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茶座：从广州刮向全国的文化市场之风

　　广东文化领域在改革开放中有不少“全国第一”的故事，这些事还往往联系着一个人的名字，即多年任省文化厅厅长的唐瑜。唐瑜是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文化部负责人到广州时，曾说他是全国最早研究文化市场的文化厅厅长，是用“红头文件”给这个市场“点绿灯”的主办者，这是有文字为证的。

　　唐瑜厅长友善、亲切，他那清晰的思辨能力和记忆力能把人迅速拉入往事。

　　他说：要我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化领域的“全国第一”，我就直奔这个话题来说吧!广东文化界的一些朋友，曾怀着自豪的心情，算算广东文化领域从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全国第一”的现象。没有人对这个“第一”定下什么评估标准，按我的理解是指它出现最早的意思。例如说全国第一个音乐茶座(东方宾馆音乐茶座)，第一个赴港澳商业性演出的剧团(广东粤剧院)，第一个专业轻音乐团(省歌舞剧院紫罗兰团)，第一批群众舞会，第一次轻音乐调演，第一个现代舞专业班和现代舞团，以及各个艺术品牌(第一个省艺术节等)，《南方日报》在一次综合报道中说共有23项。这些其实都不一定说得准确，但的确显示出广东的文化部门和文化工作者有敢想敢做的气概，勇于前进的风貌，当然是好事。

　　我们国家从1979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我凑巧是在这个好时光里，于1979年初调到省文化局(后改称文化厅)工作的，我担任副局长，分管艺术业务和省属艺术院团。那时还没有出现“改革开放”这个高度概括的名词，我也说不清它的丰富内涵，连文化部门是否属“改革开放”这个范围也还在嘀咕呢。

　　当时，经济领域很快活起来了，特区更是一马当先，我在省里不时听到各种新鲜事。没多久，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春的脚步，这种热浪也牵动文化部门了，在文化生活中也出现了两个热门：音乐茶座、群众舞会。

　　我开始时是从省属院团负责人口中听说的。他们说现在艺术队伍难管了，不少人一到晚上就雇摩托车到外面“炒更”去了。我再问究竟是什么情况，则都只是“听说”了，他们是管国办团体的人，无缘无故不会到那些场子去。

　　我让厅艺术处派人去了解一下，回报都说是旅游宾馆办的，要进去得用外币购票哩。我说那就借点“外汇券”去嘛!这样探明情况后，我也跟着去看了。

　　唐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加强语调说：这像俗话说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那时办起音乐茶座的只是东方宾馆一家，是让观众边喝茶边看表演的，演奏员初时是从艺术院团临时邀请去的，演唱的歌曲基本上是港澳流行歌曲，以后音乐界统称为通俗歌曲，表演的风格也变了，不再是原来一本正经地站在舞台中央演唱，而是手持话筒边走边唱或载歌载舞。听众不再是安安静静地“排排坐”，而是分别坐在一个个小圆桌边，边品茶边听演唱。

　　商业性舞厅由长堤到沙面开有好几家了，大都是用餐厅临时改装的，乐队也是临时邀请的，进场的观众都衣冠楚楚，神情活泼，出现了已经中断多年的交谊舞，但以内地尚未流行的迪斯科舞为主。

　　从音乐茶座到商业性舞厅无不人头涌动，热闹非凡，连走廊也往往应观众要求临时加座，宾客有部分是外宾，多数还是内地观众。

　　我们这些进入参观的很快就醒悟，这是随着经济复苏出现的群众求知、求学、求乐的文化需求，也可说是他们对多年“左”的思潮和政策的反弹、释放，因而是应该给予宽容和允许的。但是话说回来，这类事在当时却是犯忌的事，是文化生活中的禁区。这类歌能不能唱，这些舞能不能跳，连这种手拎话筒边走边唱的方式是否适合都是有争议、有风险的，还有，它是作为商业经营的市场文化，这就更遭忌了，连文化部门说话也不能算数，得更权威的部门才能拍板。

　　唐瑜摇摇头，又用加强的语音说道：要改变多年“左”的路线造成的禁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的省文化局未设立市场处，确切地说这类事还没有明确归谁来管。它既非国办文化，也不属群众文化。那时的我仍算是厅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其实已经49岁了)，算是年少气盛，觉得自己既已插了手，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在声声唤，就别顾虑那么多了，记得紧紧依靠厅党组，按程序办事，是不会惹出什么大事的。我就这样办起来了，事实证明我做对了，我一直感谢当年厅党组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我与艺术处王光恒经几次讨论，起草了有关情况报告，本着宽容又适当管理的精神，以省人民政府名义草拟了一个有关管理的暂行规定，报给厅党组。厅党组很重视，召开了专题会议，大家同意我采取的态度，认真审查通过了我们写的代拟稿，报送省委宣传部。

　　这里要按着程序来唠叨几句了，这个程序是少不了的，除非将来进行了改革。省委宣传部接到我们上报的文稿后，曾提出意见让我们做了一些修改，再转报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又将它们分别征求了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的意见，并又将意见转文化厅再修改，其间还少不了我们去“跟进”和催办。各单位前后提的意见都是针对营业性舞厅提出来的，担心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承受程度，怕惹出事来。我是采取你说一次我就改一次，逐步缩小口子的做法，再说就再缩小，但始终留一点小口子，不关死。经过这样公文往返，终于被通过了，以省政府[1981]248号文的名义下达了这个《关于开办舞会、音乐茶座和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对外演出录音等活动的暂行规定》。我们事后听到的是，它虽然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广东毕竟是首先出现这种文化市场并以“红头文件”形式给它开绿灯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当时音乐茶座不就是一家吗，要不要这样郑重其事?早年的广州曾经有40多间茶楼歌坛的历史，不是说“以史为鉴”吗?这就不需多说了。

