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是一个“物饶而人稀，田多而米贱”，能向省外提供余粮的区域。进入清代，粮食开始紧缺。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杨文乾奏报朝廷，声称即使丰年，广东生产的大米仅够半年食用。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生产粮食的相应措施，但效果不佳，每年不得不从外地购入大批粮食。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何在？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从整体上看，广东是全国有数的缺粮大户。但这并不是说，在其所属府州县的粮食生产均呈不景气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广东各大区域的粮食生产状况作一简单介绍。
1.珠江三角洲
从文献记载可知，珠江三角洲的粮食生产基地大多集中在近江沿海地区的沙田。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大片沙田得到开发。其中，嘉庆年间升科沙田5000余顷。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丈沙田26000顷（包括潮汕一小部分沙田）。东莞县升科沙田1557.3顷，每年输往陈村、江门的大米价值达数百万两银。香山县（今中山市）开垦的沙田合计5534顷，每年向上述两地出卖五六百万两银的稻谷。沙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十分适宜种植水稻。
2.肇庆地区
除新江、绥江流域的新兴、东安（今云浮市）、广宁、四会县是产米之地外，开平县“地多产谷，贩粜间出新会甘竹”。阳春盛产稻谷，能向邻县输出粮食。《阳江县志》载：“邑中产米本不甚丰，时籍阳春接济。”
总的说来，以上两区粮食缺口较大。据道光、咸丰年间高要县人彭泰来记载，广肇两府所产之粮仅够半年食用。单是高要县，就有90余艘专门前往广西的运粮船。
3.粤北地区
粤北地区粮食基本可以自给。有些县份供应不足，经邻县调剂后亦能解决。仁化县地多人少，素有“小广西”之称，丰收之年尚有谷米出境。翁源县“田一岁再熟，粒米有余”。连州则可向阳山、怀集等县售卖余粮数万石。
4.惠州地区
该区粮食除自给外，还有盈余输出。永安（今紫金）、龙川一带，明朝已盛产稻谷，入清后依然保持粮食出境的优势。河源县原先粮食不敷，需食广西、湖南之米。乾隆七年（1742年），知县陈张翼劝民种麦，“以一邑所出谷石，食一邑之人。岁且大登，可给三年之食。故省郡邻封高贩驾艘搬运，土人亦多载出境”。由于粮食外流，有些县份出现粮荒。每年秋季，广州米船成群结队地沿东江溯流而上，大量收买博罗之粮，导致该县粮食短缺，价格上升。
5.粤西、粤东地区
粤西的雷州、高州、廉州沿海洋田一年两熟，是广东的米粮仓。琼州（今海南省）本能一年三熟，但由于肥料、人力或水源问题，许多地方仍只种双季稻。且因山多田少，坡地种植旱稻、菽麦，产量较低，杂粮占较大比例。嘉庆四年（1799年），广督吉庆曾指出：琼州府产米不多，“专籍高雷二郡之米以资接济”。潮州是仅次于珠江三角洲的缺粮区。澄海县即使丰收年份，也不足三个月所需。大埔县则“米食倚于邻邑”。嘉应粮食供应紧张，“合境所产谷不敷一岁之食，借上山之永安、长乐、兴宁。上山谷船不至，则米价腾涌”。而兴宁且有时需从龙川、平远等地输入粮食。一般来说，粤东多食粤西之粮：“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装载雷、廉、高、琼州之粮的海舶，不断驶入沙汕头（今汕头市）、庵埠诸港。
从上述可知，清代的广东缺粮问题确实存在，尤其以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粤东、粤中沿海地区最为严重。粮食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当时已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些人称广东“人多地少”“游食者众”，仅从外部找缺粮原因。我们不应停留在此水平上，要透过表面现象抓本质，将广东历史上的缺粮根源搞清楚。
二
