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是土著文化、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在交流、碰撞、激荡、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大融会，必然以兼容精神为前提，是兼收并蓄的结果。同时，这种大融会又使岭南文化在看似庞杂的体系中保持着对各种文化形态的灵敏触角，时常处于一种极具兼容性的动态之中。
正是由于岭南文化能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流派甚至异质文化保持较为开通的态度，敢于和善于吸收各种文化的养分以丰富自己，所以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兼收包容是现代岭南文化的生命所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岭南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兼容的常态，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南北来风，吸纳新鲜空气。它的兼收包容也浸润着一种世俗化的宽容精神。正是这种兼容的特性，使岭南文化从历代南迁的移民身上不断摄取营养。依赖这不竭的营养之流，岭南文化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造着辉煌。
一、兼容：岭南文化的生命所在
（一）对内对外的两个扇面
岭南的地理位置对岭南文化兼容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岭南背倚五岭，面向大海，处于一个山与海之间的过渡地带。从文化范畴来说，则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中间阶段。这种地理位置既决定了岭南文化的边缘性，也决定了岭南文化在不同文化碰撞中的兼容性特色。
这一点，不但在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得以充分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天幕之下，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向外的扇面，我们可以从20世纪末广东与香港的密切关联之中直接感受到岭南文化所蕴涵的那一种吸纳和兼容。
从改革开放的起步开始，岭南文化的这种吸纳和兼容就得以凸现——
1978年，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史家看重的事：农民们自行将集体的土地分给个人耕种。几位引头人当时签下的契约如今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其实，与此同时，广东也发生了一件其意义不亚于小岗村分地的事情，只不过岭南文化的不善张扬和它的远离舆论中心使这件事没有广泛传播而已。
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顺德的容奇镇，诞生了一家小制衣厂。在那时的中国，它是一个纯粹的异数。这家制衣厂由镇党委出面，请来香港商人，原料、销售都由港商负责，生产设备也由港商提供。这种与外商的合作模式就是后来风行一时的“两头在外”，但是在当时，它却是一种离经叛道。所以，当时的容奇镇党委要求：所有来自香港的设备、原材料的包装物一律不得流失在外，全部集中起来，在派出所的监督下销毁。同时规定，不得随意与香港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接触——与小岗村人分地之前的签字画押一样，这种小心翼翼当然是当时的政治气氛所致。
如果说小岗村的分地是改革的前奏，容奇镇的办厂就是开放的先声。但是，同样是冒风险，是悲壮之举，同样是寻找新路，算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先探索，容奇镇的着眼点就与小岗村不同，路径也不相同。
小岗村的探索思路找得到历代农民起义的影子，它是向最原始的农民的诉求复归；
容奇镇的探索却将跟光投向了异文化滋养出来的事物。
对于当时主流文化所不能容忍的模式，容奇镇不受政治成见的束缚，悄然引进，这是时势所迫，但又与岭南文化长期形成的不作茧自缚的兼容精神有关。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国门打开，广东更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这个国际性城市的优势，创立了“前店后厂”的模式，把自己的发展之路与香港紧紧连在一起。
香港虽然与广东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但是却与广东有着千丝万缕的有形或无形的关联。这一点，是促成岭南文化接受香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则在于岭南文化的兼容机制。在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中，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一股排斥和抵制的力量。但是在岭南，更多的是吸纳而不是排斥。这种心态有力地助长了岭南文化兼容的广度、深度和速度。
改革开放的20年间，广东实际利用的外资达1000多亿美元，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它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外贸出口连续十几年位居全国第一。这种成绩的取得，与岭南文化的兼容气度不无关系。
有人认为，广东对从香港传递过来的海外异质文化的兼容是高位文化影响低位文化的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岭南文化的特殊个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岭南文化作为一个开放体系，为引入一切与自己有用的新事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岭南文化对内张开的那个扇面，正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而来，广东先行一步，令全国瞩目。一时间，到广东找工作和到广东参观的人络绎不绝。80年代初深圳曾有一个粗略的统计，每天进入深圳的人次已超过10万。到90年代初，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在广州共设立900多个办事处。还有不少州、县也纷纷在广州建立联络处。在当时，各地到外埠建立办事机构的首选即北京和广州。大量的人流物流涌向广东，连接了广东与内地的纽带。但是，尽管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先声夺人，广东却从未拒绝内地。80年代中后期，邻省某些地区曾有过设立关卡阻止物流通向广东的举措，比如某邻省有一次出口板鸭，由于外商要求高，规定每只板鸭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重量范围内，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因而刷下来一批板鸭。交售板鸭的乡镇作坊、小企业只好自己销售，但是主管部门却规定不能销往广东。而广东从未有过类似的反举措。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广东一直是接受内地人流、物流的广阔平台。
