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一、引言
章学诚（1738—1801）研究是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尤其对章氏著述的初衷，对其深刻的哲理性探索未能恰当地把握。而当今时代，要求我们对《文史通义》这部传统经典名著的思想精华和文化价值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总结。这就需要从学术史的视野作更加深入的研究，探索这部名著所蕴涵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进而作出具有系统性的论述，以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并一直持续到晚年，不少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纵观《文史通义》成书以来200余年间学术界的反响，大体经过三个阶段。一是章学诚生前和身后一段时间，因训诂考证之学大盛于世，而章氏学术不投时好，因而知己寥落，时人对之冷漠甚至歧视。二是至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之时，《文史通义》开始受到一些名家的重视，梁启超于1921年著《清代学术概论》，指出《文史通义》中多有关于历史哲学的论述，成为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胡适于1922年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述章氏学术产生的社会环境，摘录书中诸多精义，多有表彰。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史通义》得到一些思想史或史学史名家的重视，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1956）中指出章学诚对于人类历史进程有一些极具创见的论述，一些论点具有“天才猜测”的意义；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商榷》（1964）、《谈史书的编撰》（1981）、《中国史学史》第1册（1986）等论著中高度评价章学诚为中国历史编纂学作出的贡献，“提出了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刘节《中国史学史稿》（1982）中专设有“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作专章论述。笔者先后撰有《〈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1988）、《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2009）、《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2013）等文，冀图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具有初步系统性的探讨，论述了“探索二千年史学的演变”“对考据学风的有力针砭”“探讨学术与社会史的关系”“辩证分析——《文史通义》的精髓”等问题。
回顾以往，经过几代人努力所积累的成果弥足珍贵，是继续前进的基础。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与当前发掘传统文化珍品所应达到的实质性、科学性、系统性的时代要求，仍有很大距离，尤其是，因袭旧规的惯性思维和方法运用上的不恰当，阻碍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因囿于以单纯考证标准作学术评价，将这位在中国行将进入近代社会出现的杰出学者加以贬低，无视其在哲理探索、倡导转变学风、提出历史编篡改革方向等方面影响深远的成就，甚至视之为“乡曲之士”。这种认识确实与章学诚贡献之间圆枘方凿，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务必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更新观念，深入探讨，勇于开拓新境。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二、学术成就
《文史通义》的命名，体现了全书探讨的范围和著述的宗旨。它包涵三层意义：先标“文史”，突出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即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然后强调“通”，昌言要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作贯通古今的探讨，求“通”求“变”；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路数。最后归结到“义”，揭示出要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灵魂，彰显其与当时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追求目标不同的学术旨趣。由此决定了《文史通义》与《史通》虽然同被评价为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时人也每将章学诚刘知幾相比拟，而实际上两书有同有不同。《文史通义》论述的范围既包括历史编纂理论，又包括古代学术的源流演变和当今学术趋向隐藏的弊病，并且对儒家经典的真正价值从哲理的高度予以阐释。
《文史通义》（《章学诚遗书》本）共有内篇6卷，外篇3卷。其主体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对“道”的探索。打开《文史通义》全书目录，首先列在“内篇一”“内篇二”的，便是《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等篇，说明对儒家经典价值的阐释和哲理的探索，在章氏学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篇章实际上是围绕“六经皆史”说和“道在事中”两大核心论题而展开。
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首倡“六经皆史”说，其理论意义是鲜明提出“儒家经典究竟是圣人头脑制造出来的，还是古代治国实践的产物”即“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问题，这在全书中实有理论基石的意义。章氏理论中的诸多重要命题的立论基础正在于此，这是他将此置于全书首倡之说的深意所在。他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专门写出的一部包含极其高深的“道”的书，六经中的“道”和“理”，都是与古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载，所以，“六经皆史也”。章学诚又提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以《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的内容言，应当容易理解，而《易》是讲阴阳变化的，为何也是“先王之政典”呢？答曰：“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故《易》不但与五经同为政典、具有“与史同科”之义，而且《易》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出的规律性知识来教民。章学诚又引孔子所说：“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可证《易经》究明阴阳道理，是与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同为一代法宪，故也是有关治世之记录，并不是圣人“空言著述”。章氏认为《左传》昭公二年所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春秋》，以为周礼尽在鲁”这一史实很有意义。“夫《春秋》乃周公之故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以往研究者曾认为“六经皆史”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或有抹去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意义，这些看法对于理解章氏观点有积极意义，但认识仅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须要不断向前推进。“六经皆史”这一理论创造的深刻意义在于：首次提出和辨析古代经典不是圣人头脑演绎、构建出来的，而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一哲学根本性范畴的命题。在乾嘉时期考证之风盛行、理论思维相对弱化的现实条件下，章氏的论点具有别树一帜、引导学者向哲理探索方向努力的重要意义。至于有的文章曾经争论“六经皆史”是谁首创的问题，这显然并不重要。因为前人都只是行文中涉及，并无专门论述。而章学诚是作为重要理论主张提出，并且针对时弊加以论证，这是与他强调学术必须“经世”的主张密切相关的。
