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虽然很早就有了寄外诗，但发展到清代才更为繁盛、更具规模。清代大量的寄外诗中，感情的基调是关心、牵挂和鼓励，也有劝勉或督责，使人看到家庭生活中夫妻关系的多样性。寄外诗在离别的书写中往往涉及节日，其中又以新年和七夕最为突出，能够写出特定的情愫。而清代后期经常出现的战乱，使得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冲击，寄外诗因此更加被赋予了突出的时代内涵。寄外诗有着特定的书写方式，对前代诗人的佳作时有借鉴，为了表达特定的情境，往往喜欢从对面写起。寄外诗作为一种特殊的书信形式，能够展示夫妻之间的某些互动，从中也能了解清代士人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书写传统源远流长，其中涉及不少文体，书信是重要的一种。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女性的书信流传下来的不多，写给丈夫的书信更是少之又少。这一缺憾，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由寄外诗（词）加以一定的弥补。本文将以清代为例，对这一时期的寄外诗略事讨论，以见其在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意义。
从寄内诗到寄外诗
内与外是中国古代对男女关系的重要表述，早在周代就有明确要求，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各司其职，各有责任，因而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社会生活毕竟不是凝固的，流离分别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的沟通只能靠书信，而在诗歌传统非常强大的中国，诗歌往往充当了这个角色。丈夫写给妻子的诗，或者题为“赠内”，或者题为“寄内”，粗略地说，如果在空间上没有距离，则多半写作“赠内”；如果彼此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分隔两地，则往往写作“寄内”。从这个意义来看，空间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了夫妻赠答诗，代表作是东汉秦嘉、徐淑夫妻之间的赠答。本事见于秦嘉《赠妇诗》序，云：“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秦嘉诗题为“赠妇”，但他和妻子既然“不获面别”，则也不能排除寄的可能。徐淑的诗题为《答秦嘉诗》，既然秦诗不能排除寄的可能，徐诗当然也是如此。寄内类似于以诗歌的方式写信，这是因为在中国，诗歌的地位非常重要，功能也非常强大，不仅有着审美内涵，也有着实用性质。从文学史的发展看，寄内诗的作品不如赠内诗多，但至少在唐代也已经较受关注，不少名家如李白、白居易、权德舆等都有所涉猎，其中较为出色的，如权德舆《祗役江西路上以诗代书寄内》《贞元七年，蒙恩除太常博士，自江东来朝，时与郡君同行西岳庙停车祝谒。元和八年，拜东都留守，途次祠下，追计前事，已二十三年于兹矣。时郡君以疾恙续发，因代书却寄》。前者写踏上征程，倍感日月如梭，人在宦途，多有无奈，对比以往舒适的家庭生活，于是深深思念妻子，不仅期待常常得到书信，更期待早日相聚。后者写自己二十三年前得到任用，此后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绩，实在是有赖于贤妻的襄助。现在妻子缠绵病榻，而自己仍然在外奔走，身不由己，无法相伴，因而深感伤心，只能祈祷妻子病体早愈。两首都是长诗，而且都用了“代书”二字，表明虽是诗歌，实际上具有书信功能。
夫妻以诗的形式交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有寄内诗，当然也就会有寄外诗。不过从现存材料看，自徐淑之后，迄明清以前，诗坛上女性撰写的寄外之作一直不多。晚唐薛媛的《写真寄夫》是比较值得重视的一首：“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寒。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内容是希望在外冶游的丈夫不要忘了自己。还有陈玉兰的《寄夫》：“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首被谢枋得誉为“诗传至性”的作品，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写出了两地相思之苦，后世颇为传诵。在宋代，可能是受到思想文化的规范，女诗人写的寄外诗较少。但正如我们对宋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宋诗中写相思爱情的作品本来就少，这个环节却被词体文学弥补了。有学者统计，宋代妻子写的寄外词就有54首。而到了明清，特别是到了清代，女性的文化知识大大普及，加上社会生活状态发生的某些变化，也为其创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而她们接过这一传统，创作了大量作品，使得“寄外”这一题材有了新的发展，也使得文学史中描写情爱作品的内涵及其表现手法，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清代寄外诗的情感指向
