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的起源
隋文帝开皇中，废郡为州，以州统县。唐承隋制，高祖“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盖汉刺史之任”（《新唐书·百官志》）。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自军城镇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后，都督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以贺拔延嗣充河西度使，自此接乎开元、天宝之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缘边之地凡八节度使——关中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河北幽州节度使、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碛西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外任之重无比焉。肃宗至德以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谢维新《合璧事类》）
“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随军四人。”（《旧唐书·职官志》）“节度使掌总军旅，专诛杀。初授，具币秣兵仗、请兵部辞见……辞曰：赐以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相送，次一驿，辄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送，迎于道左。”（《文献通考职官考》）
节度使“有以亲王遥领者：如开元十五年（727 年）以庆王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俊为单于大都护兼朔方节度大使之类是也。有以宰相遥领者：如兵部尚书河西节度所大使知节度事萧嵩，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如故。又李林甫遥领陇右节度，杨国忠遥领岭南节度，是也”。（《文献通考·职官考》）
唐中叶以后，节度使往往自择将吏为留后。如萧篙以牛仙客为留后，李林甫以杜希望为留后，杨国忠以李察、崔圆为留后。节度使掌治州城隍、兵马、甲仗、食货、镇戍等。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官吏，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建置之初，朝廷本是为了巩固边疆，防止边患，但其后节度使职权过重，尾大不掉，抗拒朝廷；并常与宦官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从而导致藩镇之祸，分裂为五代十国。
岭南节度使
古代的岭南，指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秦开其地，置南海、桂林、象郡。汉立九郡，后汉立七郡。南北朝以后岭南地区的大姓酋帅，在政治上都附于南朝的宋齐梁陈的政府。隋末，天下丧乱，群雄割据，岭南各酋帅一度曾附于萧铣。武德四年（621 年），唐将李靖讨平萧铣，乃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酋首冯盎、李光度、甯长真等皆遣子弟来谒，请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旧唐书·李靖传》）
唐玄宗天宝初，置岭南五府经略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民族，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所在广州，统兵 15400 名。至德元年（756 年）升五府经略讨击使为岭南节度使。领韶、循、潮、康、泷、端、新、封、春、勤、罗、潘、高、恩、雷、崖、琼、震、儋、万、安、藤 22 州，治广州（《新唐书·方镇表》）。懿宗咸通三年（862 年），分岭南节度为东西道，改岭南节度为岭南东道节度。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安南隶于岭南西道。将原属桂管的龚州、象州，容管的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加强邕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昭宗乾宁二年（895 年），“赐岭南东道节度号清海军节度。”（《新唐书·方镇表》）
岭南地处南方边陲，距京师长安遥遥数千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使必数月而后能至。”不仅瘴疠流行，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土俗殊异，各民族交错而居。《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礼义，以富为雄……”加以海外杂国多经岭南而向唐朝进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韩愈《送郑尚书序》），是南方对外的重要门户。因此唐朝中央政府简派岭南节度，“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俗，颇同中夏”。岭南地土膏腴，特产丰富。明珠、大贝、文犀、象牙、玳瑁、沉香等，北方都视为稀世之珍，百计搜罗。历任岭南节度使多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绥抚怀柔，采取不同于其他各道节度使的措施。
岭南节度使的种种措施
（1）关于羁縻州——唐朝置簿羁縻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凡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政府析其部落，别置羁縻州县。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岭南“夷落”之区和偏僻之地，为了安定少数民族逐渐使之与汉族同化，曾先后置 92 个羁縻州，以其首领为刺史，许以世袭。在本地区内有其自主权，对唐朝只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的义务。其“贡赋版籍，俱不上户部”。
