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洛
广东大埔何如璋（1838—1891 年），是一位爱国的、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家。当他还未崭露头角时，和许多农村的客家子弟一样，在穷山沟里过着贫困生活。十三岁失学放牛，但他有副蛮劲，骑上牛背也要读书，勤奋自励，遂有所成。未冠，入邑补廪膳生，咸丰七年举于乡，同治四年任五品知县，七年成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寻升侍讲。光绪二年（1876年）受命为首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年方三十七岁。使日四年归国，任福建船政大臣，于甲申马江之役，对法国军舰驶入马尾港不加防备，致使我南洋军舰七艘被击毁，与会办大臣强佩纶同被严谴戍军，戍地苦寒，得脚气病，在戍三年放还，主讲潮州韩山书院以终，年仅五十四岁。
青年时代的何如璋夙治桐城文学，潜心攻读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阳刚阴柔分析文章风格，推曾国藩为有清古文第一。后来他看到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列强弱肉强食，虎视眈眈，祸端四起，清政府腐败无能，国事日非，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其时清政府一部分当权派主张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以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因而有洋务运动的崛起。何如璋长于岭南，老家又是侨乡，其见识自远胜于孤陋寡闻坐井观天之辈。更因他后来往返于广州、天津、上海，有机会接触到新鲜事物，究心当世之务。因此，他愈加拥护洋务派的主张。他的弟弟同璋时任兵部主事，通过他的介绍，如璋谒见了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席间，议论时局国是，如璋侃侃而谈，力陈所见，李鸿章对他大加赏识，并说：“想不到翰林院中，竟有人如此通晓洋务。”自是，何如璋经常出入李鸿章门下，成为李鸿章府座中上客。
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修好条约》。中日两国原是东方的封建制度国家，但这时的日本正经历明治维新的变革，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日本为俄美劫盟，悟锁港非策，与泰西诸国通商结约，颇丧利权，知我国结泰西约中有利益均沾语，故企图以失之泰西者，取偿于我，乃遣外务省柳原前光来华向清政府敲门，想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样子，用不平等条约向我国攫取特权。日本随即派遗了驻华公使。李鸿章当时总理外交事务，开始与外国正式订交，除派郭嵩焘使英，陈太常使美，李凤苞使法外，考虑到对日交涉日增，我国在日本又有数千侨民，有许多事情要料理，因此，奏请清廷批准任命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并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何如璋以诚惶诚恐的心情对待这项任命。“猥以疏陋，小臣亦滥假崇衔充使日本。自惟谫劣，如古之出疆，专门樽俎折冲者已无其才，如今之觇国势，护商旅者又无其术，夙夜惴惴，唯不克称职，是惧海程之险远，归期之淹迟，非所计也。”这就是说，他自忖作为弱国使者，面临种种复杂问题，又无强有力的本国政府作后盾，是难当大任的。但为了国家利益，他知难而上，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他受命后，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公使馆班子，除副使张斯桂外，有参赞黄遵宪、正理事范锡朋、副理事余镌及随员僚佐共二十多人。黄遵宪是梅县人，与他是客属同乡，在使日期间，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何如璋一行从上海乘轮船前往日本，他有诗写道：“相如传檄开荒去，博望乘槎凿空迥。何以手赍天子诏，排云直指海东来。”
他到任不久，就碰上棘手的琉球问题。琉球明初臣服中国，五百年来，无代不受封，无朝不朝贡。但自日本明治天皇亲政后，日本便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以致进而将琉球吞并。何如璋对此采取积极态度，他认为日本国力尚弱，内伏危机，估计它不敢开衅，主张据理力争。他于 1878 年 5 月 29 日（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致书李鸿章说：“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李鸿章却复信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李鸿章这种态度就是向何如璋泼冷水，要他就此罢休。