岭南文化立于两个扇面的交接点上，面对着欧风美雨，背靠着中华传统文化。它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南北来风，不断地吸纳新的空气，调节自己，证实着自己的独特存在。
（二）舶来品的登陆码头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但体现在科技领域，也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各种新事物潮水般涌进人们的视野，编织着新生活的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工程师知识的半衰期已经缩短到5年。无论是物质生产技术还是思想、行为方式、精神文化的层面，都充满躁动，不断产生新的内容。面对这多元的世界和脚步纷纭的时代，独立发展之路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走通，人类必须综合利用各种形态的文化所取得的成果，才能迎接新的世纪。因而，开放、交流和兼容已经成为时代的品质，甚至决定着命运。
正是基于这种大背景，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认为，现代世界正在出现西方文化的“东方化”和东方文化的“西方化”趋势，从而将交流和兼容问题提高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这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并不相悖，它们各自描绘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现状的一个侧面。
广东处于东西方文明相交的锋面上，它或许可以成为一道屏障，成为一种阻隔；或许可以担当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者，成为一种连接。
历史证明，广东走的是第二条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物质领域的或者精神领域的舶来品就是在广东这个码头登岸，然后渐次走向内陆，走向中国的腹地。比如说，香港的衣着、发型、娱乐方式、消费潮流等等都是经广东这一座“桥”走进来的。显然，岭南文化个性中的丰富兼容精神在这种历史性的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今天每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窗口。岭南文化的兼容个性就在与国外异质文化的不断接触、碰撞和交融中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广州最先打开涉外星级宾馆的大门，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参观。这样一种可以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和自由来往的观念，无疑是我们兼容外国文化优秀成份的重要前提。在这里，岭南文化的平民气质和它关于社会等级观念的淡薄产生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可以取历史的一个细部，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考察岭南文化的个性——
改革开放之初，出租车作为一种新的事物进入市民社会。而在此之前，出租车只是城市里的凤毛麟角，而且租用之前必须预约。1988年12月，广东人将“多层次集资建车队，出租小汽车全国首创‘扬手即停’、昼夜服务”列为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之一。“打的”的称谓则早已随着“的士”一起走进千家万户，走进老百姓的世俗生活，成为最常用的词语之一，报章书籍电视等传媒关于“的士”、“打的”更是用得烂熟。但是在东方大都会上海，“的士”这个外来词却一度被列入另册。直到1986年，上海市政府还规定：不能使用这个“不规范”的词，仍标有“的士”字样未改的出租车不准上街运营（见叶国泉、罗康宁《广东语言也开放》，《开放时代》1994年第2期）。
20世纪90年代，“的士”一词终于登堂入室，在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谋得一席之地。虽然从规范用语这一角度来说，上海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规范的改变总是滞后的，但是我们却从中透视了广东面对新事物的态度。
通过以粤语的历史和现状的解读，我们可以体察岭南文化的兼容之路。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曾引用大量材料指出：中国的南方型汉语尤其是客家话，相对于今天的北方话来说，更接近于历史上的中原汉语。他的最有力例证之一，就是古代汉语中状语后置的语法已经基本在今天的北方话中消失，但是却完好地保留在粤语等南方型汉语之中（见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这种语言现象，无疑证明着中国古代大量移民的南下以及他们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也证明着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容的过程。
今天的粤语依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广东的青少年之中，“中西合流”的语言现象十分普遍。比如将“打球”说成写成“打波”（BALL），将小商店说成写成“士多”（STORE），将老板说成写成“波士”（BOSS），尺寸是“塞士”（SIZE），“好开心”说成“好HAPPY”，“低级”叫“低CLASS”，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还有“T恤”、“镭射”、“曲奇”、“蛋挞”、“迷你”、“卡拉OK”等现成汉语词汇难以替代的词，以及“酷”、“另类”等很难在规范汉语中找到非常确切对应的新词。
