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松竹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古来就是外贸繁荣之处，本地生产的很多手工业制品，都是以出口为导向。当中就包括了一个著名的陶瓷窑口——西村窑。
西村窑所在的地点，就在今天广州的城西，在当时属于南海属县。旧日河边工场区，早已是城市繁华地。现代建筑林立，令人无从想象曾经的烟火通明是什么样子。但从散落在漫长海陆交通线上的那些破碎的瓷片，收藏在各地里那些各式的器具，我们仍可以勾勒出一幅壮阔的商业图景。它有关交流，有关对话，有关财富以及梦想。
不曾见于史志的窑口
产品却销到遥远的地方
广州西村窑发现于1952年。窑址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专门烧制外销瓷的民间窑场，西临增埗河，后来属于西村自来水厂的范围。被发现时，遗址大部分已被破坏，成为耕地或房屋。等到1956年秋，考古工作者介入发掘时，基本只剩下了窑场堆积的部分。其中以皇帝岗的堆积规模最大。
西村窑历史上并不见于地方史志的记载，考古发掘时也没有发现明确纪年。经过综合比较研究，现在基本可知，它出现并兴盛于北宋，持续约150年。
在窑址被发掘后，文物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等地又发现一批典型的西村窑产品。另外，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日本等国，亦有西村窑器发现，有的地方传世量还很可观。由此，这处不见于史载的窑口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它令一些海外收藏的、过去被认为是其他地方生产的中国古瓷器，有了比较明确的归属，也纠正了许多陶瓷研究中曾经存在的观点，意义重大。比如研究界一度把凤头壶都看作是唐代的，一般认为受阿拉伯地区造型特色影响。而随着一些宋墓以及西村窑与笔架山两窑都有凤头壶遗物发现，造型与形制也与唐凤头壶有很大区别，专家们就能判明凤头壶并非唐代独有。又如，过去曾习惯把与唐越窑釉色近似的瓷窑产品也断为唐代，但西村窑烧制的青白瓷刻花加褐色彩绘是它的一种特有品种；另一种青白瓷刻花大盆，盆里上部刻画一条宽带形缠枝花卉纹饰，在其他宋代瓷窑中也很少见。
广东省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由范迪士夫人捐赠的西村窑青釉刻花盘。它于上世纪80年代在棉兰岛布土湾出土，可知是一件外销品，通高5.5厘米，口径24厘米，底径7.2厘米；撇口、宽沿、圈足；内外施青釉，内壁划四朵花，花内划云纹，花芯勾勒如圆月形状，花外一周用手指甲装饰一圈指甲纹。纹饰自然流畅，被认为是西村窑的典型器物。西村窑的釉色，主要有青白釉、青釉、黑釉、褐釉、低温绿釉等；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刻划花、印花、彩绘、点彩、浮雕、捏塑等。这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了西村窑的生产特色。
能看出各地窑口风格
体现广州外贸枢纽地位
瓷器是宋代对外贸易的最重要产品之一。专家指出，北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应陶瓷器外销之需要出现了大量的瓷窑，包括潮州笔架山窑址、惠阳新庵三村窑址、惠州白马山窑址、阳江石湾村窑址、封开都苗窑址、高明大岗山窑址、新会宫冲窑址、中山碗窑通窑址、番禺沙边窑址、佛山石湾窑址、南海官窑窑址、广州西村皇帝岗窑址、南雄铺背窑址等，目前所知广东省境内有宋窑的县份可能达到40个以上。曾有学者将潮州笔架山、广州西村、惠州白马山、封开都苗并列为宋代广东的四大瓷窑。其中又以潮州笔架山、广州西村窑最有代表性。
西村窑专供外销，所以国内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反而收藏不多。今天除了在广东省博物馆之外，广州博物馆、南汉二陵博物馆等地也能看到它们。许多发掘品出自考古发掘，是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见证。很多西村窑产品仿烧自当时的其他知名窑口，如越窑青瓷、耀州窑青釉刻花、印花瓷、景德镇窑青白瓷、磁州窑彩绘瓷、吉州窑、建窑黑瓷等，再远销东南亚、中亚、西亚及东非等地。
外销的西村窑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其中粗瓷较多。这类粗瓷质地都较粗，呈灰白色，瓷化的程度不高，一些学者认为严格来说它们实际是可以归入细坭硬陶类。产品的精美程度与同期的浙、赣外销瓷差距还是比较大，属于较低端的外销瓷。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广州距浙江余姚、龙泉较近，但对西村窑的影响不大，反而较远的耀州窑影响因素更多。有学者分析指出，耀州窑青釉印花盘的成熟与盛行，是在北宋后期，这时余姚越窑已成过去，龙泉窑外销主要从明州出海，而耀州窑北宋后期是经广州出海销往南亚次大陆及西亚地区，巴基斯坦卡拉奇及埃及福斯塔特都出土有耀州窑瓷器，因此对西村窑产生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西村窑出土这类盆之中有的与镶州窑纹饰完全相同，有的纹饰又比较粗糙，很可能开始时是用耀州窑的陶范， 以后又另行翻制，因此才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产品富有日常情趣
生产兴旺了一个多世纪
西村窑的器物种类繁多，但多为日用品和杂器，装饰观赏等功用的少见。它生产的小件玩具据说在东南亚也很受欢迎，包括青瓷小狗、黑釉骑士等。宋代史料笔记《独醒杂志》有记述类似情形的文字：“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 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虽然我们不能说这里记述的就是西村窑，但显见陶瓷玩具这种小东西，市场销路很不错；也可见西村的主要生产导向，是日常生活、平民生活。
迎合市场需求是所有商品的共性。近年的一些研究还表明，西村窑里有一种大盘子，即是为了适应东南亚饮食习惯而设计的。因当地人当时喜欢几人共用一大盘吃抓饭。
广州本地不产陶土，所以有些专家推测西村窑所用的陶土可能来自西江流域的肇庆，或者下游的东莞等地。至于它所热衷的仿烧各地窑口风格的特征，除了有借力广州瓷器输出集散处优势的考虑外，也可能与当时北方人口的南迁有关。西村窑的生产规模可观，根据皇帝岗的龙窑遗迹判断，一次可烧大中小各类器物二三万件。
著名考古学者麦英豪等指出，北宋时期随着广东对外贸易地位在长达约一个世纪中的凸显，各地瓷窑一时兴旺。“这些窑场都是民办的手工业生产，是为适应外销而出现而且得到蓬勃发展的，所以各窑间互有影响和联系。如果撇开各地原料、胎质、釉色，光从造型、装饰手法来看，西村窑与笔架山窑，东明窑及许多广东宋窑的碗、茶盏、小瓶、持壶等常见器物，骤视之下，有些是较难分辨的。又如南海官窑的酱褐色釉彩绘菊纹青釉大盆，与西村窑同类大盆的装饰风格极为相似。这就说明西村窑和广州邻近的其他宋窑一样，既有全国性的时代特点，又有本地区的地方特色。”宋室南渡以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临安，泉州等港口在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大大上升，泉州跃升为外贸第一大港，建窑、龙泉窑等窑口竞争优势逐渐凸显，这给广东地区瓷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也改变了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的格局。
如果没有偶然的考古发现，也许我们不会得知历史上曾经有过西村窑这样一个窑口。这让我们不禁想：在繁忙的南海道上，在漫长的海交史中，还有多少曾经的热闹与喧嚣，仍潜藏于沉寂，等待有心人的扫拂。随着国人越来越多地向大海迈开脚步，相信会有更多的美丽故事，浮现在水平面上。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