寄外诗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写离别的痛苦和别后的思念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李心敬《寄外》：“秋山春树几晴阴，病思离情两不禁。好景每从愁里度，新诗半向梦中吟。曾无闲绪添青黛，剩有遥情托素琴。极目燕台云缥缈，药炉茗碗伴宵深。”写和丈夫离别后，春秋佳日，良辰美景，无心赏玩，也无心打扮，唯有轻抚瑶琴，传达情衷。而极目燕台，云遮雾罩，不知丈夫行踪何在，只能强扶病体，度过漫漫长夜。这是从《诗经·卫风·伯兮》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而来的传统，并根据具体情形有所调整。而处在思念中的人当然对时间特别敏感，如钱希《暮春寄夫子》：“愁中岁月易消磨，不觉帘前春又过。但见林花尽寥落，不知羁客近如何。自来人解怜才少，别后侬惟愿梦多。安得仙人缩地法，随君也渡洞庭波。”钱希写过不少这一类的诗，开头都喜欢用“又”字，或表达别离时间之长，或表达别离次数之多。收不到丈夫的消息，当然会有种种悬想，如席佩兰《望外逾期不归》：“记得扁舟放桨迟，殷勤问取早归时。忽看红树青山影，已负黄花白酒期。情重料非言惝怳，愁多莫是病支离。一缄手寄难凭准，岂是桥头卖卜知。”席佩兰和其夫孙原湘是一对神仙眷侣，这首诗是席佩兰得到孙的信，信中明言归日，却又逾期，因而写寄。作品从分别之时的依依不舍写起，颔联就明确点出，相约之期，已经过去，“忽看”“已负”带有责备、抱怨之意。但随即又自我否定：以二人之情重，丈夫的承诺，逾期不归，定有原因，其中最容易想到的是生病，由此则又陷入深深的担心。然而，如果来信中所说的都不能作为凭准，那么，难道还要去桥头询问卖卜之人吗？一首小诗，揭示了多层次的心灵活动，写得丰富复杂，是非常难得的心灵记录。
中国传统的夫妻关系是男主外，女主内。所谓主内，主要指家庭内的和衣食住行相关的一些事务，因此当丈夫出门在外时，作为妻子表达对其生活的关心，乃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丈夫的精神生活，她们也非常关心。如徐映玉《代书寄外》：“一自分飞后，终朝锁翠眉。每嗟生计薄，无那病魔随。翠管何曾搦，菱花几去窥。三时常伏枕，经日不搴帷。未卜鹪鹩稳，难逃斥鷃嗤。……旅况知侘傺，羁怀定郁伊。安心宜淡泊，举足慎嵚崟。变态由人幻，周防懔自持。粗酬身事了，归议鹿门期。”诗既写自己，也写丈夫。写自己是一般作品常见的，不外乎与丈夫分别后，郁郁寡欢，病魔缠体，日高懒起，无心梳妆。但后面写到丈夫，却不似一般的对饮食起居的关注，而是对其社会行为的叮嘱：不管周遭的人事怎样复杂，环境如何变化，自己要戒慎自持，安心淡泊。这些很可能与丈夫出门在外发生的一些事有关，徐氏了解这些事，应是来自丈夫的书信，实际上也是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对丈夫的一种宽慰。而当丈夫处于艰难困境中时，这样的宽慰显得更重要。如徐灿《寄素庵》：“风渚鲜恬鳞，霜林罕荣翰。静扰固天畀，险夷岂人算。翳积乃成雾，氛狂遂凌汉。哲人齐物情，逆顺固一贯。赫彼皎旭升，涣若春水泮。惠风拂高阁，繁华照虚幔。桂醑醇可亲，竹书奥堪玩。追往忆鸣佩，抚景愧举案。引领瞻晴空，惜无晨风翰。”徐灿和陈之遴在当时真可谓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入清后，陈之遴虽然仕途亨通，但也叠遭祸患。顺治十年（1653）以与陈名夏结私党事被劾。顺治十三年（1656），被魏裔介等人劾奏，以原官发往辽阳。顺治十五年（1658），又因向内监吴良辅收贿遭到弹劾，被革职，藉没家产，全家流放辽东。陈之遴官场沉浮的真相如何，不必深究，但仕途险恶，处境艰难，作为妻子，想必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诗以鱼和鸟为例，说明安宁和困扰都是上天的赐予，顺境和逆境原非人力所能掌握，只有哲人懂得齐物之情，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一以贯之，恬淡对之，因而能够真正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安于所处，乐天知命。末四句回忆以往在一起的时光，遗憾自己不能飞到丈夫身边，和他一起面对艰难困苦。《晨风》是《诗经·秦风》中的一篇，或为妻子写给丈夫之作。陈之遴被流放，徐灿作为妻子，也必须随行。这首诗是寄作，说明不在一起，或许她曾因事南归，遥寄以为安慰。