广东的传媒对这种现象持较为宽松的态度，甚至偶尔也玩一把。这种现象究竟是好是坏，道德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各有说法。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一种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在起作用。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日本每年创造出的新词达到6000多个。这些新词大多未能流传定型，但是必然有一部分积淀下来，逐步进入日本语的词库。众所周知，日本人善于模仿、引进，这些新词实际上都是由英文改造而成，它们表现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心态和追求。
1999年版的《辞海》已经收录了几百条直接用英文字母构成的词。据1999年10月24日《北京青年报》载，有语言学家认为，有些词是不能翻译的，新版《辞海》没有更多的收录，是一个遗憾。
这个现象充分显示了一种兼容性质的发展趋势。而岭南是这种趋势的突出载体。
岭南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百越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的因子，也接受了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些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包容的特征。这决定了岭南文化面对外来的异质文化，总能够积极主动地加以引入、吸收和消化。
所以，当国门打开，对外交流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岭南文化就能及时张开兼容的怀抱，迎接八面来风。
（三）市场经济时代的哲学
岭南兼容性与岭南文化的其他特色相辅相成，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看，兼容性是一种文化形态中最具活力的特质。岭南文化的开放性以及求新、求变、求实和重商特点，都与兼容特征息息相关。开放，是兼容的前提；兼容，是开放的目的。求新求变往往通过兼容来得以实现。求实和重商则离不开兼容，与兼容相辅相成。
但是，兼容既是一种文化品质，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哲学。
80年代，广东就强调投资环境，就设立外商办事一条街，那都是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反映。
兼容首先体现为宽容。
岭南文化历来有厚实的宽容精神。陈白沙反对明代各学派的门户之见，批评说：“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与湛民泽》之九）
陈澧《汉儒通义序》则言之切切：“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
能有宽容之心，则有兼收之志。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而后进一步强调：“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岭南文化一直是在冲和、平稳的气氛之中发展，比如曾在中原学界盛行一时的汉学、宋学之争就未能在岭南掀起大风浪。这种氛围和传统显然为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在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里，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的宽容精神有了新的展现。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无法转过思想的急弯时，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成功地缓解了历史前进的脚步与社会观念相对滞后构成的矛盾。这既是政治理论上的高瞻远瞩，也是方法论上的开拓。“不争论”也就是相安无事，宽容以待，广东对此深有体会。
在广东，人们信奉的是“求实”精神而不是某种旗号，所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方才低落下去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广东就一直没有市场。
在“姓社姓资”话语甚嚣尘上之际，有的新闻媒体将特区比喻为旧中国的租界；有些有相当级别的领导人视察深圳之后说：除了那面红旗之外，其他的都变了色。那时候，广东的干部中间曾经流行一句“箴言”，叫做“夹着尾巴做人”，意思就是不张扬，不在名分、言辞之上论短长。但是，广东依然遵循邓小平的道路，坚持开放，坚持学习国外一切于我们有用的东西。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摆脱了那种罢黜百家、以我为尊的心态，才有可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有可能不断拓展，使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当市场经济时代终于来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对于兼容的认识又得以深入一层。市场经济不尚空谈，强调竞争，但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却往往不是你死我活的，不一定体现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市场经济是在激烈竞争中的共存和平衡，竞争各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是有效的竞争手段，不管出自谁，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计划经济排斥兼容，市场经济却鼓励兼容。岭南文化的兼容特征使广东着力呼喊并且迅速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和框架的进程中，广东又占先机。
