。成书于北宋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太平广记》，载有广东何二娘的故事。按此处记载，何二娘是广东人，以织鞋为生，二十来岁，与其母生活在一起，素来不修什么神仙之术。忽一日，对母说想出去走走解闷。便飞翔至罗浮山寺，向寺中和尚说她愿为和尚们做事，此后她不吃饭、不喝水，日日采集果子送给和尚们当斋饭吃。其后，和尚发现她所采集的杨梅竟是当天采自数百里外的循州山寺，知道她非凡人。此后她离开寺庙，行踪不定。开元年间，唐玄宗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广州宣诏带何二娘进京。路上，使者见何二娘长得漂亮，心生挑逗邪念，何二娘知其不怀好意，飘然而逝。这段故事说明：一是何二娘在广州一带已有较高的知名度；二是当时所称为何二娘，并未称何仙姑；三是这一传说中之何二娘还是佛道不分，既有飞升之仙风道骨，又居于佛寺中，这种佛道不分的情况，正是民间造神的特点。
南宋的《舆地纪胜》一书，有“何氏女”及“何仙”两条目相续。“何氏女”下注：“《孔氏六帖》云，增城何氏女，有神仙之术，持一石措小石楼之上，远观其石如画罗浮山。有大、小石楼。”“何仙”下注：“《会仙观记》：昔有何仙居此，食云母，唐景龙中白日升仙。”此两条分别引自不同出处，故何氏女与何仙可能是同指一人，此处已出现了“何仙”之说法，但还未有何仙姑之称。这位何氏女白日升仙的时间在景龙中，与《太平广记》所说的何二娘在唐玄宗年间飘然而逝的时间只差十至三十年，所据可能是一个原型。由此书所引《会仙观记》可知宋代已有会仙观，建于何仙居处。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孟士颖撰《何仙姑井亭记》，称“仙姑姓何，邑人何泰女也，生唐开耀间（681—682）”。“所居春冈，即今凤凰台东北”。“乡人因称之曰仙姑祠于姑居，今会仙观是也”。据此，知当时已有“何仙姑”之称了。这时的何仙姑有关传说，除了居处在以前的文献所说的县城南凤凰台之外，何仙姑之父亲也有名有姓，何仙姑生年有较明确的时间。尽管由此生年推算，至景龙年间，何仙姑“飞升”时应是二十六七岁，而不是十几岁了。又据明成化《广州志》一书之“会仙观”条下注：“即何仙姑旧祠，在县南凤凰台。唐大历间道士蔡乙改创，于观左立仙姑祠。有田三十三亩。”由此知唐大历间已有何仙姑祠的旧祠建于此，彼时称“仙姑祠”。如果所说的何仙姑为唐开耀年间人，会仙观建于大历年间，大历年间离开耀年间不到百年，那么，何氏女成仙的传说在中唐已成形，并在增城有庙祀了。唐代仙姑祠有祠田三十三亩，明初有田一顷八十二亩，是见其历久不衰，规模不断扩大的。
在中国民间产生的道教八仙组合，直到元代，甚至在明代前期尚无定论。如元人马致远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就没有何仙姑而有徐神翁。岳百川的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中，仍无何仙姑，而有张四郎。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中的八仙，有风僧寿、玄虚子，却无张果老、何仙姑。直到明人吴元泰写的《八仙出处东游记》，才确定了沿袭至今的八仙队伍，何仙姑跻身于定型的八仙行列，为民间的八仙造神选神画上了句号。
以上记载说明，何仙姑的传说在增城流传已久，从何二娘，到何氏女、何仙、仙姑，又到何仙姑，有一个演变过程，故阮元《广东通志》称：“窃疑何二娘、何氏女、何仙乃一人，即世俗八仙之中何仙姑也。”也正因为其诞生时间早，流传久远而不断充实，这说明何仙姑的传说在增城有着深厚的民间社会基础。而又有何氏族人世代加工相传，奉祀不断，因而使增城何仙姑在全国八九个之上的何仙姑之中，得以取得最为权威的位置。正如明人孟士颖所慨叹的：“嗟呼!神仙之说若诞幻不足深信，如何仙姑者，询之故老，考之郡乘，历历在人耳目，抑尤有可信者焉，况何氏之族至今尚繁衍有足征也。”何仙姑的传说，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升仙”之后，还不断有其显灵的记载。“至玄宗天宝九载，都虚观会乡人齐，有五色云起子麻姑坛，众皆见之。有仙于缥缈而出，道士蔡天一识其为何仙姑也。代宗大历又现身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翠具上其事于朝”。此事之奥妙就在于齐集乡人时，有五色云起于麻姑坛，而自称见何仙姑的，其实只有道士蔡某一人。后一事，又是见于广州刺史上奏于朝所言，凡此种种，不仅见何仙姑显灵传说之不断，也可见造神之痕迹。官民都在不断地造神，使何仙姑在增城成为久祀之神。
