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阇婆是宋代与我国交往较多的南海国家，现存史料对阇婆国的语言及其首次通贡的情况记录较为详细。本文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对阇婆语词汇进行考释，根据考订结果可以确定阇婆语为古爪哇语，并进一步判断宋代之阇婆就是位于东爪哇的马打兰王国伊莎纳王朝。同时，前人所考阇婆他称“莆家龙”为“北加浪岸”有误，该地实则为伊莎纳王朝的首都“巴图·加鲁”。阇婆国首次通贡中国的缘由是为了与三佛齐的战争中寻求军事协助，但是北宋对于介入两国纷争并无过多兴趣，其对南海诸国的关注重点在于华夷秩序的构建。另一方面，从两次三佛齐-阇婆战争的结果可以看出，北宋是左右当时东南亚局势的重要域外力量，凸显出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 阇婆 语言 马打兰 莆家龙 朝贡
两宋时期交通的南海诸国中，阇婆是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不仅屡次遣使入华朝贡，宋廷也频繁对其进行册封。两宋在与阇婆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不少记录，诸如《岭外代答》、《诸蕃志》、《文献通考》以及《宋史》等都对阇婆国有所记载。相较于其他国家，上述材料对于阇婆的记载虽然篇幅不长，但就其内容而言则更为细致。除了对地理、风俗、职官以及使臣姓名等大事的一般记载之外，阇婆几乎是宋代南海诸国中仅有的留下了首次通贡状况以及语言对译记录的国家。利用这些材料，中外学术前辈对阇婆的地望、与中国的航线以及宋代的翻译等议题，已经做出了不少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诸如阇婆国的国号以及首次通使中国的缘由等议题并未受到学界很多关注。其原因或许在于，相关材料的缺乏使得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具体的研判。但实际上只要换个角度，便可发现已有的材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尤其是关于阇婆国的语言，以往研究者往往止步于词汇的对勘，在此之外的其他历史信息并没有被过多言及。鉴于此，本文意在对古阇婆语研究先贤之成果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尝试对中文史料记载的阇婆语进行对勘，并以此对宋代阇婆的政权名称及通使缘由等相关问题稍作考述，以就教于方家。
01
宋元文献记载的“阇婆语词汇”及前人研究
宋朝时期对“阇婆语”的记录的主要见于《文昌杂录》、《诸蕃志》、《文献通考》以及《宋史·阇婆国传》等材料中。上述四本载籍所涉及的阇婆词汇共计有16单词或单词组合，排除掉书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脱、衍字等错误以及同音择字不同等情况，将上述单词去重后可得12个有效词汇。这些词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阇婆赴华朝贡所携带的贡品或当地特产；第二类为阇婆王号或官职名称。下表根据成书年代从早到晚的顺序整理出中文载籍所记录的阇婆语词汇，并将其进行分类。（表一）
对“阇婆语”进行系统考察的前提，是明确阇婆国的地望。“阇婆”其名最早见于史籍的，当属《宋书·夷蛮传》所记之“阇婆婆达国”，其后《新唐书》记有“诃陵国”，并注明其为“阇婆”的异名。除此以外，据伯希和等学者的考证，东汉永建六年（131年）曾入贡之“叶调”以及法显归程所记之“耶婆提”，均为阇婆古称的同名异译。而对于上述唐代及以前所记录各“阇婆国”的地望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甚至所指是否为同一地区也存有争议，但总体而言学界对这些材料考证的范围大体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及爪哇岛范围内。入宋以后“阇婆”的地望逐渐清晰，尤其是元代以后的各种记录更是直接言明宋代“阇婆”是“爪哇”的古称，“阇婆”与爪哇岛的对应关系也逐渐为后世所认可。
据《宋史》所记载，阇婆国首次入宋朝贡为淳化三年（992年），该时期在爪哇岛上存在的政权主要有三个，即爪哇人建立在中、东部的马打兰王国（Mataram Kingdom）、西部巽他人的加鲁王国（Galuh Kingdom）以及巽他（Sunda Kingdom）王国。同时又由于爪哇岛西部受到三佛齐的强烈影响，所以此时爪哇岛上的语言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征，西部以古马来语与古巽他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而中、东部地区的语言则以古爪哇语占据优势地位。上述语言都具有较为接近的亲缘关系，同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但是语音的音位略有不同。此外，在伊斯兰时期以前上述语言都受到梵语的强烈影响，但是引入外来借词的比例差别明显，其中最甚者为古爪哇语，其梵语借词占据总词汇量的一半以上。同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贸易节点，同期的三类语言也受到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部分影响。
最早对中文材料记录的阇婆语言进行研究的，当属荷兰学界。1876年葛路耐（W.P Groeneveldt）出版著作《南洋群岛文献录》(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将中国各种有关南海诸国的文献辑录并译成英文，并对中文史料出现的部分阇婆词汇进行考证。随后，荷兰汉学家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于1899年发表《地理考之十二：阇婆》，考证阇婆地望应在马来半岛，因此他采用古马来语为参考语言对阇婆语词汇进行对勘，所涉也远多于葛氏所辑录的，部分观点亦非常有见地。