兼容性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与香港的紧密合作，广东经济的发展有较好前景。美国学者、广东研究专家傅高义虽然对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的前途持保留态度，但在他那本研究广东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之中，他依然相信：“香港与广东的天然合作，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决一雌雄。”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兼容在经济生活中的良好作用。
但是，引进资金和项目不一定就是兼容，也不一定能够兼容。真正的文化兼容需要胸襟，需要气度，需要拿来主义的勇气，需要对于自己的扬弃。从某种角度看，兼容也就是否定自己，至少是否定自己的某些部分。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只有在高扬实事求是大旗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有意识的兼容才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二、移民：岭南文化的不竭源流
（一）20世纪末的南下大潮
岭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历代移民的脚印写在一起，密切而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来，对广东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莫过于大批人才的南下。南下大潮不但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对岭南文化的新构成、新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移民的一个最基本流向是由中原向南方迁徙。20世纪的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中国再次掀起移民之潮，潮头直指广东。
“移民”一词，本是指有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是当今的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时，界定已大大放松。1998年底至1999年初，广东电视台播出20集电视专题片《世纪移民》，其“移民”的概念就已经笼统化，不限于已定居的南下者，而把那些处于浮悬状态的南下者也列入了视野。
由于“移民”这一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归入“南下者”的大范畴，我们在考察南下者时，已经难以以户籍作为统计依据，所以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移民的数字非常难以统计。尽管许多部门通过各自的渠道有过数字公布，但相互之间差距很大，不足为据。
但是移民的数字也不是无迹可求。下面两条材料就可以作为说明——
一是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广州市区年平均净迁入人口3万多，超过年平均自然增长人口的四分之一。用一种不够严谨然而较为直观的表述方法说，这种状况相当于：在广州人生出8个孩子的同时，就有10个外地人迁入了广州。
另一条资料是：某市场监测机构对广州人的籍贯作过调查，结果表明，广州市户籍人口中，有12.6％的人籍贯属于广东省以外。其中以湖南、广西、湖北、浙江、江西为多，仅湖南籍的人就占2％（见1998年12月12日《羊城晚报》）。
南下大潮的汹涌澎湃，可以最直观地在广州火车站真切感受。每年春节前后，那里都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代表性景观，总要运送旅客几千万人次。1998年1月25日的《广州日报》头版头条甚至打出过这样的标题——广铁告急、广州告急，铁道部下令：全国支援广州大疏运。
可以说，南下大潮已经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变的风景，是历史对于岭南文化兼容性的一次大检验。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入广东的人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知识分子；二是打工者。他们从不同层面充实和影响着岭南文化，推动着岭南文化走向新的境界、新的阶段。
前面所引的某市场监测机构的调查，还对广州市的移民作了一些有关数据统计，发现他们中间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19.6％，是本地原住居民的2.8倍；除此之外，拥有全日制大学学历的占18.6％，是原住居民的1.5倍。
尽管这些数字不是真正统计意义上的数字，但已足以表明，知识分子已经是南下移民之中引人注目的群体。
这让人想到1700年前，八王之乱使北方流民大量涌过长江，其中裹挟了大批知识分子，人们用“过江名士多如鲫”来形容当时情形，以致“过江之鲫”成为一个成语，保留在我们的词库之中，让我们时时念及历史，念及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今天进入广东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受局势所迫，但其来势决不亚于1700年前的南渡情景。
有时候，社会生活场景的悄然变化最能说明一种演进。中山医科大学的一位上海籍教授对于50年代考入广州读大学时的事记忆犹新——上课时，老师问学生们：“讲普通话还是讲广州话？同意讲广州话的举手！”结果举起的手一大片。于是老师就用白话讲授，苦了那些听不懂广州话的学生（见徐南铁主编《南天之光》，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但是在今天的广东高校里，情况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讲广州话教师比比皆是，他们都是乘着改革开放之风南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些学校、研究机关和政府部门里，因为北方人太多，粤语已经难以流行，不得不退出正式场合和许多社交场合。
这样一个小小细节折射了时代的变迁。这种变迁是岭南文化走向开放和扩大兼容的反映。
大量年轻知识分子融入岭南文化圈，是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他们为岭南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的文化品格将在岭南文化的活土上长出具有嫁接色彩的新芽。
