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潮汕平原心脏的潮州，是粤东古老文化的中心，这里有锦绣富饶的韩江三角洲，并拥有南中国的黄金海岸。粤东第一大河——韩江贯流潮汕平原，在今天的汕头、澄海之间奔腾出海。榕江在其西，也在汕头附近出海，它们构成粤东平原的两河流域。潮州平原的北、西北境有莲花山为屏障，依山面海，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半封闭地区。河流是哺育人类成长的摇篮，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市考古工作者在韩江、榕江流域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并对一些地点、遗址、墓葬进行了试掘和科学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收获，使得原来模糊不清、若明若暗的潮州古代文化逐渐清晰起来。关于潮州的远古文化，目前，我们可以以若干个地点的考古材料来架构潮州史前时期的历程。
象山人及其文化
1991年、1993年，我们会同汕头、南澳文物部门对南澳县象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象山遗址位于南澳县后宅镇后江海湾侧旁，西、西北均面向海湾，是一座从东向西缓坡伸延的低丘，海拔高度约5—30米。象山南坡自西向东，依次分布有烈士陵园、南澳中学、隆东中学。在象山北坡的后埔仔，杂草丛生，部分垦为菜地，在坡地、菜地上散布有燧石石片、石器材料及多种海生螺、蚌类贝壳。在隆东中学背后的象山尾段开掘山石现场的断面上，可以找到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地层自上而下，第一层地表层，褐色沙质土厚0.3米；第二层黄色沙质土，厚1.7—2米，地层中含石器等文化遗物；第三层灰黄色风化壳沙土，不含遗物，厚约3米。
在该遗址采集了近百件石器标本和50余件石片，6件石核。石质绝大多数为黑色、棕色、灰白色燧石，个别石器用石英砂岩、白色石英制作，这些石器形体扁薄细小，长度一般为2—4厘米。根据其加工特点和用途分析，品种包括尖状器、雕刻器、石钻、刮削器等，而以刮削器的种类、数量最多，可以细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凹凸刃、圆头刃和多边刃等类。从石片刃缘的第二步加工观察，大部分石器采用单向加工，部分采用两面交互加工，少数使用错向加工。我们把采集的两件薄石片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多次使用后留下的擦痕。象山发现的古遗存，我们称之为象山人及其文化，是过去潮州地区未曾发现的新文化。象山石制品中的弧背长刮削器、“人字形”凹刃刮削器、“山字形”石钻头可以作为象山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们均有一定数量的发现。我们在遗址断崖距表土深1.55米、1.88米的文化层中曾分别采集到一片夹砂灰陶片、一件凹刃刮削器。陶片表里均有纹饰，根据陶片外饰斜绳纹，内壁有浅印的方格纹，火候偏低等特点，可与20世纪60年代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发掘出土的陶片相比较。
象山遗址位于今南澳岛上的临海小丘岗，那时，汕头还未成陆，澄海境内的莱芜山、南畤山等都是韩江口外大海中的小岛。这时潮州平原的远古居民已经跨海到一些岛屿上过着渔猎采集生活，象山附近的山林，海湾的浅滩便是象山人进行采集、渔猎、滩涂作业的理想场所。他们凭借制作的细小石器进行渔猎、采集等劳作，以适应在生产生活中对割、削、刮、凿、钻等的需要。这批细小石器材料与前几年在福建漳州、平和、诏安、东山等地发现的石器制品，无论在石料、器形、加工工艺上看，都惊人的相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福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把这种广泛分布在闽南、闽西南九龙江流域的史前考古文化称为“漳州史前文化”，年代暂定在距今9000—13000年。
象山人使用的细小石器与在珠江三角洲西樵山发现的细石器（距今约6300年）相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差别。70年代以来，广东南海西樵山东麓一带出土了多种细石核和由它们剥离的大批细长石片，也有部分由不规则形小石片加工的石片石器。但是西樵山细石器的主体是制造用于嵌入物的细石器复合工具，属于一种细石器工艺传统。象山人石器材料中缺乏细石核和细长石片，而所发现的石片石器则具有更多的旧石器时代风貌——细化的石器趋势。在象山发现类似江西仙人洞的陶片年代可推定在距今8000年左右。假若这种保守的判断准确的话，南澳象山遗址所发现的细小石器便是目前潮州史前考古年代最早的一处，可把潮州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过去陈桥人的距今6000年上溯到距今8000年或更早。