唐朝遣派往岭南任节度使者，多以“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对羁縻州的土酋首领或抚或讨，约之以诚信，示之以“恩威”，使之纳贡称臣，不侵不叛，维护唐朝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约之以诚信之例：
贞观元年（627 年），岭南酋帅冯盎、谈殿之间互相攻击，久未入朝。岭南诸州上奏，说冯盎、谈殿“阻兵反叛”。太宗闻奏，在命将征讨，魏征谏曰：“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运难行。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建议遣使就彼观察，弄清情况，“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遣李公掩持节慰谕，冯盎果然遣其子智戴随使入朝，于是“岭外晏然。”（见《贞观政妥·征伐》）太宗所说“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以后成为岭南节度使解决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和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出现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不轻易派兵讨伐。
大历初年，唐朝派驻岭南的长吏“议法不平，作威以逞”，激起当地首领冯季康、何如瑛的反抗。代宗即撤其长吏，更谋良帅，以徐浩为岭南节度观察使，并遣使宣慰。指出冯、何等乃南方巨族，“累代纯臣”“或于所潜虐用其刑，无状致辟，遂生边患”。特发诏“问以疾苦，吊以死丧”。对遇害之家，“切加赡恤”。对起事之人，“但能归附即是平人”，不加究治。（《宣慰岭南制》，见《粤西文载》）
文宗开成三年（838 年），安南都护使马植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见《唐会要》卷七三）。马植对羁縻州地区因势利导，调整建制，对地方官论功授职，更善于体会太宗说的“怀之以德”。
示之以恩威之例：
元和年间，裴行立迁安南经略使，他任用本地首领杜英策为将，“英策及范廷芝者皆溪洞豪也。隶于军，它经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阴把其罪，贷之，许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新唐书·裴守真传》）
咸通十一年（870 年），由于南诏的骚扰和桂林戍卒起事，已是“北兵寡弱，蛮僚棼然”的形势。岭南东道节度使郑从谠仍然继续推行“恩德”怀柔政策，“择其土豪，授之右职，御侮捍城，皆得其效。虽都邑屡陷，而交广晏然”。（《旧唐书·郑余庆传》）
由此可见，唐朝岭南节度使对于羁縻州采取承认和重视少数民族特点和结合地方特点，即使骚扰起来，亦不轻易兴师讨伐，唯“恩威”并施，使矛盾逐渐转化而已。
（2）关于“南选”郡县官吏——岭南节度使为了适应岭南地区的具体情况，简择土酋首领，要求朝廷遣派官吏，实行“南选”。（《新唐书·选举志》云：以岭南五管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通志略》亦云：其岭南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论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年一任，谓之“南选”。）
肃宗上元三年（按上元只有二年，“三”字疑误）七月勅：据“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奏，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以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已上官者，委使人其所管督府，和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奏闻”（《唐会要》卷七五），重申了“南选”的旧例。
开成五年（840 年），岭南节度使卢钧向文宗建议，“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民瘼”。（《唐会要》卷七五）从卢钧的建议看来，更可见岭南地区选补官吏，应有别于江南地区，才能适应一切，了解民间疾苦。“南选”官吏是因地制宜的措施，未可非议。
（3）关于赋税——按田亩征收租税，是隋唐以后的赋税法规，比隋唐以前一个时期按人丁征收定额课租是跨进了一步。但南朝以后，无论宋、齐、梁、陈各朝代对岭南都没有制定严格的赋税制度。只是“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定法令……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隋书食货志》），因此，那时所谓“征赋”，实质上类似“土贡”。
唐初，沿隋旧制。武德七年（624 年），始定律令，“凡岭南诸州税米，及
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旧唐书·职官二》）。规定岭南诸州之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旧唐书·食货上》）。至于唐行租庸调法，以丁为主，但“岭南诸州则以户计”。（《通志略·卷十七》）
岭南节度使对于岭南征税“以户为计”和“从半输”，首先把岭南诸州同中原地方区别开来，实行以户为计，这不仅使赋税相对减轻，而且有利于劳动力的稳定和户口增加。建中二年（781 年），徐申到韶州就任，“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新唐书·徐申传》）。其次又把岭南诸州之内的汉户和“蛮”户区别开来，对“蛮”户只输汉户之半，更有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至于那些由少数民族首领统治的羁縻州县，则仅向朝廷“纳质供赋”。
南朝时，对“蛮”户除输谷数斛之外，“其余全无杂调”（《蛮书·夷蛮传》）。唐朝岭南节度使征取杂调无定制。据载，岭南出产金银的州县，要征黄金税。“赋金之州，税金一岁八百”。（韩愈《南海神庙碑》）
天宝年间，玄宗“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概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削……王钅共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旧唐书·食货志》卷五一）。同时韦坚又倡“变造法”，将江淮一带义仓粮食转市轻货，运至长安，以供统治集团挥霍享用。“岭南地区的珍异，亦无例外”（《旧唐书·韦坚传》）。据载，当时韦坚所运轻货，“其船皆署牌表之……南海郡船载玳瑁、珍珠、象牙、沉香……始安郡（广西）船载蕉葛、蚺蛇胆、翡翠……这样“变造法”，对岭南地区无疑是变相的杂调，当然是额外的负担。
