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近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创立，不仅是中西学术交流的结果，还受到社会思潮的推动。20世纪上半叶，最初从日本进入国内的国粹观念，在顺应中西学竞争中追寻文化自信、谋求国家社会改造的需要，风行于中国思想界，是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演进的重要思想动因。清末国粹思潮对中国学术转型的影响，诸如经学地位下降，诸子学、文辞地位上升等重要层面，已为学界揭橥。惟其对学术分科及“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似未受到充分重视。目前对近代“文学”概念的研究集中于词义辨析，对概念演变与历史社会因素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在近代中国救亡存种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有助于审视近代学术分科观念之创建与时代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文学”关系国家种性之存亡：《国粹学报》学人群的论述
清末国粹思潮之滥觞，虽直接导源于日本，但之所以能风靡知识界，实与国内救亡的现实需求相关。在西学西政冲击下，国人普遍意识到国家之存亡与学术之兴废休戚相关，因而提倡国学以存种性。而时人眼中的国学，已普遍打上西学专门分科的烙印。成为学术名词的“文学”，指代文辞的含义逐渐普遍，但并不固定于此，而是具有多样性。
1902年，邓实主持《政艺通报》，撰著一系列论说，试图以国粹唤起文化自信，以救亡国绝种之患。他树立中国文明独立的旗帜，阐述人种、语言文字、学术、风俗、实业等方面的独立。认为外族之亡人国，“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永沉沦”。语言、文字关乎国家种性之存亡，“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华人天性好文，“故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中国之政法艺术诚不如欧美，“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语言、文学成为文明要素，与国家种性存亡息息相关。
在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在中国典籍中原本不成为名词、含义并不固定的“文学”逐渐被用来对译education、literature等不同西文观念，中西语义的混杂使其含义趋于多元化。20世纪初，日本学科观念传入国内，由于与西学的相似性，“文学”指诗文辞赋的含义逐渐普遍，但并不固定于此，而是处于变化中。在政艺通报社保存国粹的论调中，“文学”指称文辞的用法已较为常见。1904年，该社代售邓方《小雅楼诗文集》广告称，“秋门氏为吾国近今文学界之巨手”，其所作诗文，“于中国近代文学界上者，可占一位置”。当世竞言改革，“而感发志气、改良风俗莫善于诗歌，世之宝贵祖国文学者亦所不废也”。在国粹思潮影响下，“文学界”“祖国文学”等词汇大量出现，刊行诗文集成为保存国粹的有效措施。
该年冬，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开设讲习会、藏书楼，刊行《国粹丛书》，并编辑国学教科书及乡土志。黄节同样强调国学与种族存亡的关系：当日英之灭印度，俄之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言语文学”成为国学的基本内容。邓实与同人召开讲席会，拟讲习内容分目为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文学。对于“文学”的性质，说道：“既有国，则必有语言文字以道政事，以达民隐，诗以歌之，辞以文之，是曰一国之文学。”该讲习记仅刊出经学部分，未见所讲“文学”内容。邓实述顾炎武学说，分为经学、史学、文学、政治学、风俗学，“文学”一节专论其文。对古人学术的认识已带着分科的眼光。他阐述欧洲自古希腊七贤创兴学派，至中世纪复兴希腊古学的历史，使用“文学”“哲学”等学科名目。认为20世纪将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而周秦诸子不仅义理与西方学科相通，而且在新学时代，诸子学能打破儒教一尊的地位，为思想启蒙提供助力。故当日应研求古学，“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该“神州古代文学”取广义的学术之义，诸子学包含其中。
