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裕荣
崔与之（1158—1239年），字正子，晚年号菊坡，谥清献。广东省增城县人，是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和军事家。
与之的先世是河南开封人，因避战乱南迁，经江西宁都、广东河源，至其父始定居增城。其父崔世明，是个耿直有志的读书人，无奈屡困科场，不禁临风叹曰：“人生在世，不为宰相，则为良医。”遂弃科举业，精研医学，行医乡间，以实现其行医济人的心愿。与之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有机会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所以自小能力学自奋，确立救国济民之大志。但困于经济，至32岁时，得增城书友林介是仲等人资助，毅然离家，只身跋涉4000里，行程70天，到临安（今杭州）就学。离家时向亲友表示，决心“三年学成以归”。
那时的临安是南宋京师，城内有10万人家，栏院酒馆毗邻不断，城外有景色迷人的西湖。不知亡国恨的达官贵人、王孙富贾，早已忘却“泪尽胡尘里”的中原父老，在此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日子。与之到此，即在学舍埋头苦读，三年足迹未到临安街市。三载寒窗苦读，养成了后来在仕途中“富贵不能淫，清白照一世”的品德。
三年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他果然考中进士，成为岭南由太学生中进士的第一人。但他朝中无人，手中无钱，虽考中一甲进士，却被分到荒远的广西浔州，当个从八品微官的司法参军。与之毅然赴任。
与之为官30多年间，南宋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中，外有金、西夏、蒙古三大强邻压境。朝内宁宗赵扩昏庸，以半壁河山，支撑着连年征战、屈辱赔款的危局。这沉重的经济负担，自然加在广大农民身上。由于官府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农民、少数民族、士兵不断起义反抗；朝廷在治国思想上，对于程朱理学，尊崇与反对者互相争论激烈；在军事上，主战与主和（实质是主降）两派斗争不息；还有两代权相（韩、史）各行其是，结党营私，排挤异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之从中下级佐僚身份，直至为独挡一方的军政大员，都能使其辖境内民安边固，处处显示出其治世拨乱的才干。难怪明代侍郎何乔新称：“岭南人物，自张文献公有声于唐，余襄公、崔清献公有声于宋。”名学者陈白沙亦赞誉其“淮蜀委之而有余，凝丞专之而不屑，故能效力于当年，而全身于晚节。”就是由于与之在施政、治军和修身上都有其果断卓越的策略和高尚的思想品德，这主要表现在：
以安民济世、亲贤用才为安邦治国的策略
与之初官浔州司法时，即以勇护常平仓而崭露头角，当时郡守想把常平仓存粮卖掉，与之考虑到备荒和军需，不顾官微言轻，极力反对，其胆识才干开始受到上司赏识。在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时，能秉公办案，时值一位大京官的儿子在乡霸占民田，很多官员不敢过问，与之处之以法，责令退还民田，抑制了豪强气焰，受到“守法持正”的赞誉。
在知建昌时，值“开禧兵兴”，准备伐金，一切军需自然要农民负担。南宋王朝对农民的抽剥，除土地兼并，名目繁多的赋税摇役外，以极低的官价，强买农民粮草布帛的“和籴”，是一种致民怨极深的掠夺。此时“和籴”令下，天下骚动。与之深知民困，在建昌果断地不执行“和籴”令，拨出官钱按市价收购粮草，还怕差吏舞弊，亲主其事。由于价格合理，农民乐意交售，建昌成为淮西路筹集军需最好的一个县，因而受到漕运使的表彰，除令各邑效法外，还向朝廷推荐与之的才干。
欲安抚人民，首先必须铲除暴政。与之任广西提点刑狱时，不辞劳苦，跑遍全路25个军州，检查执法情况。当时广西路包括海南岛和雷州，属边远军州，向无上司巡察，州县官吏贪婪，地主豪强凶恶，苛捐杂税、徭役多如牛毛，民不聊生。与之不顾僚属反对，不惧风浪之险，远涉雷、琼巡视。在察访中奖励了一些清廉勤政的官吏；严惩了不少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豪绅；张榜公开减免那些不合法的赋税。后将察访之事分列十条上报朝廷，认为“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要求痛惩贪吏。人们将其雷、琼巡视中所决之事，编成《海上澄清录》《岭海便民榜》。与之遂解除了雷、琼人民若干困苦，也为南宋稳定了后方。
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新兴的蒙古族奴隶主政权第三次发动大规模进攻金国，金人为避蒙古兵，妄图南掠宋土，南宋朝野震动。时将帅乏人，宁宗破格起用与之，授他以担负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职务。与之一到扬州，便组织民兵，依靠军民做好巩固边境防务。此时，值浙东一带遭饥荒，大批饥民逃荒就食，有些州郡官惧饥民扰乱，不敢收容，残忍地拒之境外。与之大胆收容，设法抚活万余人，也充实了边境人口，增强民兵力量。正因与之能处处取信于军民，故能恩威并用，几次力挽狂澜，迅速果断平息广西邕州、淮东射阳湖的兵卒叛乱。而且他只诛首恶，不滥杀从众。与之调离淮东时，扬州军民遮道挽留。归粤闲居后，又遇到摧锋军叛乱，围攻羊城，郡守曾治凤弃职夜逃，全城骚动，时年高78岁的与之，又一次挺身治乱，迅速消除了广州的一场灾难。
