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关键转折。这一年，二战期间最强的重型轰炸机B-29问世。8月底，美军将领亨利·阿诺德提出“马特霍恩”计划，意图通过轰炸日本本土摧毁其战争能力，迫使其投降。
中国西南的成都平原成为理想的航空基地，但当时的四川没有现成可用的机场。
成都新津机场启动紧急扩建，20余万四川民众不分老幼踊跃参与。很短时间内，新津机场扩建完成，成为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
1944年6月15日，“马特霍恩”行动正式开始，从四川起飞的B-29机群直扑日本，摧毁日本九州大村的飞机工厂和八幡钢铁厂。
抗战期间，四川共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仅成都地区就动员150余万劳工，完成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机场工程，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而四川人民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
战时的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优先保障前线军粮。
自1941年起至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10238万石，占全国征粮总量的三分之一，意味着战场每消耗3石粮，就有1石来自四川。
自贡作为“千年盐都”，在沿海盐区沦陷后成为大后方食盐保障的支柱。1939年至1941年，日军对自贡实施“盐遮断”轰炸，企图切断盐供应。盐工们在轰炸中坚持生产，甚至以身体保护设备。战争中自贡盐业通过调整复产，1941年仍保障川渝60%的食盐供应，全民族抗战的8年间累计产盐1080万吨，相当于战前八年全国总产量，盐税占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
自贡人民还积极响应“献金救国”。盐商主动降价供应，“军盐半价、民盐保本”，工商界累计捐款1200万元法币。全川献金总额超过10亿元法币，有力支持了滇缅战场、驼峰航线及将士们出川作战。1941年至1945年间，四川财政贡献约占全国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成都“努力餐”餐馆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老板车耀先身为共产党员，以餐馆为掩护，为进步学生、工人提供廉价或免费餐食，并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大后方民众救亡热情。
1940年，宜宾李庄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字电文接纳内迁的同济大学。此后六年，李庄共接待十余家学术机构、超12000名师生学者，与成都、重庆、昆明共同成为西南抗战文化的重要中心。
全民族抗战期间，四川共接纳48所高校内迁。华西坝汇聚金陵、燕京、齐鲁等五所大学，联合办学、坚持科研，开设医学、农学、工程等战时急需课程，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许多师生更奔赴延安或前线，直接参与抗战。
东部沿海工厂内迁也使四川成为战时工业中心。尽管日军对四川工业区进行重点轰炸，但这些工厂坚持生产，展现出中国人民“愈炸愈勇”的抗战精神。 四川人民以坚韧、奉献与团结，深刻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为抗战胜利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来源：CCTV-4《国家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