《国粹学报》创刊后，获得同好投稿投函响应。1904年后，刘师培思想日趋激进，认为欲中国学术发达，须先打破思想禁锢，开始将六经与新式教科相比附。自《国粹学报》创刊起，他撰文阐述文章的起源流变，较多使用“文学”一词。刘师培继承清人学习文辞须先通小学的观点，认为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再有文字，至春秋时代，亦大抵语言与文字分离，“纵横者流，腾为口舌，语学之派别也。后世史书特立文苑，文学之派别也”。“文学”与“语学”并立，将史书文苑传归入“文学之派别”，“文学”即指文辞。《论文杂记》分条阐述对“文”的认识，既涉及西文语词分类与中国虚、实字的比附运用，又论及中国文体变迁。他引用英国学者斯宾塞“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学”从上古文言到六朝文笔分途、宋代语录、元代以来词曲小说的演变，符合人类文明进化的公理。在他的论述中，“中国文学”较多指文辞，而且把戏曲、小说涵括其中。《南北学派不同论》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等方面，考论南北学派之不同。所谓南北“文学”之不同，实为南北文章之差异，诗文、剧曲皆纳于其中。《论近世文学之变迁》阐述文章与学术之关系，将“文”与“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宋代以前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宋代以后义理、考据分途，学日进而文日退。“文学”一词既指“文”与“学”，又用来专指文辞。指出近岁以来，墨守桐城文派者囿于义法，“文学”之衰已极，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中国，实为“中国文学之厄”。在他的论述中，“文学”已成为学术名词，指称辞章之学的用法已较为普遍。
除发表议论外，刘师培还为国学保存会编撰国学教科书。1905年，他编写出伦理、经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5种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阐发“文学基于小学”之旨，拟编10册，编就的第1册“以诠明小学为宗旨”。《国粹学报》广告推介对其文章与小学关系的观点表示认同，“诚文学教科最佳之本”。刘师培继承旧学，欲光大复兴之，而对时兴的观念术语甚喜援用。他推崇《文心雕龙》“溯各体之起源，明立言之有当，体各为篇，聚必以类，诚文学之津筏”，欲效仿作《文说》一书。计划撰写《周末学术史》，拟采用分科专门史展开叙述，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等，其中包括文字学史、文章学史。“文学”指文辞之义已较为常见，但“文章学”并未全部用“文学”取代，运用具有多样性。
进入分科体系的“文学”含义处于变化中，这在刘师培的论述中亦有体现。他为国学讲习会编辑的乡土教科书，拟分目为舆地、政典、大事、人物、方言、文学、物产、风俗等志。把“文学”作文、学分解，明确指出：“其以文学标题者，则以钱竹汀有言：‘古代文与学合，后世文与学分。’文、学既分，故此志亦分文、学为二途。学为先，而文为后。”《文学志》即分为《学志》与《文志》。《学志》略仿古代目录家成法，记郡邑之学术传承；《文志》则以征献为主，辑一地之文章。这与专指文辞的含义，大相径庭。出于社会改良的需要，当时知识界受日本影响，接受西学观念，开始将小说当作“文学”，但刘师培对小说的“文学”性质，尚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古代说部有考古、记事、稗官三类，其失有三：难以据为信史、易启浮华谑浪、言无可采或言多枝叶。唐宋说部之书不能与汉魏子书竞长，元明以来更不足论。对古代小说仍持传统看法，以稗官野史视之。
许之衡对《国粹学报》的国粹保存论颇感认同，但不满于仅从政治上提倡民族主义，建议树立孔子在宗教上的地位、保全国学以存国魂。在保存国学方面，对经、史、文学提出具体意见。“若文学一途”，“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不可失之艰深。许之衡的国学取向兼融中西，在“释词之学”上，认为用王引之不如用马建忠，“马氏兼通中西，王氏则但通古训”。“文学”即专指文辞。
