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程师孟传载：“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明黄佐修《广州府志》云：“西城程师孟经始于熙宁四年（1071年，周十三里，为门七，东南曰航海、曰南朝宗、曰善利、曰阜财、西曰金肃、曰和丰、北曰就日。后方大琮改就日曰朝天。”元大德《南海志》古迹略一引《唐垌记略》云：“凡五十六日而基就，又九月而工毕，城围十有二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有四尺。外夷远俗慕义徙居者寝多。”云云。
西城为北宋熙宁四年程师孟所筑，初无异说，惟黄佐《广东通志》则作六年，盖由误断《宋史》师孟在广六年句，以六年连下文，遂致伪误耳。
自明初连三城为一，西城城基久湮，以城坊地形考之，大略可得而言者：其东址当在今教育路，城门无正东，后此方大琮以中城西门朝天门之名易“就日”之名。余故疑西城之东亦无城垣，一如东城之合于中城者。有东南门，则其位置当在今起义路。西城之南垣当为今之惠福路。惠福中路之南，地形忽尔低落，犹可想见其为城外城边之地貌，城西包括坡山五仙观与光塔街俱在城内，则西城城垣当在今之海珠中路之西，直至今之人民中路为止。西城之北界，今中山六路朝天路之北口当即为朝天门。而今中山六路以北之地，自西往东，大部分为光孝寺、天庆观、净慧寺(即今之六榕寺，原包括今之将军东路、西路及迎宾路之地)等大丛林之地而非民居。故西城北面之城垣似当在今之中山六路。
广市城自汉末及孙吴徙治至北宋历时850多年，其间南汉虽曾凿平禺山以益之，然增建双阙，只为自家装点门面。元《广州府志》杂录引《广语》云：“刘钅长时，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民之得为栖止者无多地。”其偪仄可想。宋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以后，历时百年，乃同时增筑东西两城，其故固由于当时之地方官吏怵于侬智高之乱，有羡于魏瓘之以修城获奖，乃踵起而效尤。而尤以对外贸易之发展，商贾辐辏，广州人口大量增加，实为主因。《唐垌记略》云：
广于五岭为大府，地控蛮粤，列郡倚以为重。其商船物货之聚，盛比杭、益，而天下莫及，旧有城在广州之东，规模迫隘，仅能藩篱官舍及中人数百家，而大贾巨室生齿之繁几千万，皆处其西，无以自庇。
观于此记，使人想见清末广州之情况，富商巨贾与洋行货栈多会萃于城外西关一带，城未筑前番坊光塔一带之情况得无相似？
中国国外交通与贸易，可分西北之陆路与东南之海路两道。海道之交通可远溯于秦楚之前，就正史之记载而论，佛教之由海道传入中国，东汉明帝金人入梦，白马驮经之前，楚王英已奉桑门(沙门)之教。西汉武帝已立九真、日南二郡(日南为今南越南方之地，南越赵佗已领有之国境)。东汉一代九真、日南徼外蛮夷来献，更史不绝书。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十二月天竺国(印度)来献，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东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奉献(史书所记遣使来献之事，多为商人假冒)，均见《后汉书》桓帝本纪。则是时海道之交通贸易，已远及印度洋及东欧。暨孙权据有江东，益复开通南土。曾一再遣使南海诸国。唯当时航海口岸仍多在合浦或交阯(指今越南全国，当时越南属孙吴国土。湖南省衡阳尚存有九真太守谷朗碑可证)。交、广分治以后，番禺始渐成为海道交通之起、止点。法显自锡兰东归，达摩之西来，航道均指向广州，波斯胡贾(伊朗)遂亦遍于南国。隋唐之际阿拉伯人崛起与波斯商人争雄海上，唐初虽复通西北丝绸之路，然东南海上之贸易，因利乘便，已远驾陵于陆路而上之。及乎宋代，西北厄于契丹、西夏，财赋之供，多仰给于东南，对海外贸易之奖励，更不遗余力。宋潘美平南汉，即以帅臣兼市舶使。(见《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碑》)宋初指定广、明、杭三州为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关税，凡与外国贸易有关者一切均由其主管，当时谓之三司。北宋所收关税，广州所征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
唐代始于广州设市舶使，或称结好使，掌管市舶。初以岭南帅臣监领之。然市舶使之名，不见于《唐六典》及《旧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而始见于《新唐书》柳泽传，云：“开元中市舶使周庆立献奇器，泽勃之。”又《册府元龟》云：“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云云。是市舶使之设专官，开元初已有之。《资治通鉴》云：“则天皇后光宅元年（684年）(《新唐书》武后本纪作中宗嗣圣元年七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奴所杀。元睿暗弱，僚属恣横，有夷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之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莫及。”又《旧唐书》云：“王方庆，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船以珍物与中国互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无犯”。由此推之，是武后时尚以帅臣之都督兼理市舶，未尝分管也，其为二使，必在武后之后开元之前。