目前在广东的学术界，热心于岭南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中，已经积聚了许多新移民。他们以广阔的视野、比较的目光探究岭南文化的内涵和得失，印证着自己南下的选择。他们具有本土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热情和特别的视角，对于岭南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许多理论的总结和铺垫。这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以及今后仍将步其后尘的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南下，将改变岭南文化的有机构成，调整岭南文化的内涵，把岭南文化建设成为更加适应现代社会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打工者阶层则以最世俗的方式，在广东的大小城镇推广北方文化。
19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广东人口中拥有本地户口者占93.94％，这个比例是全国最低的。而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不一致者却从1982年普查时的50万增加到380万，8年间增加了6.62倍；同一时间里，北京只增加了2.54倍。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1997年7月到1998年7月，在广东办理暂住登记的流动人员超过115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在珠江三角洲的乡镇，外来人口成倍超过本地人口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东莞市常住人口为145万，但是该市所接纳的外来劳动力也达到145万。这些外来工为广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的青春岁月找到了价值。据东莞市的统计，1998年，在东莞的打工仔打工妹仅通过邮局汇回内地的资金就达113.3亿元。
实际上，外来的打工者已经成为广东不可或缺的经济建设力量，也成为广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散布甚至充斥了珠江三角洲的每一个角落。岭南文化不但包容了这些外来者和他们身上所携带的与岭南文化不同的文化因子，而且也在适应他们，与他们形成融洽的同构。
（二）从碰撞到融汇
文化的激撞往往会掀起大波大澜，但是文化的融合却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吸收了大量的新移民。这些被称为“新客家”的人，迅速适应了岭南文化的氛围，同时也将不同的文化因子带入广东，对岭南文化形成了有力的碰撞。他们在努力融入广东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出由自己原先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与原先生活环境较为适应的一些文化诉求。这些文化诉求无疑影响着岭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由于岭南文化的兼容性，也由于南下的移民大多对广东别样的风情表示认同，并且抱有重新适应的思想准备，所以，岭南文化在与移民交会之际，融合的一面大大胜于冲突的一面，终于造成了2O世纪末岭南文化的一轮大融合。这一轮融合过程并不长，但是依然在继续，在对广东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大量移民的南下脚印杂乱纷陈，但是却富有文化的含义。从第一批新移民踏上中国南部这块热土开始，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就打上了移民的文化烙印。例如：
酒楼食肆里的菜式花样翻新。由于人口的构成复杂，商家为了迎合不同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菜式。标榜各种菜系的餐馆更是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大丰富了广东饮食的构成，繁荣了广东的饮食业。
普通话真正进入普及阶段。在广东推行普通话曾被认为是难上加难，但是由于移民的大量介入和经济交往面的扩大，普通话的使用由被动的推行变为主动的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有推动作用。今天，普通话在广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
与此相应的是粤语歌曲的退潮。曾经被视时髦的粤语歌曲如今虽然在内地还有不小市场，在广东却已大大降低热度。相反，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倒是从广州刮起。
此外，大量的新移民还强化了广东经济、文化与内地的联系，那些原先在内地任职的南下者与内地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每每能够促成一些经济文化项目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移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在悄然影响岭南文化。近年来，广东人明显较以前更关心政治，更热爱读书，更注重文化形象，更重视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可以说，这与文化的相互影响不无关系。这种影响对岭南文化的重商性作出了有效的调节和补充。
传媒的发达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广东的传媒是许多南下青年渴望的沃土。在广州，曾经有一大批准移民活跃在媒体里，因而形成了一个新词叫“流浪记者”。这些人用自己的笔或顺应或反拨着岭南文化的“章程”。另外，根据从广东省文化厅得来的材料，近年来，外地许多文艺从业人员纷纷南下，仅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就已有4000多人，其中具有一级或者二级演员职称的不下200人。据深圳方面的报道，来深圳的外地文艺从业人员也达到2000多人。这些人以文化艺术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感受，他们的南移，自然为岭南文化的新发展施以较多的影响。