对“道”的探索是章学诚理论创造的重点，其深刻论述集中在《原道》上中下3篇。挈其要旨，有以下三项。
一是论“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演进趋势，明确阐述了“道”的客观性和历史渐进性。在《原道上》开篇，章学诚即提出该篇主要论点：“道”并不是玄妙、神秘的，作为根本原理和社会法则的“道”，是随着社会生活逐步发展的，有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国家制度等等都是后起的。其论云：“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章学诚首先发问：“天难道真的是不知疲倦地指挥号令着吗？”通过回答，逐层递进，强调“道”是客观趋势推演形成的，否定了是由有意志的“天”的安排的神秘观念。首先，当混沌之初，刚刚有人类时，天地阴阳变化，四时运行的“道”就存在了，但作为社会生活的“道”却未出现。这是鲜明亮出其唯物的、发展的观点：未有圣人之前，“道”就存在了，可见“道”不是圣人头脑里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其次，在远古人类数量很少，即群居生活（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规定社会生活法则的“道”的最早形态已经出现。再次，随着群居的人类数量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不同的部落、部族，不同的阶层、等级的出现，作为社会生活法则性的“道”便越来越复杂、显著。最后归结为：仁、义、忠、孝这些观念，刑、政、礼、乐各种制度，都是由于客观趋势的推动而在后来逐步形成的。《原道上》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证明章氏继承了传统思想如《周易》《荀子·礼论》中有关礼制起源和国家制度的观点，并大大向前推进。由此可以看出，后圣效法前圣，并不是效法前圣的具体做法，而是效法前圣依据客观的理、势所推动，把制度创制得更加显著、更加完善的道理。可见，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章学诚以极其形象、简洁明了的语言，解答了“道”与国家制度、“圣人制作”的关系。
二是“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极度崇奉，认为圣人和儒家经典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成为根深蒂固的观点。章氏却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是客观进程的演进，是无意志、无知觉的，圣人是对理与势的需要有所认识而创设。言“圣人体道”符合实际，言“圣人与道同体”则大错特错，表面上只是字句稍有不同，实质上是非相反。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只是对当时理势的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认识新事物、总结理势的新变化、创设新制度的责任，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澄清千百年来视圣人为“天纵之才”，神秘莫测，众人则是芸芸众生，只能盲目服从的观念，章学诚进而提出“圣人学于众人”的新观点。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称其为“圣人”。
三是“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对此，章学诚分三层进行论证。第一层是：孔子未尝离开三代之政教，而以空言存其私说。章氏指出，欲学孔子而离开事功，是不知孔子。世儒欲学孔子而摒弃事功，抱着经书而不作为，这恰恰违背了孔子的学说。六经是明道之器，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后代儒者却视六经为圣人专门言“道”的书，把“道”与社会生活相割裂，将“道”与“器”相割裂，这是完全错误的。而最具有实际行动意义的是：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当代学者应担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时代责任，对后世事变予以总结，以推进对社会生活演进法则性之认识。这是《原道下》的核心观点，也是章学诚在哲学探讨上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处。章氏强调当时考证学者以训诂章句专攻一经为学问的极致，实则只得一隅，未能认识古人学问的全体。古代圣贤是由于总结出客观社会生活的规则性而后不得不发之为言，那么，当今学者也应当具有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因此，当今对待六经、对待学术的正确态度是，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观点，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新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
其他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如《诗教上》中论述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后世文章各种体裁发端皆在战国；《书教》强调发挥《尚书》“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特点，在当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学术史演变的审视和对当时盛行的醉心考据、不问世事的学风流弊作有力针砭。《浙东学术》即为评论宋代以来学术变迁的名文。章学诚提出，浙东学术的渊源，是在朱熹之学，但从南宋三袁（袁燮及其子袁肃、袁甫）之后，宗陆九渊“本心”学说。章学诚首次揭示出自明末至清初“浙东学派”的统绪，是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从理学学派关系言，浙东学者主要尊陆王之学，但对朱学并不诋斥，“宗陆而不悖于朱”，故一向有不争门户的传统。章学诚梳理出“浙东学术”的源头和传习，揭示出自刘宗周、黄宗羲以下，其学术特征是“宗陆而不悖于朱”，既重视个人修养，又重视通过研治史学以总结治国的经验。自刘宗周、黄宗羲以下，至万斯同、全祖望，学术前后相承，而又能摆脱门户之见。他认为，清代浙东学术源远流长，以及传承人物摒弃门户之见而尊其他学派成就这两大特点，值得揭示和发扬。章学诚进而总结浙东学术的精髓所在是：言天人性命必切于人事；讲性理与精研史学相结合，“言性命必究于史”。他所针对的就是当时盛行的“舍今而求古”的烦琐考证学风和“舍人事而言性天”的理学空谈。对于当时不为人们所知的浙东学派人物邵廷采，章学诚亦予以肯定。总之，章学诚在该篇中首次阐述的清代“浙东学派”，对于20世纪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何炳松、钱穆等学者都赞同并引申章氏的见解。
当时的学术风气，是考证盛行，由考经而考史。大多数学者穷年累月所做的是版本校勘、训诂注解、排比材料、辨伪辑佚等工作。如梁启超云：“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而章学诚所确立的原则，是治学要别出己见，“不为训诂牢笼”，他注重的是“史义”，是纵贯分析、别识心裁，强调观点、思想，强调变通、改革，因而在学术方向、治学方法、价值认识上，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对立，“颇乖时人好恶”。