罗惇曧、金一、桂埴分别以“文学”为题，发表心得。罗惇曧《文学源流》阐述自上古有文字以来文章之源流，效仿《文心雕龙》宗经之意，“序论文学，以典谟训诰为文章之首，故先论《书》”，称述六经的文章价值。金一《文学上之美术观》认为“世界之有文学，所以表人心之美术”，“文之为物，其第一之效用，固在表其心之感”。在“文学”派别中，尤其肯定文与诗。其所可贵者，在于不朽与感人，因此之故，文章以碑铭为宗，诗歌以乐府为盛，可称为“美术之林，文学之薮”，应视为国粹予以保存。此处“文学”指文辞而言，而在《文学观》一文中则转而指广义的学术。他认为，古人著书多沿旧习，而少创作，“读五千年祖国文学史，而叹古之所谓著书者，著他人之书而已”。“文学”指广义的学术、著作，传注经说、典制掌故、学说诸子、文艺辞章、博辩论断、稗乘夷坚都涵括其中，反映当时观念的复杂多变。桂埴《文学新诂》阐述文字演变的规律，以渐失本义为戒。他举例指出“查”字无“察”训，古称“审察”，只因声音代变，自入声转为平声，而产生通假，并为中日所通用。认为欲祛通假之弊，“宜博稽方言，反之天籁，增益新韵”，以救末流之失。题中的“文学”指字学，从“文”的文字之义引申而来。
孙雄从1905至1907年担任北洋客籍学堂讲席，并编辑国文讲义。该讲义系为诸生所讲“中国文学源流”，包括九流学派略说、古今文体条论（上自《史》《汉》《骚》《选》之宗旨，下至唐宋八家之派别）、选录周秦汉魏及名家诗文。称此三类为“研究文学之阶梯”，中国数千年来之国粹，“不外因文见道之六艺，与专门名家之九流”。在此编之外，别为《六艺略论》，又名《经学总论》，列入师郑堂经学讲义。后致信《国粹学报》称：“于国文讲义内采辑贵报之说，参以己意，为诸生演述神州旧学。”对九流学派的重视，即受到该报阐扬诸子学的影响。在各体文辞中，孙雄特别强调诗歌的价值，认为当日为诗必兼通新旧学方能有得，欲选辑近世诗家诗作，与国文讲义相间讲授，以“恢张文学之精神”。孙雄所说的“中国文学”近似于国学之义，偏重于诸子、文辞，这与其个人的学术关切相关。
以《国粹学报》为中心的学人群体，认同学术关系国家、种性存亡的理念，掀起一股保存国粹的热潮。但不同学人所注目的国学，因学术背景及学术志趣而各有异同。以西化的学科观念看待旧学，成为普遍做法，“文学”成为国学中的分支科目。由于中西语义来源的差异，“文学”的内涵外延原本就并不固定，在不同的学术理念下，更加呈现因人而异的特点。在国粹思潮推动下，中国旧学中的不同成分被分别纳入这一新的学科术语中。
二、朝野各方的存学努力
清末最后十年是社会价值观念大分化的时期，但在保存国粹问题上，政治立场截然对立者却形成一定共识。朝野内外从自身所处的位置采取不同的措施，探寻保存国学的途径。
新政时期，清廷实施广派留学生、创设学堂学部等教育改革措施，如何在汲取西学的同时保存国粹，引起官员注意。1904年，山西学政宝熙在赴日留学送别会上劝勉诸生学习他国学科之余，不忘本国国粹。“文学、语言、风俗，为一国命脉所关。三者有一灭绝，则其国不待人之蹂躏而已先亡。”认为“吾国文学，实国粹也。文学不深，即偶得一术一艺，犹将无济”。希望留日诸生在彼国以保守为进取，使中国4000年声名文物得以不灭。罗振玉规划学部设立后的教育事宜，认为中国即科举未废以前，能精研古先学术者已复寥寥。当日宜将老成宿学，“于中国经术、小学、历史、文学，确有心得者，加以奖励，以保国粹”。他们所倡导的旧学，实已带着新式学科的眼光，“文学”成为时人眼中国学的重要成分。
留学生赴外更直接地学习西方专门之学，朝廷选拔亦望各尽其用。当时有官员对选取留学生趋重西学，表示疑虑。据报道，端方、戴鸿慈奏称：“各国学校文凭不足为据，以其西学虽优，而于中国文学或无关涉。且留学生不特于国学根柢多有未具，并有不通中文者，未可遽授要职。请饬学部另试中国文学，加意注重，庶少倖进，并免教育权外溢。” 意图在选用考试中增加中学、中文的分量，所说的“中国文学”近似于国学，与西学相对。
当国人接受新的学科观念后反观旧物，容易产生二者同源的认识，为旧制与新学衔接找到依据。自唐代设翰林院以来，翰詹之职即被视为“文学侍从之臣”，当新的学科观念进入后，翰林院与“文学科”的对应就显得理所当然。在西学势盛及新政改制的时代背景下，原本为士林文风所系的翰林院等机构，也被赋予保存国粹与“文学”的使命。吴煦奏请整顿翰林院及国子监，以学务大臣兼管其事，以存国粹。拟将翰林职司分为撰述、图史、编译三类，认为“翰林本文学之官，自有应掌之职任，如此一转移间，以各事厥事在当局”，“此正因时制宜之妙用”。国子监课程，拟“以中学为主，而别采各项科学组成之。奏定章程中各种学堂皆重中国文学一科”，国子监亦拟注重此科。在以宪政为基准的官制改革全面开展后，原本为士人升转之阶的翰林院，已无存在必要。有人提议，所有翰林院衙门应裁汰以节靡费。据报道，此事经张之洞核议，“以翰林院关系本国文学基础，不宜遽言裁汰。即数年后，该院人员渐少，亦只可归并学部，仍存其名，以保国粹”。《大公报》评论说，“翰林院既为文学基础”，则将来开办文科大学不妨以翰林院改建。在时人看来，翰林院可与新式分科教育衔接，担负保存“中国文学”的重任。新学科与旧语义相混合后，时人言说的“文学”含义因人而异，“中国文学”既用作国学的代名词，又可偏指文章一途。