任何神仙的出现，都是民间的需要和特定的氛围。传说中八仙的籍贯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所说的八九个何仙姑，都是东南和南方沿海一带，这和这些地方女巫的盛行有关。增城何仙姑产生于唐代，对比他处的何仙姑，包括较为显赫的永州何仙姑，其产生的年代都是宋代以后，增城何仙姑的历史更为悠久，而传说的民间基础更为深厚，明代的广州府“习尚俗素尚鬼。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每有事，辄求珓籖以卜休咎。信之唯谨。有疾病不肯服药而问香设鬼，听命于师巫僧道，如恐不及”。正是这样的氛围中，这是增城何仙姑在多处何仙姑中得以取得更为权威地位的重要原因。
增城何仙姑信仰长盛不衰的原因
历史上增城何仙姑信仰长盛不衰，有民间的因素，也有官方的因素。
从民间的因素来说，道教八仙是民间传说俗神长期演化选择的组合。八仙的出身、相貌、经历都各有民间所津津乐道的特色，而八仙的配套定型，又必须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八仙在中国众多的神仙中独出风头，是因为其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要，满足了全民喜庆娱乐的需要。八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文庄粗野，不一而足，社会各色人等，均可从这支队伍中找到自己亲近的偶像。明人王世贞在其《题八仙像后》中指出：“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何仙姑身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见于记载的何二娘是织鞋为生，民间传说何仙姑之父亲何泰是做豆腐的。在八仙群体中，何仙姑又是唯一的女性，而且年轻美貌。何仙姑成仙的经历又带有反抗包办婚姻的色彩。何仙姑成仙之后，又有许多关于她以女仙身份为人占卜“洞知人事休咎”“能逆知祸福”的传说。且看《续通考》所记述的何仙姑的经历与形象：
年十五，梦神人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因饵之。誓不嫁。往来山顶，其行如飞。每朝出，暮则持山果归遗其母。后遂辟谷，言语异常。武后遣使召至阙，中路失之。景龙中白日飞升。
从这一记述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纯洁朴实、年轻美貌的少女，梦神人教食云母而轻身，成了仙女；往来于山顶及辟谷的行径，则是道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则是女巫味道更浓些。民间之女巫占卜，在封建社会中也是一项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由于女巫职业是与人神沟通，又能预知人之祸福，在百姓的心目中，她们更容易被神化。因此，福建的妈祖、广州的金花娘娘，这些很有影响的女神，都是出身于女巫这一行。仙姑之称，有仙女、道姑与女巫的各种含义，何仙姑可谓三者兼而有之。八仙各执有仙器，何仙姑所执的是荷花，荷花在中国传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花朵大而味清香，是一种民间常见乐栽的花卉，美丽的何仙姑配上清雅的荷花，是传统画一个喜欢表现的题材。凡此种种，都使何仙姑在八仙中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增城民间对何仙姑情有独钟，还表现在为之生发出一系列的传说故事，特别是将当地最为著名的特产挂绿荔枝与何仙姑联系起来，仙姑因荔枝而扩大影响力，荔枝因仙姑而增添神秘感，传说与特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产生了他处的何仙姑所没有的特殊效应。
