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岚 李雄飞
雷州市位于雷州半岛中部，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南接徐闻，可通海南岛。在封建时期，雷州一直被作为郡府道治所在地，因战略位置重要而享有“天南重地”之称。文物遗存相当丰富，经国家、省、湛江市及雷州市颁布保护的文物单位就有128处。石狗就以其庞大的遗存数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学术界誉为“南方的兵马俑”。目前，关于石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雷州石狗的年代鉴别，造型艺术分类和雷州石狗的文化起源、演变、影响及文化价值等方面。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雷州石狗崇拜是以原始图腾崇拜为根源，以生殖崇拜、守护神崇拜为后续生成主体，具有多重性的、特征鲜明的区域民俗文化事象。从图腾禁忌的角度来看，石狗作为雷州人的图腾，是应得到尊崇和膜拜的，杀狗、吃狗肉应被禁止。但事实上，雷州存在既崇狗又吃狗肉的现象，本文将结合有关史料、文物发现及相关传说，从民族变迁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一诠释。
一、民族的变迁讨
论雷州民族变迁的问题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雷州古代少数民族变迁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汉族入迁的情况。雷州古代少数民族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路：其一是外迁，其二是汉化。汉化是随着汉族的不断迁入而完成的。
（一）雷州少数民族的变迁
雷州，唐虞时为南交之地，夏商周三代为百越族聚居之地，春秋战国为越、楚共同居地。秦之前，生活在这里的部族被统称为“百越”族，秦时称“西瓯”、“骆越”，汉代称“乌浒”，晋代演化为“俚”、“僚”两个部族。后“俚、僚”又继续分化出“黎”、“僮”、“侗”、“苗”、“瑶”等部族。黄现璠等合著的《壮族通史》认为“僮”是由“俚”、“僚”发展而来，“俚”、“僚”由“乌浒”发展而来，与笔者看法一致。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壮族。明朝末年，邝露在《赤雅》中就提出“狪（即侗）亦獠（即僚）类”。侗族由僚族演化而来亦可证。“苗”源于“僚”。古“僚族”擅长织布，《汉书·地理志》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即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又《魏书·獠传》称僚人“岁输租布”。苗族亦擅长织布。据此推断苗族从僚族发展而来应当不谬。黄金龙、高伟所著的《岭南地名文化的特色与地名管理》一文认为：瑶由俚僚演化而来。“僚”、“僮”、“侗”、“黎”、“苗”、“瑶”等少数民族曾共同生活在雷州。这里有丰富的出土文物及民俗遗存可证。首先，雷州出土了少数民族用于祭祀、娱乐及作战的乐器——北流型铜鼓，明《雷祖志》亦绘有其他铜鼓图。其次，雷州地名中有大量以壮黎语命名的地名。比如以壮语“南”、“那”、“塘”、“板”等命名的地名有南坑、南田、南六、南塘、南畔、南兴、那胆、那卜、那毛、那平、那岭、那澳、那宛、边塘、邦塘、塘头、那停塘、西塘、南塘、东塘以及调板等，其中尤以“那”、“南”命名的地名为多。统计数字显示：以“那”命名的地名有30个，以“南”命名的地名有50个，又海康县志地名办在对雷州县地名的普查中发现，以壮语命名的村落占到调查总数的23％。以黎语“黎”、“包”、“保”、“抱”、“宝”、“番”、“毛”、“迈”、“调”、“茂”等命名的地名也不少，如乌黎、黎家、黎郭、黎家陈、黎家伍、黎上、黎中、黎下，包金，保田、保禄仔、博抱、宝蓄、番昌、毛斋、迈哉、迈坦、迈港、调罗、调铭、调和、茂莲、茂胆等。再者，今天雷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还保留着许多被壮族、侗族、黎族影响过的痕迹。又如，雷州在游艺、婚嫁、丧葬、村落管理方面，亦多保留壮侗风俗，如对歌、哭嫁、爬刀梯、采火场等。另外，雷州还流传着与苗族、瑶族、黎族等族祖先神盘瓠的传说故事情节完全相同的神狗故事。故事的基本情节是说神狗给皇帝的女儿治病，后与皇帝的女儿结婚，繁衍后代。资料显示苗、瑶、僮、侗、僚、黎与雷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及地缘关系。