科举停废后，御史俾寿奏请仿效清初特举制科，“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以辅学堂之不逮。会议政务处议复称，“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此事为当日保存国粹之急务，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应如何分析学问门类、荐举召试、量才录用之法。并强调：“此系专为提倡中国文学，各有取义，勿庸牵涉时务，以免淆杂。” 明确了博学鸿词科分门考试、专试“中国文学”的办法。对“文学”不必牵涉时务的观点，《申报》反对说：“一若涉及时务即不足以称其文学者，其陋孰甚。大凡古人之文章，必令读者于精神词气之间，确知其为某朝之作，其文乃可以传世而行远。今如政务处之言，则名为提倡文学，恐反有破坏文学之忧。”该评论所说“文学”即偏指文章，与政务处所说包含各学问门类的国学之义差别很大。
在保存国粹的共同理念下，民间报刊对官方开博学鸿词科、设通儒院的做法却有不同意见。《大公报》发表《论今日提倡文学之必要》一文认为，此二举并不能“保我国之文学日见发达”，以启发一代之文运。在新旧过渡时代，应兼顾旧学与各种科学，“若仅以藻采靡丽之文、虚浮伪饰之学，侥幸当选”，将于时势毫无实用。中国各种学问皆无分科之研究，“即所谓文学者，非不过混括各种之学问而言”。中国文人学士又往往肆口空谈，于事实、论理未尝一一考究，此文章之所以无裨实用，而当日世界之“文学家”，不徒以文章见长，且从事于实际应用方法之研究。提倡对“文学”设专门学科进行研究，并与其他学科会通，不仅注重于文章。
在当时，“文学”与文字、文辞的对应，不仅源自外来观念的影响，还与日本名词冲击下保存本国语言文字的现实需求相关。思想依赖语言文字以表达，当日新学术之输入为中国古昔所无，故不能不有待于新名词的创造。1905年，王国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日本新学语的输入是引进新学的必然结果，但当日译书多佶屈聱牙、文理不通，对中国文辞的危害甚大。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国粹者何？即本国之文字是也。”1907年，郭心培批评外界以为文字无补于实用、将国粹弃如弁髦的看法，认为中国以文明最古著称，皆因有文字之留传，“文学非无用，时势误之耳”。文字对文明传承的作用受到重视。
从文字的书写功能来看，日本新名词的输入势将破坏本国文法，直接影响行政文书的写作运用。1908年，冯煦上奏刑律草案修订意见，特别强调名词文法不宜专采诸日本。日本人用中国汉字翻译西书名词，有摭拾俗字而失其真义者，中国修订法律应有所取舍。“若条文词义与本国文学或相背戾，解释不易，奉行遂难”。他以西人重视“本国文学”为例，倡议中国修订法典不应使似中非中、似西非西之日本文法浸入国内，为舞文弄法之辈所利用，意识到文辞对法典的重要性。恽毓鼎翻阅编书处所译东文书后，对其文法之弊深有体会，认为当日“中国文学所以不亡者，尚有吾辈措大为硕果耳。若不全力维持，三十年后全是此辈主持文学，三代以来法物尽矣，真可为痛哭者也”。正由于文章之学关系如此重大，有人质疑学堂国文能否担负保存国粹的重任。据《大公报》报道，有李灼华之奏议称，“振兴文学，惟恃学堂中毫末之国文”，而国文课程受科学功课挤压，教习、学生视之甚轻，且教习多用日人，所授讲义专用日文，有破坏中国文辞之虞。为救文字之弊，请恢复岁、科两试。《大公报》斥之为邪说，认为复行科举与宪政改革相违。对立的双方对“文学”与文字、文辞的关联，实已形成共识。
在保存国粹的共同论调下，各方因身份立场、知识结构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着显著差别，对“文学”的认识因此而分殊。一些来华西人一面充当西学传播者，一面学习中国文化，与国人固守国粹或群趋西学的极端取向相比，对中西文化的价值有着中肯见解。1903年，李佳白应潘慎文之聘，担任格致书院演说一席，每礼拜四演讲各国政治异同。他认为中、法两国学校皆重视文才，中国之诗词、策论及八股，“皆所以言文才”。当日中国讲求新学，“中国之文学必不能弃，须将新学与中国原有之文学相辅而行，斯诚有济”。1905年，他在尚贤堂演讲中西新旧调和之论，认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可与泰西“文学”“体育”“科学”相比，中学与西学互相为用，不可偏废。学生在普通学已得要领后择性之所近，专习一业，“不论为文学士，为科学专家，为算学名手，必先求其谙习中文，然后国粹可保”。