从帅淮开始，与之已是高级官员，他清醒地看到朝政腐败，权臣结党营私，互相倾轧，排挤异己。为避免卷入党派之争，他多次力辞京官，要求在前线或地方上做些有益社稷的实事。在上宁宗的《应召赴阙疏略》中，直率陈述其施政观点：“臣自外来，但知外患未息之为可忧；致身内地，始知内治未立之为可虑……人才之进退，言路之通塞，国势之安危系焉！”又在《论直言疏略》提出：“人才国之元气，进退消长之机，乃治乱安危之候……而人才之消长，由士气之屈伸，士气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于公朝，而隐忧于私室；不敢明告于君之前，而窃议于朋友之间，非盛世所宜有也。”这些颇具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怎能为皇帝和权相采纳呢？但与之却是身体力行的。为与之入蜀前，蜀中将将不和；本土与入川人士不和；外有强邻压境，内部像“火药桶”一样，随时有爆发内乱的可能。由于与之推诚对人，首先消除安丙疑虑，善抚士卒，劝勉文武之间、将将之间以大局为重，同心体国。其次大胆起用蜀中人士，如李心传、李性传、度正、游似、洪咨夔等。故能迅速稳定蜀中局势，士卒乐为其用。与之不但大胆用人，且善知人，如蜀将赵彦呐，打过胜仗，有名气。但与之察觉他为人言过其实，曾向上提出“此人不可付以重任”，后来如与之所料。与之死后，来粤之蜀将谈及与之有知人之明、轻财重士时，无不痛哭和叹惜。
与之归粤后虽坚辞不出任丞相职，但仍心存社稷，多次上书理宗，请其亲贤远佞，重用敢言直谏之臣。临终前数日，犹上书言：“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至死不忘减轻民负，难怪逝世后广州人多处建祠奉祀他了。与之为官乱世，却能处处善抚军民，抑强除暴减轻民困，同时亲贤用才，多谋善断，力求安淮固蜀，真不愧为古代敢于拨乱济世的杰出的政治家。
以固边实库和养精蓄锐为抗金中兴的战略主张
在抗金的问题上，与之既抵制“和议”，也反对不自量力、轻举妄动的兴兵。他清醒地看到，自光宗以来，抗金名将张浚、吴璘、虞文允等人相继老死，朝中将帅乏人，国力空虚，如轻率出兵必失败，屈膝求和必被辱，而始终坚持固守图强，以待时机而行动的战略。但他绝不是畏战之人，帅淮、帅蜀都是临危受命，亲临战地，力挽危局。其战略思想体现在《议立事功疏略》中：“臣昨乘鄣（即淮东）五年。不逢恤也！有为进取之举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议和之说者，臣亦断为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开禧之年用兵时，他官职低微，自无发言权，但思想是抵触的，故坚辞而在京为官。刘琸兵败后，史弥远要他与金和议，又为与之拒绝。与之能摆脱战和之争，深谋远虑，做到积极的防御固边工作，不愧是一名稳打稳扎的实干家。
帅淮初掌兵时，即显示出其军事才干。一到任即选调守将，集训忠义军、民兵；审察地形，疏浚壕沟，筑修城墙、砦寨，巩固防御工事。致一时军威大振，使金人疑虑重重而不敢轻犯淮东边境。
不幸的是边防才初告巩固，加上山东起义军归宋，史弥远又盲目乐观，想捞取边功，急密令都统刘琸兵马渡淮作战，俟渡河后才告知安抚司，结果全军覆没。与之悲愤上书史弥远称：“与之乘鄣五年，子养士卒。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兵败后，史弥远又惊慌失措，三次下令与之与金和议。与之回书拒绝称：“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望另选通才，以任和议。”与之不理和议，积极修工事，调遣精锐之师，扼守要冲之地，金兵入侵无功而退，淮东又趋于稳定。
1219年春，金兵侵犯西和州，守将吴政战死黄牛堡，大安军失守，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弃职逃跑。都统张威奋起迎战，大败金兵。四月，原吴政所部的兴元军张福等反叛，攻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聂子述又弃职逃跑，总领财赋杨九鼎遇害，四川震动。朝廷再召安丙为四川安抚使，选调崔与之为“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安丙原久在蜀中握重兵，每忌东南调入的人，唯与之能相处以诚，彼此相安，迅速稳定四川局势。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十一月，安丙死。朝廷命与之为“制置使”，尽统川蜀四路之师。原四川各州军政不和，各将领如刘昌祖、王大才、吴政、张威等互有恩怨；外有金、夏、元三强压境，局势十分危急。由于与之能开诚待人，善选贤任能，关心将士，使部属心悦诚服。