但品性刚直，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何如璋仍据理力争，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口头抗议。后来又以一个措词强硬的照会致送日本外务省访问外务卿寺岛宗则，寺岛抓住其中“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是“暴言”，要求何如璋书面道歉，若不相从，即中止谈判。一场论争，已演变到白热化。李鸿章对何如璋的做法大不为然，他在致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如璋》函中说：“子峨（即何如璋）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致激生变端”等语，充分表明何如璋的积极态度，不但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相反地，竟因此而不容于“遇事曲从”的李鸿章，终于被撤职回国。后人评论何如璋作为一个有头脑、有胆识的外交官，他那种不卑不亢，既重邦交又重国权的严正立场，是值得称道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如璋是有恩于李鸿章的，没有李鸿章力荐，他不可能获得使日的荣衔。但是，在对待琉球阻贡问题上，何如璋对自己的恩师没有逢迎迁就、俯首贴耳，相反的，却敢于坚持爱国立场，直言不讳，三番四次提出意见，甚至不惜丢掉乌纱帽。何如璋若无忠臣义士的气概何能致此？然而，胆小怕事的李鸿章对何如璋的正确主张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诸多申斥，说他“出好兴戎，可为殷鉴”。李、何两人意见对立，既反映了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不同的观点，同时也说明何如璋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自有不平凡的气度，故能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何如璋使日经办的第二件大事，是有关于中日通商贸易问题。随着闭关自守局面的结束，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已面临种种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即为中外通商问题。当时列强以炮舰政策，打开我国门户，为夺取商品市场，洋货汹涌而来，使我国的利权遭受严重损失。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紧步列强后尘，其对华贸易，亦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何如璋到日后，对此有深切了解，于是他向清廷写了《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他首先阐明中外通商的重要性：“窃维国依民而主，民以财而聚，财者生民衣食之源，国用所从出也。上世土旷民稀，专务农以尽地利，今则生齿之繁十倍于古，力耕不给，故必经商并务农，本末兼资，庶足济王政之穷，而各安生业。自与各国通商，利害尤有关系，若商务吃亏，金银输出，则民生困，国计亦穷，此宜急筹防制者也。”这就是说，他鉴于小农经济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主张重视经商，尤其要重视在对外通商中确保我之利权。接着他指出当时中外通商存在的症结问题：“查中外结约通商，其始不过五口，继增至十九口，而假借游历通商一语，因之内地亦复通商……三十年中巧取横侵，愈推愈广，流弊日钜，受害滋深。”“近年进口日多，势成偏重，徒以彼无用之货，易吾有用之金，其弊一也”；“中土无，则利民而广交易，虽耗损赀财，尚不至夺吾本然之利，乃查进口之货，皆不异中土之产，外产日盛，则内产不得不衰，听其销流日广，则吾之生路日穷，其弊二也”；“然苟征课操之自我，则设法限轮，尚可杜喧宾夺主之嫌，乃内地商货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外商则租界免厘捐，内地只制半税，且皆纠合公司，本钜势强，以垄断之心，行兼并之术，又假吾优待之条，以恣其劫夺，遂令坐贾行商，纷纷败北，其弊三也”；“查欧美通商，凡外国商船不准贸易内港，今则内江外海，皆任洋舶往来，不特运销外产，而且揽载土货，即此载运一款，坐困者当不止数十万家，其弊四也”；“自通市以来，各省税关以亏额告者多矣，洋布一宗岁值三千余万，洋布多则土布必少，其弊五也”；“今管理外商，悉由领事，租界一隅，几同化外，恃强相抗，有司畏懦，隐忍容之，其弊六也”；“今海关税额必与西人议定而后行，既非平交之道，我仅值百而征其五，此实为天下最轻之税，外商意尤未餍求，贪肆纵横，不尽取中土菁华不止，其弊七也”。这些针砭之言，的确切中时弊。但他绝不是反对对外通商的顽固分子，他深知列强都是以商立国，通过商务致富致强，并以商务为先导，侵略贫弱国家。自鸦片战争后，已年甚一年地陷入资本主义市场包围的中国，已不能再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因而一再强调：“通商之局，千古所无，势不能绝市而闭关，事惟有变通以救弊。”他竭力反对的是违背互利原则损害我国利益的不平等贸易，而且进一步呼吁：“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迨至势穷害极，强邻益逼，上无可筹之饷，下无可练之兵，后悔复奚及乎？”在这里，他把不平等贸易的祸害和林则徐的禁烟主张相提并论，诚足发人深省。