对丈夫的事业表示支持，是寄外诗很重要的内容，也是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一种特定表现。如章婉仪的丈夫华文汇在南昌办理粥厂，她勉励丈夫以民生优先，所有家计，都由自己一力承担：“轸念民依君鞅掌，勉持家计我担肩。”其《病起口占寄外子》四首的第二首说：“寄语天涯须善卫，出门不比在家时。”第三首说：“愁绪萦回难下笔，怕将懊恼寄君知。”殷殷叮嘱，表明心迹。“出门”句是非常精彩的表述，或是从谚语转化而来。“愁萦”句写自己处理家庭事务，千头万绪，有很多委屈愁怀，但怕影响丈夫的心情，因此将所有的懊恼藏在心中。中国古代的女性希望夫荣妻贵，不惜辛苦自己，也要成全丈夫的功业。她们表达对丈夫的支持，有时更体现为激励之词。如刘荫《寄外》：“我娱亲老手调羹，君向书田莫懒耕。素志原非望温饱，男儿分合立功名。转怜切责牛衣话，翻少柔肠鸿案情。旅馆有谁来共语，朝朝应忆听鸡鸣。”这首诗展示的是一位严妻的形象，为了丈夫能够出人头地，她对之晓以大义，希望丈夫不要懒惰。同时，她直接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不是满足于温饱而已，而是期待丈夫能够建功立业，给自己，也给家庭带来荣光。下面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典出《汉书·王章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诗人直言不讳，非常喜欢王章之妻对其夫斥责激发之语，认为这是妻子的应尽之责。第二个典出《后汉书·梁鸿传》：“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诗人对孟光那样举案齐眉侍奉丈夫不以为然，认为会消磨丈夫的意志。那么，丈夫在外，孤独寂寞了，应该怎么办呢？一般的写法，站在妻子的角度，应加以抚慰，使其得到排遣。但诗人却说，每天早上都应该多想想“鸡鸣”。这一句语义双关。《诗·郑风·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这几句体现了妻子对丈夫的督促和鼓励。与此相关的意思是“闻鸡起舞”。《晋书·祖逖传》：“（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总之都是借鸡鸣之典来激励丈夫。一般人所写的安贫乐道，固然也可能是真实情感，但往往成为泛文，这一类期待丈夫成名成家的诗，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当时女性的一般想法。有了这样的殷切期待，在她们的预设中，丈夫一定能够成功。如吴荃佩《寄外三首》其三：“自信襟怀稍出尘，岂将富贵略荣身。彩衣膝下无欢颊，白发堂前有老亲。抱负终须登桂府，文章早望达枫宸。鹏程此日联镳上，伫盼泥金报几巡。”自述期望丈夫成功，不是追求荣华富贵，而是希望报君荣亲，因此盼望那泥金涂饰用以报喜的笺帖不断到来，从此能够鹏程万里，大展宏图。
寄意于丈夫建功立业，固然是古代女子非常普遍的心理，但是，清代的闺秀毕竟和以往有些不同，其中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她们自己往往也具有谋生的能力，她们在社会上的辛劳，有时甚至不比她们的丈夫逊色，这些在寄外诗中也反映了出来。如陈蕴莲的《夜坐书怀寄外》和《排闷写怀寄外》：“笔墨生涯聊济贫，可怜十指是劳薪。谩夸中允挥豪速，其奈维摩示疾频。千里饥驱愁寤寐，四年奔走叹风尘。昏黄眼倦抛书坐，只有灯前影伴身。”“数年捧檄赋駪駪，会少离多各损神。划地充饥难作饼，卖文为活愧求人。常思堂上恩勤日，好护天涯顾复身。触热冲寒徒碌碌，依然无补一家贫。”两首诗中都说到自己卖字、卖文为生，虽然到处奔波，甚至疾病缠身，仍然无法使得家庭生活稍有改善，其描写或有夸张之处，但作为和丈夫的交流，相当程度上摒弃以往此类诗中常见的道相思、加餐饭等描写，刻意突出自己在家庭中具有独立意义的角色，无疑更像是一种宣示，展示出别有意义的存在感。而这种存在感，又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丈夫的鞭策，有时甚至带有督责的意味。沈韵兰是武进瞿倬的继室，她勉励丈夫奔走江湖，建功立业，但丈夫到了外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她也会加以直率的提醒，如《和外子原韵却寄》：“听遍鸡声听遍更，新诗欲和句难成。客边善保千金体，风月场中莫浪行。”虽然是站在让丈夫保重身体的角度去写，但是所要表达的意思却非常明显。因此，尽管拉开了空间距离，鞭长莫及，还是要反复叮嘱。如吴荃佩《寄外三首》之一：“弹指秋围又在兹，勤攻书史莫游嬉。风云际会飞宜早，花柳关情采且迟。”《寄外次韵二首》：“幸喜萱堂病已痊，不须他事更迟延。归来好理芸窗业，待看宫花压帽檐。”“人生名节重于金，莫使贻羞父母深。试看当年柳下惠，高风传诵到而今。”作者知道丈夫的浮浪性情，这一次大约是以父母身体为理由，希望唤起对方的责任心。同样的内容，到了陈蕴莲笔下，就更加尖锐了，如《蕂寓卧病夜不成寐寄外》：“病怀郁塞苦难开，只影伤禽鸣更哀。荼苦难甘甘更苦，泪难拭尽蜡成灰。”“床前明月冷于霜，病枕难安寒夜长。遥想应官听鼓客，此时正学野鸳鸯。”“历尽艰辛忆昔年，十生九死起沉绵。君今强健余衰病，转似云泥各一天。”里面有病痛，有眼泪，有哀愁，这一切造成了她的“夜不成寐”，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遥想”二句。她不能接受丈夫在外面的胡作非为，感到和丈夫并不是生理距离的远，更是心理距离的远。陈蕴莲显然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传统女子，她有自己的主动性，也有自己的价值观。
