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军
1949年10月23日，作为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南方日报》正式创刊出版。岁月流淌，至今已过去大半个世纪，我仍然怀念解放初期直接领导过我的一些领导。信念坚定，金石为开；理想指引，力量无穷，真情无价，友谊长存。
194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指挥南下解放大军和广东地区的人民武装，以破竹之势，一举解放了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并继续挥师解放广东、广西全境。经过紧张的筹备，10月23日，作为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南方日报》正式创刊出版。《南方日报》在新解放区创刊后，围绕中共华南分局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发扬党报优良传统，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报道华南各路大军继续解放华南各地的消息以及各地建立和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的情况和经验，指导工作，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抚今忆昔，笔者从一个侧面回忆南方报人创刊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或有激励、借鉴作用。
艰苦奋斗
1950年9月7日上午，一辆半新的客车驶进石牌中山大学文学院，走下车的南方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陈鲁直，人事科长何惧，把马彦繤、我、苏仲炽、张欣等14人从华南分局宣传干部训练班接回报社。
此前，自1950年元旦南方大学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起，我们近４千学员，在可容数千人的大草棚里，已听过叶剑英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重要报告。大家对参加革命，建立新中国，满怀豪情。
那时，报社宿舍已搬到广州沙面复兴路27号，另有些分散在别处。该楼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住着潘朗一家，西面住着副总编辑曾艾荻一家，北厅约20平方米，我和林延隆等5人就落脚那里，南厅住着其他7、8人，很逼仄。时值争秋夺暑季节，又无风扇，热得够呛，而且晚上睡前十多人要排队在一个浴室等候洗澡。
刚解放，百废待兴。先到报社的同志一律穿着组织发给的灰色粗布制服。吃饭在大饭堂，多为一碟以菜为主加几块肉，喝大盘菜汤。下午返报社开会，陈鲁直先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接着介绍了报社概况，主要领导，以及报社的办报方针、任务等等，并提出我们要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党报的新闻政策和新闻业务，听领导同志报告，然后上岗。会后他领我们到编辑、经营管理两大部门办公地参观。编辑部各组多是一间只有近2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相对放着两排办公桌，紧靠着，相当挤迫；社领导办公室也很狭窄。至于经营管理部，包括发行、财务、广告、行政等所有部门均在楼下一个大厅办公。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时期，干部都实行“供给制”，生活艰苦。到1950年，南方日报等部分单位转为“低薪制”，除衣食住行开支外，所余无所。但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这个崇高理想，都不讲价钱，不怕艰苦，埋头苦干。
干劲十足
学习结束，我与马彦繤、林延隆等分配到农村组，其他人则分配到工业、财经、政法、文教、读者来信组，先当见习编辑、记者。一上班，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朝气蓬勃、紧张工作的景象，无论报社领导、组长还是记者、编辑，人人都埋头工作，争分夺秒。常有人早到迟到，晚上灯火通明。报社领导审清样，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为等候华南分局重要稿件及时见报，直到次晨3、4时签样付印才返宿舍睡觉。
农村组两任组长何嘉瑜、钟紫都是“工作狂”。那时，华南分局部署在各地建立政权，清匪反霸，并在龙川、兴宁、揭阳3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同时做好以广州市为首的城市工作，报社也以此作为宣传报道的中心任务。为此，报社派出大批能力强、业务精的记者到农村去采访，并建立通讯员组织工作。农村组则受编委会委托，联系各地记者和通讯员，传达编委报道要求，处理部分稿件。我由何嘉瑜分配重点联系通讯员，处理来稿，帮助建立通讯组织，间或处理少量记者来稿。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通讯员来稿增多。对此，我确定了4条原则：一、能用的用；二、能用的每稿必复必退；三、对常来稿的积极通讯员，重点复信，告诉他来稿不合用的原因，存在缺点，如何提高稿件质量；四、对一段时期不能用的稿，写一篇综合分析其通病及改进的来稿述评。这无形中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但我常常夜以为日，放弃休假去干。
