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潮州刻书业可谓盛矣!据《三阳志·学校》载，除开“岁久浸灭，多不复存者”外，彼时新旧刻板，计有经书《吕氏易集解》《春秋集传或问》《孟子说》等十种，史书有《通鉴总类》《新修潮阳图经》《三阳讲义》《汉雋》等四种，子书有《瘴论》《治未病方》《备急方》等六种，集书有《赵忠简集》《许东涧应龙集》《北门集》《濂溪大成集》等十四种，凡三十四种，共一万零八百九十板。内容丰富，形式各别，出版业之发达当可一窥全豹。又《三阳志·历代序文》载常祎《潮州图经序》，其中提及“锓版郡斋”事，当知此时期之州治内也设置有专门负责刻书的机关。
值得注意的书有《朱文公论孟或问》《朱文公中庸辑略》《北溪字义》等。众所周知，宋代朱熹用理学思想解释《四书》，影响颇大。陈渟（字安卿，学者称为“北溪先生”）是朱熹晚年的入室弟子。朱熹生前曾说：“吾道喜得陈渟。”而陈渟的《北溪字义》正是按照朱熹的观点解释《四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概念和范畴的。这些研究朱熹派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之刊行，可见宋时理学早已在潮州传播，对明代理学盛行岭南影响不小。
《三阳志》所载集部之《韩文公集》，还分大字、中字、考异三种。其实，宋时潮本韩集除上述三种外，尚有大观（宋徽宗年号）初年，刘允（海阳县东津人，绍圣四年进士）“以郡昌黎庙香火钱刊行”的小字本《昌黎先生集》。绍兴九年（1139 年），刘允之子刘昉（宣和六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俗称“刘龙图”）依旧集重刊，并撰《序》一篇。这篇序保存在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中（转引饶宗颐《赵德及其昌黎文录》）。综上所述，终宋一代，有史可查者，潮州刻韩集便有大字、中字、小字、考异四种，而小字本又有大观、绍兴两种。万曼《唐集叙录》《昌黎先生集》在谈宋刻时，曾提到方崧卿撰《韩集举正》，对于当时刊行的杭监本、潮本、袁本也都涉及。惜未对“潮本”作进一步考订。
《林贤良草范集》（五十板）系林贤良著作。林贤良即林巽，潮州海阳人，宋仁宗天圣间曾应试，因对策鲠切忤权贵，主司不敢取。庆历间，他投匦进书论事，宋仁宗阅后，惊叹其才，特授徐州仪曹。他却辞官不就，归故里读易著书，乡人尊称之为“草范先生”。《林贤良草范集》乃州人著作镂板之最先例。
《三阳志》不单开列了三十四种书的书名、板数，而且注明各雕版的储藏地点：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等十九种藏城郡治内，《濂溪大成集》等三种藏濂溪书院内，《朱文公论孟或问》等九种藏郡学内。以上三十一种属旧版。新刊者有《元城刘忠定公集》《春秋辨传》《牟心斋读史诗·古瀛丁集》三种，未注明藏版地点。新版当刻成于南宋，旧版则可能全部或部分刻成于北宋。又，陈尧佐《戮鳄鱼文》有“作招韩辞，载鳄鱼事以旌之。后又图其鱼为之赞。凡好事者，即以授之”说，此图此文，很可能已刻版，才得以广为流布。陈说似可作北宋已有雕版之证。然而广东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却在其《广东板片记略》中断言：“宋代雕刻粤东寂然无闻。”《广东早期的出版业》（见《南方旧报》1981 年 5 月 24 日第七十一期）在谈及宋代刻书时，只字未涉潮州刻书。《广东板刻记事》（见《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 年第三期）也忽略了宋代潮州刻书。
历朝刻本，大凡可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地方政府刻的书，属官刻本，一般以其机关名称呼之。上开宋刻，估计大部分为官刻：藏版郡治内者属州刻本，藏版书院内者属书院本，藏版郡学内者属郡学本。
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
《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吕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菘卿（莆田人，宋孝宗时曾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酉（1189 年）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乾隆甲辰翻刻之“韩集所收评论训诂音释诸儒名氏”）开唐代姓名之三便是“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才是“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祐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一、赵德编《昌黎文录》早于李汉之《昌黎先生集》。
赵德，潮州海阳人。学者称“天水先生”。韩愈刺潮时，骋之摄海阳尉，主持州学。他在韩愈生前，便集韩文七十二篇，成《昌黎文录》，其中之《明水赋》等篇尚为李刻本所缺者。李汉是韩愈门生，在韩愈逝世后，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 年）编《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当知五百家注韩崇、赵希弁读书附志将赵德列于李汉之前是颇恰切的。
