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第八、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教授；现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50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翻到了一叠内部发行的叫做文史资料的出版物。对我来说，这是十分新鲜的此前没有接触过的读物。作者多是有点来历、在书报上出现过的人物，其中所写， 是他们对某一历史事件、某位历史人物真实、具体的记述。这种东西称为文史资料，却不同于档案史料或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文字材料，也不同于史家、著者所撰写的历史读物、历史教科书或史学专著、论文。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初次涉猎者，我读文史资料所获得的感受，是读到了许多在别的书本上读不到，或者别的书本上提到过但并未展开的内容。文史资料大大扩展了我的阅读视野，对许多历史情况，我是通过读文史资料，才得到较为完整和较为鲜活的印象的。我的体会是，读文史资料同读档案史料、读旧报旧刊及读其他历史材料一样，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应做的功课。
参加工作后，我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重点是做广东地方党史征研工作。在较长的时间内，我是文史资料的一名阅读者，后来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参加了文史资料的若干征编工作，退休之后，还被聘为文史资料研究专员，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算得上有点缘分。回首往事，亦有历历难忘之感。
我读文史资料及参与文史资料征编工作，有如下几点感识或体会。
一、认识历史的一扇窗口
在传统的史料中，不乏杂史、别史、逸史、稗史之类，并有大量的掌故、轶闻、笔记一类私家撰述。那些东西，虽然亦各有不同的史料价值， 然而与政协系统征编出版的文史资料相比，仍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那些东西“三亲”的成分并不多，其中的撰述，很多不是作者的亲历、亲见和亲闻，而是出自蒐录或传抄。这与政协组织和推动的以存真存实为主旨的文史资料撰写，不可相提并论。
1959年4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委），专门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对文史资料的撰写，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一是“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二是“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和“有史料价值”；三是“撰写材料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中心思想是真实具体、不拘观点和各存其是，这对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后，在最初的几个月内，收到的稿件就逾200万字。1960年1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65年12月，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文革”之前，广东省政协出版《广东文史资料》21辑，广州市政协出版《广州文史资料》16辑。从1978年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继续出版，《广东文史资料》和《广州文史资料》亦随之继续出版。1980年开始，中华书局又将“文革” 前出版的55辑《文史资料选辑》重印发行。由此可见，政协组织和推动的文史资料工作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许多饱经风雨沧桑、阅历丰富的人士，都有将自己的经历见闻写出来，付诸史乘，传诸后人的愿望。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为社会各界所认同，可谓撰写者积极，阅读、使用者众多。
文史资料的撰稿者，有晚清耆老、北洋闻人、孙中山周围的人物， 有民国政要以及军界、商界、企业界、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人士，有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践行者，有革命运动的先驱、爱国民主党派的骨干，有地方士绅、社会名流、行业巨子，有黄埔军校各时期的教官和学生；还有情报系统、特务圈子中的人物；如此等等。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某种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扮演过不同的角色，起过不同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和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了创造历史。俗话说，读其书，如见其人。读这些人所写的文史资料，如同与各种历史人物见过面，进入他们活动的时空，与他们对过话一样。这种在读文史资料时感受到的历史贴近感，在阅读别的书本时往往不容易感受得到。
现实与历史隔着时间的屏障，我们很难越过这道屏障而回到历史的现场，然而，很多历史资源仍然是可以得到的。通过读文史资料，便可以大大扩展历史信息的来源，从而拉近与历史的距离，努力贴近历史，更多地深入历史生活的内部。世人对历史拥有知情权，更需要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的滋养。文史资料之所以受到历史工作者普遍的重视，并在社会上拥有众多的读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文史资料为世人打开了一扇认识历史的窗口。在政协的组织推动之下，文史资料园地硕果累累，从存史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说是以往历代历史学家未曾遇见过的现象，蔚为史学领地上的奇观。