新移民不但在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而且形成了中国的移民大城市——深圳。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曾有过依矿山、工厂或者围绕垦边发展移民城市的先例，但那都是有组织的迁徙，而且并未形成过像深圳这样大的城市。深圳数百万市民中，有绝对的多数是自发自愿的移民，其中很大部分还是经历过许多曲折方才得以进入这座城市。有组织的移民很自然地会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文化的壁垒，而且一旦有可能，就会出现返原籍之潮。比如50年代支援边疆和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这样。但是自发自愿的移民却容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融合。
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建立，为岭南文化增添了更加繁富的内容。尽管它因为市民构成的原因，具有较广州更为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但它毕竟不可能是独立于岭南的一块飞地。深圳的文化界人士在各种场合尤为强调深圳的年轻、现代和不定型，以此区别于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这与岭南文化的标榜同出一辙，证明了一种极具广泛意义的兼容。
三、兼容并包，重构岭南新文化
（一）岭南文化的吸纳机制
当移民之潮浸漫广东，碰撞、激荡着岭南文化的时候，广东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怎样面对这种历史机遇，把握这种历史机遇，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潮之中凝聚起新的合力，再上新的台阶。
为了达到新的兼容，岭南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吸纳机制，在制度层面、社会心态层面、具体操作层面都有相应的设定，为更为广泛的兼容做了切实的铺垫。
兼容，带来了新的整合和重构。随着新的有机成分的加入和一种新视野的开拓，岭南文化正在悄然展开反思和调整，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现代人文精神的审视将成为新的动力，推动着岭南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广东人对移民并没有恶感，甚至有某种潜意识中的认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声称自己是移民的后裔。近年来，粤北山区的一个小镇——珠玑巷颇令广东人关注。在宋末元初时，那里曾是中原流民南下广东的一个中转站，许许多多因战乱而逃离中原的官宦、百姓都曾在大庾岭下的这条古巷住过，然后从这里南行，最后散布、定居在珠江三角洲。有些则更向南行，迁徙到港澳或海外。有人根据族谱等考证，认为经由珠玑巷南下的共有143姓，后裔数以千万计，并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历史名人都是珠玑巷之后。当今海外的不少知名人士如霍英东、马万祺等也自认是珠玑巷的后人。1995年底，在珠玑巷所属的南雄县召开了珠玑巷后裔联谊会成立暨第一届恳亲大会，广东省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前往祝贺。这种氛围是岭南源远流长兼容风气的延伸和弥漫，也成为今日广东对外开放和兼容的社会心理基础。
广东人明白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与自己的宏大理想之间存在很大反差，明白广东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外来工的智慧和汗水，需要广泛吸纳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尽管广东社会经济的活力吸引着许多躁动的心，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安土重迁的民族，“父母在，不远游”毕竟是中国的古训。所以，广东并不仅仅满足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所形成的磁场，而是迅速调整自己，主动出击，远远地伸出兼容之手。于是，一种新的、适应着广东发展需要的吸纳机制迅速地得以形成，并且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广东对新移民的吸纳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庞大的人才交流网络。
广东在全国最早成立人才市场，开始只是以一种集市的形式出现，渐渐走向常规化、规范化。如今，广东既有每天“营业”的人才市场、人才交流中心，比如深圳的人才服务中心；也有各种应时应季的人才交流大会或者招聘会、供需见面会，比如广州购书中心就经常承办这类活动。无论是“市场”还是“交流中心”，其目的都是为广东网罗大批有用之才。与此同时，遍布各地的职业介绍所应运而生。尽管后来鱼龙混杂，出现了一些不良中介，为获取中介费而生出一些不负责的行为，但不足以掩盖职业介绍机构在社会流动中的积极作用。至于那些没有合法资格中介的涌现，则从反面表明了职业介绍已经成为一个热门，在当今社会、尤其在广东有着很大影响和意义。
二是营造移民归属感。
在现阶段的中国，户口问题依然是移民无法轻易解开的一个情结。广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可以说是最大限度的努力。比如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订的《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规定：流动人员符合连续暂住7年以上、有固定住所等条件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深圳规定：在深圳工作两年以上的本科毕业生可以将户口迁入深圳。
对那些表现突出的外来工“奖励户口”，也成为广东各地的普遍做法。至1999年，共青团广州市委已经举办四届“十佳百优”外来青工评选活动。每届的“十佳”都获得免城市增容费入户广州的奖励。
虽然对于全省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工而言，那些指标微乎其微，但它们表示着广东的一种姿态。
另外，广东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蓝印户口的推行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1999年10月1日，广州正式施行《广州市蓝印户口管理规定》，将申报蓝印户口的资格由买房入户扩大到私人投资或外地单位投资人户、驻穗办事机构人员入户、出国留学人员家属入户和人才劳动力入户，并调低城市增容费。同时规定，蓝印户口可在5年之后申请转为正式户口。
三是尽力抹平移民与当地百姓的不同。
