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陈列着精美之物，但历史却未必总在那里。另一些东西——粗砺、沉默，不被灯光眷顾——常常承载着更多真相。它们在流通中被反复使用，在遗忘中留下时间的深痕。
因此，问题变得具体：如何听见这些沉默之物的讲述？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的新书《酒香飘万里：“南海Ⅰ号”船载酒罐与岭南酒文化》（岭南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简称《酒香飘万里》），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寻常的切口：一批出水于南宋沉船“南海Ⅰ号”的酱釉罐——亦被称为“广东罐”。从这些不起眼的器物出发，研究者逐层打开了制度、贸易与文明的关联。
这本书的学术用心，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理解：在空间框架上，它延续了滨下武志“从海洋视角重审亚洲”的思路，把目光从王朝边界移向海域网络；在议题层面上，则与黄纯艳所论宋代“南海贸易体系”彼此印证——一个以中国为发动机、以东南亚为枢纽的跨区域网络；而在价值关怀上，它坚定走向了苏秉琦“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这一命题，让沉默的器物与无名的人群，回到历史的前台。
而在这些思考方向之下，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立场，学界常以“透物见人”来概括——它强调：从物出发，最终抵达的不是器物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人的行为、制度与生活。
《酒香飘万里》正是这样做的。它从“广东罐”入手，追问一个朴素却关键的问题：这些沉默的器物，究竟可以讲述怎样的历史？因此，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对“酒文化”的材料性铺陈，而在于三个层面的推进：以低等级器物切入高等级问题；将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与制度史分析加以贯通；并将岭南从传统“地方史”的框架中释放，置入全球海洋贸易的宏观视野。
若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抽象，其内在路径可以被表述为：以器物为起点，以证据链为方法，以结构为中层解释单位，并最终指向跨区域的历史网络。
壹 | 器物如何开口
让我们从一艘举世闻名的沉船说起。
“南海Ⅰ号”的发现本身带有偶然性。1987年，中英打捞队在广东上下川岛海域搜寻一艘18世纪的荷兰商船，声呐却捕捉到另一处异常。潜水员下潜，捞起的不是目标中的锡锭与白银，而是金链、瓷器和银铤——经后续系统发掘确认，属于南宋中晚期沉船遗存。
这艘后来被命名为“南海Ⅰ号”的沉船，在海底沉睡八百余年后，于2007年被整体打捞出水，安置于阳江海陵岛的“水晶宫”。2019年前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共清理出各类文物约18万件（套）。船体残长22.1米，残存最宽9.35米，现存15个船舱。
在琳琅满目的出水器物中，有一类物件很不起眼：酱釉罐。它们胎体厚重、釉色暗沉、看起来制作粗率，几乎没有审美可言。然而，在第9号和第10号舱中，这类器物却呈现出高度结构化的存在形态：层层叠放达三至四层，上下之间垫以木板。这种高度规律的装载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它们绝非船员的日常杂物，而是被纳入统一装载逻辑的功能性器具。
李灶新及其团队的追问由此展开：这些罐子究竟装过什么？
“南海Ⅰ号”酱釉罐外包装竹筐与佛山九江双蒸酒厂古坛酒包装对比
通过对器形结构的分析，他发现这些罐子小口、鼓腹、短颈，肩部设有四个横向耳系——这一结构组合，或直接服务于密封、搬运与固定，具有明确的使用指向。其形制与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扶醉图》中所见酒埕基本一致。科技检测提供了进一步证据：尽管经历八百余年海水浸泡，罐内残留物中仍检测出酵母、曲霉、青霉等参与酿酒过程的微生物遗存。
部分罐肩部更直接戳有印文：“酒墱”——学界一般认为即“酒埕”，为宋代广南方言中对酒瓮的称谓；“玉液春”——宋代常见酒名，“玉液”见于张能臣《酒名记》所载各地官酿名目，“春”则为当时对酒的雅称。
数据推算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一只“玉液春”罐容量约17.8升，仅第9号和第10号舱出土的同类罐即约220件，据容量折算约4吨。全船乘员不过数十人，这一体量显然超出航行补给的合理范围，其商品属性因此具有确定性。