置市舶使以后，似已不复以岭南节度使监领，柳宗元《柳河先生集》有岭南节度飨军堂记略云：
府制，领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小大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球、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海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藩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羁之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治于广州。
按飨军堂为马揔所建，揔元和八年（813年）十二月为岭南节度使，记云：“斥其制为堂，十月甲子克成。”是堂建于元和九年十月。其时上讵开元已百岁，然必因于旧制，损益无多也。
唐宋两代，波斯与阿拉伯人来华贸易者侨居各港口，或于城郭与中国人杂居，或自成聚落，名曰“蕃坊”。北宋朱彧《萍洲可谈》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云云。考番坊之名称。始见于唐太和时人房千里所撰之《投荒录》云：“顷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腥臭自若也。”云云。是唐代广州已有番坊矣。《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广州奏，九月大食国、波斯国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遁。十月以濮州刺史张方须为广州都督五府节度使。”又据伊斯兰教徒劳乃特所著《印度中国见闻录》引述索理曼所作《印度与支那古记》谓回历二百六十四年(877年)——当唐僖宗乾符四年八月至五年七月间——黄巢之攻陷广州，回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护教徒(即波斯袄教僧)之被杀者至12万人，或云20万人。由此数事，可以想见当日广州外侨之众与势力之大。然学者间对此数字多认为夸大。
广州蕃坊之位置当在今光塔路怀圣寺附近一带地方。南宋岳珂《桯史》云：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居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且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群以左手攫取，(文按右左二字疑误)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制而大之。凡用镮铤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沈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后有窣堵坡高入云表，式度比他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园而加庄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圆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其一足为盗所取，卒不能补，以至今。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后三日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大僚如例，龙麝扑鼻，奇味不可名，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蜜无辨。
岳珂为岳飞之孙，岳霖之子。霖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知广州。《桯史》所记系岳珂童年所见之回忆录，或有不尽不实之处。但其所述回教徒之生活习俗，大致无误，并可考见当时政府外贸政策与对外商之优礼。其言蒲姓宅后之窣堵波，其状与现存之“光塔”，基本无二致。又南宋方信儒《南海百咏》番塔条云：
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五十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诗云：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
