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道光五年（1825年），阮元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今越秀山）创办了一所书院——学海堂。它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发展成为19世纪最为杰出的学府之一，使偏于一隅的广州一跃成为与北京、江浙并立的全国学术重镇。
《学海》一书所讲述的，正是广州如何在十九世纪间，毅然从学术边陲一跃成为清朝最重要的经学中心之一的历程。本书具有深厚的汉学底色，并非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书中用大量篇幅细致考述了诸多相对冷僻的文献，以及地位不高的学者之家世与生平。
这是一部关于学海堂这一机构的历史，熔地方史、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于一炉，折射晚清全国学术格局、汉学与宋学之争、外来人群与本地人口的互动博弈、士商之间的合作与矛盾、地方精英文化重建等多重历史图景。
从19世纪广州文人被江南士子讥讽不通《汉书》，到百年后梁启超直言唯有江南与广东能出一流学者，广州学海堂以新书院制度、新授学内容、新文化生产、新学术思潮，成就广东近代文化逆袭。
学海堂构筑广州思想高地，贯通官、绅、商、学各界，汇聚来自浙北、徽州、福建、潮汕、珠三角等地的四方移民，通过考试、交游与文学生产，为盐商、洋商、文人学者、汉军旗人等多元群体构建精英身份与广州认同，架起地理流动与社会身份的桥梁，形塑近代广州独特的社会网络和文化格局。
学海堂的创立扭转了岭南的文化地位，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广州文人，但仅仅学海堂本身并非作者的目的所在。学海堂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更是地方社会网络与资源交汇的舞台。以陈澧为代表的新移民和以朱次琦为代表的本地大族，借助学术活动塑造个人与地域的文化身份；在鸦片战争后，地方精英则通过资助书院复兴来重新整合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重塑其地位与威信。
19世纪发生在学海堂及广州的社会涌动，跨越了广州城，跨越了华南，让我们看见了在时代剧变中自我调适的中国。
作者简介：
（美）麦哲维（Steven B. Miles）/著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上游之旅：人口流动与明清对华南的经略》等。
沈正邦/译
中国翻译协会会员，译有《广州番鬼录 旧中国杂记》《近代华南海盗纪事》等。
内容试读：
南汉为何被骂千年？学海堂用实地考证，还原这段岭南往事
（摘自《学海》第四章《重塑文化景观》）
历史是学海堂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首先是有关经解的问题之外，考生通常都会被要求就最古老朝代的历史题材进行论述。除此之外，与学海堂联系的学者非常重视生产本地历史的书籍，并且在此过程中改写了本地的历史。其中有几位参与了《通志》的编纂，在此过程中一些以前被忽视的历史人物和地点被披露出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历史的开枝散叶。正如我们所知，遵循顾炎武的传统，阮元一直强调对文化遗址和遗物的调查，这使《通志》成为进行某种历史研究的范例。
除了在县志、府志和《通志》的编纂班子里到处都有学海堂学者身影之外，两位与学海堂联系的文物史家把注意力投向了更古老的本地历史。道光年间，吴兰修和梁廷枏（1796—1861）通过各自的研究，分别写出了关于一个短命而臭名远扬的地方政权南汉国的史志。南汉国是公元十世纪时统治着原来大唐帝国留下的各个地区的十个王国之一，由一位名叫刘䶮的节度使建立；他自立为皇帝，定都广州。刘䶮虽然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着广东和广西的大部，但是却以残忍闻名。他的继任者们更是被认为同样残忍而能力逊之，奢华又过之；到南汉的末代统治者刘鋹时臻于顶点。最后他的王朝被北宋的入侵军摧毁，他自己当了阶下囚。
关于南汉的最早记载出于南方人之笔，例如胡宾王（宋咸平三年进士）的《刘氏兴亡录》。胡氏的这部著作，明代学者还能见到，但到十九世纪之前已经失传。自从南汉的遗民淡出历史舞台之后，几乎所有关于这个南方王国的历史记载——例如五代十国各朝的历史——都是由北方人撰写的。在十六、十七世纪，几位广东学者对南汉的历史产生了兴趣。例如屈大均（1630—1696）就在他的“广东百科全书”《广东新语》中收集了关于南汉的逸闻。其中包括对刘䶮和刘鋹坟墓的描述，以及对光孝寺东西二铁塔的描述（两座塔造于南汉年间，在光孝寺内，有房舍遮盖）。屈大均严厉批判了南汉，这反映了北方历史学者的判断，但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后果上。几乎与此同时，在广东之外，南汉在杭州人吴任臣（1628—1689）编写的《十国春秋》一书中也颇引起了一些注意。然而在所有这些对南汉的介绍中没有一项是对这个地方政权持续而系统的研究。