当然，这一类的寄外诗，在目前所见文献中，不是主体，也不多，但如此大胆地袒露心灵世界，把夫妻生活的某一侧面真实地展示出来，其意义却又并不仅限于文学史。而且，这样的感受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也给我们一种启发：是否空间的距离使得有些话反而可以大胆地说出来？是否文字的形式使得原先聚在一起的某些不便启齿的内容，有了一定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还是说，这只是他们彼此之间日常有所冲突的一种延续，即使分离，也无法释然于心？众所周知，在清代，女作家的集子往往由其父亲、丈夫或儿子等为之刊刻，像吴荃佩，其诗稿乃由其丈夫马巽以为之向友人索序，而且刊刻过程中，马巽以的弟弟马映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兄弟肯定觉得这样的内容是正常的。陈蕴莲的情况比较特殊。她的《信芳阁诗草》共五卷，前四卷刊于咸丰元年（1850），是其丈夫左晨张罗刊刻的，但费用则是陈氏卖画所得。她的丈夫在跋中也说：“今以其所作诗，删存数百首，积年来画资所入，付诸剞劂。”前四卷给人的感觉是琴瑟和谐，而第五卷则多怨怼之词，上引《蕂寓卧病夜不成寐寄外》正见于此卷。卷后《信芳阁自题八图》的自跋写于咸丰九年（1859）。可以想见，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第五卷中有一些作品，或者也作于咸丰元年之前，不知是不是当时刊刻时被左晨删掉了。据今人的考订，左晨卒于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日，陈蕴莲卒于同治八年（1869）二月十八日，是则咸丰九年本刻印时，左晨也肯定能够看到。由于资料所限，暂时不知咸丰九年本是否和咸丰元年本一样，也是由左晨张罗刻成，还是说，完全是陈蕴莲自己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这让我们对陈蕴莲夫妇晚年的婚姻生活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节令情愫
夫妻离别，以诗为书信，表达思念之情，是伴随着离别的行为而展开的。理论上说，这种思念可以体现在一年中的每一个季节，甚至任何一天。但是，正像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所写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果碰到节日，遥隔两地的夫妻之间往往更为痛苦，因此寄外之诗也往往写出了特定的感受。在寄外诗所涉及的节日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新年，一个是七夕。
新年（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合家欢聚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时候夫妻悬隔两地，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如钱希《寄外》二首之一：“静里眉头敛莫开，又看新月透帘来。每闻鹊语疑君返，惯为灯花望信回。别后关山长入梦，眼前风雪又舒梅。万家聚首除年日，旅舍遥怜酒一杯。”除夕之夜，万家相聚，遥想丈夫孤单地在万里之遥的旅店中，独酌无亲，心里就充满了“怜”。这个“怜”，字面上说的是丈夫，其实又何尝不是自己？包兰瑛《除夕寄外》则写得比较节制：“光阴同是异乡过，两地怀人意若何。万里音书中道阻，一年情绪此宵多。梅侵腊雪香犹敛，诗得春风韵更和。守岁不妨吟到晓，锦笺椒颂共谁哦。”可能是离别已成习惯，所以只是淡淡说来。首句有很强的时空意识，其意脉和苏轼的“千里共婵娟”一样，都是写相同的时间和相异的空间。次句将调子定为两地怀人，彼此思念，以见感情深厚。颔联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作者加上“万里音书中道阻”的铺垫，就更加显示出“一年情绪”的浓重。颈联以雪中梅花点时节，紧接着就转到作品的主题：通过写诗来传达情衷。怎样做到“韵更和”？诗中告诉我们，她要吟咏到晓，借此表达心里的思念。末句点出由于离别，没有人能够一起吟哦，这个除夕未免没有意义，所写的诗也未免没有意义。