陈桥人及其文化
韩江自大埔三河坝以下，流经高陂、潭江、留隍河段，两岸群山峻峭，江面较窄，进入赤凤、归湖，江面开阔，在汕头未成陆之前，意溪、东津一带是韩江早期的出海口。因此，在潮州以南距今5000-6000年的地层所钻探的泥沙样品中，多发现有海洋微生物硅藻化石和有孔虫壳，而且越往南，这种发现便越多。随着海退和下游江东沙洲的日渐扩大成陆，韩江一分为二，江面更加窄小，出海口才移至今天汕头和澄海一带。陈桥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1956—1957年在潮安城西3公里的陈桥村沟北的海积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翻开数十万斤蚝壳的堆积地层，埋藏着一批轻微石化的人骨，我们称之为“陈桥人”。陈桥古遗址文化堆积厚达1.4米，除了含贝壳和灰黑色黏土外，还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物，有石器、骨器、陶片。自然遗物包括大量贝类软体动物：牡蛎、魁蛤、文蛤、海蛏、海螺、鸟蛳等咸水生物及蚬蚌等淡水生物的硬壳。地层中发现有10个个体的人骨，应是陈桥人的墓葬，可惜当时未曾进行科学清理。
根据考古报告，陈桥遗址属沿海地带的一类贝丘遗址，石器以打制的砾石石器为主，均选用椭圆形砾石在边缘及尖端采用交互打击法制成。有一种大型尖状器，保留了大部分自然岩面，加工只限于尖端附近，形器酷似广西北部湾东兴（今防城）海边贝丘遗址发现的“蚝蛎啄”（一种凿破蚝壳取出蚝肉的尖头工具）。石器中还有手斧状石器、砍斫器和敲砸器，并发现少量半磨制的石锛。陈桥人还采用牛、鹿、猪、鱼等骨制作骨器，如磨制的骨斧、骨刀、骨铲、骨锤、骨针、骨镞。遗址中骨器、锯切的骨料、半成品很多，若按骨器制作用料推算，陈桥人宰杀的动物，估计有百头以上。这些动物多数为狩猎动物，猪、牛类可能已驯养。陈桥人使用的陶器全系夹砂陶，以灰胎质最多，兼有红、黑胎，火候很低，手制，器表有的经磨光，有的则胎面石英砂裸露，有的陶片的口沿部位、内壁、腹部涂赭红色或施红陶衣。出土的众多陶片均无法复原，完整的陶器只有直口圈底小陶杯和一件葫芦状小压槌。
在陈桥村贝丘遗址发现前后，潮安、澄海、揭阳境内还陆续发现有石尾山、海角山、梅垅澳西、管垅、内底村、洪岗、梅林湖、池湖等一批贝丘遗址。除了梅林湖、洪岗两处地点年代较晚外，其他各处，大抵与陈桥贝丘遗址的时代相当或相接，它们分布在韩江三角洲距今5000—6000年形成的古海岸滨线之内，均可称为陈桥人文化。
数年前，笔者有机会在潮州博物馆对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部分陈桥遗物进行重新观察，有如下发现：
（一）陈桥遗址的陶器，夹砂陶片胎壁浑厚，手制，部分施红陶衣，多属釜、罐之类。部分陶片的渗入物有蚌壳或炭末。夹蚌陶或夹炭陶是浙江地区河姆渡文化、罗家角文化陶器的特色。
（二）陈桥遗址出土陶片的断口上，有的可以看到立面的多层结构的胎壁，这种工艺，考古工作者称之为贴塑法，是较之泥条盘筑法原始的一种手工制陶工艺。
（三）陈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不见几何形印纹陶，绳纹、蓝纹（条纹）也少见，却有一种用贝壳的锯齿或花纹划或压印出的锯齿纹、点状纹、曲线纹等装饰花纹，考古工作者称之为“贝刻纹”和“贝印纹”。目前所知，它是从福建闽江口，经台湾海峡、金门、粤东沿海至珠江口外的大范围内，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常见到的一种陶器装饰工艺和特色，表现出海洋文化的共同性。
（四）陈桥遗址发现数量众多的骨器，其中带单肩或双肩的骨斧、骨铲类，在形态上很似浙江的河姆渡文化的骨稆。保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件长身骨铲是采用牛的肋骨锯切后磨刃而成，在这骨铲的上端遗留有安柄时使用的藤条捆扎的清晰痕迹。河姆渡骨稆与稻作农业的耕作有关，由此，推测陈桥人也可能已有稻作农业。
（五）陈桥贝丘遗址的遗物与广东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发现的贝丘遗址的遗物相比较，在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陈桥遗址均比较原始，但却与深圳、珠海、港岛等地的沙丘（沙堤）遗址有许多相似点。不过贝丘与沙丘也有根本的不同点，前者是比较稳定的聚居地，后者是带季节性的临时生活或生产场所，因此相信在当时潮州古海岸或韩江口的海岛上也会存在陈桥人的季节性场所——沙丘遗址。
（六）1985—1986年，在福建省平潭县海坛岛上发掘的壳丘头贝丘遗址，是闽南滨海地带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不同于昙石山文化，石器中打制、粗磨的标本较多，利用动物肢骨做骨器，陶器中夹砂陶占90%，陶色杂，手制，有压印贝齿纹装饰，器形以圆底器为主，有釜、罐、盘、豆、碗、壶、支脚等。发掘报告判断壳丘头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6000年，壳丘头遗址的遗物风格、特点接近陈桥贝丘遗址的同类器物，年代也较相近，反映了在象山人文化之后，粤东的陈桥人文化与闽南文化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后山人以鸡形壶为特色的文化
