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革命年代的女性，“她们”如何探索、处理自己与大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6月30日，第四期“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作”读书沙龙系列主题阅读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举办，邀请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冰茹，就“红色文学经典作品解析分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战争与女性”这一主题进行阅读分享。
据悉，该活动由广州市文联主办，广州市大湾区文化交流促进中心承办，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广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黄埔区文联协办。
郭冰茹。
“梦醒”以后，她们走向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个性解放的时代，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受到启蒙，一些女性作家的文学书写成为她们探索自身身份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郭冰茹介绍，因此，一大批为女性呼唤性别平等与婚恋自由的作品开始出现。
然而，当时的社会并未为这种平等、自由提供相应的物质与制度条件。在人们热切的呼唤后，随之而来的却是现实带来的幻灭感。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庐隐《何处是归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深刻表现了女性在当时的艰难现实处境。郭冰茹描述道：“有了自由的青年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脱离了旧家庭的个人无处可去。”
于是，在时代要求与追求自我实现的双重作用下，一些女性作家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郭冰茹以女作家丁玲为例，分析了其创作转型的各项动因。首先，上世纪30年代，丁玲身边聚集了胡也频、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人士，一日日耳濡目染，革命意识不断生长；其次，在创作上，“继续写莎菲式的苦闷只能越写越乏力”，她迫切需要全新的主题实现自我超越；最后，这种转型更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密不可分。
女性在革命中的韧性和力量
走向革命后，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赋予了女性形象怎样的全新精神内涵？郭冰茹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按主题划分为两类：
其一是将女性形象放置在革命与爱情的具体冲突中，探求主体选择。在丁玲的《韦护》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以及石评梅的《匹马嘶风录》等作品中，女主人公为寻求理想，经过挣扎最终放弃爱情与家庭，投身革命洪流。郭冰茹指出，作家谢冰莹在作品中表达的看法可以代表时代的某种共识：“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面。谁都知道整个的旧社会不根本推翻，女子永远也没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
第二种类型是在革命叙事中悬置两性差异，将女性与男性视为同等革命主体。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借林道静的成长故事，表现了只有跟党走才有新出路的时代主题，主人公的女性身份被其革命形象所淡化。而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在记录行军、救助伤员、宣传动员等具体的革命场景时，很少提及战争中的性别问题，因为献身革命的女人已经“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些红色经典忠实地记录了女性在革命中展现的强大韧性和伟大力量。郭冰茹引用大连大学李小江教授的论述总结道：“中国知识妇女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而不是妇女解放，其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由此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进一步得以凸显：不仅在女性意识中深嵌‘阶级’，更是与‘民族’‘国家’紧密纠缠在一起，将战争和革命印记写遍几代人的女性人生。”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郭冰茹认为，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中，这些投身革命的女性将革命视为自我实现的道路，勇敢求索，不断获得自身主体性的确证，经战火洗礼，最终建立了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