　　这个文件，在音乐茶座方面采取了放开的做法，允许举办音乐茶座和组织乐队演出，要求节目健康，接受文化部门的指导。在舞会方面则开了一个口子，限于为外宾开设营业性舞会，同时，允许文娱场所举办群众联欢舞会(由单位包场)。另对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各种对外活动作了相应规定。这些做法是比较开明的，是顺应着社会生活和市场的需要而做的，用历史的眼光来说，它其实是给文化市场点了绿灯。这样，一个包括多种文娱项目、文娱用品(音像品、播放机、电子机、卡拉OK机)和多种文化服务(书报摊、桌球室、音像播放点)的文化市场也紧跟着出现了，而这样那样的“全国第一”也陆续传开。

　　唐瑜说到这里，沉吟了一下，显然是考虑怎么往下讲，但只一会儿就继续说起来了。

　　就在我们比较开心顺畅地贯彻执行省政府的文件，音乐茶座、舞会等活动也热闹开展的时候，1983年10月忽然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了，刚宽松一点的气氛又突然严肃起来。有些知名人士见风起哄，指责文艺界是精神污染重灾区。有关领导部门、媒体连续到省文化厅问有哪些污染。那时我已转任厅长，而且鉴于文化市场的需要设立了市场处，由郑泽才副厅长分管，但我也经常过问这方面的情况。我最怕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局面，赶紧就平时所见写几条“污染现象”让办公室的同志掌握，告诉他们就讲那么多了，不要瞎掺和，对已经放开的坚持原来的态度，以求维持政策的稳定性。

　　10月下旬，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轻音乐讲习会请我去讲话，我联系音乐茶座问题表了态。《羊城晚报》资深记者赞同我的态度，以《清除精神污染，办好音乐茶座——省文化厅厅长唐瑜提出要求》为题，在该报发了消息。据说轻音乐界见报后，不少人松了口气，说还可以办音乐茶座啊!从报社到轻音乐界的反馈也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1月下旬，北京召开全国文化厅厅长会议，外省对广东的眼光是新鲜又好奇的，大家知道文化市场这股风是从广东向北方吹过去的，看你广东怎么表态。会议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我认真写了发言稿，逐字逐句照念，也是这个态度。会议最后请中央宣传口有关领导同志讲话，是最重要的定调子讲话。他出乎意料地集中谈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问题，不是过去搞运动先轰起来再说了，这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据现在披露的材料，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不赞成搞政治运动的做法了，所以会议就大事化小事了。总之那次会议卸下了我肩上那股压力，有了具体政策界限也方便掌握尺度了。从北京回来后，我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接着，遵照省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我向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除了谈省文化厅怎么贯彻执行外，建议省里对各项社会文化活动进一步明确管理归属，并在县以上的文化部门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我认为，从北京的会议到省里的会议都是严肃而实事求是的，大家都爱惜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又希望不要出现污染现象，这件事也就逐步化小、化了。

　　1998年10月3日《南方日报》头版报道广州音乐茶座

　　音乐茶座在广州市很快发展起来，有些商业场所急急忙忙购置了唱片、唱机，便赶紧打出了音乐茶座的牌子，连《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这种简讯。据1984年的统计，广州市区有音乐茶座70多家，其中三分之一是有乐队表演的，每天进场的听众万余人，远超过进剧场的人数。轻音乐创作因有了这个驰骋的天地，也发展很快。市文化部门几次举办乐队调演，电视广播部门多次举行轻音乐作品评选，省歌舞剧院组成第一个轻音乐团，广州地区的轻音乐创作连年领先于全国，带来了轻音乐系列大大小小的“全国第一”，如第一家音像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第一场流行歌手个人演唱会——东方宾馆乐队刘欣如、第一个流行音乐大奖赛以及第一个MTV等。

　　2007年12月1日《广州日报》报道广州音乐茶座

　　音乐茶座初时曾惹来一些指责、争论，如说这样表演庸俗，刺激观众;省歌舞剧院赴京演出时，曾被通知边走边唱的节目不能超过两首。后来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为我们解围，亲自叮嘱我，不要管演员究竟是手拎话筒唱还是走着唱的问题。之后大家看惯了，内地创作的歌曲也不断进步了，对轻音乐的指责也渐渐听不到了。

　　在舞会方面，初时因规定较严，在广州市区不过三几家，后来各地按捺不住纷纷“变通”开办营业性舞厅，便也风靡一时。它们曾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成为他们的娱乐场所。在这些场所中，也曾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如争舞伴、打群架、三陪女出没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出现这些问题的毕竟是少数。到了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总工商局联合发了“开禁”的通知，舞会也就解冻了。

　　在文化市场的风风雨雨中，省委格外关注文化部门，不时给我们种种指示，老省委书记任仲夷那些脍炙人口的提法：三个“坚定不移”、“排污不排外”，可谓经典之言，有的是直接对文化部门说的。它们表达的意志、机智给了我们勇气，帮助我们摆脱阻力，坚定改革开放的步伐。

　　现在，生活变了，唱歌跳舞这类平常事已回归它原来的面貌了，至于这种文化市场引出的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就待日后的实践去解决吧。

　　口述者：唐瑜，广东省原政协委员、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

　　整理者：冯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