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来是对外交通的海港
据《宋史·太祖本纪》载：“开宝四年（971 年）二月，平广南，得户十七万。”
广南，就是唐末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总称。东路，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广东省（缺了海南岛）；西路，大致包括了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加上一个海南岛。五代时统治着广南这块土地的是南汉国。这南汉国最后一个皇帝刘鋹，除了跟他祖父、父亲两代一样残暴昏庸外，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荒唐的君主。他有两件荒唐的事是其他帝王所无的：第一件，他的小帝国合共只有十七万户，但他前后封赐给宠臣的食色就不只五、六十万户，单是其中一个太师李托便得封十万户，占了南汉国辖下民户的大半。第二件，他不仅宠信宦官，就连那些他所信任的朝臣，都硬把他们阉了，用这样的办法来防止他们和宫女们鬼混。这种荒唐的行为，恐怕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做出来的。
他把民户的租赋都封给了臣属，那么，他又依靠什么来过着穷奢极侈的荒淫生活，依靠什么来供给这个小帝国的行政费用和军队的支销呢？原来他除了征收许多苛捐杂税外，还主要依靠广州的进出口贸易收入。广州，从晋代以来一直是我国对外交通的主要海港，而且随着航海技术的逐步进展，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也逐步扩大，而贸易的种类和贸易额也逐步增加，到唐代晚年时，由于北方有几处的大藩镇截留了当地的租税自用，唐朝廷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不够支销，便完全依靠广州的对外贸易和“舶脚”（关税）来补助解决，可见这笔收入的巨大。所以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广南之后三个多月就急于恢复广州市舶司，“开宝四年六月，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并充市舶使。凡大食（阿拉伯诸国）、古逻（即印度半岛南部）、阇婆（爪哇）、占城（在越南南部）、渤泥（加里曼丹岛）、麻逸（在菲律宾）、三佛齐（即苏门答腊岛）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饯、铅锡、杂色帛、瓷器、香药、犀象（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玑、镔铁、髱皮、玳瑁、玛瑙、车渠（大贝）、水精、番布、乌樠、苏木等物”。《宋史·食货下八》跟着不久宋朝廷又在明州（今浙江省定海县）、杭州设市舶司。不过，经广州进出口的货物以及舶脚的收入，始终都占总数百分之七八十。可见广州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地位的重要了。
据邓端本同志《宋代广州市舶司》里指出，宋代的市舶收入，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且据有关史料记载：
宋太宗时，年收入三十万缗至五十万缗。
宋仁宗皇祐中，五十三万缗。
宋英宗治平中，六十三万缗。
宋徽宗崇宁间，一百万缗。
宋高宗渡江初期，二百万缗。
宋高宗绍兴末年，二百万缗。
不过，上述市舶收入数字，除皇祐、治平两代的数目见于《宋史·食货志》外：“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其他几个数字，都不是来自正史。
还要指出的，从上述数字看来，市舶的收入是逐步增加，基本上也是这样，但实际上却是年年的收入并不一样，而是年多年少，甚至有一个时期是明显地减少。例如《宋史·食货下八》说：“熙宁五年……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即少于额定税收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
在进口的商货中，最大宗的会是香药，所谓香药，有些是药物，如乳香、末药、木香、沉香、降真香、安息香、桂皮、荜拨、荜澄茄、诃子、槟榔、破故纸、白豆蔻、豆蔻花、胡芦芭、芦荟、阿魏等，有些是食用的或熏浴的香料，如龙脑香、龙涎香、檀香、高良羌、胡椒等。据宋神宗时的毕仲衍在《中书奋对》一文里说：