李佳白的调和论，被眼界开通的中国人引为同道。次年，吕海寰应邀前往尚贤堂秋季开学演说，对此有所演绎发挥，演讲词后以《论中国学界宜保存国粹于欧化之中》为题刊出。他从宗教、文学、历史、政治、礼制等方面，阐述保存国粹的重要性。于“文学”一途，认为“我国文学为全球之冠”，其渊源可追溯到孔门游、夏之“文学”，“子游习《礼》，子夏通《诗》兼通《易》，可知儒林、文学，古人不分两途。即如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班固、刘向、杨雄，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三苏，明之归、唐，本朝之桐城、常州诸作家，莫不根柢经术，发为文章”。把当时出现的“文学”学科，与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相混淆，认为古今一脉相承。
当国人面对受西学影响而来的学科名词时，往往从自己的认知角度立论。缪荃孙担任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总办时，沈曾植曾致函为专心佛学的李证刚商借书事，称：“借此可传《藏》外诸经，亦可于中华文学史增一光采。”旧学深邃的学人也已接纳新学科名词，在沈曾植的观念中，佛经亦为“中华文学史”的一部分。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发起刊行《国学丛刊》，以科学、史学、文学统归世界一切学术，欲破除学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弊。他认为“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科学在于求真、求是，史学可以知沿革，“文学”则可表以情感、求诸想象。认为《文心雕龙》之类为“文学之学”，各史《文苑传》为“文学之史”。王国维本意是以此三科破除中西新旧的畛域之见，使学子深入专门。“科学”“史学”“文学”的分类，显然已是西学的标准。不同学人对“文学”的认识，因新旧知识背景而不同。
朝野各方保存国学的努力，与中西学术的权势递嬗相互促成。时人的国学观念受西学刺激而产生，西学分科也形塑了国学的形态。当国粹主义汇聚成潮后，又推动了学科观念的传播。而国学与新学科观念之所以能风靡国内，亦由其社会性所致。
三、国粹、“文学”于改良群治之用
清季学术嬗变与社会现实关联密切，国人普遍意识到中国社会窳败，亟欲奋起以谋整顿，学术文化成为激发爱国心、谋求社会改造的有效手段。国粹思潮的兴起，因此附加改良群治的功利色彩。
1906年，王毓仁在《申报》发表一系列论说，总结中国近300年学术之变迁，以服务于群治改良。他认为雍乾之世，学术受专制政体束缚，聪明之士才力无所于用，不得不集而说经，而能与经学抗衡者，惟有“文学”。“当时文学中最发达者”，有古文、骈文、诗。他批评新学之士于国学一无所知，而徒拾他人之皮毛，欲取泰西之长，补国学之短，以启发爱国心。在倡导保存国粹的同时，王毓仁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认为“文学”为输入知识、鼓舞感情之无上品，地球各国无不以文学为重要学科，知识有赖于语言、文学而传布，国家存亡、种族盛衰与文学关系密切。批评当日以新名词入文、诗、词，令人难以索解，可谓“文学”之堕落。认为文学改良应在理想，而不在体裁形式，应多读书、广游历、广通他国文学，方能“输进新文学，调和旧文学，而另开新世界”。针对有人不知“文学”性质而误用，他进一步阐明“文学”与学术、群治的关系：“文学”为万事万物之写真，“无论何种高尚之学理，不能不假优美之文以明之”。在社会功用上，“文学”又与群治之进退、国家之存亡相关。欲发明学术、演进群治，须以改良文学为先。所述唐虞三代至清代之“文学”，指诗、文、词曲而言。
在文辞的意义上，“文学”凝聚团体、改良群治的功能受到重视。1907年6月，安徽旅沪学会于上海颐园发起恳亲会。会员胡耀华发表演说，以安徽近世史上的名人事迹，激起同乡进取精神，涉及安徽学人在声律、算学、文学等领域的成就。在“文学”上，称道刘大櫆、姚鼐为一代泰斗，“天下言文章者，莫不皈依顶礼，姝姝然称桐城派”。“文学”专指文章，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构成要素。蛤笑担任《东方杂志》社编辑期间，呼吁改良群治。撰文指出，“文学”与群治有重要关系。“文之为用不一”，可分为纪事、说理、写意赋物三科。而文辞一科为人类阅历之会归，能救知觉、恢识量。因此，述三代以下至清代文章之变迁，以激起保存国学的思想。
