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丹弟
在悠悠岁月中，一百多岁的王为一经历并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并以他执著的追求、蓬勃的激情和满腹的才华，拍摄出了一部部令中国观众历久难忘的经典影片。
1912年3月8日，王为一在上海出生。这个比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还早出世一年零半载的孩子，似乎是为电影而生的，他的电影之梦，萌发在他的童年时代。他一直记得，在刚满10岁的时候，家人带他去看了一部名叫《孤儿救祖记》的电影。这部影片是人称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继10年前《难夫难妻》之后拍摄的第二部故事片。王为一非常佩服影片中冒险从坏人手里救出祖父的那个孤儿，并记住了饰演孤儿的小影星郑小秋。以致后来凡有郑小秋出演的影片他都要争取去看，回到家里还会模仿郑小秋的表演。14岁那年，父亲经营的生意失败，全家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懂事的王为一突然向父亲提出不去念书了，他要像跟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郑小秋一样去拍电影，好赚钱帮父亲还债、养家。父亲十分感动，但还是坚持让儿子去读书。
王为一经常跟大人去大世界游乐场的露天剧场看他最喜欢的卓别林滑稽短片。他也看过梅兰芳的《天女散花》、《春香闹学》等戏曲片。尤其是在虹口区一家影院的观影经历让他难忘：因为当时还是默片时代，戏院雇了讲解员，坐在银幕旁特设的高台上，随着影片剧情的发展声情并茂地为观众讲解，观众连看带听，不由得群情激昂，禁不住会纷纷自发地为片中需要声效的地方来一番现场配音，马嘶声，喇叭声，打斗声，助威声，甚至还有对片中恶人的怒骂声此起彼伏，令观众的情绪得到充分的宣泄。在另外一些戏院，为了让电影此处无声变“有声”，则会雇一个洋人，或男或女，在银幕下随剧情弹奏钢琴，节奏有张有弛，旋律时悲时喜，倒也能比较妥切地烘托出影片的气氛。他还看过一种舞台加银幕，即内景戏在舞台上表演，外景戏却在银幕上放映的不断交替进行的演出形式……
当时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王为一记得，在他念小学初级班的时候，中国政府在日本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屈辱地签下了卖国的21条条约。沿海许多大城市都有被帝国主义割去的租界。在他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积极参与到社会各界抗议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浪潮中去，曾参演了一个反日题材剧目的演出。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因日本强占济南，烧杀掳掠，他也曾参加宣传队到绍兴一带宣传抗日。而到读大学的时候，他又加入上海各大学学生为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组织的请愿团，赴南京静坐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因此，如果说儿时的观影经历，对王为一后来的电影人生有所启蒙的话，那么，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觊觎和侵占，则在王为一的成长过程中埋下了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这也是他的电影创作始终如一地坚持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坚持电影要拍给人民大众看的主要原因。
1932年的“一·二八”，日军悍然轰炸闸北，市民死伤无数，也把王为一当时就读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炸成一片废墟。王为一在几近绝望中荒废了一年学业，又凭自己一张美术作品进入由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附设的研究所学习。在这里，他与校友赵丹、徐韬因共同的理想而成为至交。他们经常一同排演进步戏剧，尤其是将一个名叫《C夫人肖像》的三幕话剧搬上舞台的过程，让王为一懂得了戏剧艺术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和作为艺术家应有的良知和责任。不久，王为一与赵丹、徐韬在中共地下党员赵铭彝的介绍下一同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王为一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变得更加有意义了，但同时，他们的生活也相对变得秘密起来，因为他们从事进步活动随时都会有被捕的危险。事实上，王为一后来也的确因一起散发革命传单事件被学校开除。而在1934年他进入电影界不久（入艺华影片公司当场记），更因积极参与左翼文艺活动而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心情前往香港避难，直到一年后才得以重返上海，并在大导演史东山的推荐下进新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后做副导演。