文宗太和年间，敕：“岭南道擅置竹纟束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令御史台严加察访”（《旧唐书·食货下》）。竹纟束为布，是当时岭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地方官吏擅置竹纟束场征收专卖税，就成为岭南少数民族的沉重负担。
（4）关于禁止虏掠奴婢和贩卖——东晋以后，岭南地区就存在着买卖“生口”和掠人为奴婢的行为。据《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买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卷，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卷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曰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将买卖奴婢如同买卖马牛田宅一样规定了同样市税之法。“岭外督帅用‘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利其利”。更可说明岭南酋帅以拥有“生口”为致富之道。隋末唐初，岭南酋帅有拥奴婢多至万余人者。自云：“子女玉帛，吾之有也”。（《旧唐书·冯盎传》）
柳宗元《童区寄传》说：“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盗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么弱者。汉官因为已利，荀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这类情况一直延续至唐朝后期。据《岭南货卖男女敕》云：岭外诸州“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得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窘急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谓南方之俗，服习为常。适然不怪，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这样，可以说明岭南道的州县中存在着买卖男女和占有奴婢的严重现象。
唐代宗在大历四年（769 年）诏“罢邕府岁贡奴婢”（《旧唐书·德宗纪》）。唐宪宗在元和八年（813 年）又下诏：“比闻岭南五管……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转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此后严加禁止。如违，长吏必当科罚”。（《旧唐书·宣宗纪》）唐宣宗在大中九年（855 年），敕岭南诸州：”如敢更有假托事由，以贩卖为业，或虏掠溪洞，或典卖平民，潜出卷书，暗过州县，所在提获，据赃状依强盗论。纵逢恩赦，不在原有之限”。（《唐大诏令集》卷一九〇）
由于岭南诸州县买卖和虏掠奴婢成风，唐朝遣派岭南的节度使和官员，大都依照谕旨采取措施，严厉禁止。如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李去思为容州刺史，“集人民之相虏卖者，（违者）执而诛之，以去其害”。（李罕《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并序》）。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对“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者，规定“以佣为本，悉夺归之”。（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孔戣为岭南节度使，拒绝为京师权要买卖南人为奴。至郡，禁绝卖女口。“其亲吏有蓄养家奴者，孔论以死。由是闾里相约不敢犯”。（《新唐书·孔巢父传》）
岭南节度使严禁奴婢买卖和虏掠，有助于加速岭南社会进步的过程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当时户口得到增加。
（5）关于收“蛮舶之利”，开放广州安南港口——唐代的广州不仅是华南海运的要港，且为海外各国航行所必到的港口。至于安南濒临南海，桂管土产丰富，亦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隋书·地理志》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矶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李肇《国史补》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狮子国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载：“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仓等舶，不计其数”。
当时广州是岭南五管的政治中心，其地位比安南更为重要。“南海有番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唐书·卢钧传》“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旧唐书·王锷传》），其对外贸易，初由南方长官或副职掌握，其后由岭南节度下设“押番舶使”。“蛮舶”泊步要收“下椗税”，始事有“阅货宴”。一些来广州就任的官吏，多乘机“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返”。（《旧唐书·卢钧传》）
以此，唐朝对派遣岭南节度使极为重视，多选择廉洁守法的官吏。德宗贞元十八年（802 年），徐申节度广州时，“外番多以珠玑、玳瑁、沉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贡外，未尝剩索，商贾饶盈”（《新唐书·徐申传》）。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孔戣任岭南节度使。到任之后，禁绝“下碇税”和“阅货宴”，宽待海商。“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货，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孔戣“以海道岁一往返，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新唐书·孔巢父传》。这都能维护照顾海商的利益，给海商以种种方便，使广州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要港。