雷州少数民族外迁的历史很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那时已有迁入海南岛者。自那时起，外迁之事不断发生。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说：“自汉至唐宋时，有一部分俚人自雷州半岛陆续南迁至海南岛，成为黎人的一支，称加茂黎。”《海康县志》及《海康县续志》中就记载了两次比较有影响的与外迁有关的事件。
南朝陈太建三年（571）陈文玉出任雷州刺史后，雷州土著少数民族因畏惧其威严而集体逃亡。粱成久《民国海康县续志》“坛庙”条载：“贞观五年《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冯盎传“记载：”武德四年（621，《新唐书》作五年），（冯盎）始以地降，高祖（李渊）析为高、罗、春、白、崖、儋、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为东合州刺史“。据《旧唐书》卷四十一所记：”武德四年（621）置南合州，贞观元年（627）改为东合州，八年（634）改东合州为雷州。“既然”武德四年置南合州“，那么”武德四年“，冯智彧只能是任南合州刺史而不能是任东合州刺史。或许是修史者以为”南合州“就是”东合州“，所以才出现”智彧为东合州刺史“的说法，又或许是随着贞观元年”南合州“更名为”东合州“，冯智彧继任为东合州刺史，所以修史者才不加区分地直接将冯智彧说成是”东合州刺史。“按照史料所记推断，贞观五年（631）出任东合州刺史的应是冯盎之子，冼太夫人曾孙冼智彧而非陈文玉。陈文玉是在何时任雷州刺史的，可以从”雷州“作为州名说起。”雷州“作为州名，并非在”贞观八年（634）“首次被使用，据南宋绍兴戊寅（1158）郡守何庾《重修威德王庙碑》及元刘应李《大元混一方兴胜览》所记，南朝陈太建年间及隋代都曾使用过”雷州“作为州名。陈文玉后裔所居东里东海仔、下井等诸多村落族谱中都有关于陈文玉”陈太建二年（570）登黄甲“，”（陈太建）三年（571）任雷州刺史“或”本州刺史“的较为一致的意思表述。因此，笔者认为陈文玉不是在贞观五年（631）出任州刺史，而是在陈太建三年（571）出任州刺史，且为首任雷州刺史，其任职时间也远比冼智彧要早。（陈文玉）出就荐辟，官本州刺史。旧有猺（即瑶）、獞（即僮）、峒（即侗）、獠（即僚）与黎诸‘贼’”，皆惧，归峒远去，自是雷无贼患。“笔者认为”归峒远去“包含了”归峒“、”远去“两层意思，这样理解更切合当时少数民族外迁的实际状况。”归峒“的意思就是回归到原来所住的山谷、山野。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陈昌齐编《海康县志》“雷州府全图”可知，雷州南北西三面环山，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山岭，愿意听命的少数民族大概就归向了这些山岭之间继续居住。不愿意听命的那些少数民族则“远去”到了海南岛、广西及云南等地。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居留雷州的少数民族因不满“地方官吏的欺凌”以及“风俗习惯遭到严重的干预”而发生叛乱。康熙《海康县志》“雷祖志”载：“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庚午（910），黎族首领发符孟喜等倡乱，钦差都知司马陈襄发十二戈船讨平之。”此次平乱，必定引发又一次的民族集体逃亡。那些逃离家园的少数民族又反过来对雷州进行骚扰和破坏。宋元明清之际，此类事情常有发生，颇让朝廷苦恼。《广东通志·前事略》载：“宋景佑二年（1035）五月，瑶僚寇雷、化州，诏桂广会兵讨之。”（元）延佑中，广西瑶贼掠雷州，都元帅贾闾相机制御，雷民赖之。时有平河军校王成奋勇战死，军民塐（同”塑“）象祀之。”“（元）至正末，盗贼并起，海北、海南宣慰司府佥都元帅张戊发兵擒其首，贼徒皆溃。”“（明）景帝景泰二年（1451）二月，山瑶寇廉、雷二府。”
少数民族外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为因素，另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古代雷州被作为近海军事要地，战事频繁，寇匪常至，朝廷管压，民不自由，形成了民族外迁的人为因素；另一方面，雷州近海，地处热带，宋之前原始森林覆盖面积大，因此多飓风、雷震、碱潮、干旱、水灾、虫灾、瘟疫、瘴毒等自然灾害，形成了民族外迁的自然因素。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外迁事件不断发生，结果导致雷州的人口越来越少。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宋初，雷州府人口已经锐减到106户。雷州几乎要变成一座空城。这为宋以后汉人的迁入提供了“天时”和“地利”。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格局至此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汉族为主的民族格局正在酝酿形成。
