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光塔路的怀圣寺、塔（指光塔，下同），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亦称“回教”）的建筑，是我国早期的清真寺之一。怀圣寺、塔的建立，说明伊斯兰教传入广州的历史悠久。但此寺塔究竟建于何时？目前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始于唐时；一种意见认为建于宋代。也有个别持折中态度的人（主要是罗香林先生），把寺与塔的建设时间分开，承认寺建于唐代，而塔则是南宋时期的产物。为此，对怀圣寺、塔始建年代的探索，研究伊斯兰教传播的规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一、怀圣寺和光塔始建于宋说的起源
怀圣寺、塔始建于宋说，起源于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他在 20 世纪初写了一本名叫《蒲寿庚考》的著作，在书中提到怀圣寺、塔，并说：“斡歌士（斡葛思）事出于附会，其不可信，学者均知之，无待喋喋。怀圣寺建于唐代，亦无稽之谈……番塔形式，与回教寺院之普通尖塔无异。据美国戈太尔之研究，回教国之 Minaret（意为尖塔），翁米亚王朝瓦立得一世（705—715年）始创建于叙利亚。据此，则广东番塔绝非唐初所建矣。”（《蒲寿庚考》第三章）斡歌士是何人？他与怀圣寺、塔是何种关系？据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考证，斡葛思即旺各师的别译。《明史》卷三三二载 ：隋开皇中（58l—600年），其国（指当时的阿拉伯国家）撤哈八撤阿的干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干斡葛思”即“斡葛思”笔误。清咸丰二年（1852 年），长沙伊斯兰教徒蓝煦著《天方正学》卷七一书，载有《旺各师大人墓志》，说明旺各师是穆罕默德的母舅，于唐贞观六年（632年）抵达中国，建清真寺于广州，后来死于广州，现在广州大北门外（今草暖公园对面）回教先贤墓，就是他的坟墓。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柏雷狄斯，获得古代汉文布告一张，该布告亦说唐贞观六年（632年），斡葛思率徒三千，携《可兰经》至中国传教。《番禺县志》亦沿袭此说。
查斡葛思确有其人，是一位传教士、大宗师。不过他并未离开过阿拉伯到中国来传教。另隋开皇年间，伊斯兰教还未正式创立（622年，正好是唐高祖武德五年），更不可能派人到中国传教，因此，斡葛思建怀圣寺、塔之说，是不真实的。桑原否定斡葛思建怀圣寺、塔，亦是言之有据。这一点，在我国学者中意见亦基本一致。但桑原又认定泉州清净寺（实是圣友寺，宋大中祥符年间建）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塔不可能建于唐代，这种完全不顾中国有关的史料记载的态度，则又未免过于武断了。
二、怀圣寺和光塔创建于唐代
关于怀圣寺、塔创建的年代，在目前遗留下来的史料中，当推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的记载为最早，该书咏“番塔”诗曰：
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
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飞转片帆归。
诗后记曰：“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一十五丈（实为十六丈五尺），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
《南海百咏》为南宋开禧二年（1206 年）前的作品，是方信孺任番禺县尉时所作。《历代沿革》已经散佚，故无法查证其创作年代。但可以肯定，其成书当在《南海百咏》之前，否则，方氏便无从引证该书之史料了。为此，这《历代沿革》的记载，亦应该是研究怀圣寺、塔创建年代最原始的一种史料了。
此外，还有下面的几种史料提到怀圣寺、塔的情况：
一是岳珂的《桯史》，成书于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岳珂是岳飞的孙子，绍熙壬子（1192 年），随父至广州，到一蒲姓外商家作客，见礼拜堂和塔，按书中记载，此礼拜堂与塔，就是今天的怀圣寺和光塔，但岳珂没有具体说出其创建年代，而且他当时才是十岁的孩童，记载是按照他的回忆写成的。
二是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郭嘉撰写的《重建怀圣寺碑》，文中提到怀圣寺、塔创建年代时，有“世传自李唐迄今”及“历唐宋五代”等句。
三是阮元《广东通志》卷二二九引黄佐《广东通志》云：“怀圣寺在府城内西二里，唐时番彝所创，明成化四年都御史韩雍重建。”
四是屈大均（明末清初人）的《广东新语》，该书在卷十九云：“光塔，在怀圣寺，唐时番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囷，轮囷直上，至肩膀而小，四周无楯栏，无层级，顶上旧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金鸡为风所堕。”
五是乾隆《南海县志》卷十三，该书云：“怀圣寺在县治东南，唐时番人所建，内建番塔……广人呼为光塔。”
六是光绪《驻粤八旗志》附录云：“怀圣寺，唐时回鹘由蕃舶来此贸易，建浮屠于此。”