1937年夏，王为一在新华影片公司的电影之梦刚刚开始，随着抗战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又毅然走出摄影棚，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后改组为抗敌剧团），与瞿白音、吕班等人赴南京演出。之后又经芜湖、铜陵、安庆、九江、武汉，一路宣传抗日，颇受所到之处士兵和群众的欢迎。而去徐州慰问台儿庄军民的时候，他们还遭遇了日军，队友赵曙竟不幸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
1939年夏天，赵丹、王为一、徐韬这三个当年在上海美专最要好的同学怀着对中国话剧前途的担忧，决定路经新疆到苏联艺术剧院去学习。他们约上著名舞台设计师、照明专家朱今明，曾在上海音专学音乐的年轻人易列，还有赵丹的妻子、演员叶露茜，徐韬的妻子、音乐老师程婉芬，王为一的妻子、演员俞佩珊，朱今明的妻子、演员陈瑛，加上赵丹一岁的儿子苗子共10人，开始了一次艰辛而包藏劫难的漫漫旅程。到新疆后，他们成立实验剧团，继续开展宣传抗日救国的戏剧活动，深受新疆观众的欢迎。然而，当时一向公开标榜反蒋亲苏、并握有新疆军政大权的军阀盛世才突然出尔反尔，把一大批原执行盛世才反蒋亲苏政策的干部和思想进步的社会精英人士、军人、学生等投进监狱。这其中包括后被盛世才杀害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中共高级干部。而王为一、赵丹等人还没来得及去苏联学习竟也锒铛入狱，遭受了四年多的囹圄之苦。更让他们痛心的是，当他们出狱后返回重庆时，才知道他们的妻子因误听丈夫死在狱中的传言而早已各自改嫁。斯时、斯人、斯情何以不堪就可想而知了。
让他们感到有所慰藉的是，当初他们在新疆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同志曾亲自领导社会各界展开营救活动。及至1961年在北京召开电影界座谈会时，周总理看到王为一、赵丹、徐韬还高兴地称他们是“虎口余生”的人，提议与他们合影留念。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听取了党在白区戏剧电影界领导人阳翰笙的汇报，同意待条件成熟之后，在上海成立一家由自己人控制的股份影业公司，这就是后来拍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的昆仑影业公司（先期名为联华影艺社）。昆仑初创时期即已形成强大阵容：编剧有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特约编剧有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导演有蔡楚生、史东山、沈浮、陈鲤庭、郑君里、徐韬、王为一等；女演员有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黄宗英、吴茵、凤子、王萍、黄晨等；男演员有赵丹、陶金、蓝马、魏鹤龄、魏禹平、沈扬、李天济……就是在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集体中，王为一又做演员又做导演，先后在《丽人行》、《希望在人间》等影片中出演角色，还出任副导演，与史东山联合导演了名噪一时的、人称《一江春水向东流》姊妹篇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白杨、陶金等主演），与徐韬联合导演了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王人美、赵丹等主演）等。尤其是他参与导演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战开始到战后胜利初期为历史背景，通过两个救亡演剧队队员的经历遭遇，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荒淫无耻的罪恶事实。影片放映后，轰动海内外。当时中共在文艺界的负责人，进步电影的领导者、组织者田汉、夏衍都曾撰文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