围绕“究竟治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究竟考据在治学中应占据什么地位？”这些根本性问题，章学诚从多方面针砭了烦琐考据学风的流弊，提出一系列与流行观念对立的价值认识。首先，他倡导学术经世的思想。对于治学的根本目的何在的问题，章学诚作出精辟的回答：“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他明确主张学术要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反对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是对清初进步思潮的继承。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痛责明代理学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章学诚接过清初学者的经世旗帜，批评当时学者埋头考据，“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是自炫所得寸木，以为胜过别人的高楼，满足于细小的收获，忘记了根本的目的，形式上学古而抛弃了古人学术的精华。章学诚进一步把文章著述比作“药石”，必须针对社会的弊病而发：“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他反对逐于时趋，人云亦云，贬斥沽名钓誉，私心胜气。他在书中反复提出告诫：“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救挽焉，亦轻重相权之义也。”到他晚年所写《上尹楚珍阁学书》中，对自己一生“经世”和“救弊”的宗旨作了这样深刻的总结：“学诚……读史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耻为无实空言”，正是他与脱离实际学风相对立的独特风格。
其次，章学诚提出区分“功力”与“学问”的命题，旨在说明考据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它在学术工作中居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认为，同是治学，按其性质和造诣，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考据家搜集、考订材料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是罗列现象，属于表层的东西，只能称之为“功力”；而从材料中提出独到的见解，才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分析说明了搜集原始材料与加工提炼出精品二者质的不同。他进而指出，真正的学问，是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再进一步深入，以求明白其所以然的道理。他说：“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彻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他指出误把功力当做学问，造成了学术方向的迷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跟风，这些都切中了当时学风弊病的症结所在。
再次，章学诚指出，如果沉溺于烦琐考据而忘掉治学的目的，那么下功夫越大，离开正确的方向也就越远。《申郑》篇云：“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只有冲破琐屑考订的束缚，发扬《史记》《汉书》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史学才能发展。他把考证譬作治学的舟车：“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做学问需要以考据作为手段，但是不能沉溺于考据而忘记经世的目的。清代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章学诚从学术方向、价值认识、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脱离实际的考证学风的针砭，都切中肯綮，具有进步意义。章学诚对烦琐学风的批判既坚决又切中要害。他对学风流弊的针砭，亦已达到自觉的程度，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他曾写信给钱大昕：“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章学诚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自觉地担负起来。在考据习尚风靡于世的情况下，他却看到危害，所以不顾从达官显贵到整个学者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即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也毫无顾惜。烦琐考据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章学诚的批判针砭，预示着学术风气变化的新趋势。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超过史学的范围，对于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积极意义。
章学诚观察当时学术问题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刻，还可以从他对戴震的评论中反映出来。章学诚与戴震在修地方志和评论郑樵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对戴学之“绝诣”确有卓见，评论中肯。章学诚对戴震的总评价是：“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一时通人……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氏可与几此。”但许多考据家认为，考据才是戴学的“绝诣”。而戴氏著《原善》《论性》一类哲学著作，则“空谈义理，可以无作”，甚至指责为“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这正说明当时学术界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朱筠、钱大昕也持这种看法，“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戴震《原善》等篇与《孟子字义疏证》相联系，都是反理学进步著作，揭露“以法杀人者人犹怜之，以‘理’杀人者有谁怜之。”是对理学杀人的抗议。章学诚恰恰是戴震的知音，他认为《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者，实有发前人未发者”，“能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围绕评价戴震这些事实，说明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乾嘉时期崇尚考据的风气怎样把具有进步意义的学问精华掩盖了，把成就卓著的学者的形象扭曲了。二是充分说明章学诚见识卓越。章学诚有关戴震的评论，见《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章学诚遗书·佚篇·答邵二云书》等篇中，很值得再作深入研究。
（三）历史编纂理论。《文史通义》对此作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举其影响最大者有以下几点。
1.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3000年史学的演变。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3000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以上论述集中见于《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指出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之所在。