七夕也是一个重要节日。这一天，既是女性乞巧之日，也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日，而以后者表达男女之情更为常见。在中国文学史上，借七夕写男女暌隔之苦的作品不胜枚举，所以，在清代女性的寄外诗中也没有缺席。如徐映玉《七夕寄外》：“银河浩浩月痕生，残暑初销露渐盈。迢递佳期逢此夕（自注：李义山诗：“故教迢递作佳期”），飘零羁客起遥情。虚传苏蕙机中锦，难博韩康市上名。听彻西泠珠络鼓，也应寂寞坐深更。”李商隐《辛未七夕》：“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作者以之自比，见出离别之久，因此悬想丈夫的“遥情”。再回到自己，说即使有苏蕙撰写回文诗那样的才华，也无法传达自己此时的心情，并借韩康卖药遁入霸陵山中，寄寓与夫偕隐，难以得遂。七夕而写男女之情，肯定要提及牛郎织女，徐映玉的诗尚是引李商隐之作，较为隐晦，宗粲的《七夕寄外》则比较直接：“宝鸭香绕袅细烟，一弯眉月露婵娟。愁心似草锄仍茁，病骨如花瘦自怜。多恨人偏逢此夕，有情仙只别经年。雏儿解向双星拜，助我相思更万千。”宗粲的丈夫常常离家在外，她的集子中多有情深意切的寄外诗，但这一首是写自己的丈夫刚刚开始作客，所以信中难免万千珍重，生怕漏了什么，于是封上信之后复又打开，角度有所不同。七夕是牛郎织女团聚的日子，可见情之一端，终不辜负。但是，仙人能够如此，尘世之中人却无法做到，而且牛郎织女的分离虽然痛苦，毕竟还能一年见一次，自己和丈夫却是连这一点都比不上。末二句写家中女孩拜牛郎织女双星而乞巧，巧妙地将两个习俗合在一起，但仍然集中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所以是“助我相思更万千”。
当然，很多时候，特定的节日只具有象征意义，这时候写的寄外诗，和节日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只是代表了在某一特定的日子里对丈夫的思念而已。如唐庆云《己卯寒食寄夫子》：“禁烟时节落花催，梦破楼西隐隐雷。云际几番微雨过，林梢一片嫩晴开。怕看燕垒新连旧，却喜鱼书去复回。知是柳江将返棹，绿阴浓处望帆来。”唐庆云是阮元的侧室，和阮门其他闺秀一样，她也参与了建构阮门风雅。这首诗写在寒食，实际内容却和寒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一个季节的表征。不过像“云际”二句，为微雨之后的嫩晴而赞叹，则显然有所暗示，不仅有“鱼书去复回”的喜悦，更有“绿阴浓处望帆来”的期待。类似的情形还有关于重阳的，如章婉仪《九日寄外子于平原》：“三年随侍客芝阳，佳节重逢感慨长。种菊情怀怜旧圃（自注：余家延绿阁，秋来菊花最盛），佩萸景物滞他乡。登高况复人千里，寄远欣看雁数行。鼙鼓江南还未息，何时归去话沧桑。”章氏十七岁嫁给华文汇，随宦四方，曾经历太平天国之乱，此诗即写于乱中。时逢重阳，怀念故乡景物，不觉有感于心。
战乱与流离
战争是对幸福家庭生活的最大摧残，所以宋元之际的蒋捷才会在《贺新郎·兵后寓吴》中有这样痛切的描写：“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这种感情在寄外诗中也有所体现。这一类作品在明清之际就经常出现，而1840年之后，由于清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人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深受影响，就更能从创作中看出来。
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走向，也影响着不少人的家庭生活。张纨英的《岁暮感怀寄夫子》是一首长诗。张纨英是张琦的第四个女儿，嫁给太仓王曦。王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卒，因此，这首寄外诗的背景应该和英军战舰从珠江口一路打过来，在江南一带燃起战火有关。诗中叙述的内容很多。一开始说：“朔风驾征舠，残月乍明灭。行李何匆匆，岁暮忽言别。”在朔风呼啸的寒冬，丈夫乘船外出，夫妇离别之际，勾起心中的伤痛。这伤痛，首先来自家庭的不幸，特别是家境贫寒，女儿患疾。然后转向自己，说乡里风俗浇薄，宗党不能相助，自己无所依靠，对以后的生活非常忧虑。可贵的是，她在向丈夫倾诉痛苦的时候，并没有囿于自己一家，而是由家到国，感情升华。“承平忧冻馁，生计日已拙。黾勉已艰辛，兵戈复仓卒。长鲸击回风，沧海波涛阔。羽书纷络绎，征发遍南北。一朝入大江，奔窜如豕突。哀鸿遍四郊，流转弃家室。风声惊草木，烽火照城阙。毗陵咫尺间，捍御苦无术。巨室多迁移，土寇势剽忽。空城安可居，避地求岩穴。丧乱藉友朋，急难谊尤切。”先说英军乘战舰沿江而下，势不可挡，人们四处避难。虽然英军事实上并没有攻打常州，但风声鹤唳，眼见战舰逼近，居于常州的她还是逃了出去，勉强在老家阳湖住下。接下来写到镇江之战，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此前，英军攻打吴淞，主要是由海军承担，现在攻打镇江，则是由陆军负责，无论是参战人数还是武器，都远远优于守城军队。战争非常惨烈，此即“悲哉”十二句所作的描写：“悲哉镇江城，飞炮山石裂。官军屡不克，贼势益猖獗。井里无炊烟，沟渠涨热血。腥风逐炎暑，昏噎黯白日。凶灾岂天意，玉石俱摧折。”镇江在常州的旁边，所以，作者才能感同身受，如此深切地加以表现。下面写朝廷应变之道，出语含糊，实际上是败得一塌涂地，却说“庙堂哀生民，干羽两阶列。大臣议招抚，金缯急搜括。用兵贵全军，不战人已屈”，当然只是曲笔，但“金缯”云云，或也暗示赔款之事。