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与放花灯

2018-07-09 来源:本网原创稿

  晚清官员之间的拜年

  春节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人际交往——— 拜年。拜年是中国的一种旧俗,晚清官员之间的拜年很有意思。清末名士李慈铭在《郇学斋日记》里说到,每到拜年头一天就得设计路线,比如说初二出来拜年,先进宣武门上东单,然后到东四牌楼,再去德胜门,从德胜门回到西单,再从西单出宣武门回家,这一趟折腾得选择最科学的路线,不走回头路,不然一天下来走不了几家。

  当时拜年一般不是真的登堂入室,而是乘着骡车到人家大门口,人坐在骡车里面,挂着棉门帘,当差的跨在车沿上,先下车拿着大红拜帖到门上(拜帖就是类似大名片,都预先写好的),口里道:“家老爷谁谁谁给府上老爷拜年。”对方门上的当差就出来了:“不敢当,家老爷挡驾。”收了拜帖就算拜完了事。人到帖子到,人不到帖子不到,这一天下来可能十几家全都拜了。一般来说只有同辈之间互相拜年。僚属给长官拜年,长官无需给下级回拜,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无需给晚辈拜年。一般来说官员拜年的时候,也不送什么礼,拜年只是一个礼数,真正送礼不在这个时候。清代只有一种人家不接受到家来拜年,就是监察御史,也就算是古代的纪检干部吧。一般御史家门口都贴了条,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本家老爷身在督查衙门,有什么事衙门里说,不接受拜年,避嫌。平民百姓也拜年,就是邻居之间见了面也要互相道贺,“新禧新禧!”这位答称“同禧同禧!”就算是互相道贺拜年了。

  其实,以前做官的人过年是非常累的。《那桐日记》、《王文韶日记》、《许宝蘅日记》等日记里都有记载。晚清的时候高级官员几乎没有守岁的,为什么?因为大年初一凌晨三点他们就得起床到太和殿朝贺,所以这些官员大年三十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了,当然家眷们该玩的玩,该守岁的守岁。小官无所谓,没有这个问题,做大官的人就不行了。初一凌晨三点钟就被叫醒,穿上袍褂进东华门朝贺,所以说“朝臣待漏五更寒”就是这个意思。五更天就要进东华门,很苦的。到东华门候着,一般早上五六点钟才能进宫。到太和殿朝贺,可能皇上会赏赐一幅“福”、“寿”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真是皇上写的,多是如意馆写的,有的可能会是双钩填墨,有的就盖一个御印。赏赐的东西拿回家,只是一种恩典和荣耀。这么一折腾回家就是十点多了。

  王文韶曾经在日记里写道:“大年初一昏睡不可言”,已经累得打瞌睡,所以草草吃过中饭以后,大年初一下午就得睡觉,这才进入正常的过年阶段。当然像他们这种朝廷重臣,也不需要坐着骡车出去拜年,但是也懒得接受别人拜年,过年愿意在家里静静地休息。不过各家习俗不同,比如那桐家,七大姑八大姨不少,他也出来跟着亲戚们一块玩。有一件事是文人士大夫在初一早上例行的,这叫做“新春开笔”,就是研朱砂,那一天要启用一支新笔。这对于文人来说很重要,我到现在也还保留了这个习惯,正月初一要开笔,例如写一些“新正大吉”之类的吉祥话。

  张君秋来我家拜年

  民国初年,南北共和政府议定,明令取消旧历年,袁世凯甚至命令查办不过公历新年和仍过旧历年的政府机关。开始那几年,每到公历新年,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团拜,这倒省去了旧时拜年的繁文缛节,起码官员在旧历年时不再公开拜年了,但是老百姓不买账,依然偷偷地过旧历年,也少不了拜年活动。在1928年以前,旧历年政府机关不放假,但是公历新年却放三天假。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日记里就明确记载着每年公历新年的一号到三号都是放假的。直到1929年,蒋梦麟他们参照日本仍保持传统节日为依据,上书政府才恢复了旧历年的放假制度,但是称之为“春节”。