（二）汉族的入迁
秦始皇出兵征讨百越拉开了汉族入迁雷州的序幕。秦、汉、晋三朝，出于戍守边疆、流放罪犯、贬谪官员、逃避战乱、商人逐利、文化治理等的需要而带来的移民潮，亦曾波及雷州，但移民数量不大。唐五代经宋至清，汉族一直没有停止过入迁的脚步。唐代朝廷出于开发的需要曾“徙闽南之民于合州”，五代亦有中原汉人为避乱迁徙至此。苏轼《伏波将军庙记》云：“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由于宋初雷州人口的锐减，宋之后，移民的步伐明显加快。移民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戍边屯垦，也有赴任官员任满卜居，还有官员流放、商人逐利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封建王朝戍守边防和发展农耕需要之下的戍边屯垦。
汉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徐闻港被开辟为对东亚及东南亚重要的中转贸易港，同时方便了东南沿海省份海上交通往来。宋元时期，闽潮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在政府戍边及屯垦政策鼓励之下，闽人及闽潮人开始沿着海道涌入有大量土地可耕的雷州。司徒尚纪在其所著《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中说：“宋元时期，福佬系已自发展为一个族群以后生齿日繁，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除部分人留在当地谋生外，大批福佬人远走他乡，开始了大规模的民系迁移潮，首选之地即为地理环境相类似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沿海，继及东南亚各地。”相关的诗文、方志和族谱文献则记载了雷州移民的具体情况。北宋绍圣四年（1097）被贬雷州的文学家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中云：“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宣统《海康县志·金石》载：“海康鹅感村官民，由闽入雷，自宋末梅岭公始。”此外，民国《曹氏族谱》载：“远祖讳相公……由闽之建阳，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移居吴邑曹家村。”两宋时期，由于朝廷减免赋税、大兴水利等惠民措施的实施，农业发展很快。到南宋时期，雷州已经成为“多平田沃壤”、商贾云集、交通便利的富庶之地。道光《广东通志·雷州府》引宋《图经》指出雷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在南宋国威不振、战事频繁的情况之下，雷州又自然成为众多达官显贵理想的安家之所。不少在高凉、雷琼任职的闽籍官员在任满后都相继卜居雷州。如宣统《海康县志·金石》之《莫公亚崖祠田跋》云：“余西自莆田之武盛里，十一代特奏公判高凉，卒于官，其子因家焉。季有冬公迁雷，盖宋理宗末年也。”同书《金石》之《陈韫之先生墓志铭》云：“先生讳其玮，字韫之，行二，其先闽人也。始祖以宋进士官于琼，有政绩。任满，卜居于雷之北隶，延世滋大，乃迁岭东乾塘村。”另该书《人物志》载：“吴日赞……府城东关人，先世系出八闽。始祖竑，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又“邓仁爽……闽人也，发迹于福州之潮阳里，为宋进士，官光禄大夫，继守雷州路。性癖山水，择得郡西南七十里而家焉，庄名潮阳，殆不忘其祖乎”。
宋元闽人及闽潮人移居雷州的道路被打通之后，明清时期，闽人及闽潮人继续掀起向雷州移民的高潮。明代时出于戍伍的目的，大批的军户入驻并定居雷州。根据宣统《海康县志·疆域志·户口》记载：明天顺六年（1462）全县民户13 790户，军户3 711户，军户占全县总户的21％。出于垦荒目的的移民则成为移民的主潮流。《明实录》载：“广东左布政使罗荣奏：高、肇、雷、廉所属州县地多抛弃，流民、土瑶易为啸聚，请募民垦荒，劝课农桑。”明代在雷州府的福建人已经达到22.6万人，占人口比重的9.8％。清初广东掀起了垦荒运动潮，高雷廉三府是可垦土地最多的地区，“粤民踊跃争垦其荒”。康熙、雍正、乾隆朝都给予政策上的引导和鼓励，比如蠲免赋税，把垦荒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大小的标准，对垦荒有功的地方官员主要加以任用等，这些措施都刺激了移民的大量涌入。