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共计：354449 斤。内广州一处计348673 斤三司三年出卖乳香共入钱 894719 贯 305 文，内熙宁九年 307606 贯147 文，熙宁十年 313374 贯 204 文，元丰元年 253738 贯 945 文。
当然，上述的数字只是博卖数，而不是进口数。所谓“博卖”，就是宋朝廷除了对舶来商货“抽解”即征收（实物税）一般“十征其一”外，还指定犀角、象牙、乳香等八种贵重或生活上必需的香药等，由政府所设的榷易院（专卖机构）“博买”（收购）若干，一般是十分之五，有时是“市其三四”，最高曾达十分之六。经过“博买”后，才准商人自由买卖。“抽解”以及“博买”
得来的商货，先供皇室享用，有余的便交榷易院“博卖”（专卖）或由各市舶司就地出售。例如上述的熙宁九年至元丰元年这三年，宋神宗便根据“天圣（宋仁宗年号）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实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的事例，着明、杭、广三市舶司除把一部分乳香送京师外，其余都就地“博卖”易钱。
为什么舶货要运来这么多乳香和香药呢？一来是这种商货价格并不昂贵，而又是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上必需的物品，容易脱手；二来是海船要吃水深才能航海，并且只有用镔铁、水晶、乳香、没药、阿魏、芦荟等这些比重大的货物压舱才能使船舶航行平稳。如果全船都是轻货，船轻遇风则容易倾覆。
广州市舶收入是宋朝的重要财政来源
市舶的收入，对于宋皇朝的国用很重要，在宋仁宗时，已是“县官（指皇帝）用度实有助焉”，宋室南渡初期，南宋全国每年的赋税总收入不满千万，其中市舶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难怪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可见他对市舶的重视和那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兴旺。
至于宋代我国的出口货物，虽然开宝四年恢复广州市舶司时，朝廷明令“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做交易货物。但不久便发觉前来贸易的外国商人都喜欢把中国的铜钱作为回程货物，从陆路来的“边关重车而出”，从海路来的，“海舶饱载而归”，虽然自开国以来，宋政府各地的铸钱监每年都铸造出铜钱百多万缗，但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竟弄到“比年公私上下并共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元丰八年，宋哲宗继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虽然阻止了铜钱大量流出国外，但因为利之所在，每年偷运出口的仍有不少。到了南宋，禁令更严，宋高宗从绍兴三年至二十八年，前后二十五年间，曾先后颁布过七次禁令，最后一次明确规定：“以铜钱与番商博易者，徒（即判徒刑）二年，千里编管；二贯（两贯钱以上）流两千里，二十贯配（即充军）广南，出中国界者递加一等，三十贯配运恶州。”
为什么番商对铜钱这么感兴趣呢？这是因为：第一，铜钱本身既是通货，又是可铸造各种器物的金属。有了它便可以通行当时的全世界，而别的货物，还有供与求和盈与亏的问题。而中国的铜钱，即使在本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第二，当时各国最紧俏的中国货物是“五色帛”（丝绸），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可见当时外国商人来我国贸易的目的是贩运中国的丝绸；但丝绸价格高，一匹官价值二千至五千银钱。而丝绸的重量轻，因此，番商在回程时一定要购买一种重货来做压舱物，这种货物最好是瓷器和铜钱。但瓷器还有一个需要和购买力问题，铜钱却可以到处通用。所以他们对铜钱更感兴趣。
广州自晋代以来一直是我国对外海路交通的港口，中唐以后日趋繁盛，同时，广州从事与番商贸易的商人，也开始自建大海船经营远洋贸易了。到了北宋时，由于一百多年间国内无事，而农业生产又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日渐繁荣，能供出口的物资比唐代大为丰富，对舶来商货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这不仅使“广州多蕃汉大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也诱使广州的商人携带着“犀、象、珠、玉，走于四方”，甚至如朱彧在《萍州可谈》里所说那样“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能易货物，远贾辐辏，故号最盛”。有些富商还成为专从事放债的大户，“广人举债息倍，约舶过回偿”。同时，邻近广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也纷纷“市于五羊”“数贩南海”而获得大利。