器物一旦被这样界定，意义就不再停留于器表。正如艺术史家巫鸿所指出的，器物的意义，不仅来自形制与纹饰，更来自其在空间中的位置及其组合关系。酱釉罐在船舱中的排列方式、包装形式与支撑结构，构成了一套可被识读的物质语法：层叠、分隔、缓冲与固定，指向的，应是一套面向远洋运输的标准化装载体系。
考古学真正的功夫，不在解释单个遗物，而在重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而看见人的行为。在此意义上，酱釉罐不再只是容器。它是物流系统的一个节点，是贸易行为的一个环节。
所谓“透物见人”，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具体起来的。沉默的器物，开始有了叙述的能力。
贰 | 从一只罐子到一套制度
新的问题随之浮现：这些酒，从哪里来？为什么以商品的形式，成规模地出现在远洋商船上？
李灶新的研究将解释重心，推进至宋代广州的一项关键制度性存在——公使酒库。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这一制度提供了空间对应。该遗址位于宋代广州子城中轴线州衙治事厅东侧，其位置与《大德南海志》所载“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完全吻合。建筑基址南北进深约100米，东西面宽约45米，占地约4500平方米，体量超过同时期建康、明州等地同类机构。
更重要的是其内部遗存所呈现出的工序完整性：深约6.3米的水井，提供优质水源；相连的半地穴式灶群（灶膛内径约1米）负责蒸煮与灭菌；房舍中出土的腹径约68厘米、高约80厘米的黑陶大瓮（残片）等，精确印证苏轼《东坡酒经》中“酿者必瓮”的南方缸式发酵工艺；此外还出土了酱釉刻槽盆、陶碾轮等制曲工具。
这套系统性的空间布局，严密契合了手工业考古中的“操作链”概念，在物理维度上，复原出一条从原料处理到成品封装的连续生产结构。
这与宿白先生的经典论断遥相呼应：建筑布局本身即是一种制度文本，其信息密度往往远高于孤立的器物。
更具决定性的是遗址中出土的酱釉罐，其形制与“南海Ⅰ号”上的高度一致，且戳印清晰可辨：“百花春”“清香”“真珠红”等，皆为宋代文献所见酒名；另有“主故宅酒”“陈宅莲花”“莫九卿宅”等带“宅”字标识器物，或直指宋代官员在公使库用私钱“寄造”的私人美酒。
2021年，北京大学崔剑锋团队的成分分析，使这一链条完成关键闭合：南越国宫署遗址与“南海Ⅰ号”所见大部分酱釉罐，在化学组成上，与佛山南海奇石窑与文头岭窑体系高度相似。随后田野调查于文头岭窑址发现的部分残片，其胎釉特征与沉船及酒库标本也高度一致。
至此，一条跨越空间的制度轨迹被完整还原：
南海窑口（生产）——广州公使酒库（制度化集散）——“南海Ⅰ号”（流通载体）。
这意味着，这些酱釉罐不是孤立容器。它们是功能节点，嵌入在了国家财政、窑业生产与外贸流通的整体结构之中。
广州，作为宋代海上贸易枢纽，其公使钱额度与东京开封、杭州等并列最高等级（年七千贯）。公使酒库如何组织生产、官营与民营如何并存、市舶司如何调配商品出海，这些问题并未详尽写入正史，却通过深埋泥土中的器物关联，被重新拼接出来。
这让人想起王国维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陈寅恪将此阐释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在《酒香飘万里》所呈现的研究中，这种“二重证据法”被推向了更立体的多重证据链：沉船上的水下遗物、宫署里的建筑遗存、窑口的手工业遗存，与文献记载彼此映照，共同还原出一个帝国如何组织商品生产与跨海流通的真实图景。
历史不再依赖文本自证，它在物质结构中显现自身。
叁 | 从岭南到海洋世界
如果叙述止步于此，这仍是一段高度精细的地方制度史重建。但《酒香飘万里》一书作者的研究，并未停留在岭南内部，而是将这一物质体系，置入了更广阔的海洋结构之中。
“南海Ⅰ号”并非孤例。书中介绍，通过对同时期亚洲及更远区域沉船与港口遗址的比较，类似的酱釉罐在广阔的海域中反复浮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号”“鳄鱼岛号”，韩国的“新安号”，印度奎隆港遗址，埃及爱扎布港口，乃至远在东非肯尼亚的格迪古城。这些粗砺的器物，在沉默中编织出一张横跨大洋的物质网络。
这一现象，与黄纯艳所论“南海贸易体系”彼此印证——宋代中国在亚洲海洋贸易中扮演结构性枢纽的角色，以东南亚为中介，连接东亚与印度洋，形成稳定的交换体系。