再下面写战争结束，自己回到常州，然后笔锋一转，对战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中心思想是，自古以来，面对外患，就要有软硬两手，能赏能罚，能进能退，而江南是朝廷重要的财赋之地，尤其应该好好经营，使得国家强大，而国家强大，才能严守门户，保证安全，否则国势堪忧。最后，又转向自己的家庭，说丈夫是一介寒儒，没有话语权，虽然忧心国事，终竟无处可以施展，因此，在这乱世，不如自保，回到家乡，一起过着隐居的生活。这样的一首长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诗中不仅写出了战乱之中一个普通家庭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展示了一个女子的见识和思想境界。她向丈夫诉说，已经不完全是家长里短，而是具有家国情怀的思考。张琦和其兄张惠言一起创建了常州词派，提倡词的创作要具有带有政治内涵的比兴寄托，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其女儿身上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大半个中国，绵延十四年，造成了无数家庭的离散，夫妻的暌隔。这些在寄外书写中也会表现出来。如左锡嘉《寄外》四首之四：“停云在望思如麻，风卷长空落晚霞。一片冰心盟皎月，九秋玉骨傲黄花。雁翎迢递缄双札，雉堞凄凉隐悲笳。今夕遥遥共杯酒，可怜烽燧满天涯。”左锡嘉是常州人，丈夫曾咏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赴安庆襄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以劳瘁殁于战争中。左锡嘉非常悲痛，至安徽抚柩归葬，曾有《孤舟回蜀图》述之。这首诗是他们在战争中彼此思念的写照，也是他们忠贞心志的体现，以个人的处境见出了时代的大背景。末二句写出满地烽烟，正是当时国家局势的真实反映。杨蕴辉的《外寄归梦吟一阕赋此却寄》写得更加具体而微。这也是一首长诗，先说接到丈夫的信，读毕浮想联翩，回忆刚刚结婚时，两人都还年幼，对于世事了解不多，下帷劝读，两小无猜，或下棋角韵，或倚案弹琴，不知不觉，儿女渐渐长大。丈夫固然是怀才不遇，自己虽然有才，作为女性，也无处得施，渐渐感到了人生的凄苦。这凄苦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夫妻二人不得不分离，即所谓“无端震地干戈动，疾雷惊破鸳鸯梦。九转骊歌唱未遑，一杯别酒匆匆送”。这里写的是“壬戌因避回逆之乱，大姑携长、次两儿避乱礼邑之仇池山，因山居不便，复回天水。癸亥冬，外携两儿避乱长安，而其地又值兵燹之后，饥馑之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陕甘一带又有回民之乱。战乱时丈夫携两个儿子避乱西安，行前感到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来，于是有来生相见之语。稚子牵衣，老亲掩袂，鼓角惊心，宿露餐风。人生至痛，无过于此。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在外，当然使得她牵肠挂肚，无限思念，期盼来信，夜不能寐。但想到丈夫受到上司的信任，能够有所施展，又不免有欣慰之情。这是一个转折，在动情之时，又显得深明大义。不过，即使如此，也难以消除思念，何况时间是如此漫长，已经过了将近一年，于是诗中铺叙从春到秋，注入细致入微的思念，而以“报君一语真堪慰，骨肉团圆已有期”作结，显示了心中无限的期待。这首长诗通篇几乎都在回忆，娓娓道来，好像在和丈夫谈心。另外，这首诗似乎学习长庆体，叙事言情，很见才气，也和一些书信体较为通俗的写法不同。
书写方式
寄外诗是怀人诗的一种，这一类型的作品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因此一些表现手法也会被吸收进来。在这方面，杜甫的《月夜》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影响非常大，作为一种经典，清代不少女诗人在创作中进行了回应。如徐德清《夜雨忆外》：“鸠妇黄昏怨画檐，淋浪彻夜恼余甜。孤蓬料得寒犹峭，白袷还怜絮未添。黯淡青灯愁脉脉，迷离远梦思厌厌。何时共听西窗雨，磨损金钱不敢占。”夜雨连绵，由自己之寒，想象丈夫之寒，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跨越不同的空间，表现自己的思念。末二句从李商隐《夜雨寄北》来，暗含着以后见面，期待共话此时相忆的情愫，但相见难期，金钱难卜，所以，就是这个“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心愿，也可能是很难达成的。这种写法，比起李商隐，当然缺少了一些蕴藉和想象的空间，但是更为具体，更为实际。又如钱孟钿《雨夜怀外子》：“窗色不成夕，清灯与梦残。遥怜虚馆坐，有客掩扉寒。风叶意无定，霜鸿影未安。巴山即秦岫，剪烛待重看。”