受日本学科观念影响，“文学”指文辞的含义已较为普遍。但国人的认识并不固定于此，而是随时发生变化。羲人认为“文学”为国民特性之所在，一国政教风俗视其为盛衰消长。针对国人震于西方科学之精深，鄙弃“祖国四千年来优美瑰丽之文学”的现状，撰作《中国文学原论》《中国文学通论》，阐述“中国文学”之特质及其与国家社会势力之关系。他所说的“文学”具有不同含义。《中国文学原论》说：“文章，亦曰文辞。”中国文体可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文，二者区别始于秦汉，至唐代骈文、散文及后世诗赋、词曲、小说等皆本于秦汉。所说“文学”即指文辞。《中国文学通论》说道：“文学二字，实兼文章、学术两者言之。”文、学之分合与政教风俗之盛衰有重大关系。此处“文学”则指文与学。
陶曾佑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文学”与国家、群治的关系。《中国文学之概观》指出，“文学”能代表立国之精神及资格，较他种学科为优。大陆开化以中国为最早，“祖国之文明首推文学”。演述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代“文学”之概观，以激发国学思想。所说“中国文学”包括诗文、词曲、小说、宋代性理、清代史论、经解。该文在《广益丛报》刊出，题为《支那文学之概观》，未标作者，文字有所改动，其中的“文学”含义出现变化。该文叙述晚近“文学”之演变，内容包括论著、学说、译学、诗词、小说、剧本、各种杂体等，指广义的学术。但最末一段叙述保存国学之旨趣，批评当日学者“痛中国专尚文词之无用”，而趋重于东西洋实业，崇拜东西洋新名词，而将中国“古来极典切、极雅驯之文词”鄙弃。“文学”又转而专指文辞。陶曾佑对“中国文学”的阐述，旨在激起爱国心，以服务于社会改良。《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指出，凡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国际、实业及过去之历史、现在之大势、未来之问题，皆藉“文学”以传播、鼓吹、淘汰、支配、改革、变迁。针对当时竞趋质学，漠视“文学”的倾向，强调“文学”有关教化之凌夷、人权之放失、公德之堕落、团体之涣离，不可偏废。他将“文学”与“质学”对举，与此前留日学生对“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论述如出一辙。不同含义的“文学”，统一于国家社会改造的现实需求中。
陶曾佑等人对“文学”含义的多样解释，引起远在日本的周作人的批评。在日本留学的周氏兄弟接受西方文艺理论，强调“文学”的“美术”性质，而终极关怀同样注目于国民精神改造。与时流用“文学”翻译literature不同，周氏兄弟更多使用“文章”一词，与“文学”通用。周作人阅读西方文艺理论与文学史书籍后，对“文章”的“移人情”本质有了深刻体认， 并将这些认识运用到本国文章评论中。他指出：“泰西‘文章’一语，系出拉体诺文litera及literatura二字，其义至杂糅，即罗马当时亦鲜确解。”认为“文章”与土木、金石、绘画、音乐都属于美术，“感人”是其共同特征，本质在于陶冶国民精神。以此为标尺，评判中国诸家论文之失。指出中国自古即昧于文章意义，近世或且昧其名义。陶曾佑《中国文学之概观》“其言文章，初既并诸一切文书，继复分为二物”。对于金一《文学上之美术观》，因未得见原文，仅指出其题名不通。周作人承认文章之中确有美术价值，但“文章可属之美术而不能以统美术”。批评林传甲所编《中国文学史》不明“文章”为何物，对其以治化为文之准则的观点，说道：“如其尔者，便为词章，而有忝于文学”，“于文学之义且未明，更何论夫史”。他批评《中国文学之概观》不当把学说、译学当作“文章”，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不当把小说列于“文章”之外。认为“文章”虽总括诗文，但实可分为“纯文章”与“杂文章”两部。“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可分为吟式诗（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读式诗（说部之类散文）；“杂文章”则指其他书记、论状诸属。他对“纯文章”“杂文章”的文体划分，显然是来自西学的术语，与中国旧有的文章观念不同。这种差别，尤其显著地体现在对“小说”的认识上。他不满于当日言小说者受梁启超影响，过分强调小说对群治的作用，指责其“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他认为“小说”的本质在于“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其独立之价值在于“文章”与“艺术”。对世人以小说为社会改良手段提出批评，期望文章革新，思想发抒，国民精神进于伟大。