2.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酿成灾难性的局面，至此亟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开创新局，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分析了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称其体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三代以后著史之良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纪传体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而到了正史编纂的末流，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限制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其次，章学诚主张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中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但理论上的认识却落后于这种实际：“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并且提出了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来记人、记事，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章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
3.区分古今著述为“撰述”“记注”两大类，二者居于不同层次，但又互相补充。论述“圆而神”与“方以智”二者不可偏废。古今著作浩如烟海，章学诚将其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分类法，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著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著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并不多，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只有以“史义”“史识”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
4.善于从学术史演进及当前现实需要中提炼出一系列范畴、命题，成为18世纪史学理论领域珍贵的成果。章学诚为此作了自觉的努力，曾在书信中提出与友人共勉，务必要使精心提炼而得的命题体现出“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达到“一言蔽而万绪该”。如上文所论及的“六经皆史”“道出自然，渐形渐著”“道在事中”“开发前蕴”“圣人学于众人”“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别识心裁”“学贵著述成家”“持世救偏”“逆于时趋”“功力与学问”“撰述与记注”“圆而神与方以智”“仍纪传体而参本末之法”等都在此列。限于篇幅，这里仅再列举三项。一是“通史家风”，以此表彰司马迁著《史记》贯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的杰出成就，并概括历代史家如李延寿、杜佑、司马光、郑樵等相继撰成上下贯通的史著而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总结了通史之作有“六便”和“二长”。二是“史德”论，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尽其天而而不益人”，务必秉持鉴空衡平的原则，不因个人的好恶或情绪等因素，造成对史实的曲解或掩盖真相。三是“文德”论，强调临文必敬，评论适度，知人论世。“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书中这一类精心提炼的范畴、命题，或是对优良传统作了创造性阐发，或是对面临的困境提出切中要害的救弊办法，或是预示了未来演进的方向，均给后人以宝贵启示。
书中还有多篇论治学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文章、书信；大梁本《文史通义》中有《方志立三书议》，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凡此皆为切中肯綮之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章学诚学术的历史地位
章学诚有开阔的视野，他打通文史，不仅对传统学术精华有极高的造诣，同时对于时代变迁的特点有敏锐的观察，因此《文史通义》一书具有继承往哲、回应当代、预示未来的宝贵价值。
首先是在历史哲学探索上的意义。章学诚对学术史演进有全局性的看法，所以自觉探讨社会演进和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努力阐释经典的现代价值。与只会背诵儒家经典词句、因循守旧的儒生不同，他集中探讨的是经典中的“道”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提出“道”在事中，“道”随着客观情势的发展而发展，立言之士要直面“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现实需要，而勇于创造出新的“道”。这些正是长期受到忽视、亟须大力倡导的重要命题。章学诚对此有充分的自信，在《与陈鉴亭论学》中说：“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至20世纪初，梁启超处于近代学术潮流之中，对章氏的观点有深切的体会，因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誉他“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钱穆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章实斋与戴东原都主张“道”在六经，而章实斋认为六经合乎道而并非等同于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也亦将随而变，时会不同，固六经不足以尽夫道也。
其次，章学诚勇于“持世救偏”，批判考证学末流的琐屑饾饤、无益世事，预示学术风气行将转变。乾嘉考证之学有其价值和成就，但是从乾隆末年起社会危机已日益暴露。当时考证阵营中已有学者认识到脱离实际的考证之学不是治学的正途。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倡言要探究“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钱大昕读后大为赞许，称该书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晚年亦作了深刻反思，后悔自己一生只作具体问题考证，未能达到深一层的学问：“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恨已晚。”有的考证学者的著作已关注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俞正燮撰《癸巳类稿》，书中有多篇与“经世”密切相关，如撰写有《驻扎大臣原始》《俄罗斯事辑》《总河近事表》等。此后继起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思潮的勃兴。事实证明，章学诚大力针砭烦琐考证学风的主张符合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学术前进的客观要求。
复次，章学诚将传统史学理论探索推向新阶段。《文史通义》与《史通》并称为古代史学评论之杰作，而两部书所面对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亦有别。刘知幾处在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时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他的任务是对于众多的纂修成果进行总结和提出编纂的范式，厘清体裁、体例。而章学诚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冗繁芜杂不可究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即指出正史编纂陷入积弊，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史家的别识心裁被严重压抑，反映客观历史、再现演进大势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而救治这种积弊的办法，就是重视并吸收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恰当叙述史事的因果始终的优点，主张对纪传体加以改造，创立新的体裁。章氏揭示出传统史学后期历史编纂的内在逻辑发展方向，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超前性。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载于《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