回教徒在广州设立自己之礼拜堂，唐末已见于阿拉伯人索理曼之述记，今之怀圣寺元时就唐宋址故重建。惟光塔之创建年代，不无疑问。广州回教徒相传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所建，《历代沿革志》未确指其时期。光塔之存在，中国文献之记述实始见于南宋岳珂之《桯史》，前乎此尚未之见。索理曼唐末来中国之游记，于广州回教徒之情况记述甚详，亦未述及有此特别突出之宗教及航运之重要建筑物。
考之回教史事，610年——相当于隋大业六年——穆罕默德年40岁始行入山求道，后自称得道而传教。说教三年始得信徒40人，以受人迫害，逃至默德那，时为622年6月19日(相当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后被追定为回历元年)，至630年始攻克麦加——相当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其后两年穆罕默德病死，以后回教徒始逐渐统一大部分阿拉伯地区。以时以势推之，穆罕默德不可能在未攻下麦加开国之前派人来中国传教并建立如此大规模之寺院与光塔。复考回教光塔之形制，最初为“翁米亚王朝”第一时——相当于705—715年，即唐中宗至玄宗开元初年——始创建于叙利亚，不可能先此80年建立于广州，且当时藩坊亦未设立，阿拉伯人之商业及来华经商亦未大盛也。但藩坊之位置则可据之以确实其为在今光培之附近一带地方而无疑。
广州回教坟场在今大北路外兰圃后山。坟内另有40名教徒纪念坟场。据该坟碑记谓系隋朝来广州传教死难者。坟场称清真寺，中有主要坟墓一座，俗称“响坟”，回教徒相传葬于此者为穆罕默德之舅父。亦云于贞观初年死于广州。查对回教史事，穆罕默德确有一舅父，惟始终未离开过麦加，后亦死于阿拉伯。其不足徴信，学者间已多言之。
然则广州回教之传说尽属虚假乎？是又不尽然，主要原因，在于历法之误算。
考回回历法为穆罕默德所创造，有太阴年、太阳年两种。太阳年以公元622年7月16日（即穆氏入麦地那之日，或云6月19日）为元年元旦(系后来追定)。依太阴(月)绕地球一周29.530588日为一月，12月为一年，是谓动的月，单月30日，双月29日，全年是计354日，不置闰月，以再三十年为一周共置11闰日。凡每周之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等年为闰年，闰年最后之月多一日，全年共355日。因之回历太阴年每年平均三百五十四日八时四十八分。比回归年(阳历)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一九日约减少十日二十一时一分，积二三年增加一月、积三十二三年增加一年。故回历太阴年之岁岁首寒暑变化无定。太阳年除以春分为岁首外，其他与今公历之日数无异。回历年以太阴供历史纪年及宗教祭祀之用，以太阳年供耕敛之用。
广州回教光塔街怀圣寺为元朝大德年间所重建。碑记纪年均为重建时推算。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数至贞观元年（627年）得671年，正为唐太宗贞观元年，但回教徒用太阴年历纪历史，中国所用系农历(阴阳合历)纪年，太阴历与农历对照，每33年左右要减少一年，671应减少21年左右，为650年，即应为唐高宗永徽元年至二年（650—651年）之间，而非贞观元年。核与中国史书所记永徽二年大食国(阿拉伯国)派使者到唐，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之记载相符。但以理推之，民间教徒之往来，必先于官方，而建立宏伟之寺院与光塔必后于此，则可断言。
总而言之，则自630年穆罕默德攻下麦加开国以后，至7世纪70年代历时40年，回教势力始渐强大。阿拉伯商人与波斯胡早已至中国贸易，回教徒随同至中国传教实意中事。叙利亚人经波斯传“景教”到中国时为唐贞观十年（636年），后至唐建中二年（781年）始在长安建“袄教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亦可作为旁证。但回教之传入中国，在唐初未必极盛，怀圣寺、清真寺两寺非贞观年间所建，但亦不会后于盛唐也。而“光塔”则唐末索里曼之所未见，北宋亦无所闻，其建筑年代似应在北宋熙宁间筑西城之后、番坊全盛之时期也。
番坊设番长司，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由地方官裁度就番侨之有声望者奏请皇帝任用之。蕃长之委任，唐代已有之。《唐会要》卷一百载天祐元年(904年)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又唐末来华之阿拉伯人索理曼亦记广州回教徒之情况云：
为欲裁决广府回教徒间之争议，由支那皇帝简选——一回教徒，此人于式日与信徒举行宗教之仪式，谈法话，又为本国君主行祝祷。
宋沿唐制，番长之委任亦如唐代。其见于史志者《宋史》大食国传有南唐开宝四年（971年）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淳化四年（993年）李亚勿、蒲希密贡表有：昨在本国曾得广州番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之语。又载：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修广州城，不许。《宋史》本节未系年月，而列于熙宁六年（1073年）之前。《宋会要》云：