1948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国统区的统治越来越残酷。为保护文艺界的部分中坚力量，党安排一大批著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去香港开展工作，其中就有阳翰笙、蔡楚生和史东山等人。1949年2月，王为一也奉调去香港，任香港南国影业公司导演。他到达香港后，蔡楚生即将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的一部名叫《贫贱夫妻》的中篇小说推荐给他，要他改成电影剧本，这就是后来被誉为“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的影片《珠江泪》（见《中国电影发展史》《南国的成立及〈珠江泪〉等粤语片进步电影片的摄制》一章）。片名是蔡楚生起的。而导演则是由蔡楚生和王为一联合担任。由于解放战争即将结束，蔡楚生刚把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定下来，分镜头剧本都未来得及写，就突然奉命与阳翰笙、史东山去北京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了。这样，《珠江泪》的导演重任就全部落在王为一的肩上。《珠江泪》是一部粤语片，可王为一那时不懂粤语，摄制组的人又一个也不认识，整个影片拍摄过程中那种“鸡同鸭讲”之不易可想而知。开机前，王为一对摄制组提出了影片要“真实”的四点要求，他说：“导演看不见导演，就是看不到导演在影片中脱离剧情或脱离生活实际的搞些导演技巧来卖弄自己；演员看不见演员，就是让观众看到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不参与一点演员表演自己的杂念，我们的影片要看不见一个演员在演戏，而是生活中一些真实的人在那里生活；至于摄影看不见摄影，美工看不见美工，就是要求摄影师和美工师都要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不为某种别的原因或个人爱好而弄虚作假。我们要求每一个画面都具有真实的美感……”正是因为秉着一定要真实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珠江泪》大获成功。拍摄过经典影片《小城之春》的大导演费穆当时曾在香港《文汇报》上以《珠江泪的光彩》为题，对王为一在片中的导演艺术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导演“不矜才，不使气，让戏和演员凝结在一起，而把导演深深藏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在1954年北京举办的解放后中国优秀影片评比会上，《珠江泪》因不是内地生产的，不参加评比，但大会还是授予了优秀影片奖。
在香港这段时间，王为一还导演了影片《火凤凰》（刘琼、李丽华主演）。但由于影片的题材在香港社会缺乏生活基础，故事虚假，人物和主题缺乏典型意义，王为一自己也不看好，这也算是他的一个遗憾之作吧。
1951年，王为一响应召唤，毅然从香港回到广州，负责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由于当时一些历史原因， “珠影厂这个胎儿尚未成形就被掐死在腹中了”（王为一语）。之后的几年，王为一先是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不久又借调、后正式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在上影他拍了儿童片《祖国的园地》、《山间铃响马帮来》（于洋、孙景璐主演）、《椰林曲》（崔超明、高博主演）、《铁窗烈火》（张辉、冯喆主演）等。1958年夏季刚过，忽然峰回路转，广东又要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了，王为一再次受邀调回了仍在筹建中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喝黄浦江水长大的王为一在他46岁的壮年时期，将自己的命运之树深深扎根在广东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上。
王为一在“珠影”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他在艺术上的又一次重要突破，那就是他与蔡楚生联合导演的、反映南海渔民斗争生活的影片《南海潮》。这部影片原来的剧本名叫《南海风云》，是1937年蔡楚生在香港写完后，因日军要占领香港，危急中不得不用油纸包好埋在地下多年的一份旧稿。1959年，蔡楚生请创作假来广州。这时，他已身兼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多个重要职务。他想把这个本子搬上银幕。但同时他认为，这个本子仅描写了当年南海渔民反抗日军侵略的斗争故事，如今看来已经很不够，因为解放已经10年了，除了要表现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要看到解放后南海渔民和农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祖国、改善家乡面貌。蔡楚生决定请陈残云、王为一一起来修改剧本，并把片名改为《南海潮》。王为一清楚，当时的蔡楚生因主抓全国的电影创作、生产，根本没时间搞创作，这次可以说是蔡楚生解放后的第一部作品，意义非凡，自己一定要遵从他的意见，认真当好他的助手。经过前期繁杂艰辛的准备工作，剧本完成了，摄制组也成立了，王为一就带领摄制组出发拍外景。