二、将史事从记忆状态转变为叙述状态
文史资料为非虚构写作，贵在存实与存真。文史资料工作开局时， 再三强调必须真实。《文史资料选辑》之“发刊词”仅有1500字，当中有5处提到文史资料撰写的内容必须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与见闻”，可见编者将“真实”二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实际上是将真实作为文史资料撰写的唯一准则。就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来说吧，该辑收录了11篇文章，主要的几位作者为何基沣、戈定远、邓哲熙、翁文灏、楚溪春、梁漱溟、金汉鼎、叶恭绰、张国淦等，均为名重一时、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文中所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实况、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之内情、1937年出访英国德国和苏联的回忆、民国初年政坛的见闻、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等，分别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信以传信，疑则传疑，秉笔直书，写在纸上的，是实打实的历史情况。
文史资料之中，不乏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度观察之作，但文史资料并不是概念化、抽象化的文字，而是有具体的情节，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并有很强现场感的历史叙事。《广东文史资料》第一辑罗翼群所撰《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纪略》，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揭示孙中山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具体经过的材料，是罗翼群作为孙、陈之间的传话人，作为重要知情者的第一手实录。
《广东文史资料》第八辑莫雄所撰《由同盟会到蒋政权四十年政海亲历散记》记下了莫雄在那一特定时空点上的独家见闻。
在历史工作者看来，历史叙事之中，有特定时空点之素材为第一类素材；有特定时间段或特定时空段之素材，为第二类素材；无时空限定的素材为第三类素材。以上罗翼群所述，有特定之时空段，应属第二类素材； 莫雄所述，有特定之时空点，应属第一类素材。此外又认为，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基本原则，言之有据为硬指标，言之成理为软指标。阅读文史资料，可以从中发现各类不同的历史素材，找到符合硬指标或软指标的各种记述。
文史资料之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高度隐蔽，罕为人知的，如《“革命青年励志团”和“贯一社”的始末》（刊于《广东文史资料》第二辑）， 就属于这一类。其笔触所及，深入历史生活的内部，揭示了不少不为局外人所知的内情，亲缘性、隐秘性很强，值得研究蒋介石及其“黄埔系”者重视。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而史事，有许许多多是未留痕迹的，仅仅存在于亲历者、知情者的记忆之中。如果不经过叙述（口述或笔述），这一部分史事将永远沉睡着，并将随着亲历者、知情者记忆的消失而逐渐消亡。只有经过叙述，这一部分史事才能为世人所认知。文史资料的撰写，正在于激活亲历者、知情者的记忆，将史事从记忆状态，转变为叙述（文本） 状态，从而让史事得以浮现，得以保存，为史学工作者及各类读者所认知。文史资料撰写的意义，毋庸置疑。
三、文史资料的作用不仅在于存史
《文史资料选辑》“发刊词”指出：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远未完备。因此，应当重视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文史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证明或证伪史事，其存史价值为学界所公认。然而，文史资料的作用不限于此， 文史资料中的许多篇章，对一般读者同样是有吸引力的，是适合于各界读者阅读的。
例如，包尔汉所撰《新疆回忆录》（部分内容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写了新疆百年来方方面面的情况，涉及大量的历史事件、众多复杂的历史人物，笔端潮起潮落，风起云涌，文字生动流畅。这一类在一般的书报中很少读得到的涉及边疆及少数民族情况的文史资料，还可以列出很多，是知识性、可读性兼而有之的读物，对读者当然是有吸引力的。文史资料写到的许多情况，特别是某些事件复杂的演变经过，某些人物一生风云跌宕的经历，还有，关于名校、大报、名师、名医、各种文化团体、各个艺术流派、各类文化名人、古村落、老商号、古刹、高僧、名尼、传教士的情况等，历来不乏热心关注之人士，有关的文史资料拥有大量（并非仅仅史学圈内）的读者。文史资料信息多，涉及面广，写到了各地方的世情、民俗、社会风尚及各行各业状况，包括历史上各地的赌风、娼妓、灾情、匪患、械斗、乞丐、讼棍、刺客、大天二、自梳女、江湖百态、奇案冤案等，其内容亦广受关注，不少从事地方工作、民政工作、文化工作、文艺创作和传媒影视工作的人士，都要参阅这些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的撰稿者，社会阅历丰富。他们在写自己的亲历与见闻时， 往往会将自己数十年来为人处世的经验体会，将生平的种种感悟，将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寄寓于他们的文字之中。这样的文史资料，不但有知识、信息的含量，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这样，读文史资料，就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教益与启迪，获得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的滋养，而不仅仅在查找资料、写论文、做课题时才用得着。正如《文史资料选辑》的“发刊词”所说：“老一辈的人把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对于没有体验过旧社会的种种苦难和艰辛的年轻一代来说，也是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的。”
