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原名刘永传。祖籍顺德腾冲村，1916年1月出生在南海县石湾乡（现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曾任佛山陶瓷工贸集团公司和石湾美术陶瓷厂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佛山市文联副主席、广东省工艺美术学会顾问。
刘传从小爱听故事，看粤剧，天生有艺术细胞，12岁便加入“公仔行”当童工，入行后经常到茶馆、小摊等人群汇集的地方，观察场内每个人的表情动作，回作坊后“偷师”。15岁那年，他试塑一件祖父的全身坐像，获得全家及街坊的好评。
刘传18岁便开始独立创作，自立门户，凭一尊形神兼备的“张飞”塑像初露锋芒，一举成名，从此放开手脚，佳作连连，自张飞之后创作了瘦骨仙、钟馗、武松、铁拐李、屈原、关汉卿等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带有豪放、外刚的劳动者特质。
抗战的时候，刘传创作了一尊《伏虎罗汉》，人物左脚有意识短了三分之一，为的是要突出罗汉那双有力的脚。他主张，夸张有“四个服从”：服从真实，服从主题，服从艺术美，服从错觉视觉。刘传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作品充满了感染力，渐渐形成一种风格。
刘传借鉴外来艺术，贯通中西，用以形写神的精神诠释西方艺术，令石湾陶塑进入西方大藏家的视野，其作品《芭蕉罗汉》曾在伦敦博览会获奖。抗战之后，他应香港天主教会督何明华之请塑《耶稣受难像》，为揣摩外国人的神情动态，参考不少耶稣圣像，再糅合自己风格，塑像通体不施釉，头上荆冠和腰巾用“白善士”塑成，故呈白色，其余呈柿核色，把主人公受尽痛苦却表现出的坚毅安详神态刻画了出来，得到教会人士一致赞好。
新中国成立后，石湾陶艺开始复苏。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朱光眼见石湾陶艺每况愈下，聘请刘传出山，成立广州人民美术社（石湾美术陶瓷厂前身），由刘传负责领导陶艺生产的全面工作，当时加盟进来的还有广州的一批美术家和雕塑家。新旧时代交替，刘传被赋予了承先启后的历史重任，他在个人的创作上，在指导选料、配釉、烧制的生产技术上，在总结石湾人物陶塑的艺术规律上，在培养年轻一代的陶塑家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数年之间，人物陶塑有了大发展，重新制造出各种传统产品。而此刻也是刘传一生创作的巅峰。《刘胡兰》《志愿军》《鲁迅》《毛泽东》《李白》《达摩》等传统和现代题材的人物作品
的创作，标志着石湾陶艺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刘传第二个艺术高潮，便是受邀前往中央美术学院讲学，其在京城名声大噪，石湾陶艺也盛名在外。郭沫若作为研究屈原最为知名的学者之一，当年听说刘传要创作天问，忙主动要求给刘传打下手。由于贡献突出，刘传被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佛山美术家协会主席。
“文革”十年，刘传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因为《海瑞罢官》的陶塑作品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受到批斗。“十年浩劫”，刘传身陷囹圄，被剥夺了创作权利，海外人士都以为他已不在人间。
直到1976年刘传才恢复人身自由。那时60岁高龄的他已从石湾美术陶瓷厂退休回家，10年不沾陶塑，重拾自由之时，却感人生苦短。他塑造了《钟馗捉鬼》，表达了粉碎“四人帮”后自己的心情。
1979年，刘传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他创作了《李时珍》《观音》《陶渊明》《屈原》《铁拐李醉酒》《苏武牧羊》《伏虎罗汉》《读书和尚》《布袋山人》等作品，艺术水准更见炉火纯青。
刘传不但是人物陶塑家，而且是艺术理论家。这理论从创作实践中来，自成体系。晚年他写下了可称为石湾陶艺开天辟地的第一篇论文——《论传神》，总结了他一生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是他的创作名言。前一句是强调把握情节的一刹那高峰，而不是结局，后一句则调动观众的想象，拓展艺术表现空间。此外如“奇而不怪，丑而不陋”“十浊一清，十清一浊”，以及如何处理好“动与静”“起和止”“藏和露”的关系，等等，这些对石湾陶艺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具体的指导作用。石湾陶艺作为一种在中国陶艺史上最独特、最具地方特色的陶塑艺术荣登学术论坛，以“优雅”的身份跻身于文艺研究视野，走进了中国壁垒众多的艺术殿堂。
刘传一生得过无数荣誉，多次受到国家的嘉奖，但他居功不自傲。“我做的，不过是为泥巴注入生命而已。”他这样评价自己。
刘传丰富的创作经验，直接引导着新一代陶塑艺人的进步。受其影响较大的庄稼、刘泽棉、廖洪标、黄松坚等，后来都成为艺术成就卓著、各领风骚的一代又一代的陶艺大师。
刘传的儿子刘桂炳、刘桂标、刘桂乐、刘桂芳以及女儿刘月娥等也是他的艺徒，如今都分别自立门户，为弘扬石湾传统陶艺大力开拓，为陶塑艺坛不断增辉。
作者：孔庆炜
来源：《禅城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