《宋史》记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 年）时，侬智高突攻广州，附城居民争涌入城，宋将闭门不纳，致使几万城外居民被迫归附侬军。事后十九年（宋神宗熙宁四年）经略使程师孟吸取这次“委民于贼”的教训，于广州城西的商业区另筑西城。据郭棐《通志》说：这个城“周十三里，城广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为门七；东南曰‘航海’，南曰‘朝宗’，曰‘善利’，曰‘阜财’，西曰‘金肃’，曰‘和丰’；北曰‘就日’，后方大琮改‘就日’为‘朝天’” 。这座城的建筑形式真有点特别，一座长方形的城，东城墙是没有出入城门的，因为这一边面向作为广南东路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广州府城，只有在东南角上开个城门，而南城却有三个门，平均六十步（即三百尺）便有一个城门，西城只有两个城门，北城更少，仅得一个门。这种奇怪的开城门法，恐怕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是少有的。再从各城门的命名来看，东南曰“航海”，表示在这道城门外边这一段珠江河面，是出海大船的湾泊处；南城三个门，一曰“朝宗”，是“百海朝宗”的意思，极可能是远航而来的各国船舶湾泊在这一带的河岸边等候验关和“抽解”之处，另两个门命名为“善利”“阜财”，显然是寓有希望“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意思。这样的命名，恐怕也是别的城市所无的。即使是西城的两个门，“金肃”虽然含有“金风（西风）肃杀”的意思，但也隐喻着金钱涌进来的用意。至于“和丰”，也表达出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情。北门初名“就日”，寓意不明 , 后来的转运使方大琮改为“朝天”，就是向北遥拜皇廷的意思。从上述各城门的命名看来，这座西城显然是当时对外和对内贸易的商业城，而它的面积却有“周十有三里”，可见那时广州商业的繁盛了。
对外贸易事业的兴旺刺激广东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广州对外贸易事业的日趋发达，特别是自朝廷禁止铜钱出国以后，中外舶商只有选择陶瓷器作为唯一的出口重货，用来稳定船舶航海。据北宋时朱彧在《萍州可谈》里记述北宋末年时广州远航贸易的商船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在需要大量陶瓷供出口之用的刺激下，广州、潮州、阳江等几个沿海市镇得近地之利，陶瓷事业便迅速蓬勃发展，广州西村陶瓷窑群固然是窑火长年不灭，就连南海奇石至官窑一带的陶瓷窑竟连绵十多公里，潮州笔架山下长达七公里多的龙窑、馒头窑互相争辉，阳江的白瓷窑群也不甘落后，可见当时我省制造陶瓷事业的兴旺了。这些陶瓷器绝大部分是供出口贸易之需，而不是仅供应本地人民日常生活使用的，因为直到有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时，广东的人口才增加到七十八万四千多。以这么少的人口，怎会需要这样几个庞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呢？
宋时的广南东路，又是出产有色金属的地区，银、铅、锡、铜等，差不多每个州官都有。据《宋史·地理志》载：当时置有银炉（即开采和冶炼白银的矿厂）便有番禺、清远、东莞、怀集、曲江、翁源、乐昌、兴宁等十八个县，至于铅场、锡场、铜场、铁场则更多了。而规定要贡银的有梅、封等五个州。贡绢和麻布的有循州、连州、南雄、英州等六个州。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宋仁宗庆万末年（1049 年）时，“韶州天兴（即岑水铜矿）铜大发、多采二十五万斤，诏即其州置永通监”。其后，该监每年采铜铸钱逾五十万全缗，矿工、铸工多时竟达十万人。
