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伦 李肇琪
在研究罗定龙龛岩唐刻《龙龛道场铭》的过程中，知道了宋起凤是第一位亲身进入龙龛岩考察的罗定知州，所以对他加以关注。但查阅各种资料，其生平业绩记录不多。即使是他曾经任职过的罗定，《罗定州志》对宋起凤的记载也寥寥数语。当将零星散落各方有关的宋起凤点滴材料集中一起时，发现站在面前的宋起凤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物：他没有傲人的学历（副榜贡生），不高的官阶（五品知州），简单的政历（一任灵丘知县一任罗定知州，还都是较贫穷、偏远地区）。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敬业的基层官员，一位热爱生活的旅行家，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宋起凤，字来仪，号紫庭、觉庵，晚年多署弇yǎn山。先祖家居洛阳，后迁居浙江余姚，再宦游北上，明朝时隶籍长芦（古县名，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置，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因而便成为了沧州人。宋起凤生而恬静，不好嬉逐。十几岁以礼经选拔顺天府（今北京）己卯乡荐。明思宗（崇祯）命入国子监肄业，故称为“副榜贡生”。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李建泰非常器重宋起凤，延聘他为私塾教师，并欲授其官，但宋公不受，遁迹山林，四处游历，这也为日后撰写《稗说》打下基础。直到清初辛卯（1651年）由孝廉考授推官，“以京兆副车第一报罢，乃就官山西大同之灵丘。”（灵丘，以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葬在此而得名。）
到任灵丘知县时，他面对的是个艰难局面。据清《灵丘县志》记载，顺治十一年(1654)以前，灵丘至少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灾难。一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遭受了一场几近毁灭性的地震，“全城尽塌，官民庐舍无一存者，压死多人”。二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瘟疫盛作，死者过半”。三是顺治五年（1648年），大同总兵姜瓖举兵反清，战事直接殃及灵丘，以致“诸村半属丘墟”，“人民逋窜，颠连疲惫”。四是顺治六年（1649年）遭遇蝗灾。五是顺治“十年（1653年）冬，大雪三月。居民不能樵采，拆毁庐舍一空，死亡枕藉”。对此在《大茂山房合稿》自序中写下：“予领灵邑几九载，始坐荒残，故与民苏其疾苦，而惴惴未遑。”道出了那时的心境。
五次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几乎将灵丘变成“无人之区”。入清后短短的十年间，仅知县就调换了四任，前三人各自任职不过区区一年，第四任罗森时间稍长些，但气运不佳，姜瓖围城紧迫之际，他投井自杀，几乎葬身“姜瓖之变”。宋起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慨然赴任的。对此，自度“以此谫劣之质，当此残弊之区，操何术以休养生息，使复其余喘”。宋起凤当即草拟请示报告，上呈“宣大总督”（官名，全衔为“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拙文《罗亨信的影响》中的主角罗亨信，就曾任此职。），报请豁免灵丘的荒亡地丁粮银。为民众争取“蠲租税豁死亡”，甚至“遂单车率士民叩幕府”，经多次申报经五年三任“宣大总督”，终于取得了成效，“于是，流离来归，渐次复业”。宋起凤后来回忆说：“是役也，余胼胝五年，历涉万里，智尽能索，泪竭血枯。册籍之繁，可以充栋。膏脂之耗，难以数量。”语虽简短，而颠簸之苦况立见。他到任后有感于当时的窘景，写下了《灵丘四首》：
其一
三里孤城草半封，惟余落日放疎锺。田常经雨皆成石，人日披裘止觉冬。
学舍黄沙埋败壁，讼庭荒藓断行踪。一官真类边圉卒，尚少宫词夹纊缝。
其二
远近山城行路难，千廻溪水石成滩。巗当长夏冰犹结，木至初秋叶早干。