颔联出自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末联出自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二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寄外诗和寄内诗的对话。比如，杜甫《月夜》说：“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在两地对月上做文章。吴宗爱《寄外》则说：“朦胧怜淡月，两地但同看。”语言虽异，意思实同。葛宜的丈夫朱尔迈宦游四川后，葛写了不少诗歌，其中《怀日观蜀中》：“秋林闲坐自萧条，万里桥边书信遥。鸿雁一声惊落木，霜华八月试寒袍。蓬莱水浅迷归棹，滟滪堆沉拥去潮。料得诗成应寄我，东吴西蜀共挥毫。”作者怀人，除了首句和末句点出自己，基本上全从对面立意，最后悬想对方写诗，与自己心意相通，也显得摇曳多姿。而溯其渊源，当然也能通向杜甫。
这样的表现手法成为经典后，也会在实际操作中扩充容量。如钱孟钿《寄怀外子》：“缅怀远游客，侵晓冲寒行。严霜动鬓影，飒飒吹惊尘。更闻秦岭上，积雪长如银。回头骨肉远，惟与童仆亲。田家五亩熟，键户欣良辰。灯前调儿女，酒畔邀比邻。日出天地开，鸡犬皆天真。驱驰名利者，谁与通殷勤。”这是和丈夫分手不到十天时所写。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想象秦岭之上，严霜凝鬓，朔风呼啸，大雪封路，此时丈夫远离温暖的家庭，只有童仆随身，一定感到非常孤寂，这是通过写大自然来衬托丈夫的处境；二是想象丈夫行于乡村之中，感受到淳朴的乡村生活：五亩之田，知足常乐，有所收成后，全家其乐融融，闭门相庆，灯前儿女，酒畔邻人，得享天伦之乐和朋友之趣，这又是通过写人文之景貌来衬托离家的痛苦。这两种悬想是妻子的心态，当然也是丈夫的心态，以此写出了二人的相知，所以，最后两句说：“驱驰名利者，谁与通殷勤。”这当然是代丈夫立言，但如果不是夫妻之间的相知，也无法写出这种情怀。因此，这种寄外诗，又不仅仅是一般的对在外风尘的絮絮叨叨，同时也写出了夫妻之间的心意相通。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她们在寄外诗中，就往往能够表现出丈夫的情志，如钱孟钿《和外子途中寄怀三首》之第二首：“萍梗生涯寄此身，无端误我滞咸秦。好风帘幔遥天月，落日楼台故国春。耐岁江梅迟索笑，冲寒塞雁易伤神。三年别泪征衫上，极目高堂梦远人。”这一类作品，基本上用的是丈夫的口吻，也是站在丈夫的立场抒发感情的。
一般来说，寄外诗虽然是诗，毕竟是信，大都直抒胸臆，不甚刻意讲究，但也是因人而异。如高篃《古诗寄怀酉生山阴》：“桃李下成蹊，不知兰蕙槁。佳人别我时，蝴蝶飞芳草。谅无同心人，何以展怀抱。眷彼百丈丝，缠绵讵能道。”她的丈夫朱绶，字酉生。朱为高的集子作序，曾说：“余故堙郁善感，每托诸美人香草，自言其难言之情。妇属响能应，如笙匏焉。”所以，其诗“大抵思亲者十之二三，寓言者十五六，不知与比兴之旨离合何似？”高诗以古诗十九首的笔意，写对丈夫处境的安慰，以及对丈夫的思念。朱绶大约科场不利，于是前两句表达无人赏识的痛苦。以“佳人”指丈夫，正是有意借用香草美人的传统。五六两句一语双关，既写自己的相思，也写丈夫的不遇。末二句以比喻出之，言即使百丈长丝，也道不尽缠绵之情。清代闺秀的诗中，经常有对丈夫科场不利的安慰，那确实是非常现实的生活，这些女子也只能压抑自己的殷切希望，而转向对丈夫失意的安慰。
另外，寄外诗中有一个“寄”字，既然是信，则难免有一来一往，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更能体现书信体诗歌的特色。不妨以归懋仪和她丈夫的诗歌唱和为例。归懋仪是常熟人，当时可能随丈夫李学璜在岳阳为官，有一次丈夫因事去金陵，这一件事显然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插曲，所以，她以诗为札，反复言之：“一片潇湘月，清光万里秋。巴陵南下水，直至石城头。石头城下潮声急，有客中流停桂楫。绿柳阴阴度玉箫，碧阑曲曲浮银鸭。偶乘暇日试相呼，击钵联吟兴不孤。王谢繁华空复忆，阴何文采未全虚。寻碑古刹还停辔，钟山日落烟凝翠。旖旎空怜儿女情，萧骚更洒英雄泪。十年采笔粲花红，此日清游气倍雄。风涌沧江鲸跋浪，云开霄汉鹗横空。归途历历霜初落，珍重衣衫着锦薄。洞庭朱橘正堆盘，妆阁携来话离索。”诗中想象丈夫乘船，从岳阳直至南京。在南京，有绿柳碧阑游观之清兴，有暇日联吟之诗情，或感慨乌衣燕子，或悬想文士风流，或庙宇寻访古碑，或钟山欣赏落日。在这个汇聚了儿女情长、英雄壮志的古都，一番清游，想必能勾起无限的情思。篇末又想其归途，嘱其添衣，而自己正有无限离索之情，要在重逢时诉说。以诗代札，首尾完整，而中间的悬想，是对丈夫兴致的体贴，也写出了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对丈夫的相知。丈夫收到诗之后，和寄一首：“横笛中宵起，偏惊异地秋。相思逐淮水，和梦到楼头。楼头处处寒砧急，楼外声声闻击楫。绿窗灯黯掩银屏，翠被笼寒焚宝鸭。寂寥女伴罢招呼，千里怀人吟兴孤。期我风云天路阔，怜君松竹夜窗虚。词场十载驰文辔，画眉还对春山翠。五夜同翻邺架书，三冬不洒牛衣泪。维舟白下画楼红，长啸沧江意气雄。河鲤迢迢通尺素，川波淼淼映澄空。一声边雁云端落，想象风前翠袖薄。深夜无人独倚阑，梧桐弄影秋萧索。”这首以诗代札的回信有点微妙。妻子的信用了相当篇幅想象丈夫在南京的清游，而丈夫的回信则以两地相思为基调，特别是提出了妻子的孤单寂寞。这是否暗含着这样的心理动机：除了对妻子的爱意，也有一点亏欠感。面对妻子的相思之情，他无法渲染自己在南京的山水胜情，开心快乐。显然，他知道，这样的内容会让处于如此心态中的妻子高兴一点。