何仙姑在增城地方神序列中突出地位的确立，除了民间的因素，也有官方的因素。从县志中录存的数篇何仙姑祠记可见一斑。
民间地方神灵得到官方承认的过程，也是官方利用神灵以推行教化巩固政权的过程。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中记载有何仙姑预测国家大事的事迹。相传狄青率兵征南侬，道经永州，知永州有何仙姑，便前去请她预卜一下此次出征之胜败如何。何仙姑道：“将军此去，根本看不到敌人。将军未至敌人就先败逃了。”狄青起初不相信有此好事，结果竟然是他的先锋部队打垮了敌人，他自己连敌人都没有见到。其实，历史上狄青征侬智高，战斗打得很激烈。何仙姑的预见并不灵验。但这一记载并非凭空捏造，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狄青征侬智高时，就耍弄过以一百个双面都是正面的铜钱假行占卜以鼓舞军心的把戏。那么，他也可能利用在岭南本土已有相当影响的何仙姑以鼓舞军心。当然，这样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后人在狄青得胜之后有意编造出来的。同样，以何仙姑卜卦以助战的事迹，还见于增城的何仙姑祠庙的碑记。明万历两广总督刘继文撰立的《重修何仙姑庙碑记》中记载有此一段事迹：
岁己丑春移镇端州，时澳酋李茂、陈德乐啸聚海上，乌合至千余众，一时未集舟师虑怀叵测。因筹计问仙。而仙姑至，乃凭箕授算诗曰：“将军稳卧九霄宫，进士高登万岁楼。明公若欲谈兵事，莫外区区一女流。”盖自谓识兵也。窃欲同夫钟吕，又曰：“用兵勇往是良图，惧敌全身岂令谋。将相协心同赞事，何愁山寇不消除。”益谓兵贵择将也。而深有恶于贪生。时琼崖当事，参将懦怯，所谓“畏敌全身”者，因以邵都司往代之。不两月间，而我师大捷，遂草薙禽狝，岭海宁谧。悉符仙谶云。夫难料者兵，况女流谈兵，古未有也。岂其仙灵圆朗藏往察来，征应之神，不异于钟吕二仙之谈兵事耶!
这位两广总督对何仙姑之灵佑，十分虔敬，于是下令县里对何仙姑祠重加修葺，并为文遣官致祭。他表彰何仙姑，说她虽屏谢尘嚣，逍遥蓬阆，仍不忘自己身为粤人，故而能为乡民祈福，为粤土保安云云。经过这一宣传，何仙姑的本领又有了新的长进，不仅能预卜未来，而且精通兵事。而作为民间神的性质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一位抗婚飞升的道仙而变成一位保土安民的地方保护神了。
立于明万历的另一件碑记是广东布政司左参政李得阳所撰的《增城何仙姑神应记》碑。碑文大意是说李得阳早年从任上归隐家中，却梦见携家上任，稍憩旅馆，入一室中，见一女姑南向立。女姑“十七八许，缜发圆面，绿衣红裳，玉颜秀异，非人间世有也”，自称为何仙姑。后来他到广东上任，询及增城何仙姑祠，规制一与梦境相合，可惜因王事复将度岭而北，不得亲拜何仙姑祠，只能捐俸令县令代为治酒浆祭祀，并刻石以记。康熙《增城县志》中还收录有明增城知县谢士章所撰的《拓建功立业何仙姑祠记》、陆清原所撰的《存仙井亭记》。此两碑皆是当时的县令修葺扩建仙姑祠的产物。谢士章在碑记中将祀何仙姑与祀崔与之相提并论，陆清原则赞扬何仙姑“事母纯孝，及凭箕授算、济师殄寇，则姑之仙固以忠孝存也”。这就将道教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的道德品质，纳入了儒家的忠孝道德标准的范畴，表彰其为典范，树立为邑人的榜样。何仙姑的保土安民作用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进入了精神层面。这也就是谢士章为什么提倡何仙姑应与崔与之一样得到官民奉祀的内在意义。而何仙姑也就在官民的各自努力下，不断塑造其形象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要，而不断演化延存下来。
何仙姑神话的地方文化意义