潮汕平原西部、西北部榕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以山冈遗址为主，它的晚期以普宁池尾的后山遗址为代表，带有强烈的土著性特点。
1983年进行考古发掘的后山遗址，包括含文化层的遗迹和墓葬两部分。后山遗存以鸡形陶壶、方格纹凹底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在后山发掘的一批小型土坑墓中共出土了7个个体的鸡形壶，这类陶壶的共同点是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尖唇、高领，用手捏合罐口沿的中部构成前端翘起的壶口，尾端则成喇叭状流口，两口之间附有宽扁状把手作提梁，器底内凹，器身拍印方格纹。后山的鸡形壶可分宽体长身形和窄体短身形。与鸡形壶共存的陶器有罐、钵、盂、豆等。陶罐敞口、高领、折肩或折腹、圆凹底，饰方格纹。
根据出土文物资料，广东境内已发现多处出土鸡形陶壶的地点，除龙川坑子里、和平肖屋山、深圳咸头岭之外，在粤东潮梅的普宁、揭阳、五华、饶平、南澳等地都有发现，而以普宁后山遗址最为集中，可知鸡形陶壶是粤东史前阶段性有特点的陶器。究其来源，考古学家已注意到这种鸡形壶的祖形——垂囊盉，在距今5500年左右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其后，在上海马桥、浙江江山肩弄头、福建光泽杨山发现的鸭形壶，福建闽侯黄土仑出土的鬶形壶，可能都与这类鸡形壶有血缘关系。
早于后山一些山冈遗址如潮阳左宣公山、揭阳地都蜈蚣山、普宁虎头埔等遗址，已出现了部分的几何形印纹陶，它们可能是受到莲花山北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影响，但到了后山人阶段，陶器中的几何印纹陶突然锐减，只留下一种方格纹，出现了一类与后来浮滨文化折腹豆相近的圈足豆。不过浮滨文化的分布范围却比后山人文化要大得多。
浮滨人及其文化
潮州以凤凰山与饶平县相隔，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两地清理了21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遗物近200件，连同早期出土的器物达300多件。石器类有戈、矛、锛、斧、凿、砺石及环、璜等饰物，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盆、钵、盂、罐、纺轮等。陶器质料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并有部分陶器施酱褐色釉，发现有的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号或文字，其中石戈、大口尊、深腹豆最具特色。浮滨的考古发现公布之后，考古学家第一次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此后，又在揭阳、大埔、普宁、南澳和福建省的南靖、平和、南安、云霄等地发现和发掘了同类遗存，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使我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到浮滨文化共同体的组合、内涵，进而认识了它的性质、时代。
在作为后来浮滨文化命名的地点，是浮滨区的一个山冈类型墓地。从被清理的残存古墓中已可看出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例如最大的一座墓——浮滨一号墓，位于山顶中央、墓坑大，竖穴内设置两层台，出土器物36件，放在两层台上，随葬品组合为石器、陶器、装饰品，仅大口尊和陶尊两种陶器便有16件，其中最大的一件施釉的大口尊高度有67厘米，大敞口、宽肩、长颈、折腹、斜肩，肩部饰有三枚钉式泥饼，肩和腹拍印直条纹，并施厚薄不均的酱色釉。小墓则坑浅，狭小，只有一两件随葬品。在联饶区顶大埔山墓地，除清理了几座墓外，还收集到一件青铜戈，该兵器援狭窄，隆脊有棱，两侧带刃，无胡，援与内上各有一圆穿，这件戈与墓中出土石戈十分相似，也与江西吴城二期商代铜戈相似，应为同一时代考古文化遗物。就在浮滨文化发现的当年，在福建省南安县大盈村寨山发现了一批出自墓葬的青铜器、玉器。出土的青铜器有铜戈5件、铜戚1件、铜匕首2件、铜矛1件、有段铜锛2件、小铜铃8件。该地点的寨山贝丘遗址，经过调查属于浮滨文化遗址，大型铜器群可作为浮滨文化的青铜器来考察。