1951年起，编委会同意农村组出版一本名为《通讯工作》的月刊，以提高通讯员的思想业务水平，何嘉瑜指定由我负责。接受任务后，我制订出编辑出版计划，分为报道提示，来稿述评、好稿介绍、通讯工作中的好人好事、好经验等栏目，经何嘉瑜同意后报分管副总编辑曾艾荻核定，付诸实施。任务亦很繁重，为发动群众，我请了各组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写文章，如工业组的陈秋舫、财经组的陈汉杰、农村组的周宁霞、文教组的岑荔丹，还有社外的艾治平，通讯员林庆荣、廖榕基等都惠赐鸿文，大力支持。我从发稿、编排到校对等一肩挑，还写过《新闻报导要站稳立场》、《怎样健全通讯小组》等文章。工作繁忙，但收到通讯员表示刊物对他们甚有帮助的鼓励信之后，干劲十足，别有一番乐趣。
当时，报社领导为加强指导，常亲自动手写社论，指导工作。如早在延安时期就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文风以尖锐泼辣著称的曾彦修，对土改初期一些地区土改队员进村后埋头培养根子（贫雇农），扎根串连，忽视发动群众，对地主、恶霸破坏土改的反动嚣张气焰打击不力的现象，发表题为《打破僵局，开展斗争》的社论，宣传分局意图，对那些地区土改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扎一条根”的危害提出要迅速放手发动贫雇中农开展斗争。此文具有针对性，振聋发聩，推动了土改迅猛开展。此后，我被调到财经组，常深入农村，发表过增城等地粮食统购统销经验等通讯。
优良作风
编委会一贯重视抓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广大职工学习理论，端正思想，改造世界观。
我们一踏进报社，就看见楼下大厅横梁上挂着一条大横幅，十分醒目，写着《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提示南方报人要时刻记住发扬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做好工作。
到报社初期，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何嘉瑜调离报社后，编委会调钟紫同志到农村组接任组长。钟紫在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山东，参加过淮海战役，做过战地记者党性强，工作干劲十足。他来后既抓业务，更抓政治，十分注重作风建设。他常告诉我们，来稿是作者的心血结晶，我们定要认真处理，只要作品有基础，“死马也要当作活马医”，确不能用，则要及时退稿、复信，这是我们应有的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志都这样做了。但有一位姓曾的较资深的编辑，将能用的稿件发表之后，对不能用的却不退不复，大量积压下来，作者追问，也置若罔闻。有一次，竟把大批应退的稿捆起来，扔到字纸篓批上“以火焚之”去处理。此事被钟紫发现，当即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不料，事过不久，报社派他到一个单位采访，他出示证件后，声称要找负责人采访。负责人出来接待，他竟板起脸孔，劈头就问：“我是南方日报记者，到你们单位采访‘三反’‘五反’运动。你们‘三反’‘五反’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居高临下，引起接待者不满，告到报社。钟紫接到领导传谕，立刻召开全组民主生活会，他首先对那位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对作者来稿来信不退不复，石沉大海，是一种恶劣的、不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以火焚之”更是粗暴野蛮，不能容忍。一个党报编辑怎能做出这样违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事呢？另外，到某单位采访时形同钦差大臣无冕皇帝，这种作风完全错了。党报记者，应当是人民勤务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次会议，让我们深受教育。
报社还有一个好作风，官兵一致，团结和谐，从领导到群众，一律以“同志”相称。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此时华南分局已改为广东省委）、总编辑黄文俞，很喜欢大家称他文俞同志。其他领导亦如此。
岁月流淌，至今已过去大半个世纪，我仍然怀念解放初期直接领导过我的一些领导，除上述者，还有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热心扶掖后进的成幼殊；襟怀坦荡、待人真诚的郎静心、何惧；学养丰厚的邱陵；作风深入、竭诚为同志排忧解难的张琮；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方亢……
信念坚定，金石为开；理想指引，力量无穷；真情无价，友谊长存。如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经过一代代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奋力拼搏，大展鸿图。愿进社初期那种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风正气清，同志间互相尊重、关心、爱护、坦诚、友好、和谐的优良传统能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来源：《广东文史资料第八十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