雍正朝，雷州府垦荒由知府王铎负责。为了调动垦荒的积极性，乾隆时朝廷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如乾隆十一年（1746）诏谕三府：“听该地民人垦种，免其升科，给与印照，永为世业。”这些举措吸引了大批垦荒者到雷州来。据吴建华《雷州传统文化初探》一书引1986年地名普查资料，原海康县重点调查的18个乡镇、494个村、103个姓氏中，有90％以上的姓氏分别自东晋至清代从福建莆田和福清两县前来。从北宋元丰三年（1080）开始，雷州人口呈迅猛增长的态势。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雷州人口的密度已由每平方千米2.6人左右增长到每平方千米78．6人。
宋至清时期，既是移民的高潮期，也是汉化的高潮期。这一时期雷州已经由原来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转变为汉人的集中地。民族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移民的迁入，不仅改变了雷州当地的生产面貌，促使雷州的农业、手工业、盐业、渔业、采珠业、航海业获得全面快速的发展，而且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民风民俗。
二、石狗崇拜的变迁
古代雷州山峦瘴气盛，“民苦瘴毒”，飓风、碱潮也常常来袭，还有兵寇不息、人口凋敝等问题。在这些现实生活困难面前，石狗图腾崇拜中所包含的生育意义和保护意义因适应了地理气候环境、人口稀少以及治安状况不佳的现实情境而获得了新生，并随着“九耳呈祥，雷祖诞降”的奇异传说被发扬光大。据《中国地方志集成·雷州府志》卷四十三中记载，这一传说最早见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出任雷州知府之职的吴千仞所写的《英山雷庙记》：“有居民陈氏，无子，尝为捕猎。家有异犬，九耳而灵。凡将猎，卜其猎耳，动者所获数亦如之。偶一日，九耳齐动，陈氏曰：”今日必大获矣！‘召集邻里共猎，既抵原野间有丛棘深密，犬围绕惊匝不出。猎者相与伐木，偶获一卵，围尺余，携而归，置之仓屋。良久，片云忽作，四野阴沉，迅雷震电，将欲击其家，陈氏畏，抢其卵，置之庭中。雷乃霹雳而开，得一男子……其雷雨止后，陈氏祷天而养之。既长，乡人谓之’雷种‘……陈文玉是也。“这一传说的来源在中唐传奇作家沈既济（生于750年左右，卒于800年）的《雷祖传》中有记载：”昔陈氏因雷雨昼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数月，卵破有婴儿出焉。自后日有雷扣击户庭，入其室中，就于儿所，若哺乳者。岁余，儿能食，乃不复至。遂以己子。“梁成久纂修，陈景棻续修：《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海康县续志》（影印本）卷四十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此段文字所记述的主人公不是陈文玉，而是另有其人，为牙门将陈义。又”尝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犬，以耳动为获数，未尝五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旁，是中嗥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卵甲为豪族”。两个互不相干的传奇故事，被吴千仞合在一起，变成了雷祖陈文玉诞降的神话。
明代庄元贞则将吴千仞的“雷祖诞降”的传说敷演得更为详尽。其《雷祖志》云：“州（指雷州）西南七里，有村曰白院，其居民陈氏，讳者……业捕猎，养有九耳异犬，耳有灵机。每出猎，皆卜诸犬之耳，一耳动则获一兽，二耳动则获二兽，获兽多寡，与耳动之数相应，不少爽焉。至陈太建二年辛卯九月初一出猎，而犬之九耳俱动，陈氏喜曰：”今必大获矣！‘鸠其邻十余人，共随犬往，至州北五里许地名’乌仑山‘，有丛棘密绕，犬自晨吠至日昃，无一兽出。猎人奇之，伐木而视。犬挖地开，获一大卵，围有尺余，壳色青碧，众俱不知为何物。陈氏抱而归家。次晨，乌云忽作，风雨雷电交至。陈氏大恐，置卵于庭，盛以小棹，遂为霹雳所开，内出男子，两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陈氏将男子与卵壳禀明州官，官收卵壳寄库，男子交还陈氏养育，名曰文玉。在文中，不仅陈氏的籍贯、姓名、捕猎地点一一具体讲清楚，而且陈文玉也与”雷州“之名联系到了一起。
