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山海关沦陷，在日军枪炮与轰炸的环伺下，故宫文物危如累卵。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作出了艰难的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南迁。这批文物共有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
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2118箱故宫文物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自此，文物跟随着故宫人踏上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迁徙路途。故宫人凭借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喊出了“人在文物在”的悲壮宣言，以文弱之躯扛起了保存文化血脉的重任，在战火纷飞中实现了世界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迁徙。
第一批南迁文物箱在太和门前广场集中。
今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写下了一部厚重的《故宫文物南迁》，记录了这段峥嵘岁月。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故宫文物南迁》。
作为新一代故宫人，他如何看待文物南迁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他有怎样的启示？本期“大家访谈”专访祝勇，跟随他走入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中的更深处。
“老一辈故宫人，誓与文物共存亡”
南方+：您一直研究故宫内的文物，如故宫里的书画等，是什么契机让您对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产生兴趣？为什么？
祝勇：这段历史是故宫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010年，故宫博物院发起了“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那时便有学者专家留意到这个话题了。
到了2019年，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为首席专家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学术项目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有幸担任其中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次年我和几位学者跟随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实地考察南迁路线，这些工作经历，让我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感兴趣。
祝勇实地考察故宫文物南迁路线，途经上海四行仓库。祝勇 拍摄
此外，2025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100周年纪念。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故宫文物自1933年开始南迁，到1958年陆续回京，整整用了25年时间，占据了这100年间的四分之一。这是世界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迁徙，影响持续至今。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整地叙述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南方+：当时提出把故宫文物迁离北京，持赞同或反对意见的人都不在少数，您如何看待这两种声音？回看结果，您是否觉得利大于弊？
祝勇：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各不相同，当时有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认为，这些文物是封建王朝的映射。事实上，故宫博物院业已建立，清宫旧藏117万件文物归国家所有，开始向大众提供服务。那时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担忧，文物离开北京，会瓦解军民的抗日斗志。
但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从火烧圆明园、东方图书馆被炸毁、沈阳故宫及所藏文物被日军控制等事件中，吸取了惨痛教训，文物损失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于是，理事会成员力排众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从结果来看，这个决定使得掌管文物的主动权尽可能地握在自己手里，进而保护了大量文物，延续文化命脉，堪称未雨绸缪。
文物播迁经过路线。
南方+：据您考察，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祝勇：几乎处处都是困难，看似不起眼的文物打包就是其中一个。不同类别的文物有不同的保存方式，要确保文物在颠簸的迁徙中完好无损，难度是非常高的。经费也是一个难题，在故宫文物南迁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经费不足的窘况，辗转到西南后更是如此。
当然，最大的困难还是交通工具的匮乏，一开始政府还调拨了火车，可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尤其是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爆发后，机关、学校、工厂、军队等都在从东部向西部撤离，交通工具变得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会出现“千军万马抢一条船”的情况，交通工具成为南迁过程中的“紧箍咒”。当时马衡院长等故宫人要在这般极端的条件下寻找交通工具，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力气。
竹排载文物卡车过河。
南方+：老一辈故宫人对文物的付出让人动容，您在考察这些资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深的感触？
祝勇：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靠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得靠人。试举一例，南迁的文物总共有1.9万多箱，除了故宫的1.3万多箱，其他是颐和园、中央研究院、国子监等机构的文物。在撤离南京时，有2000多箱文物没能来得及撤出，故宫的前辈并没有丢下文物自己去逃生，而是选择与文物共存亡，他们到最后的时刻，都还在寻求文物撤离南京的可能性。
我在写书时，翻遍资料也查不到他们的下落，估计凶多吉少。这种用生命来守护文物的精神十分悲壮，非常打动人。老一辈故宫人，不像战士那样轰轰烈烈，前赴后继，而是以一种细致、专业的精神，日复一日地劳动，默默无闻地坚守。
例如，当文物抵达贵州后，故宫人的生活条件愈加艰苦，米饭里头都有很多虫子和沙子，但没有人选择放弃。在他们看来，只要战争不结束，使命便没有完成。
“查找故宫文物南迁的资料就像盖房子”
南方+：刚才也提到，关于文物南迁的史料可能不那么细致和充分。您在考察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受到资料缺失的困扰？
祝勇：《故宫文物南迁》是非虚构的，它必须建立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才能把历史框架建构起来。这段历史的资料的确非常零散，就像盖房子一样，需要一块砖一块砖地码起来。所幸故宫博物院的档案科里保存了大量资料，不过它们不是按照故宫文物南迁的编目排列的，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档案中，所以查找的过程仍然像大海捞针，大浪淘沙。
祝勇近照。潘石屹 拍摄
此外，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等学者写了不少关于文物南迁的文章，为这本书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在前往各地考察时，我也格外留意当地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例如在上海图书馆，我从民国报纸中找到了不少关于文物南迁的报道——什么时候文物抵沪、什么时候抵达南京，途中办了什么展览，马衡院长发表了什么讲话……通通都有记录，它们弥补了之前我们没有关注到的一些史料内容。
南方+：听说您最近在写小说，接下来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祝勇：写小说和写非虚构作品不一样，写非虚构时，我通过实地考察、查找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慢慢将历史的真实搭建起来。但是搭建以后发现，对这段历史的阐释还有非常宏大的叙事空间，我感到意犹未尽，便想通过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原安达森洋行）。中共重庆南岸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把肩负艰巨使命的故宫人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空间里，并把文物南迁的历史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民族史诗当中，展现出更加广阔的抗战图景。
这部小说是三部曲，大概一百万字，目前我已完成了前两部，估计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我从1931年开始写起，主要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叙述中国文物在近一百年间辗转的命运，从而彰显中华民族百年来壮阔的奋斗史。我非常期待能够完成它。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