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爱东
我与金庸结缘，缘于广东文坛领袖黄树森老师。1993年我以一个“理科男”的身份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在黄树森老师的一次学术讲座上，以初生牛犊的大胆发言得到黄老师垂青，从此跟着黄老师，冒冒失失地闯进广东当代文学批评界。当时“三联版金庸全集”刚刚推出，火遍读书界，我虽然只是一名穷学生，但也“斥巨资”买下一套。黄老师得知我痴迷金庸小说，鼓励我写一本金庸评传，但我当时对金庸并不了解，只是喜欢金庸小说而已，于是我自作主张写了一本《点评金庸》。上世纪90年代正是金庸小说在大陆文学界最火爆的时代，《点评金庸》刚好蹭上了这个热度，大卖数十万册。
金庸与本文作者施爱东合影。
经过黄树森老师的运作，2001年5月，金庸莅临广州访问和讲学，这事成为当时广州各大报的连日头条。当黄老师告诉我金庸要来中山大学讲学并将由我来主持的时候，我是非常激动的。5月21日上午，我和许多挎着相机的记者一起，等在中山大学南门，但是，金庸坐驾进校之后并没有在南门停留，我和记者们只好跟着汽车一路小跑，学校领导站在黑石屋前迎接金庸。金庸跟领导寒暄之后，就在黑石屋接受记者提问，中间是不是还去了陈寅恪故居参观，我已经忘了，但金庸肯定是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达了他对陈寅恪先生的敬仰。
金庸稍事休息之后，就在大家簇拥下前往梁銶琚堂演讲。由于粉丝太多，梁銶琚堂1000多个座位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走道上挤满了人，挤不进会场的就在礼堂外面等着看一眼金庸。我主持的是提问环节，主要负责念提问纸条。金庸妙语连珠，特别有亲和力，比如他说自己学写诗词得益于王力先生，学历史得益于陈寅恪先生，两位先生都是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自己是他们的私淑弟子，因此可以说是中山大学的半个校友。这样的开场白迅速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金庸写给施爱东的信。
当时张纪中执导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刚刚播完，黄达人校长的宴请环节上，大家自然也聊起了这部电视剧，我对剧本改编的结尾部分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金庸表示认同，他笑着对我说：“要不你来做编剧，我也可以一块钱版权费给你。”我完全没料到他会说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好呵呵傻笑。接下来的环节我一直在激动地思想斗争要不要改行编金庸电视剧，宴会中的其他内容我几乎全记不得了。
我印象中金庸第二次来中山大学也是黄树森老师策划的，但有些具体工作是我做的。2003年10月，我受邀参加陕西电视台主办的“华山论剑”活动，印象中是黄树森老师联系了黄达人校长，校长让我给金庸捎去一封亲笔信，邀请他再次莅临中山大学，拟聘他为中山大学名誉教授。
但我没想到的是，捎信的任务并不轻松。陕西方面对金庸的安保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全程几乎没有机会接触金庸。在华山绝顶“论剑”前准备的时候，刚好有个时间空当，刘亦菲等一众名人坐在第一排，我和金庸的两位博士生坐在第二排，距离金庸不过五六米，我觉得是个机会，站起来想给金庸递一下信，往前刚迈了一步，迅速被一个陕西大汉一把拽住：“回去坐好！”用力之猛，如同警察抓小偷。
午宴时间，我以为又是一次机会，没料想离金庸的主桌还隔着一张桌子，就被人拦回来了。这事害得我午饭都没吃好，一直在想着如何把黄校长的信亲手递交到金庸手上。
下午的研讨会，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一个长桌会议，金庸正好坐在我斜对面，相距不过三米。开场的紧张仪式之后，我觉得时机快到了，手里一直捏着校长的信，眼睛一直盯着金庸，当金庸眼睛看向我、认出我之后，我马上把校长的信举起来向他示意，他微笑着一点头，我迅速就把信弹了过去，当他拆信的那一瞬间，我知道任务完成了。
金庸很快就分别给黄校长和我各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到，此事“仍须向浙大领导申报并取得批准，现浙大领导欣然同意，并盛赞黄校长当年在浙大之卓越贡献”。金庸受聘中山大学名誉教授的仪式最后定在2003年校庆期间的11月18日下午，地点是小礼堂。
金庸给施爱东的赠言。
受聘仪式主要由中文系操办，所以全程由我主持，听众也多是中文系学生。黄达人校长在致词中说：“金庸小说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经典。可以肯定地说，查先生的文学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金庸则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再一次地展现了他的友善及亲和，在我的学生面前把黄树森老师和我都夸了一通，演讲内容由颜雅红、黄婷婷两位同学整理后，以《武侠与人生》为题，发表在2004年第1期的《山西大学学报》。
会后，我们专门安排了时间让中文系的学生面对面地采访金庸。当学生问到金庸对中大学生有什么期望时，金庸说：“希望中大的学生能多一些正气，面对社会上的恶，能挺身而出，这样精神才会更高尚，人品才会更好。心中多一点侠义精神，人自然就会少一些邪气，多一些正气。我希望我的武侠小说能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做好人，行正义。”在回答最欣赏小说中的哪一对情侣时，金庸说：“郭靖和黄蓉应该是非常理想的一对，黄蓉聪明，处处有力地帮助、支持丈夫；郭靖虽然傻，但是勇敢伟大，为国家作贡献。”
金庸受聘名誉教授之后，答应了常来中山大学，为学生做更多的学术讲座；2007年我去香港拜访金庸时，他还答应给我的新书题写书名。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宫花寂寞红”的往事，我也只能借助手中笔墨“闲坐说金庸”。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