清代郑俊、刘邦柄的《海康县志》则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陈文玉仕宦为官及殁后灵应等细节。卷八《艺文》载：“州之二里英灵村有居民陈氏无子。尝捕猎，家有异犬，九耳有灵。即将猎，卜，其耳动者，所获数亦如之。偶一日，九耳齐动，陈氏曰：”今日必大获矣。‘召集邻里共猎，既抵原野间，有丛棘深密，犬围绕惊，匝不出。猎者相与伐木，获一卵。围尺余，携而归。置之仓屋，良久，片云忽作，四野阴沉，迅雷震。将于击其家。陈氏畏惧，抱其卵，置庭中，雷霹雳而开，得一男子。两手皆书异文，左曰’雷‘右曰’州‘。雨止后，陈氏祷天养之。既长，乡人谓之雷种。至太建二年（570），颁乡举，继登黄甲。赋性聪明，功业冠世，授州刺史之职，陈文玉是也。殁后，神化赫奕，震霹一方。郡民就州之西南隅中，置立庙堂三间。“
宋元明清时移民在来到新的环境之后，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必然会入乡随俗，视石狗为生育神和保护神而大加崇祀，祈求在神狗的庇护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昌隆，人丁兴旺等。“在博物馆征集到的石狗中，有不少石狗都雕刻有云雷纹饰，大多为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化遗迹，刻有‘石敢当’的石块或石狗所属年代都在宋后，雷州石狗融入闽人文化，迹象非常明显。”。民间流传的关于狗有灵性、惩凶救难、治病降敌、石狗显灵、勇斗水鬼、显灵送子、祈雨显灵、忠心护主的传说故事，把石狗崇拜推向了高潮。石狗被放置在村口、路口、河边、门口、巷口、山坡、祠庙、坟前，承担起人们赋予它的一切职责。但如今，石狗崇拜盛况不再，只在一些偏僻的农村还有所保留。
在宋代之前，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格局时期，石狗崇拜作为图腾信仰大行其道。狗作为他们的图腾，必定是忌杀忌食的。司徒尚纪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狗是古越人处于渔猎时代的崇拜对象。现今岭南有些地区仍禁吃狗肉，保持‘视犬为珍’的风俗。”今天，以狗为图腾的苗族、壮族、瑶族仍延续着禁吃狗肉的古老信仰习俗。这一时期，既崇狗又吃狗肉的习俗不可能同时存在。宋代之后，随着民族格局的改变，吃狗肉的禁忌被打破，吃狗肉的习俗伴随着汉族移民适应环境、强身健体的需要而兴起。雷州地处热带，常年气温偏高，近海，湿气重，人的体力因此易消耗，且易便秘等。狗肉性温，加药材水煮，可“大补元气”，治疗“脾胃虚冷”、“腹满刺痛”、“浮肿屎涩”等病症。汉族素有吃狗肉的习惯，在他们到来之后，为了满足环境、生产对身体的消耗的需要，必定选择吃狗肉进补身体。当地的民众以“九耳呈祥，雷祖诞降”的神话为基础，创造了“啖狗肉求子”的传说，最终将吃狗肉习俗与求子生育信仰糅合在一起，使吃狗肉的习俗与崇狗信仰的习俗并行不悖地发展。据传“雷祖降世后，雷州民间以狗为呈祥灵物更加崇敬，不但不杀狗，而且不再骂狗、打狗。石狗前常常红烛高照，香火鼎盛。不久，到了十二生肖的狗年，偌大雷州半岛，没有一声婴啼。雷祖文玉察知，急忙奏上朝廷。唐太宗李世民也觉纳闷。适逢第二年，太宗头向南瓜，神游地府。阎王见太宗驾临，忙备酌款待。太宗忽记起雷州刺史上奏之事，便问道：”雷州狗年为何没有婴孩降生？甚是怪事。‘阎王答道：“十二生肖均为畜物，在人间生存只有受尽苦难，任人屠杀，才能转世为人。雷州人崇狗为神，再没捕杀，哪有狗崽转世投胎呢！’太宗神游归来，在灞桥送唐僧取经后，急招雷州刺史陈文玉进京接旨，狗肉经肠过，神灵心中留。从此，雷人啖狗肉与崇狗为神两者可兼得。到了狗年，雷州大地，与以往其他生肖年一样，婴啼之声村野可闻，雷人喜将小孩乳名叫狗崽，并制狗崽帽、狗崽鞋、狗崽铜像佩戴之，以保安康。自此，雷州啖狗之风更盛，人丁更旺”。
由上可见，雷州“啖狗肉”的习俗与崇狗的信仰习俗不太可能在以少数民族为主导的民族格局中共同存在，换言之，汉族人民的融入为这种风俗的存在提供了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科学意识的加强，崇狗的习俗已经不再流行，但吃狗肉的习俗却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而呈走强之势。
综上所述，从狗图腾崇拜到吃狗肉风俗的转变，是石狗崇拜变迁的一种表征。从根本上讲，石狗崇拜的变迁与宋代之前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出及宋以后汉族大量迁入所带来的民族格局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李雄飞，系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文学博士。
来源：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省社科联联合征编出版的《岭南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