深究清代广东粮食不足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1.粮食耕种面积大幅度减少
从康熙中期始，广东农村商品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商品经济运行规律作用下，大量肥田沃土不再种植水稻，而改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香山等县，在良田上广栽荔枝、龙眼、柑、橘、橙、榄、蒲葵、桑……“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东，一望皆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多荔枝树……数十里无杂木参其中。”连粤北的南雄乡民也竞相种梅，“州属所在多植，平田尤夥”。东莞、增城、清远、罗定等地，漫山遍野种植甘蔗。鹤山、新兴、新会、南雄、高州是著名的烟草生产基地。烟草春种秋收者，农田与粮食脱钩；冬种夏收者，农田可种晚稻，然粮食已减半。花生亦是农民爱种的热门作物。揭阳县山民以种花生榨油为业者，占了九成。饶平县人多以此为生，故有“收却落花涂豆子，不劳东向作春田”之说。茂名南路平坦的田野上，种的是“比之一大造收成”的花生。阳江县每年光是销售出境的花生油高达150千克以上，所需田地数以万亩。此外，茶、桑、麻、棉及各种瓜类蔬菜挤占不少农田。如花县农民用“腴田”种蒜，海阳县用沃壤种黄芽菜、冬瓜。新开垦的山地、沙田，其中种上经济作物的也很多。琼山县柯凤翔、柯凤集兄弟与妹夫林嵩到安定县购买荒山，雇工开垦，栽种槟榔树5万株。广宁县人广辟山地，为的是栽竹。东莞山乡，处处种香蕉树。珠江三角洲诸县新围垦的沙田，不少用于种植果树、席草。在种子、肥料、耕作技术没有明显进步之前，粮食耕作面积大幅度减少，势必造成粮食总产的剧减。
2.大量劳动力转向工商业，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手相对减少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许多农民洗脚上田，转而经营工商业。彭泰来说“广东民遂山海利，不屑田”，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广州、佛山、肇庆、韶关、潮州、惠州等地是广东的重要手工业城市，很多人从事纺织、造船、制茶、冶炼、编织、陶瓷、雕刻、印刷、中成药、果品加工、建筑等手工业。数以千计的圩镇的众多的手工业作坊。手工业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人手，其中不少人来自农村。如冯绍裘的祖先原是鹤山人，迁居佛山，“冶铁业，有铁炉数座”。乾隆九年（1744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欧湛善说潮州、肇庆等地的矿山不下数百处，矿工不下数十万人。他认为，几十万人从事矿山开采，等于少几十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对发展农业不利。大量矿工骤然聚集，往往使物资供应紧张。道光元年（1821年），六七千人在镇平县开采铅矿，“薪米牲畜贵至十倍”。
弃农经商之人为数巨大，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等县尤为突出。不同时代的屈大均、张渠、范端昂、陈徽言等人，都提到广州附近县份的大人多数“逐末”，少人务农。东莞石涌、牛眠诸乡村，“其俗少农而多贾，度岭峤，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在广宁县，经营绸缎布匹、日用品、食品、海产的商人几乎来自南海、顺德、三水、高要，柴商竹客则由本地人充当。澄海县大多数人以航海经商为生。琼山县人“亦皆从事贸易，不甚力耕”。结果，“禾虽三熟，而秔稌往往不给，多取勇于果蓏”。四会县人民打破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离开乡村，前往广州、汉口、京津、上海等地做生意。
工商业贸易的发达，带动运输业的兴旺，大量农民加入运输业行列。雍正乾隆年间，在始兴、南雄替人搬运货物的“人夫”有数千至上万人。来往粤楚的运货工人，据容闳记载，人数不下十万。流经平远、蕉岭、梅县等地的石窟河，是粤、赣、闽三省的水上通道，沿岸居民“食舟楫之利者十之一”。在珠江、海洋从事运输业人数庞大，可想而知。
