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史料与新视野：中国传统戏剧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采取线上及线下方式举行，海内外5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在研讨会致辞中表示，一直以来，中山大学中国戏曲研究团队对新史料、新视野和前沿问题的关注已经构成了一个自觉的传统，他们在坚持戏曲文本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不仅扎根在历史深处，也脚踏着现实大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戏曲学科的发展方向。中山大学对文科的要求是“入主流，立潮头，走出去”，要“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他认为中山大学的戏曲学科已然达到这一高度，可以从中总结出戏曲研究的“中大学派”和“中大精神”。
羊城晚报：史料是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次传统戏剧研讨会成果中，“新史料”是如何定义的，有何新发现？
黎国韬：我所理解的“戏剧史料”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了戏剧文献史料，文物与图像史料，还有口述史料。至于本次会议提到的“新史料”，也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其一，戏剧史研究者亲手发现的材料，别人从未使用过；其二，并非戏剧史研究者所发现的材料，但却是首次被运用到戏剧史研究中来；其三，虽曾被戏剧史研究者使用过，却被赋予了全新意义和价值的戏剧史料。
本次会议共提交论文95篇，其中多篇论文都发现了新史料，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这些史料，从而为中国戏剧史研究作出了新贡献。此外，也有一些论文讨论了如何发现、辨析、整理、运用新史料等问题。
羊城晚报：本次研讨会聚焦中国传统戏剧前沿问题，突出“新视野”。何谓戏剧研究的“新视野”和前沿问题？
黎国韬：所谓“新视野”，是为了举办会议方便而提出的一个相对粗略的讲法，概指一切运用新方法、采取新角度、借助新理论、基于新概念、针对新现象等而进行的戏剧史研究。
一般而言，运用了新史料、展现出新视野的研究，甚至同时兼具两者的戏剧史研究，很难不被视为前沿研究。另外，一些特定的新问题、一些具有特殊价值的研究论题，也应列为戏剧史的前沿问题。如果从纯学术的角度而论，“中国传统戏剧形态研究、《全明戏曲》的编纂、《全清戏曲》的编纂、海外珍稀剧本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早期戏剧史料的辑录整理和研究、重要戏曲文物的发掘和利用”等，均可视为目前整个戏剧史学界的重大前沿问题。
羊城晚报：现在的戏剧研究和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什么不同？
黎国韬：传统的戏曲研究比较偏重元明清三代，比较注重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比较注重戏曲作品的研读和戏曲作家的考论。而现在，戏曲研究在各个方面均已得到拓展。比如前些年，北方好几位知名学者提出戏曲研究的“向下一路”，大旨是要关注清代中期以来兴起的花部戏曲，关注近年来陆续发现的一大批近现代戏曲史料，进而研究近现代戏曲和花部的关系。
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路，但不是唯一出路；与之相呼应，我在2017年的一次全国性戏曲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了“向上一路”，大旨是要关注中国早期（先秦至两宋）戏剧史的研究，关注中国戏剧的起源、渊源、形成、形态等重大问题，希望在此基础上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戏剧史》。
无论是“向下一路”还是“向上一路”，都是想拓宽戏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使这一学科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羊城晚报：您在学术总结中呼吁建立“中国戏剧史料学”。戏剧史研究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基于戏剧史料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提倡戏剧史料学研究？
黎国韬：虽然学界在研究戏剧史时或多或少都运用到各类史料，但还不是严谨的学科建构或者理论建构，我之所以倡议建立这个学科，大概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过往也有学者提出“戏剧史料学”，但只是零星口号或简单陈述，并没有系统、完善的构思；不少学者甚至将戏剧文献等同于戏剧史料，这更是明显的误解；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的概念予以澄清，并将基本的范畴界定出来。
第二，曾有学者分别倡议建立“戏曲文献学、戏曲文物学、戏曲口述史料学”，但这些倡议和相关探讨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想借戏剧史料学的建构，把史料学中的三个基本分支学科也逐渐完善起来，从而为未来的戏剧史研究提供帮助。
第三，我对于史料比较敏感，这应该源于我曾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有过两年博士后工作的经历，这段时间我接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史学训练，所以建构戏剧史料学其实是
羊城晚报：中山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重镇。中大戏曲研究的传统对当下中青年研究者有怎样的启示？
黎国韬：一个学术团队能够长期持续发展，我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
第一，要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并且稳定地传承下去。比如戏曲文献整理一直是团队擅长的领域，现在新入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仍须接受戏曲文献校勘和注释的训练；又如近三十年来，团队所有师生一直坚持隔周研读古籍和评议论文的活动；这些对于下一辈学人打好基础，是有明显帮助的。
第二，在学术上必须代代创新，并保持较高的研究水平。比如团队的开创者王季思先生，是以《西厢记》研究和《全元戏曲》编纂而蜚声学坛的；另一位开创者董每戡先生则写出了《中国戏剧简史》《说剧》等名著，是戏曲形态学的先行者之一。
到了团队的第二代，核心人物有黄天骥、吴国钦、黄竹三等先生，他们编撰的《全明戏曲》《潮剧史》以及戏曲文物研究等成果，是对上一代的创新和突破，并一直屹立在学术界的前沿。到了团队的第三代，核心人物有康保成、黄仕忠等先生，康老师是古代戏剧形态学的集大成者，仕忠老师则是海外戏曲俗曲文献搜集和整理的权威，这也是对上一代的创新和突破。正是由于代有创新，团队才能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第三，要有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这是团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正是会议开幕式上康保成先生所说的：“中山大学古代戏曲专业有一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学术队伍。”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