广州专为外来工的孩子办了所不收赞助费的“金雁学校”，以解决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广州市人事局于1998年12月颁布了《广州市流动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暂行办法》，以免除知识分子的流动顾忌；番禺建了个“金雁生活区”，商业、食堂、医疗、娱乐、绿地一应俱全，以方便外来工的生活；顺德的一些企业规定：有一年以上工龄的外来工可以享受探亲假，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职位报销部分路费，“资深”者甚至可以报销飞机票；广州一家汽车公司每年都派人到内地慰问外来工的家属，并由公司出面，请优秀外来工的亲属来广州做客；一个从四川来深圳的打工妹被公司送去美国培训；佛山市和中山市的市政协里，已经有外来工当上了委员……这些举措，都传达着挽留的信息，不但为外来工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更使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见徐南铁、娅子《他乡成功路》，广州出版社1998年）。
广东除了张开双臂欢迎南来的移民，而且主动出击，将招揽人才之手伸到了内地，甚至伸向国外。1998年，广州举办了首届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通过这次交流会，引进了14个高新技术项目。1999年，广州市留学人员来穗工作条例实行新规定：留学人员的高新技术成果可优先进入市级高新技术孵化基地，并可获得10万元以上资助。至于技术入股，新条例规定，科技成果作价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设任何上限。如今，吸纳人才和技术已经成为岭南文化兼容性的一种展现。在珠江三角洲，这已经成为一种氛围和一种社会风气。比如1999年1月15日《羊城晚报》报道，中山市一家企业就曾经派专人赴上海，邀请华东理工大学4名有意愿到该企业工作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坐飞机到中山实地考察。
广东能够招揽人才还因为它是一块沃土，适合各种各样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著名胃药丽珠得乐的配方在内地找不到愿意接受它的生产厂家，珠海却使它一举成名。东北一位工程师有一项关于电池的重要发明，在当地无法推广应用。江门一家电池厂连人带发明一起接受，试制出新产品，当年即增加产值2000多万元。类似的例子很多，足以展示岭南文化因兼容而凝聚的活力。
广东的吸纳机制以社会活力为引导，以开放体系为基础。因为充满社会活力，就有“近者悦，远者来”的局面；因为开放，就形成了流动，就有广纳百川的可能。据深圳市劳动局的统计，在深圳的外来工保持在230万人左右，每年约有11万人离去，重返家乡，占打工人数的5％左右。潮来潮去，大浪淘沙。这样一种流动状，其实正是岭南文化得以充分发展的极好环境。
（二）岭南文化兼容性的观念基础
岭南文化的兼容性不是一个无为主义的被动的空筐，它是一个积极的体系，有其观念的基础。
广东人的怀旧情绪相对于北方广大地区来说比较弱。比如，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在90年代大唱怀旧歌曲，一时间大街小巷重新飘扬起《东方红》的旋律，广东却没有卷入这个热潮。又比如，北京的文化人为浸漫了过去时光的四合院日益减少而痛心疾首，广东的文化人却很少为南国特色骑楼的日渐消失而大声疾呼。当北京街头冒出许多“知青”饭店，许多过来人大谈黑土地上的经历时，广东的老知青们也搞了一两个活动，却没有多大回响。怀旧，是一种固守，一种被岁月过滤了的纯净。怀旧需要某种经历和情感上的认同，所以，怀旧色彩越浓，越容易陷入自己的窠臼；怀旧色彩淡一些，向前看得多一些，则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因而也具有更大兼容可能。
广东人具有较为开阔的胸襟。当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第一批外商踏上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在这里获取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广东人并不嫉妒，他们创造了一种思维模式：只要自己能赚钱，不怕别人赚大钱。因而，他们不在乎与香港前店后厂的关系，在经济上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开阔的胸襟是兼容的前提，如果万事锱铢必较，心中就不可能有空地去容纳别人的新东西。
广东人又有一种冲和的品质。他们一般不走极端，以实践为标准。有批评说，广东人会生孩子，却不会取名字。意思是说广东善于创新，却不善于理论总结。但是广东人对于这样的冠名权倒不很在意。理论总结是升华，但是换一种角度看，它也是束缚。岭南文化乐于为历史写第一稿，而不在乎定稿本上的名字排列。这种品质，为它平心静气与不同文化范式的相处相融作了准备。
广东的引进和消化能力很强，处于一个宽松的环境之中，它就能广采博受。80年代中期，顺德某镇的一家农机厂的厂长到香港探亲，在亲戚家第一次见到热水器，就弄了一台回广东。当时那家濒临消亡的农机厂就鼓捣着依样生产起热水器来。结果是救活了一家工厂，并成为珠江三角洲热水器生产基地的先导，同时在无意中开辟了中国的一个热水器的新时代。这虽然是一种有形的吸纳，但是伴随着这种有形吸纳的，是根深蒂固的兼容精神。
（三）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审视
历史发展到世纪交替的今天，开放和兼容已经成为大势。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曾经弥漫着文化隔阂气氛的中国开始卸下政治上的敌对情绪，进入文化的对话时代。这为中国20世纪末以至21世纪的发展作了文化上的推动和铺垫。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和知识经济浪潮汹涌澎湃，闭关自守已经成为死亡之路，而且，在今天的世界大环境之中，闭关自守已经实属一种不可能。
从国内中华文化大系统内部来看，承认地域文化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所差异，并且积极研究这种存在和差异，探讨它们在各地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尽管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微乎其微，不值得分别看待和研究——比如认为岭南文化的所谓特点，与其他地域的文化只不过有程度差别而已，因而，“岭南文化”这一称谓本身的存在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但是，研究地域文化毕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想像的。在过度强调集中、反对地方主义的历史背景下，讨论地域文化显然不合时宜。今天，既然承认有差别的地域文化的实际存在，并且人们愿意从差别之中评判和检点得失，那么，兼容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因而，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大势来说，兼容都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就此更加引人注目，得以进一步张扬。