沿海地区许多人购置渔具，成为渔民，或半渔半农。据《广东海防汇览》记载：“粤东濒临大海，小民半以采捕为生。”每个州县的大小船只，不下一二千艘。《顺德县志》的编者认为：“粤东耕三渔一，以船为家。”吴川县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特别多，道光元年（1821年），县令郑銮写下“吴川滨大海，耕三渔者七”的诗句。因此，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在沿海某些地区十分突出，往往数户人家（多为亲朋好友）即耕种大片土地，只注重犁地、插秧、收割环节，其他农活，无暇顾及。在抢割抢插农忙季节，因缺乏人手，大量谷物霉烂在田间路边。
一般来说，离家外出从事工商运输、渔业之人，多为青壮年男子，留家耕种者多为妇女、老人、少年。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广东地处海防前沿，布置重兵，满汉士兵连同家口多达数十万人，是广西的三倍。他们不像前朝明军，屯田种粮。只会消耗，不能产出，无疑加重了广东的粮食压力。
3.优质水稻品种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只要翻开清代广东的地方志，就不难发现，该时期各地的水稻生产呈现出良种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广东商品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优质水稻，色、香、味俱全。煮成米饭，软滑可口。它的产量虽然较低，但价格较高，且容易出售，故越来越多农民种植优质水稻。东莞有竹粘、油粘、银粘、鼠牙粘，粒小而味美，多种于山田。特别是丝苗粘，香粳，“其价颇昂”。有名的东莞白，“滑而香，比他处良”。新会县有细粒籽，谷粒细小，因在霜降前成熟，又叫誓不过降。麻包棉，谷粒细长，米质比细粒籽还好。杜阮、大泽山田种植最好，“其价常昂于凡谷”。琼山县产的香秔,“粒性柔而味香”。珍珠稻，“粒稍圆而色洁”。番禺的斜禾，米粒白而长，味绝香。徐闻、阳春、澄迈以出产香而闻名，增城因鼠牙粘而著称。《广东新语》《粤东闻见录》《粤中见闻》《岭南丛述》诸书都记载了广东各地所特有的优质水稻。
下面是根据《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二《实业志》编制的优质水稻品种、性质、产量一览表，虽然该表所列的资料不能反映全省的实际情况，但其产量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到，传统的优质水稻产量都比较低。它的大量栽种，也是广东粮食减产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
4.农田质量低下
广东是一个多山区、台地、丘陵的省份，大部分农田有着先天性缺陷。绝大多数农户很难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搞基本建设，提高农田的质量，多打粮食。
雍正八年至十二年（1730—1734年），历任惠州知府、肇（庆）罗（定）道员、广东按察使的张渠将粤省田地划为四种：一为地处山凹低洼，遇涝受水流冲击、沙石积压则歉收或荒废的坑田。二为地处高岗，风调雨顺可耕；十日半月无雨，田地干裂，作物枯萎的坡田（又称望天田）。三为洋田。地处平原，以得水灌溉为上等。四为潮田（又称沙田）。有时被潮水冲崩陷落江中。沿海地区多洋田、潮田，其余地区多坑田、坡田。海康县地处沿海，田地大致分为坑田、洋田。大部分坑田有山泉灌溉，“苦雨多而苦旱少”。洋田则没有淡水灌溉，“全仰天泽，故不甚苦雨而苦旱”。两类田地对雨水的要求刚好相反，坑田丰收，洋田则歉收；洋田丰登，坑田则减产。难得有风调雨顺的年份，全县大熟。清远是山区县份的典型，田地分为五等：一是番稿田，一年两收，然合计不及潮田之半。二是塘田，地势低洼，十年三收。三是车田，可车水灌溉。四是岗地，所种作物经常旱死。五是洲地，容易受浸受旱。水多之年，“耕者必大亏本”。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大量山林遭到砍伐，许多田地失去水源，无法种植水稻，甚至抛荒。罗定人为了烧炭，乱砍树木，刨挖树根，致使水土严重流失，不少农田被沙石积压，耕种无术，成为荒地。在明代，那里绿树成荫，盛产稻谷。两种状况，对比鲜明。粤北山区亦有类似情形，大片森林被毁，沃土随水而去。结果，“山高土瘠，种多而获少”。