不久，他又写了《内地通商利害议》。这是专就日方要求与我内地通商而作的：“日本与我国立约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联近交……而近年来，日人精神所注，乃专在内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财，以稍补西邻之失……如璋随时究察日本之求通内地，屡与西人一体均沾为言，而我国对日人实有不能强同者，盖有不宜轻许者五，有贻害极大者四。”何如璋在这里对我国与西洋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主张采取有同有异的灵活措施，做到区别对待：“查日本出口货皆不异中土之产，一也”；“此邦密迩近邻，取径捷而运费轻，若任其直输内地，则内地物产销路日穷，民生将日困，二也”；“日货一经输入内地，则彼省厘捐，品类虽同而价值顿异内地商人必至于败折，三也”；“外产多，则内产减，税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国计，四也”；“西人远隔重洋，虽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贫，内地之禁一开，无论矣，五也”。他还指出，“有贻害极大者，向来中东商务，彼此输出输入大致相同，其后中国所来之药材书纸等类，彼以崇尚西法摒弃不用，所输入者，只蔗糖一种，岁仅值二百余万金，彼乃劝民广种，以杜其来，近年输出益广，乃增至五百万，相比之下，已入超彼国二百余万矣。若许其直输内地，来货日多，每岁当增至一千余万。”何如璋面对中日贸易大量入超的严重情况，内心十分关切焦急，虽然他对“商务茫然未悉”，又“身居局外”，但作为驻外使臣，凭他对世界形势的接触了解，他愈来愈明白这种形势的紧迫性，“西人之借兵而求扩商务，因商务以取人财，比秦之割地，契丹之岁币，其操术为尤巧，贻害为尤深”，“用敢吁求坚持前议，力却要求，民生幸甚，天下幸甚”。何如璋披肝沥胆陈词，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时刻以国计民命为念的外交官，虽身处异国，而常怀赤子之心，每见外人有不利于祖国之举措，即频频上书，力陈谏言。既能顺应世界潮流，不囿于固步自封，又能权衡得失，处处维护国家利益。他提出的一些对外贸易必须坚持的原则，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例如他主张独立自主、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维护国权、保障民生等，都是很有道理的。
何如璋驻日期间，除忙于公务，办理交涉，敦睦邦交外，更以不少精力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所起的深刻变化。他了解到“其官制内设三院九省，三院者曰大政院，有大臣议官，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有大审院，掌邦法者也；有元老院，掌邦议者也”。何如璋对这种效法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曾在《使东述略》中详为介绍。经过多年考察，他已确立欲自强，必效日本的思想。所以他热情鼓励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一书，黄遵宪实地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国家日趋富强，从而使他认识到明治维新的积极意义，决心写《日本国志》，这本书写成，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也是从中得到启示。
对日本统治阶层的侵略性必须抵制乃至斗争，而对日本广大人民则坚持睦邻友好，何如璋在这方面掌握得很有分寸。如前所述，为了解决关于琉球阻贡一事，何如璋反复与日本外务省寺岛宗则进行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邀各国使臣与之评理。又如在日方要改订通商条约问题上，除了力陈利害得失外，并指出“日人之飞扬跋扈，日怀异图，此国人所共知者”。足见何如璋这种原则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与此同时，他又把执政者的不当和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区别开来，珍视和日本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了更好地胜任新职，何如璋在未赴任前，已读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书籍，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如《日本政纪外史》《新策》诸书都反复读过。所以在到任前，对日本的过去与现状，已有所了解。到日后更孜孜不倦地搜求各种典籍文献，频繁接触彼邦朝野人士，用以加深了解。他认为作为外交使者，务必知己知彼，只有熟悉驻在国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以他到任不久，就写出长达万余字的《使东述略》，据“耳目之所及”，对“风土政俗”“悉心以求，庶几穷其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何如璋这种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确为那些打着钦差“放洋”招牌，只顾寻欢作乐、贻笑外人或庸碌误国之辈所望莫尘及。