可见，当时知识界普遍意识到，学术与改良群治的密切关系，国粹与“文学”的社会价值受到重视。效仿日本的西式学科观念虽已引入国内，但时人对“文学”的概念范畴、性质、意义的认识，因中西知识背景的差异而争议不断。
四、革命舆论中的国粹与“文学”
清末革命思潮源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宣扬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与改良主义共同成为国粹思潮发展的社会动因。由于社会理想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革命论者对待国粹的态度迥异。但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却颇为一致，其中的“文学”所指则须具体辨析。
1907年6月，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发行《新世纪》杂志，宣称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主张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以“科学公理”为导向，以自由、革命为依归， 对国粹持反对态度。留欧学生攻击监督蒯光典的重要一点，即在于拘守旧学，“期期以贤臣自勖”，其钦仰强权之心无所减损。牛一认为交通世界，“必聚世界种种学说，一一比较其优劣，择其尤者而习之”，不应有一国、一家、亚文、欧文之私见存乎其间，求学目的在于增进个人智识、图谋大众幸福。对国粹保存论甚不以为然。
章太炎的理念与该报论旨恰恰相反，双方就无政府主义与改用万国新语问题展开论争。双方的立场殊异，但对于“文学”的含义却颇为相近，只是取舍有所不同。章太炎认为，改用万国新语“将杜绝文学，归于朴僿”。《新世纪》则主张世界主义，反对国粹思想，认为无论拜伦之诗、汉土之文，都在废弃之列。章太炎则批评《新世纪》立论多“矫借科学之名”，视欧洲“土木之美则靳之，文学之美则弃之”。苏格兰君投稿《新世纪》，认为中国之病在笃信保守，救中国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新世纪》将该文逐句注以按语，对其论说表示赞同，认为文字关系文明进化，废弃较野蛮之汉文，采用文明文字，必能增进中国人种进化。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皆不足宝贵，“文学仅门客之词翰，考据为钞胥之掇拾”。
针对留学界有人夸美汉文，苏格兰君反驳称，汉文甚好者称为“文学博士”，而此等“文学博士”毫无实用之价值。作语能达意之文章，为人人应具之素养，“至于词章、考据等，不过美术而已”。《新世纪》认为，汉文有“文学上之汉文”“名学上之汉文”之别，“文学上之汉文，即苏格兰君所谓美术是也”。特别加以注释：“文学二字，独指词章等而言。至于笺经注史，支那所谓学者，当归入苏格兰君达意之条内，出于文学之范围。”而“文学上之汉文”的“美术”特性，即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所说“妍丽悽怆”之文字，赞许章太炎于文章之事可谓心知其意。但“文学上之汉文”之所以应当废除，正因为其“美术”性质。其价值在于保守民族固有之种性，将导致中国人之种性不与世界交通，此与进化之理相悖。而旧种性本于文字，充溢于精神，故欲造就世界之新种性，先当废除代表旧种性之文字，“而后自由杂习他种文字之文学，以世界各种之良种性，配合于我旧种性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学”。立说的根据在于，国粹有碍种性进化，不合“科学”公理。双方虽立场截然对立，但对“文学”的性质及其与种性关系的认识，却颇为一致。
《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后，由汪精卫主编第25、26期，后由《新世纪》社发行。《新世纪》第114号登有广告称，《民报》为“支那第一杂志”，“近刊之诸作，皆足为新中国文学史、革命史上大放光彩也”。并特别强调：“此非指国粹而言，文章随时进化，同为天演界中之一端，岂有专求于昔人之古训词格，可尽文章之能事者？”认为好古之陋儒，拘于经典而为文，不合世界进化之公理。此言即专针对章太炎而发。
