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日学生归国运动和五四运动归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旧两个时期。留日学生归国运动与五四运动有密切的联系，有共同的背景、敌人、先锋力量，但两者的指导思想、斗争目标、参与阶层、影响范围、历史作用等明显不同。
【关键词】中国留日学生归国运动；五四运动；联系；区别
100年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18年发生了中国留日学生归国运动，1919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两次爱国运动如洪钟大吕，继辛亥革命之后，一次又一次震响于古老的中华大地，影响于国际万邦之间。仅仅相距一年的这两次学生爱国运动，在时间、内容、形式上都接续得很紧，两次运动的不少地方是相同的，但更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以至于后人将它们分别归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旧两个时期。对两次运动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异同，对于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一、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发生和结果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亚洲近邻日本的欺凌，更是引起中国青年的敏感和义愤。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就发生过多起由留日学生首先发动的、争取民族和政治权益的风波。例如1915年，为抗议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噩耗既布，义电交驰”，中国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为其撰文《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集会抗议，并组成归国请愿团，开展救亡活动。1918年春的留日归国学生运动，就是此类斗争的自然延续。
（一）运动在日本发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为之震惊，防俄如防川。1918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与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交换了以苏俄为敌的“共同防敌”照会，并决定两国政府将签定《中日陆军军事协定》及《中日海军军事协定》。日本希望通过中日“同盟”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政府则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巩固其统治。1918年4月，这一密谋为国民党知晓，《民国日报》报道了中日两国政府准备签定协定的消息，并发表了呼吁国民起来反抗的社论。日本报纸亦披露了中日交涉新闻，因而引起了留日学生注意。4月下旬，一些留日学生开始散布传单，在《警告大中华国留日学生全体文》中呼吁“倭奴之野心!!! 亡国之惨祸!!! 诸君，其速归祖国!!! 速救祖国!!!”。5月3日，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学校留日学生实行罢课。5日，中国留日各校各省代表召开联合会，决定正式成立团体，并通过纲领：“一、本团定名为‘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二、本团团员皆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三、本团由各省同乡会长或其代表及各校同窗会会长或其代表组织之；四、本团举干事长副干事长各一人；五、本团分下记之五部：（1）文书部、（2）服务部、（3）会计部、（4）招待部、（5）纠察部；六、归国办法由各省同乡会长及其代表统率之，一致归国；七、各省各校先派四人以上，半往北京，半往上海，命名为先发队；八、先发队出发日期为五月七、八日；九、先发队旅费，由本人或各省各校自筹”。不久，由于日本警方对罢课学生的暴力驱赶，留日学生更决定全体罢课归国，以示抗议。据日本警视厅5月15日调查资料，东京36所大专院校，中国留学生共2783人，罢课者2680人，占全体留学生总数96%强。据中文资料统计，当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约有3548人，5月17日报载，留日归国学生到上海的有1400余人，20日，归沪者已达1700多人。其他还有到北京、东北、广东、云南等地进行宣传和串联的，合计近3000多人。留日学生集体归国的数量和比例前所未有。（二）归国后的主要活动。在留日罢课归国学生气势日盛的情况下，中日当局仍置若罔闻，5月16日和19日《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先后签定，协定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中日两国各派遣其军之一部，对于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各取军事行动——期指挥之统一及协调圆满起见，行动于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袁世凯时期签定的二十一条中日本未能得到满足的条款，通过这个协定又部分地得到实现。
归国学生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
一是统一领导，八方联络。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设立本部，另在东京、北京、天津及各省设立了支部。创办了宣传救国主张的刊物，并与北大许德珩等学生取得联系，发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国民救亡会等团体。
二是集会示威，向当局请愿。经过商议，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法政专门学校等大中学校学生两千多人，结队齐集新华门北洋军阀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强烈要求废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当场有一名学生写下血书：“条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青年学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帝罢课游行。开始副总统冯国璋不接见学生代表，到中午12时多，冯才出来，训责学生不宜干预外事，声称《协定》条件并无丧失主权之处，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由于学生们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准备不足，只听了《协定》冠冕堂皇的外交词令，就在没有实现请愿目标的情况下，返校结束了罢课，这次游行请愿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
三是要求公布《协定》全部内容。“五·二一”请愿后，留日学生代表继续上书，要求出示协定内容并废约，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地各界人士，包括军政长官也都要求政府公布协定内容。经过数次拖延，5月24日，当局代表出示了陆军《协定》正文，但附录不予出示，5月25日下午，出示了陆军协定正文及附录四件。但对于学生代表查看海军协定正文及附录的要求，北京政府始终没有答应。（三）运动的低落和结束。由于北洋政府、警察厅、教育部的一再拖延和施压，又由于学生家庭、经济和社会支持的减少，有组织的留日归国学生救国活动逐渐难于支撑和持续开展。8月以后，除少数学生另择国内高校或赴欧美他国求学外，留日学生大多数忍辱负重，又重返日本复课。10月留日归国学生的拒约运动悄然结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勾结，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特别是到新华门前的请愿，是中国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请愿活动，是中国人民的一次反日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干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运动威胁了日本进攻苏俄的意图。这次运动打击了国内封建军阀势力，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新的觉醒。
二、留日学生归国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联系