  一般老百姓平常没有什么娱乐的机会,过年的时候总要逛逛庙会、拜年、串门、博彩等。我家在过旧历年时很少依旧俗做这些,但是到我们家拜年的人很多,人来客往的也比较多。最有意思的是张君秋,他是我祖父的义子,我祖父在世的时候他怎么来拜年我不清楚,我记得很清楚的是1951年他从香港回到大陆后,我的祖父已经去世,他来给我的两位祖母拜年的情景。那时候张君秋还有辆汽车,有个司机,当时我两个祖母都在,一个住在东四二条,一个住在东四十条,他就要去两处,每次都是进门拿个垫子,叫“娘”,磕个头,喝口茶就走,还要再到别处去。因此,我家就有了句歇后语,叫做“张君秋拜年———坐一下就走”。如果偶尔三十晚上没来,他就会在大年初二、三来,那时间就长了些,还会分别带上他的赵氏夫人或吴氏夫人,有时候还带着他双胞胎长子和次子大喜子、二喜子(即学津和学海)来。

  有些大户人家也会有些博彩,像我家的规定是过年期间,正月十五以前女眷可以博彩,也就是推推牌九、打打麻将。我家男人没有一个会打牌,包括我父亲和我,连扑克牌都不会打,甭说麻将了。我的祖母她们会打麻将,但是平常也从不打牌,除了过年期间可以有几天的娱乐。过年期间,家里的佣人也允许他们打打小牌,打打纸牌索胡什么的。过年除了打牌以外,还有一些哄着孩子玩儿的游戏,今天也没有了,比如说升官图,还有一种“大观园图”,我小时候也玩过。

  现在我们常讲的很多春节民俗,都是过于市井化的民俗,其实在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家并不是严格遵守这些俗礼的。另外,北京历来是全国各地人口流动的城市,在京城做官的、经商的都带来了不同地域的过年习俗,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今天讲的各种春节礼俗,市井的东西太多,并不真实。官宦人家实际上过节也很安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普通人家和京郊地区自有他们的礼俗。现在我们老喜欢说吃,其实也不见得吃占了那么大的比重。

  正月里的节日

  正月初五一过,过年告一小段落,接着就开始了第一个节———正月初七的“人日”。为什么叫人日呢?传说女娲造物,从最低等的往高等的造,顺序就是鸡、狗、猪、羊、牛、马、人,所以大年初一叫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传说女娲是初七日造的人,所以初七是人日,初七这一天的节也叫“人胜节”,为什么叫人胜节呢?如果这一天天气晴和,就预示着人身体健康,表示对人有益,民间讲,这几日中哪一天的天气特别好,就主这一年中这一样生物都是顺顺当当的。

  这个节今天在北京过的人很少了,甚至许多人不知道还有个“人胜节”。但是在南方的很多地方,人日还是很受重视的,尤其是广东。广东有个作家叫欧阳山,写过一本小说叫做《三家巷》,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了人日出游的情境。北方人日都干什么呢?一般不会在户外活动,有些人家尤其是家里的一些女眷,喜欢用彩纸、丝帛,或者是软金银剪成小人,贴在窗户上、屏风上点缀过人日。人日这一天也有吃面的,再有就是在外地工作的亲人回家过年,初七以前是不许走的,一定得过了人日才能够走,所以初七人日这一天是很重要的日子。

  人日第二天就是初八,初八也叫顺星节,据说这一天天上的星宿下凡,尤其是本命星,与自己一年中顺顺当当,身体健康都有很大的关系。顺星这天做什么呢?这一天到了晚上就要点灯,叫做“散灯花”。都是按照星宿来做的灯花,应星宿下凡的景。从前人家都有院子,哪怕是跟人家合住的小四合院也都是有院子的。散灯花往没有规整的地方放,放得越杂,分布得越广越好,比如说放在窗台上、灶台上、厨房里,凡是不会被风吹灭的地方都可以放上。外面专门有卖这种灯的,点上油,按上纸捻点燃就行。有钱人家讲究顺星这一天晚上要点108盏灯,穷人家最少也要点9盏灯,所以叫做散灯花。顺星节要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烛光晚会”——— 当然没有晚会了。那个时候如果有鸟瞰的设备,能想象初八这一晚上的北京,家家处处是灯,在冬天的寒夜里,星罗棋布的一定非常漂亮。