章太炎与《新世纪》的论战，说明同处革命立场者，因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国粹的态度截然不同，而用新的学科眼光看待国学却是共同之处。《新世纪》激进西化的立场在当时并不多见，更多革命者对国粹持保守态度。雷铁厓在槟榔屿主持《光华日报》时，代表革命党与康、梁一派进行舆论斗争，面向华侨群体宣传保存国粹。华侨远离祖国，为外国所化，以中国的语言文字及文化增进其爱国心就显得亟须。在雷铁厓的论述中，“哲学、文学、历史诸学”成为中国文明的组成要素，被视为国粹予以保存。
1909年，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成立南社，“表面虽借诗文相提倡，而实以民族主义为本旨”。高旭所作《南社启》系南社成立的宣言书，强调欲存国魂，须自保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效仿明季复社而集结南社，借文字以挽救人心，“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认为“文学”与国运相关，对当日“所谓文学者”深为不满，“今世之学为文章、为诗词者，举丧其国魂”。所说“文学”即指诗古文辞。
南社成立后，社员定期雅集，以诗文相唱和，在社刊《南社》上发表诗、文、词作，并借表彰清初遗民及乡邦逸闻轶事，以激起爱国爱乡的民族革命精神。对“文学”所指，有不同偏重。高旭《愿无尽斋诗话》评论诗词，阐发保存国粹的思想。他赞赏当时的文界、诗界革新，称黄遵宪诗能独辟异境，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但“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认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为季世一种妖孽，不当自弃国粹，而规仿日本文辞。姚光早有研究国学之志， 此时致力于乡邦文献及先祖遗文的搜集，以存“文学”。《〈姚氏遗书志〉序》述姚氏家族之“文学”，包含经与诗文，即儒林与文苑的范畴，指广义的文教、学术。周实丹等南社成员创办淮南社，“为桴鼓之应”， 宗旨与南社相近。姚光《“淮南社”序》称：“今此社之结，因文学而导其保种爱类之心。” 欲借“文学”激起革命精神。
南社成员借助提倡诗文以宣传民族主义，继承了国学保存会复兴古学以存种性的理念，在人员往来上亦有亲缘关系。如果说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是不同学人阐发各自学术主张的阵地，那么具有文人结社性质的南社，则更专注于文章、诗词方面。在保存国粹问题上，革命派内部虽有分歧，但以学术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共识。革命舆论与国粹思潮相互激荡，成为推动“文学”概念流播的思想动力。
五、结语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演生发展是一套系统性工程，不仅是中西学术交接再生的结果，而且与时代社会思潮息息相关。清末国粹思潮导源于日本，自进入中国之初就受到日本及西学的影响。国人认知的国学，普遍具有西式学术分科的特点。由于中西语义的多样性，国粹论述中的“文学”既可专指文辞，又可作为国学的同义词，含义并不固定。在国势日微的背景下，国粹与“文学”被视为激发种性、存国存种及社会改良的有力工具。在中西学竞争中，出于保存国粹的需要，在中国旧有学术体系中居于不同性质、地位的经、史、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文学”的范畴，融入全新的西式学科体系中，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意义深远。
从另一面来看，清末国粹思潮服务于社会改造的现实需要，流于报刊舆论宣传，缺少深入专门的系统阐述。无怪乎王国维针对当时以学术为政治教育之手段的现状，大声疾呼：“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借此而言，“中国文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在社会普及之外，还有待学术自身的专业化发展。
作者：李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原载于《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