神宗熙宁五年六月廿一日诏：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陀罗辞归番，特赐马一匹、鞍辔一副，所乞统察番长公事，令广州相度，其进助修广州城不许。
《苏东坡外制集》卷中辛押陀罗归德将军敕云：
“敕具官辛押陀罗，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琛币，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比于内臣，均被于霈泽，只服新宠，益思尽忠。可。”东坡以丁父优，熙宁二年（1069年）服除还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以与王安石不协出摄开封推官。则此制必作于熙宁二年至四年之间。唐宋对番长多兼援以将军称号。辛押陀罗之任番长当在此时。而熙宁之四年、五年则程师孟筑西城之时，故欲进钱银以助修城也。辛押陀罗于熙宁四年（1071年）以前既任番长司兼封归德将军，五年又报辞归番，余疑当时虽任番长，仍可来去自由也。
苏辙《龙川略志》卷五讲人告户绝事条云：“番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又《广州人物志》刘福传云：
刘富南海人。熙宁元年知广州张田徙郡学于国庆寺之东，未及建而卒。富捐资良效，殿堂廊庑次第将完，转运使陈安道以为卑狭，止之。继田任者程师孟、蒋之奇发官资庀成之。富复以负郭之田直钱五十万资于学。怀化将军辛押陀罗者，番首也，闻风兴起，亦捐资以完斋宇，且置田为久计。后置别舍以来番，俗子弟之愿学者。
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记：“程师孟熙宁间知广州，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昔相踵。诸番子弟皆愿入学。”云云。后此大观、政和间，广州、泉州至有请建番学(事见南宋蔡滌铁《围山丛话》)，专以教育番人子弟之事。其后番人子弟至有入学登科第者。
由此推之，辛押陀罗之请进钱银修城，固亦有如《唐垌记略》之所言，大贾巨室无以自庇，思筑城以自保。同时留居中国既久，亦深慕华风，日渐同化。此不特辛押陀罗为然，其他番商外夷远俗慕义者亦寝广矣。又不特广州为然，后此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修城，亦曾簿录贾胡之资，可作佐证也。
唐宋政府对番坊番长曾给与一定之自治权。《宋史》张昷之传云：“昷之徙广南东路转运使，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请一以汉法从事。”盖宋代处理番坊之法律，一沿唐制。按《唐律疏义》卷六名例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律疏义》曰：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定刑名。”审其立法政策，盖对外国侨民之犯罪者，参取属人与属地两种主义也。阿拉伯人索理曼记述回教徒间有争议时，番长就教规法律裁决之。所言与《唐律疏义》正同。
或疑番坊有似于近世之租界，法律之适用有治外法权性质，此实大误。番坊虽专为外国侨商之居留地，然非基于国与国之间条约关系，而为由于所在国单方面之优待或限制外侨之一种措施，亦非基于国际法之惯例，而实由于国内法之特别规定。特别法有优先适用于普通法之效力。张昷之之请变法乃取刑罚从轻科处主义，亦非法权之争执也。况番长亦非外国派遣之官吏或使节，而为中国基于主权所简选委任，复受中国地方官之指挥监督，实为中国官吏之一员，其行使之职权，为中国政府所赋与，特其得为充任之资格为有资望之外侨而已。
元朝崛起，别异四民，划分等级，以色目人为贵族，南人(指南宋遗民)最贱。明太祖奋起，光复汉土，外商以受色目人(碧眼人)一部分败类之株连，不无殃及。同时蒙古亦灭大食国(指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国)，波斯及阿拉伯人商业一时亦遭破坏。明初广州合三城为一，有外国人不得城居之禁，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禁广东通番，番船及夷人毋得入广州城。至永乐三年（1405年）始置怀远驿于城外十八甫以馆外国贡使。时移事易，云散风流，并番坊之地之名，亦几泯没无有知者。独轮囷一柱，市人犹能指呼为番塔耳。
番坊创设之年期，史志均无明文之记述，余按《旧唐书》卢钧传云：
钧字子和，开成元年冬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三年将代，华夷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使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夷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
华夷异处，当即为番坊之起源，时为开成年间（836—840年）之事，正房千里谪宦南来之时，故《投荒录》首记之也。
有番坊而后有番长，番长始兼封以将军之号，以重其职权，以隆其威望。可以推定，光塔传为怀圣将军所建，则其为晚唐以后、北宋之间，某一富有资财、地位之番长之所创建，惜乎史志无证耳。
作者：黄文宽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