在对外贸易事业繁荣的带动下，我省的工商业，造船业、冶金业、陶瓷业等都比唐代大为发展，人口也大为增加。宋初广南东、西路合共只有十七万户，至元丰三年时，广南东路的主户有三十四万七千多，连同客户二十一万八千多，主、客户人口合共一百一十三万多了。可是，尽管阿刺泊、印度洋、南太平洋的大海船“朝宗”广州，广州的商船也开往外洋各地；尽管江南各地的商贩云集广州，广州蕃汉大商也以象牙、犀角、珠宝、香货运销全国，广东的盐以“纯白不杂”而行销江西、湖南各州，广东永通监以产铜和铸钱量多而列入全国五大钱监之内，但广东的农业生产却大为落后。广州府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要远远从广南西路运来，直到南宋孝宗初年，静江府（今桂林市）“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富商以下价众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见周去非《岭外代答》。试想想，用小艇从桂林运来广州，来回一程要多少天？牵一艘艇要多少个劳动力？每斗米的运费该多少？再加上营运米商的利润、利息，估计运到广州后每斗要百五十钱以上，即比原产地贵了两倍多。而当时广州府八个县，主客户合共只有五十三万多。明清以后一直被誉为我省最大粮仓的珠江三角洲，那时候竟无法供应这一百一十多万人口的粮食。以今天的广东人看来，那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吧。
在唐、宋之间，我国发生了一场极其重大而又深刻的变革，这一场重大的变革，既不是动摇李唐皇朝根本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也不是由于朱温篡唐所造成的五代十国军阀制造局面的政治上大变动，而是由于江、浙、闽、蜀等地区的勤劳智慧但默默无闻的农民们，累积了十几代的生产经验，从而创造出灌溉施肥、深耕细作等一系列的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而结束了千多年来牢固的封建土地国有制，转化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也使我国历代来被编入农籍的农民们从力役劳动的农奴命运解脱出来，变为不自由的自由农民。
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广东
当江、浙、闽、蜀等地区农民兴起精耕细作，筑堤围田，施肥灌溉，以夺取农业生产高丰收的时候，广东（宋时叫做广南东路）的农业生产还是踏步不前。这主要是：我省三江流域的谷底盆地或两岸冲击的平原，多是黏结的红土或白泥，而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当时还未形成，初露水面的沙洲，既是漏水的沙泥混杂的土壤，又常被洪水或咸潮淹浸，这都是不利于耕种的条件。同时，广州在唐末年间一直是我国外与印度支那半岛、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各国，内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口岸交通的港口，又通过西、北、东三江水系与邻近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贸易往来。因此，广州附近各县以及三江沿岸的人民，都“舍本（农）业而趋末业（工、商业和运输业）”，外贸事业的兴旺反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至于境内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却又由于人口稀少，无力开发，仍处在落后的“刀耕火种”自然经济阶段，所以连广州城和附近从事工商业的居民，部分口粮也得远远从广西（当时叫广甫西路）各州县远来。元符年间（1098—1100 年）宋代大诗人苏轼在一再被贬到琼州昌化军（今儋州市）安置时，看见该处大量田地丢荒，原来是当地人民不重视农业生产而以买卖香料为业，故粮食不足，以薯芋杂米作粥糜取饱，连他这个谪官，也只好“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他便写了一首《劝农诗》道：“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锄铝，好尔邻偶。新艾蓬灌，南东其亩。父兄搢挺，以扶游手。”可见这种弃农而趋向工、商业的风气，连远离广州城的海南地区也沾染上了。而广南东路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时，有人口七十八万四千多，还不及今天广东省的八十分之一。人口这么稀少，而所生产的粮食却不足供应，可见当时农业生产的衰落了。
不过，即使有多余粮食出口供应广南东路的广南西路，也不是由于它的农业生产发达，只是由于人少地多，人们也除了尽力田畴之外，没有其他事业可干，而且“正以生齿不蕃，仓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卖去，曾无久远之租”，所以仍能提供一些数量的商品粮供应番禺罢了。