于是又有了妻子的第二封信：“锦字传千里，天涯已暮秋。却看明镜影，转忆大刀头。鸿声嘹呖秋风急，客子江头理行楫。数声棹唱起惊鸥，一带楼阴笼睡鸭。江皋祖饯快招呼，词客徘徊影不孤。胜地烟霞欣共揽，锦囊词赋未应虚。空江一棹同飞辔，隔岸秋山凝晚翠。金缕风残杨柳丝，珠痕露滴芙蓉泪。归来林下橘初红，共话词坛文阵雄。墨浪翻澜标锦丽，管花散彩映秋空。烛花也向尊前落，酒晕微寒衫乍薄。玉炉香烬画帘垂，宵深隔院闻弦索。”和第一首的许多内容是想象丈夫的出行，以及清游不同，这一首乃顺着丈夫相思的思路，开始设计丈夫的归途。这里有对归楫的整顿，有对祖饯的描写，当然也没有忘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仍然相信丈夫在这个“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诗酒流连，不会空手而回。然后就是对归舟沿途风景的想象，顺理成章写到二人的重逢。写重逢，却并不集中在相思，而是接着第一首的思路，期待听到丈夫在南京和文友交往的状况，读到丈夫此行美妙的作品。由此也可以见出归懋仪非常丰富复杂的心灵活动，她对丈夫的伉俪之情感到欣慰，但同时却也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思绪。她没有把寄外的书写仅仅限制在孤独寂寞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丈夫能够为自己带来一些新的生活意趣，打开一些新的生活空间。再看丈夫接到信之后的回复：“频藉衡阳雁，传来湘水秋。遥怜闺里月，正上绣帘头。高秋九月霜飞急，又向江干移画楫。远树萧疏送落鸦，野塘清浅浮花鸭。渔人隔岸数相呼，残笛声中帆影孤。鲈脍无烦千里致，篷窗还对一尊虚。闲看古道驰征辔，落日烟光横紫翠。吴岭花残片片云，楚江竹染盈盈泪。细斟鲁酒发颜红，搦管惭夸文藻雄。忆尔清闺吟落叶，彩花几朵映秋空。洞庭波静枫初落，授衣已换香罗薄。频挑灯烬卜行人，小阁香沉句还索。”这首诗也是按照妻子的思路，主要是想象自己乘船的归途，归结为气候变迁，寒衣始换，妻子在家中对自己的思念。
这一来一往的两组诗，可以让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出那个时代夫妻之间唱和的情境，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心灵活动。妻子寄诗的初衷，虽然有着对行人在外的关切，有着两地分离的相思，但更多地是想象丈夫来到金陵之后的种种文化生活，这里面或许也有一些猜想，一些疑虑，毕竟是烟花繁华之地，秦淮风月，世人尽知。但是，丈夫巧妙地将诗歌的主题转移到两地相思，也就成为基本的情调。他们用诗歌写的信，来回之间所展开的对话，既有对行迹的书写，也有对事件的想象，还有心理上的暗示。如果说苏蕙的《璇玑图》作为寄外诗的一种特别的形式，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在这种特定的书写方式中可以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表达空间，那么归懋仪夫妇的这些作品，也能从呼唤—回应的结构模式中看到诗人们的一些追求。
结语
寄外诗是女诗人写给自己分隔两地的丈夫的诗，可以说是对寄内诗的一种回应。寄外诗在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一直到明清，尤其是到了清代，才进入繁盛期，作家辈出，作品众多。寄外诗一般表达妻子对丈夫生活的关心，以及对事业的鼓励，有时也有劝勉甚至督责，这就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较为丰富的家庭生活情境。尽管夫妻的分离始终孕育着寄外的诗情，但每逢节令，或身处战乱，则使这种感情更加浓郁。前者是离情中浸润了文化，后者因处在生死难卜、朝不保夕的境地，更能激发出特别的思致。而战乱寄外诗从小家之情上升到家国之情，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寄外诗和距离有关，因此有一些写法值得提出来。首先是悬揣的情境，多从对面写，既有来自杜甫等人的诗歌传统，也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其次是以诗歌的方式写信，从书信的角度也能看出书写的重点和感情的取向，特别是在一些长诗中更为明确。中国古代女子的书信存世者不多，胡文楷的妻子王秀琴曾编有《历代名媛书简》，其中有一部分是寄外者，虽然代表性还不够，但两相对照，仍然可以引申出进一步的话题。
作者：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
来源：原载于《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