四、广东是文史资料大省
从1998 年起，我开始参与政协工作，曾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从文史资料的阅读者，变成了文史资料工作的参与者，主要是参与了文史资料存稿清理的若干工作。具体工作虽然做得并不多，但亲历其事，值得一提。
1999年初，受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委托，我赴京参加全国暨地方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会上听到的信息，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展以来，全国政协共征集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已出版的只是小部分，大量仍然堆积在库房里。全国政协文史委负责人说，对库存史料作过“探矿式” 抽查之后，认为存稿的价值甚高，应立即组织整理和出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讲话中，指示各地政协要大力做好文史资料存稿的清理工作，让文史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
遵照上述部署，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对本会的文史资料存稿，开始着手组织整理。据粗略统计，历年来广东各级政协征集而未经出版的文史资料文稿，约有2600多万字，内容大体包括：（一）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二）国民革命、广东战争、北伐战争、华南抗日战争；（三）民国广东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状况；（四）广东政坛、军界、商界和文化界名人；（五）华侨和港澳等。可见，广东文史资料存稿数量相当多，内容丰富，并有鲜明的广东地方特色。经过数年的努力，省政协整理编辑了《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6卷，共370多万字，于2004年公开出版。广州市政协也整理编辑了《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0卷，共276万字，于2008年出版。
与此同时，鉴于“文革”前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21辑，《广州文史资料》16辑及各地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均为内部出版物，价值甚高而存量极少，大有即将散逸之虞；“文革”后广东省及各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亦有统一编排的必要，广东省政协遂又计划编辑《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丛书，将上述文稿整理之后重新出版。《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编6卷，下编6卷，全书共625万字，业于2008年编迄，交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广东历史地位重要，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过大量彪炳史册的人物。毫无疑问，广东是文史资料大省，而文史资料是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应大力加强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
五、文史资料工作未有穷期
有的人对文史资料似乎存有偏见，谓其有主观成分，内容不够确实， 因而不值得读。对此，我不敢苟同。前面说过，文史资料工作起步时，就强调拟稿者所写内容必须符合“三亲”标准。为保证文史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又提出作者可以“不拘观点”“不求全面”“各存其是”。所谓“不拘观点”，是只要求作者提供真实具体的史料，而不要求按政治正确的观点来评判史事；“不求全面”是要求作者只写自己最熟悉的事件和人物， 而不必面面俱到；“各存其是”是允许所写的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鼓励作者“毫无顾虑”“秉笔直书”。这说明，写真实不只是一般的号召，而且是在许多方面给予了保障的。文史资料工作开局之时，因周恩来的号召、倡导，写作条件较为宽松，撰稿者拥有丰富的记忆资源，当时很多人的记忆状态比较好，心理状态也较好，他们所撰的“三亲”史料，可信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因此，笼统说文史资料的内容“不确实”而加以排拒，那样做是不可取的。
当然，个人的经历、见闻有局限性，不同人所写的回忆录亦带有程度不等的主观成分，并有时代影响的痕迹，这是应当承认的。人谁没有局限性呢？作为人脑的产物，哪一种写作没有主观成分？哪一个文本没有时代影响的痕迹呢？史料就是史料，史料并不等于史学，只有经过史家之手， 史料才能变成史学。我们可以唯事实是问，但难以要求史料十全十美、纯之又纯。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只能是努力提高鉴别史料的能力， 细心发幽现隐，辩难析疑，匡误正谬，在“考证”二字上，多下工夫。
“三亲”史料，代有赓续。无论哪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三亲”史料，都不乏“三亲”史料的撰稿者，只要这种史料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并且是迄今未为人知的。故历史前进了，以征编“三亲”史料为己任的文史资料工作，不应终结。时至今日，关于激活人脑的记忆，将史事从记忆状态转变为叙述状态的作业，已有了一个新名词——口述史，并使用了录音、录影工具，还提出了相关的访谈规则，不断将这一作业做得更规范，更精细，更具有专业水准，更符合求真求实的原则。这也说明， “三亲”史料的征编不但不会终止，而且将会随着史学和科技的进步，开拓出更为宽广的前景。
来源：《广东政协忆事（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