特别是与之善于理财，入川后即调整粮食征购措施，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边民买卖，将金、夏统治区大批战马、粮食买入，使四川很快变成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的地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与之还大胆收留、使用诚心投宋的金国名将呼延棫及其部属，让他在抗金作战中发挥特殊作用，造成金人内部互相猜疑残杀，使部署于川、陕、甘的金兵再无力侵犯宋境。又杨臣沅是蜀中有才干的人，平息吴曦叛变有功，被安丙忌才杀害，蜀人不服，与之上报朝廷，为之平反，授予“太中大夫”官衔，举行官葬，真正做到了顺民心和安将士。
与之帅蜀五年，蜀中局势是安稳了，可是朝政却一天不如一天，正如他在《送范漕赴召》等所写：“棋于观局易，药到处方难。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肝”时年已67岁，对“礼部尚书”的召令，予以毅然谢绝，而请求归粤养病。史弥远见蜀中局势安稳，便遣任心腹郑损代与之职。金将得此情报，便马上派大兵侵蜀，与之只好再一次亲临前线。金兵见与之仍在，惧而撤兵。郑损乃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与之加派大兵严守“和尚原、仙人关、大散关”等重地，后却被郑损撤弃。从此蜀中即陷于不可收拾的局势。
四川人为纪念崔与之这位德高望重的统帅，便在成都仙游阁立祠奉祀，誉他为“西蜀福星”。
1235年初，广州摧锋军叛乱，火烧惠阳，杀博罗知县，长驱直奔广州，郡守曾治凤吓得连夜弃职逃跑，广州满城文武群龙无首，连夜往崔府请与之靖难。与之考虑到广东安危，不顾78岁高龄，立即乘轿登城。由于他帅军10多年，素以爱抚士卒，恩威并重著称，故摧锋军士一见与之出头，多愿俯伏听命。与之为之分析利害，又派门生李昴英、杨汪中下城向众军安抚解释，士卒多愿释戈。但为首的人怕事后受害，遂率众离广州奔端州。解广州之围后，与之即在家主持广东军政大事，接受朝廷任为广东经略安抚使之命，并即密令提刑彭铉调四路兵往端州讨捕。老帅用兵，神机莫测，摧锋叛军势穷乞降，与之只惩办为首者，余众一律招降，分编入各部，迅速稳定广东局势，巩固南宋的后方。
在抗金的问题上，当时与之是受到战、和两派攻击的。由于他不尚虚名，胸有成竹，善于审时度势，深知宁宗有偏安之心，无恢复中原大志。以当时南宋虚弱的国力，主战只是一种冒险行动；所谓“和议”实质是投降，必遭割地赔款之辱，丧失民族斗志。只有巩固边防，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才是上策。在帅淮蜀时的实践证明与之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端平初，元灭金。南宋朝廷不考虑元兵强大之势，速图自固，反而议出兵收取“三京”。与之在广州闻说，不禁顿足浩叹。后南宋王朝终为元兵所灭。不难看出与之实在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英明的战略家。
以廉洁奉公，洁身自爱为立身处世之道
南宋虽只剩半壁河山，但官僚贵族骄奢淫逸却远远超过北宋。贪赃枉法之事，触目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之一生能严于律己，宦情高洁。巡察琼、雷时自携钱粮用物，不准部属向地方摊派；离蜀时四路馈赠，一概不受；胞姐要他为外甥申请荫官，与之坚决拒绝；儿子结婚，媳妇带来700多亩“嫁妆田”，他要儿子全部退回岳母家；中年丧妻不求续配，位至高官不养声妓。归粤后不受朝廷米禄，诏帅湖南、江西，拜吏部尚书等高官，皆辞而不就任。为平摧锋之乱而出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半年后事平马上辞职，半年薪俸也全部交回公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与之答曰：“仕而受禄，犹瞿素餮，今既退佚，可复贪君之赐乎？”闻者皆叹服其廉洁自爱乃出于腑肺也。
史无前例的是理宗亲下七道诏书，任与之为右丞相，前后四年留相位待与之赴任，与之先后上十三疏坚辞相位。在家种菊自娱，书韩琦诗“老圃秋容淡，黄花晚节香”句以自勉，并书“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为座右铭。临终犹遗命子孙不准求官阶，不准做佛事。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晚节清芬的名臣，难怪去世时朝廷为之辍乐哀悼，遣官祭奠，赐谥“清献”，理宗还亲书“菊坡”二字赐其家属。
与之一生廉洁奉公、保持晚节，与一些沽名钓誉者有本质区别。他不论执法淮西、广西，或帅淮蜀时，都是权重一时的大官。他善于为国家生财、聚财、理财，养兵蓄粮而自奉节俭，位处高官而自甘淡泊，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我们完全可以说与之不愧是封建时代的一位难能可贵、开明务实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