南宋孝宗时曾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他所著的《岭外代答》一书里，很具体叙述当时在广南西路算是农业生产较为先进的地区——静江府（广西桂林）的情况说：“静江民颇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形如匙，长六尺许，未施横木一尺余，此两手所提处也；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可耕三尺，则释左脚而以两手翻泥，谓之一进。迤逦而前，泥垅悉成行列，不异牛耕。予尝料之，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问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广来，不耐苦作，桂人养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尝喂饲。复则放之水中，各则藏之岩穴，初无栏屋以御风雨。今浙人养牛，冬月密闭其栏，重藳以籍之，暖日可爱，则牵出就日，去秽而加新，又日取新草于山，唯恐其一不饭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
又在另一条《惰农》里，他又很具体描绘静江府农民的耕作经营方式，并称他们是“懒惰的农民”：“深广（指广西南路）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泳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即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籽耘，一任于天，既萩，则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饭以瞻之，己则抱子嬉游，慵惰甚焉。”
周去非是永嘉郡（今浙江省温州市）人，他生长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地区，难怪在他的眼里，静江府的农民在生产上是多么落后，多么懒惰啊！这就是说，当江、浙、闽地区已实行深耕细作的新的农业技术多年之后，广南西路地区仍安于两三个世纪前的落后耕作方法。
不过，虽然在周去非当桂林通判时，番禺（今广州市）的食粮仍要从静江府那么远的地方运来；虽然广南东路大部分山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阶段，但江、浙、闽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已经传入这里来了。据一则史料载，当绍圣年间（1094—1097 年）苏轼因曾在武昌看到农民以秧马插秧。劳动强度大为减轻，所以他被贬到惠州时，便向博罗县令林卞建议推广使用秧马。并说：秧马“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所谓“秧马”，有人以为是“插秧机械”，其实只不过是像今天我省沙田地区所普遍使用的在田间运秧苗的“秧船”，一种木制的运载秧苗器具，前边盛秧苗，人坐在后面的木板上，一边移动一边插秧。从这则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武昌地区已仿效江、浙的耕作技术已有一定时间，所以能创造出“秧马”以减轻插秧劳苦。珠江三角洲当时虽未完全形成，但位于东江三角洲上角的博罗县已懂得育秧、移秧的生产技术了，这比之南宋初年静江府“点播”的种稻方法进步得多。
珠江、韩江三角洲的开拓
根据现有史料，我们不能不提到几位值得我们推崇的历史人物，是他们最先把江、浙地区筑堤防洪防咸，排潦灌溉，围田造地，深耕细作那一套的生产技术介绍和推广到我省来的。
第一位是宋元祐二年任东莞县令的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人李岩，他到任的第二年因见“邑东濒江、每罹夏潦之害”，便发动邑民在县城东七十里处，自京山至司马头，“筑福隆堤万余丈，以捍东江水患，护田九千八百余顷”。翌年，又主持在邑之咸西、獭步等处，“筑堤十二条，以御海潮泛浸”，堤“延袤一万六千八百六丈，捍田二万二千零二十八顷”。
据说，当年李岩筑堤时还立有石碑记述这两件事，说清楚筑这两条堤不是防止洪水和海潮淹浸民居，而是，一是防夏潦淹没禾田，二是防海潮咸死禾稻，而且说清楚那一条堤护田若干顷。我们知道，江、渐、闽、蜀地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是从筑堤排洪防咸，开河挖沟灌溉，筑围造田开始的。东莞县的先民这次大规模的筑堤，一是显示他们争取禾稻丰收的决心；二是显示他们有这么众多的人力。如果它还像唐玄宗开元年间那样地广人稀，即使县令李岩有这种好意，但也无此人力来筑堤；如果还停留在像静江府那样的耕作方法，筑这两条这么长的堤又有什么用呢？