野妇鬻薪供上赋，诸生裋褐拜卑官。荒凉斜日门常闭，时有蒿莱虎索餐。
其三
风沙无日不经天，一岁农忙一季田。穿窟编氓惟积榖，供官正赋止输钱。
山荒亭午薪方市，驿近中宵檄尚传。困顿由来难力举，嗟嗟何术补微员。
其四
四面荒城踞一楼，萧条井阆望中愁。将军搏虎遗唐碣，国主蒐田表赵丘。
治富举乡工畜牧，谋生比户事耕畴。年来鸿雁哀鸣甚，绘得荒图未见收。
“孤城”“败壁”“荒凉”“困顿”“荒城”“哀鸣”“萧条”“荒图”充斥诗中，读来满目疮痍，这些诗与后来他在罗定所写的文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清《灵丘县志》（康熙二十三年版）记载，宋起凤“居官廉明宽大，惠政多端”。几十年后，"父老思念，犹唏嘘泣下"。
《沧州志》这样评论他:“博学能文，尚古奥，简练中有遒健气，一时诵法，以子厚呼之。由于他在灵丘政绩突出，因此由七品县令擢升至五品广东罗定直隶州知州。
康熙二年（1633）四月，宋起凤来到罗定上任，三年之间官声颇好， 王植罗定州志记录“才能断事，明可察奸”。民情爱戴，合议要为他为建立生祠，宋公推却并且禁止施行。但是，罗定属民终在城隍祠左侧建了“大士庵”。继而开辟讲堂，称为“紫庭著书处”。接着架设一阁，上立有宋公禄位。当宋公听到家里的丁忧讣报，决定要归乡。罗定军民数万，涌到抚司道衙门前，极力挽留。抚司道衙商议后，答应了民请，并下达了公函，宋公哭泣推辞，力返其牒。同城总兵与郡博三郡邑士大夫也都来请求，宋公终不答应。当他启程走出逾千余里，伴送乡亲，还要跟随过岭，宋公坚辞乃止。可见他是个深得民心，难得的地方基层好官。
康熙七年（1668）宋公丁忧去职之后，遵循守孝礼制，除服后隐于富春，居田间不出，著书课子，淡于世情，致力游历与写作。康熙十八年朝廷选举博学鸿词，尚书郝维讷（注1）两次遣使，甚至派他的长子郝鼎玉去沧州邀请，他皆笑辞不应。要知道被举博学鸿词，在世人看来，这是很荣耀的事。是年，被举的人选中有傅山、高士奇、黄宗羲、朱彝尊、戴王綸（順治十二年榜眼）、顧炎武、还有紀炅（纪晓兰的父亲）等著名学者，宋公笑而推辞不应。他在离开灵丘赴罗定任前，写给魏象枢的辞行诗中有“侯门只遣衔书鹤，归养惟耕赡族田。”句，已经表露出他日后的取向，推辞不应，就可以理解了。
坚持不再进入仕途，直至谢世隐没亦无记录。这就是我们无法查到他的卒年原因。
官事之余，宋起凤笔耕不辍。清《灵丘县志·艺文志》辑录宋起凤诗文凡二十二篇，诗文各半。民国《沧州志》记载，他一生的文史著述多达四十余种，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传世者寥寥，今天能够见到的就更少了。尤其到了晚年，病魔缠身，可能生活比较拮据，即使是甚有历史研究价值的《稗说》，生前终没有刊刻印行。但是他的散文名篇《核工记》，状物达情，笔调隽永。除了（明）魏学洢的《核舟记》之外，此类文章鲜有望其项背者。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奉为学习的典范。
《乾隆沧州志》评价他：“诗备诸体，尤工长歌，元白之后可与东坡相伯仲”，清代康熙时期尚书魏象枢（注2）赞誉他说：“小史漫追司马笔，大文谁让子云才。”意思是说宋起凤治史颇得司马迁的遗韵，诗文比起杨雄来毫无逊色。这些评价是相当的高。
魏象枢评价宋起凤：“顾以博雅如公，过名山，历大都，足迹几半天下，乃无地不诗，且系之记，大抵察风土之变迁，稽形势之险易，辨物理之淳浇，问民生之疾苦。所在耳而目之者，辄留连不忍去，往往从野老田父断碣残碑得一二语，遂收奚囊，不欲使见之、闻之、歌之、咏之者，失实而无据。”（《宋紫庭诗集序》）
魏象枢还欣然为《大茂山房合稿》做序，由此看出他对宋起凤的欣赏。
大茂山房合稿 宋起凤著
宋起凤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任灵丘知县，清康熙元年(1662)离任，在灵丘任职九年。他到任后，因感于明代县志“数罹兵火，镌本散轶无存”，遂“矢志欲纂辑其成”。决心编纂一部新县志。每当政务之暇，就亲自调查访问，并参考邻近的《蔚州志》、《浑源州志》和《广昌县志》进行编纂，“裒遗言，采遗事，”经过六年拟成初稿。但囿于财力不足，无力雕板，又搁置一年。直到罗森(宋的前任灵丘知县)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升任山西督学道副使，知道其窘况后，“下檄输金，属凤董其役”。宋起凤得到资助，终于完成了有清一代第一部《灵丘县志》。内容包括方舆、建置、食货、秩官、名宦、武备、人物、艺文等五十八纲目。于顺治十七年(1660)初秋付印，《灵丘县志》正式出版。康熙二十三年（1684），宋起凤原本、岳宏誉增订《灵丘县志》面世。有清一代三次修志，直到三百多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县志，也都提到宋起凤纂修灵丘志的艰辛，并都以他的资料为底本。