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兼容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成熟的品质，它需要更高立场更高层面上的总结和评价。当岭南文化的兼容特质日益为人承认和称道之际，一种现代性审视的要求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岭南文化受香港文化影响较深。广义的岭南文化本来就包括香港地区在内，只是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的岭南文化概念已基本退据珠江流域。所以，广东与香港在文化上较容易达到融洽，形成同构。
香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使香港文化在重“实”的广东人心目中成为一种高位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从香港获得了大量投资，在香港找到了走向世界的码头，而且在从香港学得管理模式、理财方法的同时，也搬来了香港的生活方式，香港的饮食、服饰总是能够一浪接一浪地在广东流行。与此同时，香港文化品格中的突出经济、注重享受等特点也深深影响着广东。
香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政体、社会分层、司法和行政管理都是西方式的；它的市民心理和行为方式却依然有浓烈的东方色彩。从某种角度看，香港人在现代化方面也是发育得不够的。岭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及文化的相对冷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偏差、享乐主义的盛行、封建迷信的再度滋生以及小富即安的自得等等，大多找得到香港影响的痕迹。
广东要想在新的世纪保持先发优势，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要想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依然光彩夺目，就必须在兼容的同时认认真真地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在现代性的审视中寻找新的动力，寻找新的增长点。
随着香港的回归和广州、深圳等地与香港差距的缩小，广东与香港的双向交流更为密切，一种广东与香港的相互影响格局正在缓慢地逐步显现。这为岭南文化审视自己以及审视自己与香港文化之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思维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依然主要是香港影响着岭南文化。但是，粤港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现实可能。
在这种趋势和可能之中，以现代性的眼光去审视岭南文化，寻找并最终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新的兼容立场和视野，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它将使岭南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文化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广东曾经有过一段尴尬、迷茫和徘徊的岁月。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不少人对广东的文化精神不能理解，因而有所非议甚至贬损，一些媒体更是给广东戴了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那时候，广东文化人的主要职责似乎就是奋起抗争，保卫声誉。他们不停地掰着手指，努力清点广东有些什么文化成果，获得过多少个奖项，占了全国的几分之几，不免有点差强人意地反复证实广东不是“文化沙漠”。与广东经济的稳步发展相比，广东文化那时候显得非常着急，非常缺乏自信。一贯以来，广东人在经济活动中信奉少说甚至不说的准则，只是闷着头往前奔；而在文化领域中却没有同步前行，反而有些刻意的张扬，张扬中却透出些底气不足的疲软。直至90年代初，广东还花钱请来一批北方的著名评论家，组织本土的评论家与他们对话，希望说服他们，让他们为广东的文化说上几句好话。不过事与愿违，那些北方的评论家并没有买帐，依然挟“高位文化”之威势，狠狠抨击了广东文化的现状。
在那个阶段，广东文化属于答辩，属于驳论，属于被动的应对。这一段历史对于广东的文化人来说，是颇为沉重的记忆，因而不免也给广东文化留下了一些疤痕。在这些年里，广东出现了不少阐释岭南文化内涵、褒扬岭南文化精神的著作和文章。这是研究地域文化的需要，却也是维护自信心的需要。有意思的是，研究岭南文化的中坚力量，多为“新移民”，他们在肯定岭南文化的同时，也是在用文化的概念肯定自己所选择的迁徙。由于指向性过于明了，这些著作和文章有时候就不免淡化了理性。
但是文化同经济一样，是要讲究成效的，终要靠实力来说话，靠大多数人认可的成绩来说话。到90年代中后期，广东的文化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既源于社会的变迁、意识的推移，也源于广东自身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源于广东精神文化产品质量的提高。比如，那个阶段广东生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风行全国，就大大提升了广东文化在全国的地位。
如今，广东文化已经越过被动受人评判的时代，开始进入高度自信的阶段。文化建设靠的不是辩驳和论证，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和影响力。岭南文化的视野不应当局限于岭南，不应当只在南岭之南盘桓，自说自话，自我满足。它应当在与世界的交融中形成巨大的磁场，欢迎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精神产品进入它的范畴。
作者：徐南铁
来源：原载于《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