十九世纪早期对南汉的兴趣再次兴起，部分是由于在广州任职的官员所设定的议程。通过对建立虞翻祠的推动，曾燠将注意力引向了光孝寺，寺内有像西塔和东塔这样的南汉文化遗物。同样，在阮元手下编纂《通志》的过程，使学者们看到对碑文的现场考察在本地历史写作中的重要性。吴兰修和梁廷枏就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两位本土的南汉历史大学者。
从学海堂早期考试的时候开始，吴兰修就准备了大量的材料来编写三部关于南汉的著作：《南汉纪》（南汉的编年史）、《南汉地理志》和《南汉金石志》。《南汉纪》是仿照荀悦《汉纪》的模式编写的；而《汉纪》又是班固（32—92）《汉书》的提要。与《汉书》不同，荀悦的《汉纪》是严格按年份为序，然后在编年史中插入班固评论的段落和人物传记。吴兰修在《南汉纪》中同样是按编年顺序安排其全部史料，但是他博采各种史料，收入了一些通常为正史所不载的内容。不同于荀悦的著作——但正是学海堂治学的特色，吴兰修用大量的夹注，列出数据的出处，提供摘录自其他著作的解释与评论，还征引了一些字与段的异文。吴兰修利用了广泛的文字资源，而更重要的是在整部《南汉纪》中都经常引用他的《南汉金石志》里所收的碑文内容。
看起来吴兰修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谴责这个一般认为是不道德的或者无能的政权，而在于收集记录了南汉国之始末的可靠史料。与一些宋代史家的著作不同，吴兰修在书中没有使用“正统”的北方王朝的年号，而是使用了南汉的年号来纪年。相反，他把南汉的每个领导者——从刘䶮到刘鋹——都称为“汉主”，而不是“皇帝”。跟吴兰修在《通志》编写班子共事的江藩为《南汉纪》写了序，他在文中着重指出了吴兰修在考证学上的成就。按江藩的意见，由于吴兰修引用史料之细致，他的著作远胜于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吴兰修在学海堂的同事谭莹也称赞他的著作。谭断言《南汉纪》“为十国纪事之书之冠”，言下之意谓写五代十国时期一个政权历史的杰出之作，是一部由广东本地人撰写的广东政权的历史。
另一位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事南汉研究的主要史学家是梁廷枏。作为顺德人，梁廷枏跟吴兰修比起来在珠江三角洲有着更深的血缘根脉，但是他对南汉的兴趣是在广州生活时产生的。在道光九年至十年（1829—1830）的冬天为自己的《南汉书》所作的序里，梁廷枏提到，南汉历史激发他的灵感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的一次经历。在光孝寺居住的时候，他曾经拓下南汉时铸造的东西两座铁塔的铭文。在阅读这些铭文的时候，梁廷枏发现与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记载的不相符。在这里，梁重申了阮元所阐述的一项最重要的学术信条：研究地方历史必须从金石铭文的现场调查入手。这意味着一个珠江三角洲的本地人，或者至少是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人，做这件事的时候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此也最有可能对南汉作出完整而精确的描绘。
《南汉书》仿照班固的《汉书》，包含“本纪”和“列传”，但是没有大多数正史里都有的“表”和“赞”。像吴兰修的《南汉纪》一样，梁廷枏史书的本纪正文里包含了采自众多来源的史料，最重要的是来自碑版铭文，而不是来自以前的南汉研究著作。例如，可以从刘鋹的本纪里了解到在南汉大宝七年（964）按皇帝的旨意为兴王直隶州（南汉京城所在的州，即现代的广州城及周围一带）铸造了一口铜钟。他也记录了在南汉的各个宫殿落成时文人们作赋庆贺。梁廷枏没有使用夹注的方式来收录异文，而是将其编成附属的一卷，名之曰《南汉书考异》。
吴兰修和梁廷枏这两部研究南汉的主要著作引起了人们对北宋晚期之前本地历史的注意；按照最常见的传说，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世家望族的祖先最初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居于此的。看起来，这段历史跟十九世纪的居民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联系。然而文本与碑铭研究的新一轮流行，为学海堂学者们提供了工具和动力去重新考察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久远的历史。如果说吴兰修与梁廷枏不是完全颠覆了对南汉的历史判断，那么，他们的研究至少再次挪用了这个地方政权的历史，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从而在地方史研究上开启了新的可能。
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