5.水利设施不足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作物（尤其是水稻）有无收成，主要看防洪、灌溉、排涝等设施是否完善。
珠江下游堤坝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加上出海口诸县为了多得土地，滥筑沙田，河道变窄，水流不畅。西江河道，“民岁筑堤，堤益高，水益大”。高要县自康熙四十四年至道光十三年（1705—1833年），造成重大损失的水灾有13次之多。道光十三年五月，西江、北江、东江同时泛滥，三水以下诸县无完堤。高要县决堤21道，淹田30万亩。六月水退，早稻失收。晚稻秧苗淹死，只好重播。时令已迟，晚造减产。南海县大涌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基坝崩决后，一直处于“田低水浸，有种无收”的状况。
沿海的堤围同样重要，一旦被海潮冲垮，农田受浸失收自不必说，即使修复毁堤，排出海水，仍需时日用淡水冲洗咸地，生产才能恢复正常。围堤由各乡村修筑，没有全面规划，缺乏统一标准，大大降低抗击海潮的能力。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684—1688年），海康、遂溪县东西洋围堤崩决，海潮内侵，农田成为汪洋。“家家悬罄，处处田。村落丘虚，人愁菜色。”四年之内，“米粮仓”颗粒无收，教训相当深刻。
在山区台地丘陵地带，陂塘是重要的水利设施。它既能储水备旱，又能拦雨防涝。然而，许多陂塘年久失收，功能大减。兴宁县豪强侵吞水利经费，使陂塘“涝既无所用之，旱亦无能为力”。许多农田不能及时灌溉、排涝，减产或失收，不足为奇。粤北山区农民无力修复被洪水冲垮的陂塘，只好以雨为命，或十收四五，或十不一收。为了获得多点田地，有人做出了填平陂塘的蠢事。化州民人“计算锱铢，每溺于地无遗利之见，竟废取塘为田亩，岁收其入。不知上无渠堰，偶遭亢旱，苗恒就槁，西成失望”。
由于水利设施很不完备，粮食生产保险系数极为低微。据《嘉庆东莞县志》记载，从康熙元年至五十六年（1662—1717年），严重的洪涝、干旱、台风有10次，而“大有年”才两次。乾隆二十年至六十年（1755—1795年）灾害则有9次，平均4.4年即有一次；而“大有年”才一次。自然灾害多发生在5月份至8月份，对粮食作物影响极大。小农经济在频繁的自然灾害打击下，元气大伤，难以投入较多的金钱购置肥料、种子，迅速恢复生产。粮食减产，实属自然。
6.一些地区耕作技术落后
宋明以后，广东的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很快，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与农业发达的江浙地区比较，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张渠以两地农耕状况进行比较，说江浙农民种植水稻，需要耕耘三次，“粤人自播种之后，即望秋成，鲜有尽力南亩者。草窃禽飨之患，在所难免，故其所收亦寡”。张渠之说恐怕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不可否认，其时广东有些地区的耕作技术还相当落后。例如：廉州有的农民播下谷种后，不施肥，不耕耘，收成多寡，完全听天由命。信宜、清远、连州、琼州有些地区，甚至还保留“刀耕火种”的习俗。耕作技术落后的结果，使得大片田地产量很低，年亩产稻谷在三百斤以下。
7.单产田地占有一定比例
广东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可以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由于各地气候、土质、技术、水利设施和种粮重视程度不一，一年一熟的田地仍占有一定比例。《粤中见闻》称“南（雄）韶（州）地寒，谷多一熟。”连山地势高耸，至谷雨天气始暖，夏至始热，秋分即凉，禾稻只能单产。在常年积聚深水的坑田、潮水、水稻地一年一熟。东莞种于潮田的品种有花粘、斑粘、新造、牛角赤、琼州赤。南海则有大禾、霜降赤、秋分粘、红须稻、出水莲。潮阳县的白芒稻、赤长，须如大麦，“宜洼田，不忌咸水，播种于小暑，插秧于处暑，收获于小雪。”因为糯稻体形较高，根系发达，适种于易受水浸的农田，虽然亩产比粳稻低20％—25％，但潮阳县的大部分水田仍种植单产的糯稻。考虑清代广东的粮食产量时，如果将所有农田都算以复种指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