蔡楚生因重要工作在身，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广东，回北京后，他想到拍摄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或要改动剧情和对话时，就打电报或写信给王为一，等片子杀青，王为一积下蔡楚生的书信电报竟有一百多件。《南海潮》是一部分上下集的电影巨著，上集完成公映后即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谁料当时的世事变化作弄人，本来在当年的第三届百花奖观众评奖中，《南海潮》获得了影片奖、导演奖和女主角奖三项大奖，但后来电影节却因政治气候改变而被取消了。可以说，《南海潮》是蔡楚生和王为一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蔡楚生电影创作的绝响。
1963年，王为一的另一部经典作品《七十二家房客》问世。说到这部影片的遭遇，竟也是一波三折。该片本来是改编自上海大公滑稽剧团的同名看家戏，但后经国家侨委出面协商，中央电影局最后决定，该片由港粤双方拍成粤语片，同时约定，为了不影响大公滑稽剧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该剧，影片完成后只能在香港和内地两广粤语地区及海外发行。后来，影片上映后在香港和内地两广地区上座率极高，颇受粤语观众的欢迎。同时，该片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甚至美国上映，这也是中美冷战期间唯一在美国公映的一部中国大陆生产的影片，当时的《参考消息》报都转载了外电的报道。可谁承想，“文革”很快来了，《七十二家房客》刹那间就变成了“大毒草”，王为一也被关进了“牛棚”，等待“革命群众”的批判。结果，王为一在惊恐中熬过批判会的前夜，却又被告知批判会取消了。后来问其缘由，有人悄悄告诉他，原来是在前一天先请“革命群众”看片、讨论的时候，大家竟然被影片中的喜剧桥段给逗得前仰后合，大笑不断。试想，如果批判会正式召开的时候也如此这般，那岂不是把一次非常严肃的“革命行动”给搞得非常不严肃了吗？ 1971年王为一得到“解放”，而《七十二家房客》获得新生却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当时，文化部影片复查小组看片后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喜剧片，又得知该片只有粤语版而没有普通话版，复查小组即通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出资，让珠影把该片译制成普通话版，并指明要王为一亲自执导影片译制，以确保喜剧风格不变。自此，《七十二家房客》“因祸得福”，始得以在全国公映，并受到了亿万观众的普遍喜爱。而在香港甚至有“《七十二家房客》竟在当时救了粤语片一命”之说（见2004年6月14日《羊城晚报》《王为一救了香港电影》一文，作者列孚是香港资深影评人）。概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粤语片日渐式微，是王为一的《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上映创下了当年最高票房，以致香港的嘉禾公司受此鼓励，进而拍摄了《鬼马双星》一片，又创下票房新高，这才使“本以为无望的粤语片咸鱼翻生，且是香港主流——没有粤语电影就没有了香港电影”（出处同上文）。可见，当时《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的影响之巨大。
《七十二家房客》是部喜剧片，而拍喜剧片一直是王为一所热衷的。他一生共摄制影片近20部，而喜剧片就有《七十二家房客》、《打铜锣·补锅》（戏曲片）、《阿混新传》、《异想天开》、《男人世界》、《不亦乐乎》、《五福临门》等7部。王为一认为，喜剧片的“社会效果和美学价值并不亚于正剧或悲剧。喜剧的特殊功能更非正剧或悲剧所能达到的”（见王为一自传《难忘的岁月》）。正是鉴于观众对喜剧影片的喜爱和他对喜剧艺术特殊功能的认识，以及他对喜剧影片创作规律和创作方法的把握，使王为一在喜剧影片的创作中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不亦乐乎》获中国人口文化影片一等奖金爵奖；由著名喜剧演员严顺开主演的喜剧影片《阿混新传》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文革”后，王为一在广东还拍了《蓝天防线》、《一个美国飞行员》、《三家巷》等影片。他不是广东人，却已经在岭南生活了五十几个春秋。反映广东题材的影片是他主要的艺术成就，从《珠江泪》、《南海潮》、《椰林曲》到《三家巷》。作为广东电影的拓荒者，作为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王为一获得了“国家优秀电影艺术家”称号和“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来源：《粤海风》，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