浮滨文化遗物的发现为潮州古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广布在潮汕平原含几何形印纹陶（云雷纹、夔纹）的山冈遗址的遗物截然不同，因带有若干中原商文化的色彩而引起考古界注意。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浮滨文化的分布范围陆续扩大，除了粤东地区外，福建的闽南地区也有许多地点有所发现，不完全统计已有遗址近百处，形成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在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综合有关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确认浮滨文化是一种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锛为组合的考古学文化。浮滨人拥有少量的青铜兵器、青铜生产工具，使用刻画于陶器上的简单文字。浮滨人已有发达的制陶业，掌握轮制技术，创造了广东境内最早的釉陶。浮滨人处在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铜兵器之外，还使用大批制作精美的仿铜石兵器（石戈、石矛）等，饶平21座古墓便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显示了浮滨人的尚武精神。
近年来，我们在潮汕平原进行人类学考察，对潮州的浮滨文化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一）1991年在南澳县的考古调查中，确认了该县隆东乡东坑仔是一处浮滨文化的早期聚落遗址。在遗址中除了采集有浮滨文化的大口尊、梯格纹陶片、釉陶片外，还发现石斧、石锛、网坠、纺轮、凹石和7件方块体陶拍等生产工具，并在遗址西北面的山坡地发现有夹杂陶片、石器的贝壳堆积。
（二）榕江流域的揭阳是浮滨文化遗存发现最多的地区，在114处先秦时代遗存中，含浮滨文化的遗存有33处，它们分属于白塔群、玉湖群、黄歧山群、仙桥群、桑埔山群等五个遗址聚落群，其中，黄歧山群的浮滨文化遗存即多达12处，榕江平原可能是“浮滨王国”的中心。
（三）在榕江流域的考察中，丰顺、揭阳、揭西、普宁、潮阳等地都发现有浮滨文化的遗存，在揭阳境内者已如上述，遗存极为丰富，在榕江南河东侧的仙桥镇，出土有两件石质牙璋，这是榕江流域浮滨文化最为重要的发现。石牙璋与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铸、釉陶、折腹豆、方格纹罐、带流凹陶壶等浮滨文化器物共存。石质牙璋来源于中原的玉质牙璋，是众所周知的商代重要礼器和祭祀中的宗教神器之一。这种礼器随着中原文化向四周扩展、传播，在浮滨文化时期已进入岭南。
（四）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普宁下架山镇的牛伯公山遗址，除了获得一批浮滨文化遗物之外，还发现了浮滨人的居住遗迹、地窖、蓄水设施等，第一次揭示了浮滨文化的聚落形态。同时也测定了一批标本的14C年代数据，共6个标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2870—3390年之内，绝对年代的测定，与过去把浮滨文化定在商中晚期至西周前期的看法大致相同。
浮滨文化在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上与商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凹石、印纹陶、条纹褐釉灰陶系、有段铜锛等方面则反映出浮滨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征，反映了中原的华夏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由于浮滨文化的年代得到确定，这种文化融合的时间被大大提前了。
从象山人发明的细小石器到浮滨人使用的仿铜石戈，中间包括制造骨器的陈桥人，以鸡形陶壶为特色的后山人，这是目前考古学资料所能提供的潮州史前新石器时代从肇始到终结的一个粗轮廓。潮州大地这片沃土的史前历史可概括为象山人（早期）、陈桥人（中期）、后山人（晚期）、浮滨人（末期）。湘子桥下滔滔南去的韩江流水虽然淘尽了历经沧桑的岁月，但考古学的奇迹却能使史前文化的痕迹重见天日。毫无疑问，考古学可以重建潮州的史前历史。从象山人往上溯，潮州大地的更早古人类，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在福建东山发现并确认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化石——东山人。浮滨人以降，在广东全境则出现含云雷纹及夔纹等组合的几何形印纹陶的南越族文化。
韩江流域与福建闽南地区山水相连，语言、风俗、民情相通，《舆地纪胜》谈到广南、福建的语言时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分，而风俗无漳潮之别”，从象山人到浮滨人，潮州大地的考古文化均显示了与福建漳州一带文化的密切关系，这时的潮州平原的土著居民在族属上自然具有更多的闽越族的血统。浮滨文化之后，潮州古文化与外界的交流随着揭阳岭的开通，日益扩大，除了东南海岸之外，波及珠江三角洲及更大的范围内的融合，这时韩江流域的居民才更多地渗入南越族的血液。
作者：曾骐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