可见古人在研究怀圣寺、塔创建年代时，多数是以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为基本史料依据，而且是同意其观点的。以今天的眼光进行分析，仍然可以认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充分的。
首先，伊斯兰教在唐初已经传入。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使节来朝，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后阿拉伯国家大力发展海运，鼓励商人来华贸易。外国来华之海船，以波斯大食为最多。到了中唐时期，广州贸易更加繁盛。大概在公元 9 世纪时，在今广州光塔路一带，已经形成了阿拉伯商人的聚居区，时人呼之为“蕃坊”。按照杜环《经行记》一书的介绍，阿拉伯人每天要进行五次的礼拜，每七天要举行一次规模颇大的聚礼。礼拜堂（清真寺）是阿拉伯人举行宗教仪式所必需的场所。居住在广州的阿拉伯人，为了举行宗教仪式，亦不可能缺少礼拜堂（清真寺）的设施。唐宣宗大中五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来广州经商，并著《东游记》。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曰康府（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阿訇）一人，教堂（清真寺）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训戒。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中，寺为正式礼拜之所，塔为传呼礼拜之所，寺与塔是配套的。寺建立起来后，塔也就随之而建立。苏莱曼已经证实唐时广州有清真寺，故塔也应当是在这一个时候建起来的。
其次，根据伊斯兰教传播的规律，阿拉伯商人抵达中国后，从不向中国人传教。所以苏莱曼的《东游记》说：“我们从没有看见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是信回教的，或者是能说阿拉伯语的。”同时，因饮食习惯的不同，也很少同异教通婚的，故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载《陈垣史学论著选》）一文中，总结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四点原因说：“（1）商贾之远征；（2）兵力之所届；（3）本族之繁衍；（4）客族之同化。”又说：“第一项为唐时中国始有回教及宋元回教繁盛之原因；第二项为唐时中亚细亚各国及宋明时新疆各地改从回教之原因；第三项为元明以后中国回教繁盛之原因；第四项为在中亚及新疆之蒙古后裔改从回教之原因。”广州伊斯兰教之传播应属第一种和第三种原因。为此，这番塔也就必定为阿拉伯人所建。《历代沿革》说建者为怀圣将军，然唐时确实无怀圣将军的称号。但阿拉伯人被封为将军的，确有其人。《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丙申，大食首领和萨来朝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钿带，放还蕃。”因此，这寺与塔极有可能是和萨来朝时组织兴建的。托名怀圣将军，取其怀念贵圣穆罕默德之意也。至于始建于公元 705年至 715年的叙利亚光塔，在 741年左右的时间，传至中国，当然也不能断言为不可能之事。因当时大批阿拉伯人，频繁地进入广州经商，经济的交流肯定也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诚然，今天的怀圣寺经过多次的修葺，面貌与昔日对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但不管其怎样变化，今天的怀圣寺都是在昔日怀圣寺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而且其地点并未起什么变化（在昔日蕃坊境内），故怀圣寺、塔建于唐说，完全是合乎历史事实。开尔之《广州指南》引不卢好尔《支那之回教》，亦谓怀圣寺、塔创建于公元900年 (见桑原骘藏《蒲寿庚考》）。
三、《南海甘蕉蒲氏家》之不可靠性
罗香林在《唐宋时期广州之回教》引《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印证番塔建于南宋。该家谱在记其四世太祖口捏咕啪时，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公讳捏咕啪…… 素行清高，胸怀坦白……不求声誉，淡然隐处……时叔祖玛哈咮、玛哈嗼嗼二公倡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公特捐巨金，赞成甚力。西来商旅，咸德之。”考蒲氏家族原住广州城内，后代子孙徒居南海甘蕉，故其在清光绪三十年修的家谱，称为《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该家谱承认其先祖蒲玛呿阿“自西域而归中国”，实际是阿拉伯人。但家谱的序文却明显记载，其祖入粤定居的时间是在南宋嘉定以后，在这之前，岳珂《桯史》已经证实，广州光塔早就“高入云表”了。故家谱所记，口捏咕啪等人倡筑光塔，可能是倡修光塔之误。由于这样，此家谱所记有关光塔之事，也就不能作为史料的依据了。
作者：邓端本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