在这一视野中，酱釉罐不再是偶然散落的出口商品。它们是这一跨区域贸易网络中最基础的流通单元，随航路延伸而移动，在不同港口之间反复出现，将分散的历史空间重新连缀。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以“从海洋视角重审亚洲”的方法论揭示过类似图景。他虽聚焦15世纪以降的朝贡贸易圈，但其“跨越王朝边界、以网络史观淡化传统国界框架”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理解南宋的海洋世界。正如本文开头所言，这一基于微观物证的宏大推演，在空间尺度上，正是对滨下武志方法论的一次有力的前推。
长期致力于“南海Ⅰ号”相关研究的资深学者李岩先生，则将这种横跨环中国海与印度洋的跨区域交流体系，直接命名为“古代全球化”。他深刻指出，这种“全球化”绝非现代概念的简单投射，而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自汉代一路延续至地理大发现前的真实体系。李岩进一步揭示，宋代海洋贸易的鼎盛，实则依赖于一套环环相扣的底层逻辑驱动：“技术→商品→金融→文化”——领先的造船与制瓷技术筑起贸易基石，接力的航线推动规模扩张，贵金属货币与合资模式保障信用，而器物承载的生活方式则实现了终极的文化交融。在此视野下，他尝试引入聚落考古的方法，将沉船视作一个“航行的聚落”，以复原船只的社会生态与运行机制。
沉船不再是意外的灾难遗存，而是一个移动的社会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酒，成为了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媒介。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明确记载，中国酒与丝绸、瓷器并列，同为外商在东南亚交易的最热门商品。作为宋代对外通商的超级都会，广州的“市舶宴会”是维系外交与商业的常态。公使酒库酿造的美酒，既用于宴请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诚意，也作为官方馈赠和允许交易的“硬通货”装船出海。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海上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丝绸与瓷器的通道，而是一个由多重商品共同构成的复合流通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酒，铺就了一条醇香四溢的“美酒之路”，构成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软性媒介。
正是在这一宏大的全球史语境中，岭南的地理坐标被重新定位。佛山南海的文头岭与奇石窑，绝非那种专为宫廷烧造把玩之物的传统封闭式“官窑”，而是宋代“窑务”制度下，为官府和海外市场大规模生产实用品的产业基地。
李灶新的研究以实物证明：所谓“地方”，在这里从未真正边缘过。它始终在海洋的脉动中，保持着世界性的流动。
从一只陶罐，到一套制度，再到一张横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物的讲述，就此完成了它的跃迁。
肆 | 当器物成为历史的证词
一件精致的官窑青瓷，折射宋室皇家的审美追求；但成千上万个粗糙的、带有戳印标记的酱釉罐，却勾勒出帝国更深层的运转逻辑——它如何组织产业、管理外贸、与异邦展开实质性往来。
相比于官方文献中难免的粉饰与疏漏，这些根本不为青史留名而造的粗砺酒罐，是最诚实的材料。它们因“粗率”而不被收藏界重视，却恰恰因此成为海上贸易中最普遍的包装器与“硬通货”。在历史的回望中，被低估的对象，往往具有决定性的解释力。
《酒香飘万里》的真正分量，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方式：从有限的微观物证出发，经由多重证据链的构建，去重建一个时代的底层结构；让沉默的器物开口，使历史从泥土与海水的碎片中，重新显现。
作者没有停留于考古报告的刻板罗列。当他将南海窑口、广州公使酒库与“南海Ⅰ号”串联成一个闭环时，践行的正是张忠培先生所说的“以物论史”——不是借物附会历史，而是让物本身成为构筑历史结构的基石。
这也是苏秉琦先生“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生动注脚。考古学不应只是书斋内的晦涩对谈，它理应将沉默的器物与普通人的劳动，重新带回历史叙述的关键节点之中。李灶新和他的同仁对“广东罐”的研究，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不是只有精妙绝伦的皇家秘色瓷才配做历史的主角，那些最普通、最粗糙、被水手与商人无数次搬运的日用陶罐，同样承载着一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活，与一个早已连通远方与自由的世界。
作者：潘玮倩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