宋起凤一生喜好雅游，年轻时“出游三晋，身涉目经者，无非高山巨川，层峦汛流……与其地之风土民俗，衣冠事迹，较若掌故。”任罗定知州前已经游历了“如天竺、虎丘、金焦、灵谷、钟阜、蜀冈，噪名吴越间者，……至泰岱、碣石、恒岳、台山……”（《游龙龛洞青岩记》）
他的《游觉山寺》被誉为描写觉山寺游记中三百年来无出其右者。那个时期他还写出《游北岳记》《跋收岳亭后》《蔚州暖泉》《应县木塔》《白马寺记》《溏川栽柳记》《大悲阁记》《半山园记》《井泉记》等文章。康熙三年（1664）《大茂山房合稿》刊刻，散文名篇《核工记》便在其中。
在任罗定知州期间写有《游龙龛洞青岩记》（位于广东罗定）、《游三洲岩记》（三洲岩位于广东省德庆县）以及《游龙龛岩诗》十二首、《十八滩歌》十八首收入《大茂山房合稿》中。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他重要的著作《大茂山房合稿》，就是在罗定整理完成的。
宋起凤在罗定州知州任上曾专程游览位于苹塘的龙龛岩与洞青岩。写下了《游龙龛洞青岩记》。该游记对当时的民俗地理研究甚有价值。其文笔流畅，读来感到身临其境。“峭石数十丈插田间，崆峒偃仰，藓毛籍绣”，称自己“俨身处画图”，他不禁评价道：“世所尚灵壁、太湖、英石类，仅可方其一峦。”他还为元朝倪瓒、黄公望这样的山水绘画大家没有来到这里，看不到如此秀丽的景色而感到可惜。从而发出了：“清福固林下人所宜独厚耶？”的感慨。作为一州首长，他外出时，没有摆排场，唯“迟则恐不获悉山灵胜概也，遂戴星而出。”来到龙龛岩，他“易短后衣，脱帻露顶，寻岩窍而入。”“好奇燋火搜疑窟”，燃起火把一窥岩洞胜景。活脱一幅探险家的模样，完全是个学者在进行细致考察，绝非好奇过客仅仅来看看风景而已。同行者并没有全部像他那样换装进入，只是在外等候。他成为第一位进入龙龛岩实地考察的知州，他为来到龙龛岩感到得意，发出：“岩自柬之游后，世无接踵。余何幸，重来探讨，发古今未发之奇。山水兴人，人之兴夫山水也”。（注：唐名相张柬之曾到过龙龛岩）游兴甚高，回到寓所已经夜半三更了，余兴未了，写下了游龙龛岩诗十二首与此篇游记，喜悦之情跃然其中。文与诗一并收录在《大茂山房合稿》一书中。
曾任第二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大清畿辅先哲传》（《瓜蒂庵小品》，北京出版社，251页）第十九文学传一中，用了共325字记述了宋起凤。足见对宋公的重视。
在已知典籍中，并没有记录宋起凤的具体生卒时间，现根据点滴资料，我们试做个推测。
根据宋起凤的自述，崇祯初年，宋起凤之父与御马监马云程相友善，“先公常携予出入禁苑中，得历观前朝后市诸胜。”，他也在国子监学习过，并得到国子祭酒李建泰的器重，延聘为私塾教师。这样首先可以确定宋起凤出生在明崇祯朝。
（1）据《罗定州志》记载，宋起凤条注释为：已卯中式副榜。查已卯年为崇祯十二年（1639），宋起凤因为他曾经随父进入明皇宫，所以可确认为崇祯已卯副榜。以当时的惯例，对前朝并不提及年号，只以干支称谓。
（2）他天资聪慧，家况富庶，想来应该是二十岁之前能够参加乡试，初出茅庐，可能由于时局的因素，没有再考，只获副榜贡生。年纪不会太大，暂且定在十八岁，推算他是1620年左右出生。
（3）顺治十一年(1654)任灵丘知县，是年约34岁，康熙元年(1662年)离任，是年42岁。
（4）康熙二年(1663年)是年43岁，任罗定知州，康熙七年（1668年）辞官归故里；是年未及50岁。
（5）康熙十二年（1673年），完成《稗说》，是年约53岁。
（6）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郝维讷尚书两次遣使邀请，是年应该已近60岁矣。
此后的记录就是“寿六十七”（《沧州志》乾隆八年1743年版）。没有具体时间，大概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左右吧。
上述推算基本上符合任职的年龄。与他相友善的朝廷大员魏象枢（1617-1687)、郝维讷(1623-1683)两位尚书，他们的年纪也应当相仿。