一年之后，1919年5月，在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其规模和影响更是前所未有，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的过程、作用和影响历来是历史学界反复研究的重点，也是宣传教育部门向青少年传授的重要知识，更是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的中国青年的节日。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对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半年以后，他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明确地将五四运动定性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对于五四运动的过程和意义既有研究已经很充分，本文不再赘述。通过历史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留日学生归国运动与五四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一）两次运动有着共同的国际和国内背景，都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由此产生的新兴阶级眼界更加开阔，能力更加壮大。中国的先进分子过去都是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楷模，现在他们有了新的选择。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宣告废除沙皇俄国同其他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各种特权，表示了对被压迫民族的友好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俄国革命局势的稳定，国内舆论亲俄的态度也日渐明晰。1918年4月出版的《劳动》杂志第1卷第2号一篇文章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与18世纪法国革命相比，“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本质上的区分。他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文章中预言：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热情地欢呼：由今而后，到处所见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中国的知识青年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在1918-1919年间，是基本一致的。而当时的北洋政府与民意背道而驰，以国家主权为抵押，在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向日本借款5亿元，用于军费开支，并同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派遣一支部队到贝加尔湖地区参加作战，与日军沆瀣一气，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二）两次运动直接针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一直怀着复杂的心情，本想拜师学艺，留日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但结果“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日本帝国主义屡屡发动侵略事端。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合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日本弘文书院的留日归国学生黄日葵在《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础》一文中，列举了自1915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指出只有日本放弃对外侵略政策，废除与中国、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才能保持东亚的永久和平。文章还提醒人们注意，不能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会来帮助实现所谓永久和平，想依赖他们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也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得无厌，企图借巴黎和会瓜分更多的在华利益。因此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初期，与日本有联系的军阀官僚、亲日派、日货，都成了青年学生重点、直接攻击的目标。（三）两次运动的先锋都是爱国的青年学生。有知识的青年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状况，生活在国外的留学生更是消息灵通。这些充满爱国热情、血气方刚的青年，成为这两次爱国运动的先锋。周恩来、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李达、李汉俊、黄日葵、许德珩、王希天都是在校的20出头的青年学生，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运动“总司令”一级的领导者，也不过三十多岁。他们通过群众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逐渐地增长了斗争的经验和才干。（四）两次运动都采取了集会、请愿、游行的形式。反对“中日协定”运动一开始，留日学生就在日本组织了集会游行。回国后，虽然人员分散，但仍然发动一千多人，有组织到北洋政府所在地新华门前请愿示威。五四运动更是发动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到东交民巷、东单等地示威，最后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表示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正义之情。（五）两次运动都组织起社团和全国的领导机构。在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运动中，北京的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了“北京学生爱国会”，并派代表到南京、上海等地联络，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的总部设在北京，许德珩、邓中夏等成为该会负责人。五四运动中新潮社、国民社、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更是成了学生运动的领导中枢。正因为有如此多的联系和共同点，所以历史学家通常把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看作是五四运动的预演，把五四运动作为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继续和升华。
三、五四运动和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区别
在看到事物相似的一面、看到历史继承、发展、渐变的时候，更要看到事物的相异的一面、看到历史前进和突变。那么，留日学生归国运动和五四运动这样时间和内容上如此紧密的学生爱国运动，为什么会成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呢？分清两次运动的异同，将有益于我们加深对五四运动作用和意义的理解。
从两次运动的指导思想、斗争目标、参与阶层、影响范围、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五四运动和留日学生归国运动有以下区别。（一）五四运动高扬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所以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爆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以为今后世界的秩序是“公理战胜强权”，不曾想战胜国的主权和领土还要被瓜分。1919年1月27日，巴黎和会在讨论对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涉及到中国的胶州湾问题。中国代表要求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力直接归还中国，但遭到日本代表的坚决拒绝。4月30日，英、美、法3国最后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即第156条，德国将“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3个月内移交日本”。上述条款完全牺牲了中国的利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国人寄希望于美国的调处，最后也不了了之。至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完全失败。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会议，得到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因此，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已经不仅是反对直接欺凌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包括了自1840年以后的所有西方列强，他们和日本都是中华民族的敌人。通过巴黎和会的过程，中国人更清楚地看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德国、日本的权益的更迭，都是中国利益的丧失。五四运动与留日学生归国运动比较，反对的不仅只是一个涉华的具体条约，而是认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问题。