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守望故事。孙子带着阿嬷珍藏多年的家书赴泰国寻亲，却揭开一个秘密：与阿嬷书信往来半生的“阿公”，早已离世。十几年间，代他寄信汇款、以一己之力托举两个家庭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异乡女子谢南枝。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
这一时期，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为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
当时，能够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而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在外打拼的华人华侨把对家人的嘱咐装进封里，把钱款数额写在封上，然后托“水客”带回故乡。侨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目前有据可查的，最老的侨批来自1881年。而目前存世的侨批，几乎都来自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华侨家庭。
情感牵挂
这是1882年，马来西亚华侨叶和仁寄给家人的侨批：“母亲大人膝下：本月初接得阿坤兄带来书一封，捧读之下。诸事（概）悉。但读至亲病复发，儿不（禁）心动，自念不孝之罪重矣。及至调治略愈，方得稍宽。”
在信中，华侨们写下的不止有对家人、长辈的问候，也有对家庭关系的维护、对女儿出嫁的叮嘱、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等等。
然而，在这些信件中，华侨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却甚少谈及。即使偶有只言片语，却都是家乡亲人仅凭想象难以理解的苦楚。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生存难、倾诉难、回乡难，艰难、困难、苦难，千难万难，有时竟无从说起。
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一个大大的“难”字，写尽海外侨胞的漂泊、坚韧与深情。既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又书写了见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
经济支撑、反哺家乡
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一位叫李庚彩的华侨，从英国托人带回江门，给家叔李强明的一封银信，并寄回银一百五十元。
有的华侨在银信里提到托人带回来木盆、红毡一盒，还有糖。由此可以看出，银信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可以夹带其他的杂物或者杂货。
海外的华人华侨将大量侨汇和家信源源不断地输入祖国，用以赡养家眷。也不忘反哺家乡。
从1902年至1936年，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
家国情怀
侨批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更有磅礴的爱国担当。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
翻阅泛黄的档案，赤子之音不绝于纸。
“近来矮贼入寇，侵略我土地，戕害我生民，儿身在远方心诚忧之，惟祝神功庇佑我忠勇将士将矮贼全数歼灭，勿使生还，是我所愿也。”
“最近战事潮汕情形无何及迫，两星期来我军各线反攻皆获胜利。”“若再如近来之胜利，其制敌于死命不远也。”
华侨飞行员丁寿康在家书中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1939年，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192人踊跃报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瞒着家人应征回国，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五名女性之一。
临行前，白雪娇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
最初，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的“水客”充当了信使。他们经常挑着箩筐或背着布囊，穿梭各地派送银信，利用航运之便，为侨胞捎带银信，赚取微薄手续费。
随着侨胞增多，批信量增大，专业的“批局”在海外和国内侨乡出现，形成了覆盖收批、中转、派送的完整网络。
短短一百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金融体系完善，侨批局逐步国营化或被合并。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邮政、银行的普及，侨批完成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来源：CCTV国家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