  过了顺星节,接着就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叫上元节。实际上元宵节从十二、十三就开始上灯了,一般到正月十六、十七灯才撤,元宵节也才告结束。上元节前后就跟过年时候一样,时间跨度比较大。上元节很重要,可是为什么没在三大节里面呢?因为正月十五上元节已经囊括在整个年节之中了。真正的过年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腊月初八开始,那是一个准备阶段,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就很正式地进入过年的起点,它的终点落在正月十六,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跨度都属于过年。

  正月十五放花灯

  正月十五在清代满街都放花灯,这是政府行为,市民都出去看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哪个部的灯最好呢?就要数工部的灯最好,因为工部是管匠人的,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看工部的灯。北京有一个地名叫“灯市口”,灯市口是明朝的事,清朝灯市口已经没有灯了,基本上上元节看灯都是到六部口———今天的长安街,还有就是前门大街五牌楼商家放的灯。六部是政府放的灯,前门五牌楼是商家放的灯,一街两巷都是灯。上元花灯有琉璃灯、羊角灯、绢灯、纱灯,能工巧匠做的,一般没有纸糊的灯。街上卖的有那种带穗子的纸灯都是北京郊区农民担担子上来卖的,是为给小孩子玩的,但也很有意思。我最喜欢就是走马灯,走马灯是借着蜡烛里面的热气熏烤所发生的物理作用能够转起来,里面有《三国演义》的人物,《水浒传》的人物,或者《西厢记》的人物等,每一个人在旋转时都透过小窗口,一会儿出来了,一会又进去了。走马灯有方的,有圆的,是纸糊的。高级一点的是绢的和纱的,绢灯也有走马灯,那个价格就贵多了。纸糊的一般过了十五以后就扔掉了,第二年再买新的。还有一种孩子玩的提灯,做成动物形状,小孩子提着在院子和胡同中玩耍。一般绢灯和纱灯可以保留下来到第二年再用,虽然贵,但能使两三年。

  放灯一般从正月十三四就开始了,结束是到正月十六,基本上是三四天,高潮是十五,所以整个北京城人山人海,非常热闹,以至于丢孩子的也有,像《红楼梦》里甄士隐家女儿就是看花灯时挤丢了,同时也容易出现火灾事故。因为灯有灯棚,有的是专门弄一个棚,比方说前门外瑞蚨祥有专用灯棚,这是瑞蚨祥放的灯;那是正阳楼的灯,或者是某个商号的灯,都有灯棚,弄不好也有灯棚着火的时候,这一天有水会(即救火会)值班,那时候不叫消防队,水会这天很忙,也很警惕。正月里还有二十三和二十五的大小填仓节,多是商家买卖热衷过,为的图一年仓廪充实吉利,不是一般人家都过的节日。

  到了“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过革命化的春节”,“过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说不过春节,那一天甚至不放假,照样上班,甚至是增加劳动强度,去挖渠、修路。只不过从副食本上多供应点东西: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多给二两香油,然后卖点带鱼。一户给五斤好米———二毛零五分的和二毛一分三一斤的是最好的米,这个数字我记得最清楚了。过年才一户给五斤富强粉,多给半斤肉。富强粉是真正的好面粉,又叫八一粉,去糠去得多,又白又有劲,包饺子最好了。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大概在1971年左右又恢复放假了,这些事儿今天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当时要破“四旧”,什么叫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过春节算是一种旧风俗,当然是要破掉的。但是这种旧风俗在老百姓中根深蒂固,民国初年废止了十几年都没废了,弹性非常大,慢慢都恢复了。不过,今天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旧的风俗和礼仪也在和新的生活方式发生着冲撞,有许多东西不用人为地破和立,是会很自然消亡的。

 

  口述:赵珩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26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