二、迟至宋淳熙间，赵德之《昌黎文录》犹存。
三、《昌黎文录》虽属选本，然有目有序，体例完备；且因其“亲受于文公”，“比他本最为可信”，故屡被后学者用于参校。
那么，赵德之《昌黎文录》究竟属抄本还是刻本呢？可惜上述引用之书皆无明说。笔者就其流传之广之长，且屡被后之学者用以参校的事实推断，《昌黎文录》很可能为刻本。近读李致忠《试谈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文载《学林漫录》第三集），对元人王幼学解释“刊章”的意见（王认为：“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颇首肯，并大胆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东汉后期。若然，则《昌黎文录》为刻本，当更无问题。
元代潮州刻书，首先可从府、县志的编修情况中找到些线索。
《永乐大典》“潮”字号载，元时所修郡志有《三阳志》《三阳图志》。林仕猷《潮潮府志序》载：“潮郡乘曰《三阳图志》……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元承宋风，州治刻书机关仍设，对刊印郡志颇重视。
其次，《元史》艺文志著录，潮阳陈禧《周易略例补释》，《元史》艺文志补也著录海阳李关《北源先生文集》；《海阳县志》著录海阳陈肃《莲峰集》。以上诸书，或为官刻，或为坊刻，或为家刻。凭此似可透露出刻书业的一些讯息。
朱明一代，各地政府机关刻本及家刻本颇多。
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修潮州府志，动员了教授黄仲阳，教谕宋楫，生员薛良翰、谢以质、黄建可、潘璘、蔡希道、林益盛、徐铿、黄愈芳、林万化、李循道等人参与编辑，少府王贵、陈豫章在调任前也曾致力其事。编辑队伍相当壮观。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志成，郭春震作序，序中还提到：“檄县丞叶文鼎督刻于仰韩堂，少府龙溪陈君令前都谏三山林君庭坣咸同议襄成。”仰韩堂设府学之内。终明一代，潮州撰修府志近十次，很可能皆镂版于府学。
不同地区的刻书，大体都带着各自的风格。然则，潮刻特色何在呢？先看看嘉靖郭志吧。此系有注本；书法结构方整，兼有颜柳笔意；每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有空心鱼尾，下方只画一道横线，把版心分为三栏，上栏刻“潮州府志”四字，中栏上方刻卷数、下方刻页数，下栏无刻字；版心中缝对折处无纵线，在版式上即所谓“白口”。其次，再看看隆庆六年（1572年）刻于潮阳县的《潮阳县志》。此志也系有注本，字体正方，笔画横平竖直，结构紧密整齐，颇近欧体风格；每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上方有实心鱼尾，下方画两道横线，横线内刻页数，鱼尾上面刻书名，鱼尾下面刻卷数；白口。以上两志均系官刻本，其版式十分接近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北宋版。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刻之《东涯集》，是翁鑨刊于潮之家刻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十八字；黑口；字体属典型欧笔，直弯钩很像隶书写法，住笔这一钩，向右顺笔斜出作收，不作趯钩。这种版式较接近于南宋时软字（字体秀劲圆润）黑口的特点。然《东涯集》之潮刻本系重刻本，仍保持着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邹一山首刻本原貌（笔者所见为民国潮阳郭氏双百鹿斋刊本。郭泰棣有《跋》云：“本集为嘉靖间旧刻，行款古雅，工非草，故文字一仍原本。”于此，知后刻诸本皆存嘉靖本原貌，遂引以为例）。
明嘉靖年间，文化复古的风气业已展开，刻书人普遍转而模仿北宋的字体和白口形式，也有的师法南宋之软字黑口形式。这个时期之潮刻，同样出现了宋刻版式，可见受到复古风气影响不浅。
发展至万历年间，刻工却喜欢用方笔写字，字形因此变方，结构板滞，渐渐失去用笔之意。此时期之潮刻，也受潮流所左右。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林大春之子林克鸣家刻其父著作《井丹诗文集》时，用的便是横轻直重、横细直肥、四角斩方的字体，当时之刻工称之为“宋体字”。其实，这种字体早已不是宋体字的原来面目了。
终明一代，潮州刻本以集书所占比重较大。据《潮州志·艺文志》载，嘉靖刻本有潮阳林大春刊于郡斋之《策对二卷》（林大钦撰），潮阳肖端贲、肖端升刊《同野集六集》（肖端蒙撰）等；万历刻本有潮阳令徐学曾翻刻之《三试全录》（林大钦撰），九年（1581 年）海阳陈一松自刊《玉简山堂集十》卷，二十七年（1599 年）刊《宫詹遗稿三卷·外编三卷》（李龄撰），二十八年（1600年）揭阳曾迈刊林大钦诗集等；崇祯刻本有四年（1631 年）刊《郭循夫集六卷》（郭廷序撰）等。品种繁富，兹未一一录出。
综上所述，潮州刻书可能始于唐，至宋而昌。到了元代，由于统治时间不长，加上首尾战乱，刻书业遂趋中落。明朝时期，刻书之业再度兴旺；嘉靖年间，又普遍出现了宋版风格，弥足珍贵。于此可见潮州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
作者：陈香白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