分析以上诸种原因，不难得出结论，清代广东粮食生产滑坡，不能自给，归根结底，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力、资金、田地使用方向迅速向有利可图的行业和部门转移。这种情况，在珠江三角洲和大部分沿海地区表现特别突出。它与上述地区粮食总产锐减状况相一致。务农耕田种地不但辛苦，而且收入低微，没有保障。“力农，业苦利微。广州人且务贾，因舍其耒耜而从之者众也。”真实反映人们重商轻农的根源。从事工商业虽说有一定风险，但利润丰厚，人们愿意为之而拼搏。至于大种经济作物而不愿花费较多人力、物力、财力搞农田基本建设，多种粮食，理由同出一辙，皆因后者投资大，花工多，回收慢，幸效益低。一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如耕种十几亩地，全部种粮。即使风调雨顺，除去赋税、杂捐、口粮、种子、肥料、农具、农药、畜力等必要开支，所剩无几。要是佃种，田租一般高达五成至八成，余下其微，实难维生。要是改种经济作物，收入会相应增加。在珠江三角洲，“即有肥美之田，多种荔枝、龙眼、蒲葵之属。以其获利颇赢，非若稼穑之力苦而利微也”。高明县人学习珠江三角洲的先进经验，“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夫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四会县大种烟草，亦因“利逾种稻”。
此外还应该看到，商品经济发展和进步表现之一是地域性专业化商品生产的形成。在清代，粮食市场日臻发育成熟。产粮区粮多价低，向缺粮区输出粮食，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商业流通渠道。广东除了省内调剂余缺外，不足粮食多靠邻省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包括后来建省的台湾）的支持，其中以广西为主。“粤东之米向取于粤西，粤东米价视粤西谷船之多寡为低昂。粤西偶若水旱，谷船来稀，粤东即米价腾贵，人心惶惶矣！”真实地说明粤西米对广东人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是广州、桂林两地粮价对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广州的粮价与桂林相比，特别在1871年以前，相当悬殊。况且广西浔州、梧州至南宁一带的粮价比桂林还低，粮商到那里采购，装船后沿江而下，不出半月，即至目的地出售。尽管广西有些官员士绅一度担心粮食外流，会引起本地粮荒，采取禁止西米出境的措施。但在商品经济规律面前，他们显得十分渺小，无能为力，广西米仍然源源不断运往广东。
同样，国外粮食突破阻碍，进入广东市场。多年来，为了解决广东粮食问题，社会各界人士围绕是否进口洋米展开激烈的争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广东饥荒，粤海关监督穆腾额请求朝廷允许外国商船运入粮食，免征船钞，获得批准，米船大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均按此例帮助度荒。后来规定米船不得装载货物出口，米船不复驶来。阮元接任广督后，顺从民意，上奏朝廷，经嘉庆帝同意，实行各国船只载米入口，免征船钞；原船载货出口，照例征税。以后，外国船只“连穑而至，岁约三四十艘，计米十万余石”。中国渔商船只返航也运来洋米，结果出现“市价益平，仓储愈实”的良好局面。从海外运来的粮食价格具有较佳的竞争能力。小吕宋“地宜稻米，贱时石值三四百钱，即昂贵亦不过一两。遇风十日便可至澳门。”经澳门转口流入内地的外国粮食，数量相当。
既然粤人能从国内外得到大量的廉价粮食，当然将注意力放在能创造更多利润和社会效益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上头了。廉价粮食入粤，本身就属于其中的范畴。
作者：程明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