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出发与回归：致意珠江与广州——王璜生珠江溯源记巡回展》在广州图书馆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关于时空的对话，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以大量生动的写生、摄影、速写、写作文本作品，回顾珠江沿岸的民俗风物及上世纪80年代青年艺术家的精神风貌。
一天之前的1月21日，王璜生还有两个个展——《珠江溯源记/植物景观》《气象·公元2022》分别在尚榕美术馆及33当代艺术中心展出，显示了他近年创作的不同面向。
前者侧重展出了重返珠江源创作的作品，将植物标本转化为影像、绘画，以水墨与拓印方式，记录下植物的物态与肌理；后者是王璜生2020年上海个展《王璜生：呼/吸》的一次回应，诺大的氧气罐悬挂于空中，营造出另一种奇境。
与上世纪的自我隔空对望
近年来，王璜生发起了一系列展览和创作，回望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冒险”经历，从桂林、昆明、贵阳，最后一站回到广州。
巡展缘起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时，王璜生找出了自己塞在抽屉角落里36年的珠江溯源日记本翻读，这段本被遗落的经历才被重新挖掘出来。
他以此为契机，将当时九万多字的日记、数十卷未冲洗的黑白胶卷以及大量写生画稿一起整理成书，出版了《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并由此书脱胎出“珠江溯源”巡回展览。
1984年，艺术家王璜生与挚友李毅结伴骑行，行程三千多公里，辗转粤桂滇黔四省，去追溯珠江的源。在这段翻高山、过谷底、走荒坡、宿野店的旅途中，王璜生及其同伴以理想主义的激情，热烈回应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一代青年人对自我、对生活、对生命的追寻。
在“骑行”的书信和日记中里，王璜生详细记载了这段在中国文脉之中踏寻华夏之根的路途，还沿途以多元创作手法描绘了珠江沿岸地区的自然环境、人物状态与民俗风貌。
这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1984年珠江溯源的部分写生、摄影、速写、写作文本等，以及重新创作的《珠江源植物图志》、《远方与河》、《骑走》、《源头·活水》、《远方与路》等新近作品。艺术家用一次巡回展览，与1984年时的自己隔空相望。
上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新潮艺术上似乎还未拔得头筹，那时的“小城文青”王璜生还在汕头“折腾”他的青年美协，又以“游学”的方式拓展视野、广结友朋，也积极寻求艺术上的变化。
策展人胡斌认为，“骑行”这一既根植于区域又带有强烈个体性的历险行动，在年轻的王璜生那里烙下了深刻印迹，为他后来掀起一个个由地方到全国的艺术行动埋下了伏笔。
珠江文化精神延绵不绝
巡展最后一站设在广东广州，除了是对珠江文明的一种呼应与回归，也象征着艺术家对故乡的深厚情谊。这里不仅是珠江流入大海的终点，也是王璜生开启艺术工作的第二故乡。
广州这座南方城市铭刻着王璜生的成长血脉，亦见证了他多年来在人生态度中对理想事业所抱有的初心与热望，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在广州站的展览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源头·活水》，这是艺术家新创作的综合材料装置作品。王璜生的诠释是，唤起我们对从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的珠江水能量的遐想。
“珠江”既是一种地理上的流域概念，也是在文化层面关于时代与空间的描述。策展人孙晓枫认为：“‘珠江’在近代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充满实验精神与革创力的名称，从源头到流域的文化，共同塑造了珠江的历史、思想和性格，并为珠江注入了文化特质与活力。王璜生珠江溯源的个人意义，则体现在对一种兼容、饱满、开拓的人格塑造。”
重走当年路，体会到的“变与不变”让王璜生印象深刻。
当年他们在广西燕来的山村见证村民们极富仪式感的习俗“立房子”，前年回到那里，这个村子已经进行了迁移，变成天生桥水电站的一部分；
贵州的一座小城里，当年他在一家小书店居然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而在三十年后，这家小书店虽然已经几易其手，但依然存在，“这或许是珠江文化精神延绵不绝的一点体现吧。”
【访谈】
通过办展览“倒逼”出新的创作
羊城晚报：这个系列展览每到一站都有新的作品展出，您是怎么考虑的？
王璜生：对，做展览其实在倒逼着我创作新作品。从第一站桂林开始，我就想，每一站都要有新的创作，要跟当地的文化发生关联。在桂林，新作品是跟整个珠江有关系，当年在珠江源头采集了不少植物标本，现在回到源头再去采集并作延伸。
第二站昆明，展览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就将原来的植物再转换成影像，并融入了上世纪80年代对我们思想影响最深的东西，比如当时的朦胧诗。在这个过程中，也尝试加入了新的形式、材料和手段，比如喷枪喷绘等。
第三站到贵州，让我想起了当时艰难的骑行经历，就用28寸的大自行车在宣纸上骑行并留下水墨的痕迹，进而有了作品《骑走》。出来以后反响还不错，它跟水墨、溯源、行动有关，同时拍摄了一点影像，体量也更大。
羊城晚报：到了这次广州巡展，却有两件新作品。
王璜生：巡展最后一站设在广东，也是我对过去那段经历的一种回应。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作品能呈现珠江的一头一尾。我自小生活在海边，小时候经常玩浮石，它是由海浪的泡沫跟沙土所形成的石头，能在海上漂，我觉得挺有意思。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在珠江的出海口，万山群岛种的万山岛有一个浮石湾，它在烟雾缭绕之下，像浮起来一样，堪称奇观。