宪宗元和八年（813 年），马总任岭南节度使，柳宗元于《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载：“其外大海多蛮夷，由琉球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璧，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不与校大”。穆宗长庆三年（823 年），郑权任岭南节度使。韩愈《送郑尚书序》载：“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琉球、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尤可见当时广州海舶往来频繁，慎选廉洁贤良的长官任岭南节度，实有所必要。
自汉代以后，安南已是各国朝贡必经之地。唐朝，广州与安南的往来贸易十分频繁。“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贸易”。（《岭表录异》卷上）但有过一段时间，由于广州官吏盘剥太重，“蛮舶”多就安南市易。贞元年间（785—804 年），岭南节度使以“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
德宗欲准其奏，陆赞谏曰：“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资治通鉴·唐纪》卷五十）“蛮舶之利”对岭南财政收入中占重要的地位，所以“蛮舶”改就安南，广州失去大利，不得不设法挽救。于此可见当时岭南的经济情况与海外贸易大有关系。
僖宗乾符年间（874—879 年），黄巢军占据交广，曾向唐朝政府求为广州节度。左仆射于琮竭力反对，说：“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旧唐书·郑略传》）尤足以说明一切。
总之，唐朝在广州设押番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刺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除丝织物以外，瓷器亦为大宗。
（6）关于发展农业生产——自汉至唐，岭南地区不只封建文化落后于中原，即农田耕作，并落后于江淮。《唐大诏令集》里曾说：“岭外诸州居人，与夷僚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西江流域还实行一两年一换的轮耕制。（《岭表录异》卷上）至于邕管八州，“俗无耕桑，地极边远”（《旧唐书·懿宗记》）。那时江东地区农民所使用的犁，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系由十一个部分构成。铁制部分有犁槃和犁壁，木制部分有犁底、压镜、策雒、犁箭、犁梢、犁辕、犁评、犁建和犁钅兔。使用时推进犁评，则犁箭向下，可以深耕；拉退犁评则犁箭向上，可以浅耕。既耕以后，还运用爬、砺礋和磟碡等农具，进行一系列的打散土块、芟除杂草和碾平田面等工作。德宗贞元十六年（800 年），徐申为韶州刺史，“案公田之废者，募人假牛犁耕垦。以所取半畀之，岁入凡三百斛。”（《新唐书·徐申传》）王晙治桂州，“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旧唐书·王睃传》）。韦丹治容管，教民耕织，“屯田二十四所，教耕茶麦”（《新唐书·循吏传》）。经过岭南官吏的大力改革农田生产，农产丰富，户口增加。
岭南节度还注意到兴修水利，为民除患。邕州境内的郁水自“蛮境”七源州流出，水势湍急，州民常苦之。“吕仁引梁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苦，民夹水而居”（《新唐书·地理志上》）。灵渠是勾通湘、漓二水的枢纽，常被淤塞。李渤“垒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门一，使制之任开闭。开则漓水全入于桂江，拦桂江则尽归于湘水”（《郡国志》），甚为方便。
由于岭南节度注意整个地区的水利农田，使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活跃，南北海外交通频繁，开拓了陆海路交通新路线。
1.开元年间（713—741 年），张九龄开大庾岭新路，使原来豫章（今江西）到岭南的噤喉之道，“自是益为坦途”。（《读史方舆纪要·广东一》）
2.咸通年间（860—873 年），陈磻石建议开福建至广州的海运。“大船一支，可致千石”。（《旧唐书·懿宗纪》）
3.交州至邕广，海路多潜石覆舟，漕运不通。高骈命疏凿，震碎其石。因名“天威径”（《越史略》卷一），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充盈。
（7）关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岭南地处五岭之南，与中原隔阂，至唐张九龄始以相业显。历来岭南节度使和刺史多大力推进中原文化，使土风丕变。如韩愈治潮州，“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柳宗元治柳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治。”还大修孔庙热心教化。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城郭堂道，皆治使端正。“都民既皆喜悦”（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王义方任儋州，时海南“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龠，登降有序，蛮酋大喜（《旧唐书·忠义传》）。江岭之间，其俗信巫祝，惑鬼神。“有父母兄弟疬疾者，举家弃之而去，”李德裕至，改其俗，择乡人之有官职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尽革”。（《旧唐书·李德裕传》）
随着岭南节度及其长官的提倡，岭南文化日益进展，儒生日渐增多。天宝十三年（754 年）七月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艺。自今以后，其岭南五府管内自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邑乡贡，仍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奏闻。”（《唐会要》卷七五）这更是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岭南选补人才大大开放。