何仙姑传说在增城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何仙姑为主人公的传说故事，对提高何仙姑的知名度，是等待开发的宝贵资源。不久前在电视频道上热播的何仙姑的电视剧，就是利用这一资源进行新的文艺创作的成功范例。对于提高增城的知名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何仙姑传说为主题的诗文，是增城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何仙姑的故事，是增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并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或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粤东诗海》收录署名“何仙姑”的诗有五题八首，虽然唐代是诗歌盛世，诗人甚众，但制作豆腐人家的女孩，怎能写出诸如“玉笙吹过黄龙洞，勾引长庚跨鹤来”这样道骨仙风的文字，更不可能有“洞门不闭丹炉静，唯有松花绕涧多”这样老道口气的吟咏，显然是后人所移接。据说何仙姑出生的地方原称春冈，后来就因为何仙姑诗中有“凤台云母似琼花”句，于是春冈也改名为凤台了。《全唐五代词》也收入有何仙姑的词，当然不可信，但也说明了何仙姑的影响。但是后人吟咏何仙姑的诗句就不一样了，其影响是存在的。南宋的白玉蟾是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留有《题会仙观》诗，这可能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咏何仙姑诗，对了解白玉蟾的道教思想有所帮助。关于何仙姑及遗址的碑记，收入县志旧志的就有明人孟士颖的《何仙姑井亭记》、南园五子之首孙蒉的《书井亭记后》、两广总督刘继文的《重修何仙姑庙碑记》、广东参政李得阳的《增城何仙姑神应记》、知县谢士章的《拓建何仙姑祠记》、知县陆原清的《存仙井亭记》。前人写下了关于何仙姑的一批诗文和碑记。既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又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就记载有会仙观之存仙井，陈述何仙姑去世时，脱履其上，从井中潜出之事，并分析井脉是通罗浮云云，为后人所喜引用。
围绕何仙姑为主题的系列遗迹。在县城，唐代就建有会仙观，据说建于何仙姑故居上，新中国成立后拆毁，还存有“何仙姑井”。在小楼镇，有何仙姑家庙，庙内同样有仙姑仙化的“问仙井”。而与何仙姑传说相关的遗迹还有位于家庙不远处传说为仙姑衣带所化的华南地区特有的千年古藤、位于县城内的价值甚高的挂绿荔枝。康熙《增城县志》的“外志”，述及当时县境内有多处名胜古迹，感叹县内与何仙姑相关的古迹甚多，称：“论曰增城故多仙绩，以罗浮朱明为之堂奥也。何仙姑身从井化，益多显迹，君子津津言之详矣。”开发利用好这些遗迹，是现时发展增城文化、旅游事业的大课题。
增城特产如挂绿荔枝，与何仙姑传说有很紧密的关系。何仙姑家庙屋顶上生长有一长年不枯的桃树，并能结果，被称为仙桃。增城的一些土特产品，还可以利用何仙姑这个活招牌，创造有特色、有影响的品牌。
增城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节俗中，传说阴历三月初七是何仙姑诞辰，旧时此节俗十分热闹，一般都要唱大戏贺寿，少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月，甚至延续几个月，贺诞时间视乎集资多少而定。据说“问仙井”的井水在这几天也特别走俏，说是吃了可治百病。从初六下午便有人来请上一瓢“仙汤”，实际上是庙中道士加了红枣冰糖熬井水的。远近的人赶来敬香还愿，祈何仙姑保佑，人山人海，络绎不绝。对这种民俗活动形式，今天仍可以加以利用，代之以内容健康向上、形式活泼多样的有文化特色的集市活动，但应注意的是，不宜让封建迷信色彩的巫卜活动放任自流。
总之，何仙姑的传说，大大提高了增城的知名度，也给增城的民俗文化带来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内容。这些民俗文化，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寄托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着积极的文化意义，不少在今日仍可以发掘利用，为发展当地旅游文化、土特产交流，繁荣文学艺术创作，丰富人民精神生活而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陈泽泓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