就在李岩筑堤后六十年，又有一位东莞县令姚孝资“下令境内濒江地筑堤护田，水利大兴，民蒙其惠”。
位于西江三角洲的顶角高要县，据县志载，该县的金西堤是于宋太宗至道中（966 年）建筑的，周围方三千余丈，捍一千二百余顷。但我们对这道河堤修建的时间有所怀疑，因为宋太宗时距离南汉国降服于宋王朝没多久，而宋初平广南时，广南两路只有十七万多户；而广南西路的人口从汉代起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年）时，一直都比广南东路多（按：嘉定十六年时统计，广南东路户四十四万五千多，人口七十七万五千多。广南西路户五十二万八千多，人口一百三十二万一千多）；广南东路的召庆府（高要郡）人户，自唐以后又一直比广州、韶州、循州、潮州、连州、惠州等州少。它有什么需要和能力建筑这么一条大堤呢？倒是另一条小堤——横桐堤的建筑时间可靠得多。据同一志书说：“横桐堤……宋乾道二年（1166 年，即传说的金西堤建成之后一百七十年）乡人谭源辅筹建，周千六百余丈，捍田百余顷。”这条堤围并不长，捍田也不多，但这则史料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它既有具体时间、地点和内容，更难得的这堤围是由几个平民百姓因实际需要而发起修建的。
在南宋时代修建的水利、围地工程，见诸地方志而又有真凭实据的，还有海康县的海堤。这条海堤分南、北二堤，北堤在县城北边，绵互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二丈，水闸三十九所，在县城以南的南堤，绵互一万三百四十四丈，水闸六十所。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知州胡簿主持修建的，“近郭东南万顷洋田及居民庐舍始免飓风、咸潮之患”。三十多年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戴之邵以知军事的州官佐理身份来兼县令，又在胡簿的堤外“增筑高广倍前，尽包滨海斥卤之地，垦田数百顷”。这是见于地方志书为我省围海造田的第一宗，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即，（1）我省人民在南宋时代已掌握了修筑防洪，防海潮堤围的建筑技术，（2）当对我省人口迅速增加，米粮的需要量大为增加，因而刺激了人们对农业生产和采取新的生产技术的兴趣，促使了人们筑堤防潦、防咸、围地围海造田，以提高亩产量和增加田亩。
在这种新兴起的讲究农田水利的风气影响下，连地处粤北山区的保昌县（今南雄市）也修筑起第一条供灌溉用的“凌陂”。《南雄县志》载：“凌陂者，宋保昌（南雄县旧名）令凌公皓之所作也。公伐石作渠，灌溉粮田二千余亩，民怀其惠，故名其陂曰凌陂，并名其江曰凌田。”
从今天看来，筑几条三五千米长的防潦、防潮堤，围一块百多顷的江边田，开一道灌溉两千多亩田的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它却标志着我们的先民接受自唐末以来新兴起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造我省山河的开端。唐时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 年）被贬当潮州刺史，夜宿增江驿时，曾赋诗两首，感叹自己“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听诣，无路何能还？”但二百七十多年后，宋孝宗时任广东提举常平茶盐，提点邢狱（省的高级官吏）的杨万里路过揭阳时有感赋诗道：“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可知到了南宋时，潮汕地区的面貌已大变样了，当然，历来作为我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府，也会像潮汕地区那样改变吧。
南宋以后，北方避金人掳掠的汉人陆续南来广东，他们被指定要经过南雄县，先到政府设在珠玑巷的一个机构报到，领取凭照分赴珠江三角洲各县安置。这一批批不畏艰苦千里迢迢来到珠江三角洲的难民，便在这块河汉纵横、杂草丛生的一块块冲积荒洲上，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新的家园，并逐渐建立起聚族而居的村庄和圩镇，使我省的工商业有了近地市场而根深叶茂。今天被称为我省聚宝盆的珠江三角洲，便是由他们开拓的。所以现今世代居住在珠江三角洲上的氏族，他们根据族谱和先代流传下来的传说，都承认自己的始祖是宋代时来自南雄珠玑巷的。
秦兵下岭南，是中原文化传入我省的开始，而南宋以后的大批中原移民南来，却是我省大开发的开始。
作者：于城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