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史，近年的潮流是聚焦于其物质与文化的兴盛。写作者与阅读者摒弃传统的“弱宋”印象，重新被《东京梦华录》里的宝马香车、雕梁画栋、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吸引，重新肯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繁华，成了两宋的新标签。
近期，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作者谌旭彬从双向视角出发，解读两宋三百年间留下的各类史料，重新梳理秦制在所谓宽松时代的汲取机制，探索这时期处于压力之下底层群体的反汲取生存策略，呈现了一个除了繁华的社会表象之外，更加符合历史逻辑的宋朝另一面。
作者简介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历史研究者。曾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等。
内容试读
这是一本解读两宋繁华的书。
关于宋朝，传统意见多强调其积贫积弱。近年则有一股新观念，认为两宋的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不但是个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新声巧笑、按管调弦、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的时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繁华，成了近些年认识两宋的新标签。
论证两宋繁华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仅《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中的记载，便足可使人对那个时代的开封与临安生出许多向往。但承认了两宋的繁华，仍有许多疑问未解——这繁华从何而来？谁是这繁华的缔造者？谁是这繁华的受益者？谁成了这繁华的代价？普通宋人在这繁华中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为什么会过上那样的生活？关于繁华的叙述如果缺失了这些问题的解释，会显得空洞，也显得可疑。历史是人的历史，应该关怀具体的人，对时代繁华的叙述不应脱离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所以，本书实际上也是在试图复原被统治者的历史，是在讲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辗转腾挪。
本书共计九章，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五章的重点是解释两宋繁华，后四章的重点是介绍两宋普通百姓如何在这繁华时期挣扎求生。前五章中，第一章是总论，即回归常识来讨论两宋繁华的成因及其本质。随后用多达三章的篇幅来试图重构一条中国人口史的隐形脉络，并因之将视线自两宋追溯秦汉，晚至明清。这种写法看似有些“离题”，实则非如此不可。因为在笔者看来，两宋繁华的因素众多，最关键者却是空前的人口红利。而要理解这一空前人口红利为何没有发生在秦汉至隋唐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而独独发生在两宋，那就必须将那条被长期忽略的人口史隐形脉络勾勒出来。也唯有正视这条隐形脉络的存在并廓清其发生机理，从所谓的“大历史”角度，才能更准确地定位两宋繁华在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坐标，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宋人的生活逻辑与其祖辈的生存境遇的差异。“大历史”不能仅指从长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来观察历史走向，也应关怀具体的人。不关怀具体的人而奢谈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那样的大历史不会有温度。而没有温度的历史是危险的，很容易掉进宏大叙事的某种陷阱。
第五章谈的是无为红利，即在那官权力完全不受民意制约的时代，“老爷们不干什么”往往要比“老爷们干了什么”更利于社会发展，更能给社会带来（或谓存留）活力。笔者认为，在造就两宋繁华的诸多因素中，无为红利的重要性仅次于人口红利。为了更好地说明无为也是红利这个朴素的道理，本章一方面介绍了赵宋政权不立田制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集中列举了诸多朝廷雄心勃勃意欲有为而造就的悲剧。这些悲剧无一例外，最终只能由普通百姓来“埋单”。
第六章谈宋代的乡下人（即乡户），第七章谈宋代的城里人（即坊郭户）。之所以分开来谈，一是因为历史进入宋代后，中国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大量普通人进入城市谋生，而在宋代之前，城市居民的主体始终是统治者及其附属服务人员。二是因为针对城乡民众，赵宋政权有着不同的控制与汲取政策，城乡民众也有不同的应付手段。有必要注意的是，这些应付手段绝非什么“被统治的艺术”，而是普遍呈现为惨烈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即通过主动伤害自己来躲避官权力，以免被官权力逮到，进而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唐太宗贞观年间，百姓为逃避繁重的徭役与兵役而自残手脚，且将残手残脚称作“福手福足”，便是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典型案例。在丧失性命与自残手脚之间，被统治者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惨烈的做法与“艺术”二字实在是毫不搭界。两宋经济上号称繁华，政治上号称清明，可类似的两害相权并未消失，儿子逼着老母再嫁，父亲为了后代自杀，农户不敢做田主而纷纷化身佃户给人打工，商人积极选择歇业绝不肯再开张，百姓宁愿保持贫穷也不敢努力致富……如此种种，皆是两宋百姓在以两害相权的方式辗转腾挪，艰难求生。这种自损八百避害一千的两害相权，可以说是整个秦制时代底层民生的基本特征，内中只有血泪。
第八章介绍两宋政权的统治逻辑，涉及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军事（禁军制度）、地方郡县运作、政府救济责任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想要回答“赵宋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普通宋人呈现出怎样的精神面貌”这类问题。本书其他章节不可避免也会或多或少涉及这个问题，这里集中起来谈只是为了让答案变得更加清晰——政治结构会严重影响国民性格，统治滑坡必然诱发道德滑坡。在一个以特权治国的时代，在一个以维持内部控制和汲取力度为要务的时代，在一个官府想尽办法推卸社会救济责任的时代，普通宋人会养成慕权慕强的国民性格，实在不足为奇。
第九章谈的是历史记忆，也是全书的收束。《东京梦华录》里的宝马香车与雕梁画栋很迷人，但再迷人，也只是烂赏叠游的官宦子弟对帝都昔日繁华的追忆。官宦之后的历史记忆无法等同于普通宋人的历史记忆。普通宋人无力记录自身命运，也无力解释自身命运，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关怀这些沉默者的命运，正是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命题。
——摘自《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前言
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