于是我希望能够用珠江源头的水将石头浮起来，这寓意着珠江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流淌，从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最终流入大海，能将石头激荡到浮出水面，这是多么大的力量！
另一件作品则是我为云南当地饮用水生产商设计的产品，取自珠江源头的水。我想如果用源头的水，滋养珠江下游的植物——比如榕树叶，以突出珠江作为生命之源的意象。
羊城晚报：当时出发溯源的考虑是怎样的？近年梳理这段经历有怎样的感受？
王璜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比如我和朋友出发溯源珠江，当时并没有想什么远大的目标，只是觉得好玩。很多人都走过长江、黄河，我们就想走一条“小路”——相对少人走的珠江。
那段经历过去后，我回到汕头，而后又去了南京、广州、北京，再回到广州，当时留存的东西都一直放着、没有再管了。
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才有空整理了一下旧物，重新看到当时的文字和作品，都深受触动：在那么艰难的路途上，年轻的我一直坚持着，坚持走路、坚持画画、坚持写作。
我重新感受那个年代中的自己，体会那个特定时期的理想、审美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现在看来虽然有些稚嫩，但也很有时代特点。
不过，如果只是回顾就没多大意思了。我就借这次梳理的机会，重新做了一些作品，尝试超越过去的创作，不同于我之前那些“铁丝网、线条以及伤害的主题”。我从某段历史出发来结合当下，也能更好地激发自己应用新的艺术方式，挑战自我。
感受珠江的乐观、愉快、阳光、有力量
羊城晚报：这一段溯源经历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璜生：人都是从自己的历史深处走过来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一路走过来，正是过去的点点滴滴汇成了现在的我。这段骑行影响到了我后来对待社会、对待个人、对待工作的方式，无论是我在广东美术馆，还是其他美术馆，都希望自己有一份坚守甚至独立。
其实，这跟当年那种不辞万难、努力达到目标的劲头是相关的。每一代人都有其特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折腾”出来的，一生的工作、艺术、人生思考等方面，多少都会带有这些特点。
羊城晚报：那您如何评价50后60后艺术家的特点？
王璜生：与新生代相比，50后、60后艺术家经过了一个封闭、压抑的历史阶段，个人经历让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去了解外部世界、冲破一些限制。当然这也是必须的。这份冲动和愿景塑造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审视态度，令他们的作品更具有力度。
由此，这一代的艺术风格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特质成为了他们内在的、本质性的特点，同时也可能延续这种态度去对待新时代的艺术。这个过程相对复杂，也构成了艺术当下的一种丰富性。
羊城晚报：珠江流域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王璜生：在我们看来，珠江充满野性和活力，无论江水和植被都有着“生猛”的生命力，有着乐观的精神和向上的力量。这恰恰是珠江流域的人文特征所在，是关于珠江文化为何“开风气之先”的最好说明。
珠江固然和长江、黄河大有不同，而珠江流域这么广大，如果要谈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要从地理、生态来讲。
我感触最深的是，珠江的水流量仅次于长江，中国排第二。而且它的流水落差很大，给各个地区都带来了丰厚的资源、能量。
整个珠江流域水源充沛，气候宜人，从源头到出海口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也孕育了广东乃至珠江流域的这种生态以及人文特征：乐观、愉快、阳光、有力量。
羊城晚报：在艺术史上，有很多的老艺术家对珠江都有反复描摹。对于这些经典创作，您是如何看待？
王璜生：一直都有很多人画珠江，而且画出了风格，一种属于广东的艺术风格。像关山月、黎雄才、林丰俗、陈金章等前辈先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实写生能力特别强，对树木植被、山林烟雾的描写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珠江领域的树木植物本身就非常有特点，加上风物人情，共同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或者艺术的一种经典表达方式，不少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同时，对珠江表达也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这次展览组织邀请了一些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参加讨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地区，对珠江上游有着带有行动力的表述，我也会用类似的行动或者观念、材料等接着去做我的表达。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