（8）关于工业的发展——自大庾岭新路开凿后，南北交通较便，往来频繁，得到技艺交流，推动工业新的发展，更显出岭南地区的重要性。
1.陶瓦业——开元二年（714 年），宋璟任广州都督充按察经略讨击使。因广州原以竹茅为屋，屡患火灾，璟“教以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宇而无患灾”。（《新唐书·宋璟传》）
2.纺织业——岭南劳动妇女多从事纺织，与农夫所生产的米同为社会的基本财富。织女与农夫所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唐代“琼山郡（海南岛琼山县）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女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至于当时有名的桂管布，布质粗糙，厚重可以御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时，夏侯孜着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着桂管布，满朝官员都仿效。白居易《新制布袭》诗云：“桂布白似雪，吴棉软如云。布重棉且厚，为裘有余温。”可以说明当时桂管布的普遍使用，从而布价骤贵。
3.造船业——唐朝节度使，开放广州、安南作为海外贸易的港口。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舰，历来造船工匠积有丰富的经验。岭南地区的工人在一般造船技术外，还有一些新的创造。刘恂《岭表录异》载：“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坚固，船底如涂漆，便于速进。”橄榄糖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采来与橄榄树皮叶同煎调和，制成像黑饧的膏，涂海船极坚滑。唐朝在岭南广州出海的大船，举世无匹，可能就是刘恂所说的贾人船。
岭南节度使及其影响
岭南襟山带海，珍异所出。从来任岭南地区的官吏，多搜括珍奇贵重物产而去。以致土人恶之，屡起叛乱。唐朝历来的君主乃非常重视岭南节度使的人选。韩愈《送郑尚书序》载：“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雨之灾，水旱疬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州。”
唐太宗时，岭南守牧“多以黩货为蛮夷所患，由是怨叛”。贞观元年（627年），广州都督冯立到任，“不营产业衣食取给而已。在职数年，甚有惠政”。（《旧唐书·忠义上》）
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广州都督路元睿暗懦，僚属侵渔不已。武后光宅元年（684 年）“秋七月戊午，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抽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垂拱元年（685 年）广州都督王琳（字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有制褒之曰：“联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令赐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全唐文》《褒广州都督王方庆制》）
武后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侵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延载元年（694 年），岭南采访使宋庆礼身到其境，谕首领大义。皆释仇相亲，州土以安，罢戍卒五千人。（参《旧唐书·良吏下》）
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十一月，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州刺史岭南节度经略观察等使张休（《旧唐书》张休作张体），纵令大掠广州，蛮夷豪家率领所部造反，以致广州市舶在广德、大历年间陷于衰落状态。大历四年（769 年）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时“番禺贼冯崇道、桂叛将朱济时等负险为乱，残十余州。勉遣将李观率容州刺史王翊讨斩之，五岭平。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讥视苛谨。勉既廉洁，义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余舵。后官久，未尝装饰器用车服。后召归，至石门口，尽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郡人叩关，请立碑颂德”。《旧唐书·李勉传》）
宪宗元和八年（813 年），马总以桂管观察使为岭南节度使，“总教儒学，长于政术。至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僚便之”。（《旧唐书·马总传》）文宗开成元年（836 年），岭南节度使卢钧，“治称廉平，家无仓储，府有羡财。耕夫无所徭，船贾无所征。蠢蠢海隅赖之而安。（《孙可之文集》卷四）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烦德。
昭宗乾宁元年（894 年），封州刺史刘谦死，子刘隐继任。乾宁三年（896 年），岭南东道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所，走到湖南，广州牙将叛变谋割据。刘隐起兵杀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任刘隐为行军司马。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徐彦若死，众推刘隐为节度使，占有岭南及容管邕管诸州。907 年唐亡，梁封刘隐为彭郡王，结束了岭南节度使。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来，岭南节度使治理这一多民族的地区，倘廉洁守法，为民谋福利，必然取得治绩，为封建史学者所称道；反之，违法乱纪，贪财黩货，必然华“蛮”不服，叛变反抗，危及已身。可见选派岭南节度使的贤否，影响一时的政治甚大。
作者：陈谦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