通过上述，我们看到了一位敬业的基层官员，一位热爱生活的旅行家，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虽仅在灵丘、罗定两地任基层地方官，共计约十四年，任上关心民众生计，极力为地方办事，颇有口碑，两地均给予好评。他还是个旅行家，不仅是名山大川，即使是来到罗定，也要游岩访古。成为第一位进入龙龛岩实地考察的知州。“晚好游，足迹几遍天下。”（徐世昌语）我们可以见到他不少优秀的游记，读之随之神游。他更是位知识广博、学风严谨的学者，在旅行中“大抵察风土之变迁，稽形势之险易，辨物理之淳浇，问民生之疾苦。”“往往从野老田父断碣残碑得一二语，遂收奚囊，不欲使见之、闻之、歌之、咏之者，失实而无据。”（魏象枢语）《稗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研究资料。
主笔编修的志书有《灵丘县志》，著有《大茂山房合稿》、《稗说》、《诗说》、《北京风俗记》、《两都耆旧志》、《治谱》、《参通两极》、《丹旨》、《先进遗闻》、《下学录》、《西都杂记》、《大事记》、《关塞纪行》、《八省游记》、《湘汉纪行》、《田畴农语》《课蔬亭诗删》、《渤隠庐诗集》、《南川草堂杂咏》等书，觉庵诗词二十八卷等，一生写下了数百首诗词。留下了《核工记》《游觉山寺记》《游龙龛洞青岩记》等一批脍炙人口名作。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资料给后人做研究。
相隔三百多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编撰的《灵丘县志》《沧州志》，都提到宋起凤簒修灵丘志的艰辛，纪录了他的功绩。
他的家庭生活，看来也是很美满的，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我们可以从他给妻子长达1426字的《寄内书》中，读到双方如胶似漆缠绵不断的感情。宋起凤妻张氏，以诗名见诸《沧州志》文献志列女传。能够在志上列名有一席之地，足见其的影响力。紫庭公晚年专注教授儿孙，后代也都是“亦雅人高致善于诗古文。”（《沧州志》）
后记：
完成上文后，笔者兄弟二人专程访灵丘，宋公所提到的觉山寺塔已经被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寺院也得到妥善修葺。晚风中一阵梵钟佛号传来，好一处静修之地。在停车场与管理人员交谈中，这位农村来的汉子居然能够述说宋公当年艰辛为灵丘的故事，他说，可惜自己识字不多，县志上的许多字不认识，云云。听到此话，我们十分感慰：一个人所做的善事，数百年过去了，依旧会被人们记住、传诵。宋公所描写的壮丽山川依旧，只是溏河不再咆哮奔流，因为数座河坝截流了滔滔河水。灵丘广场矗立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塑像，两千年来他一直在告诫着人们：善于学习外来文化技术，使自己更加强大。
2017年 丁酉荷月 稿于羊石
（注1）郝维讷(1623-1683)，字敏公，一字端甫，直隶霸州人，顺治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通政司右参议、大理寺卿、户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注2）魏象枢（1617--1687)，字环溪，号庸斋，晚称寒松老人，蔚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顺康年间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作为言官，敢讲真话；作为能臣，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大功；作为廉吏，他“誓绝一钱”，甘愿清贫；作为学者，注重真才实学。后人以“好人、清官、学者”六字，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概括。康熙三十三年（1684）他以病乞休，康熙帝赐御书“寒松堂”。雍正十一年奉特旨入祀贤良祠，有多篇记、文入列《畿辅通志》。
来源：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