中日两国邦交，源远流长。远在刳木为舟时期，两国先民就冒风涛之险，往来于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到盛唐时代，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虽然国势衰微，但日本人民对古老中国的文明还是景仰的。当闻何如璋公使至，彼国耆旧诩为隋唐千余年来未有之殊荣，达官名流，争望颜色，求书翰，征题咏者，络绎不绝。《使东述略》中说到，初抵神户时，“商人具仪仗驺从迎辞未获已，汉宫威仪见所未见，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西人亦欢携妇子，途为之塞”。由此可见当年盛况。
当时我国旅居日本之侨民有数千人，以横滨最多，长崎次之，神户、大阪又次之，箱根、新澙等地只各有数十人。有些华侨流寓日本已数百年，大都划地以居，名曰 “唐馆”，“吴越之贾，多权子母钱，闽广则米糖杂货，其殷富者，多兼西商”，侨胞把何如璋当作父母官，他每到一埠，都受到中华会馆的热烈欢迎，因作客他乡，运离故土，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莫不希望得到本国政府的有力保护。为了保障华侨的合法权益，促进和日本人民的友谊，何如璋除在东京设公使馆外，经过与日方反复交涉，终于达成协议，同意在横滨、神户、长崎三城市设领事馆，并收回领事裁判权。从此，侨胞有了本国政府撑腰，过去那种备受歧视欺凌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所以华侨对何如璋深怀敬意，特别是对何如璋能据理力争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点，更为侨胞称道。因为在此之前，日本明治维新刚奠定基础，因倒幕废藩失了势的统治阶层极端不满，故而国内潜伏着内战的危机。明治君臣借口“攘外以安内”，要对中国采取入侵行动以缓和国内矛盾，因而影响到我旅日侨胞的处境，日人有议废居留华民旧规， 何如璋援引国际公约，卒收回领事裁判权，使侨胞生命财产得到合法保护，所以旅日侨胞对何如璋无不感恩戴德。
何如璋著有《使东杂咏》一卷，收集了驻日所作七绝共六十一首。这卷诗是对他的《使东述略》最好补充。通过它，可以更好地了解日本的风土政俗以及作者自身感受。
缥缈仙山路竟通，停舟来信引回风。
烟岚万叠波千顷，不在诗中即画中。
这是他初到长崎所作。“入口弯环回匝，山皆古秀可爱，松翠万株中有烟云缭绕之。殆即古之所谓神山者耶。”作者用淡淡笔触描绘了扶桑景色，使人顿生仙山琼阁之感。他在后记中说：“长崎山中园，胜地也。临溪脩然无尘俗气，竹架中列小花盆，以百十计，皆精雅。园有酒家，别客饮其中，裙屐纷错，亦饶风致。”览读之余，不觉使人想到东洋的歌舞伎，在轻歌曼舞中，展动裙屐的场面，是一幅十分生动的风情画。后来他游大阪，在题记中写道：“繁庶街衢如棋盘，大小桥三百余处，淀川萦贯其中，有石城表里二层，有高台，可远望十余里，镇兵驻之，严秀吉之所筑也。”诗云：
丰臣奋迹开雄镇，石垒深濠大阪城。
三百六桥余霸业，淀川鸣咽暮潮声。
何如璋在日本还写了怀古、咏史之作，如：
横滨西去镰仓镇，百里河山老战争。
吊古旬间披外史，首更时局是源平。
三代名臣暨汉唐，殿屏图列古冠裳。
维新孰建东迁策，顿改官家旧日装。
前者记的是“后鸟羽时，源赖朝攻平氏而夺之置府其地，德川大将军率居于此”。后者是何如璋游览日本旧国都西京时写的，其后记写道：“其宫殿壁画古名臣有传说，姜子牙及汉唐诸臣像，皆中人。”
何如璋使日四年，政绩斐然，多有建树。晚清翰林院编修吴道镕评价他：“终公之任，日人百计求之不得，公去任后，日人遂尽如已意”“公之筹虑烛照数计于二十年前者，竟不幸而言中”。当然，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攫取了很大一部分在华利益，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并非一个驻外使臣所能力拒。何如璋竭忠尽职，处处维护本国人民利益，做了常人所不能做的事，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国的外交官，外受强邻压迫，内无本国有力支持，其能如此，更非有过人的志气与魄力不可。何如璋为祖国争公理，抗强权，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又能坚持睦邻友好，终使日之任，不负国人的期望，在清末几位驻外公使中，堪称为一位杰出人物。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