五四集会游行时影响巨大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五四运动不仅反帝，而且反封建，反对腐朽的、卖国的、封建的政府。与留日学生提出的“不干预内政”的口号不同，五四当天学生们就明确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第一次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这一斗争，民主和科学的方向、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更加显现，更加深入。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都反映了学生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官僚的强烈愤慨。（二）五四运动的斗争方式更加坚决、彻底和不妥协。五四运动的胜利打破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一度出现的沉闷气氛，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两次运动的前期、缘起姑且不论，只就斗争高潮时的表现形式，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一是在总统府新华门前的温和的请愿，苦苦的等待、乖乖听取官方的解释，然后平静地散去。一是在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向东交民巷进发，向外国公使陈词，向世界各国表示中国人民的诉求。东交民巷西口被阻后，学生队伍折回往北，经东长安街、东单米市大街、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处。沿途，他们在闹市区呼喊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誓死力争”“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散发传单和宣言，进行政治性的抗议游行。许多民众也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宅铁门紧闭，内外警察林立。学生们将标语、纸旗纷纷投掷院内，北高师学生匡互生等砸开围墙上的窗洞，跳进院内，打开大门，示威学生像潮水般地涌了进去。曹汝霖慌忙躲入暗室，未被学生找到。正在曹宅未及藏匿的章宗祥被学生认出，挨了一顿痛打。而后学生放火烧了曹宅。过程如同当时北大被捕学生许德珩诗中所云“为雪心头恨，今日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表现出他们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大无畏的精神。（三）五四运动中，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程度是空前的。和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运动主要是青年学生发起和参与不同，五四运动已经扩大为有广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已经不仅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主要限于思想、文化的范畴，它已经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行业上看，它动员了工农商学兵。青年学生是先锋队，但他们还不是主力军，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而爆发五四运动时，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以上。手工业、运输、雇工等非产业工人更有4000万人之巨。这是中国社会一支最有生命力的力量。因为有1919年6月3日上海工人阶级的参加，各地罢工罢市的实现，才迫使军阀政府罢免了曹、章、陆，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地域上看，它席卷了东西南北大小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济南、嘉兴、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等。从时间上看，它一直延续到7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签字，运动取得胜利为止。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正如张闻天总结所说：“五四运动要算是行将到来的中国大革命之序幕。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四）五四运动是一次广泛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为思想解放开了绿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先进思想的接受和传播，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高潮。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杨匏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11月至12月）、李达《马克思还原》（1920年12月）、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等文章著作先后出版，人们开始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问题、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又经过实践的培养和锻炼，一大批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青年在崛起。通过五四运动，从学校、社团和期刊社中涌现出许多年轻的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尽显风流，成为了以后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的推动者、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董必武、蔡和森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五）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结果鼓舞人心。留日学生归国运动虽然起点高，声势大，但是它夭折了，没有实现阻止《条约》签订的最终结果；而五四运动无疑是成功的，它的直接目标罢免曹、章、陆，它的终极目标拒签《巴黎和约》，都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参与下得到了实现。五四运动的这一直接结果，这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胜利，鼓舞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年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五四运动胜利的经验证明：民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要团结一心，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并不可怕。（六）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自觉的革命的领导力量。五四运动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起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到中国来，直接的任务就是想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和其后的影响。魏氏在北京和上海，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通过参加一系列座谈会，对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直观的认识。此行的结果，导致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很快又有了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和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异同，使他们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新旧分水岭的标志。留日学生归国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进行的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留日学生归国运动展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余威。五四运动和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差别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五四运动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作者：谢荫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