进入20世纪后，对该问题的研究则以法国学者为要，其中首推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伯希和于1904年发表《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引入古爪哇语与梵语进行对勘，继续对宋代材料所记录的阇婆语进行考证，较前人之研究则更为详尽与完备，并以此明确了宋之阇婆与爪哇岛的对应关系。除了伯希和，费琅（G. Ferrand）、赛代斯（G.Coedes）等学者的研究亦对该问题有所涉及。
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阇婆的语言。早如冯承钧，在国外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之上，继续对古代南洋交通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整理与翻译了与此相关的部分重要文献，其中亦有涉及阇婆语言者，并提出不少自己的创见。此后对该议题的研究长久陷入沉寂，虽然部分学者在谈及古代的音韵或翻译时偶有提及，但总体而言并无过多进展。2015年彭向前发表《阇婆国方言考》，对阇婆语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以古爪哇语作为对勘的主要语言，试图还原其原本的读音含义，是近年来关于阇婆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虽然在诸位学术前辈的努力之下，古阇婆语的对勘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阇婆语言的研究仍不够深入，部分词汇的考释仍存在模糊不清的状况，一些对勘的结论也未必能自圆其说。所以，本文主要以中文文献所出现的12个阇婆语词汇作为研究材料，在列位方家的基础之上，对宋代阇婆语的相关问题进行补证、对勘。而本文所指的阇婆语，专指宋代通贡中国之“阇婆国”的语言，同时考虑古代阇婆的地望及其对外联系，在对勘的过程中拟以古爪哇语及古马来语为主，同时参考梵语、阿拉伯及波斯语词汇，以求从多语言的角度下还原古代阇婆语言的基本面貌。虽然这些材料是只言片语，但记录了彼时阇婆语的真实语音信息，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明确了阇婆其址位于爪哇岛的前提之下，进一步对其语言族类进行考证，对于厘清阇婆国家的政权名号、明晰阇婆人群的族属乃至研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等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下二章节即分类介绍这12个单词，并尝试进行堪同。
02
对“阇婆物产类”词汇的考证
该类阇婆语词汇主要有“没爹虾啰、家凌、家啰、昆炖芦麻、低密、虾猱丹”，其最早记录在《文昌杂录》卷一：
阇婆国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啰”，谓牙为“家凌”，谓玳瑁为“家啰”，谓香为“昆炖芦麻”，谓犀为“低密”云。
以及《诸蕃志》卷上《阇婆国》条：
〔阇婆国〕地不产茶，酒出于椰子及虾猱丹树之中，此树华人未曾见。或以桄榔、槟榔酿成，亦自清香。
“珍（真）珠”一词，《文献通考》与《宋史》均有记录，前者仍记为“没爹虾啰”，后者则作“没爹虾罗”。自六朝以后，汉地译经以“罗”译“ल /la”，同时以“啰”对“र/ra”意指弹舌颤音，以区分发音强弱。古爪哇语中珍珠为mutyahāra，为一梵语借词，由“मुत्यहार／mutya”（珍珠）与“हार／hāra”（项链、环）组成，本意为珍珠项链、珍珠串。正可勘同“没爹虾啰”，故而可知《宋史》“罗”乃“啰”之讹。
“牙”在《文昌杂录》中记录译音为“家凌”，然《文献通考》、《宋史》却谓之“家啰”，且未录“玳瑁”一词。施列格据《宋史》将其对勘为梵文“kara”(意为手、象鼻)，伯希和则认为是“那伽（naga）”的讹抄，意为龙或象。但笔者认为，此处之“牙”应为《文昌杂录》所录“家凌”，《文献通考》及《宋史》应为传抄之漏。
庞元英在记录该段之时所引为北宋《朝贡录》；又《宋史·阇婆国传》记载阇婆与淳化三年（992年）十二月朝贡贡品：
国王贡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剑、藤织花罩、白鹦鹉、七宝饰檀香亭子。其使别贡玳瑁、龙脑、丁香、藤织花簟。
可见《文昌杂录》所记阇婆词汇均属该国所贡物品之列，据此可推断此处之“牙”应该意指“象牙”。而玳瑁作为阇婆国王及贡使反复朝贡的重要物品，后两书记载的缺失是难以理解的，应为传抄脱字。
按“凌”字《广韵》作力膺切，来母蒸韵平声，《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拟作lǐəŋ。彭向前以魏晋译经多用来母字音译梵文ḍ，所以将“家凌”对勘为古爪哇语gaḍiṅ（象牙），实可为一说。除此之外，笔者亦认为该词或存在为梵语करिनासा/karināsā（象牙）或者करिन्/karin（大象）的可能性。
“玳瑁”仅《文昌杂录》有记，为“家啰”。“家啰”一词当属古爪哇语kara（乌龟），为单词kura一变体形式。
“香”在以上三书的记载均不相同，《文昌杂录》作“昆炖芦麻”、《文献通考》谓“昆炖卢麻”而《宋史》则记为“昆炖卢林”。上述六字按《广韵》拟音如下：
《宋史》所记阇婆国所贡香料主要有檀香及丁香两种。伯希和认为此处之“香”指的是“熏香”（incense），但将“昆炖”还原为阿拉伯语kundur，却似为丁香(قرنفل) 之意；并将《文献通考》所录“卢麻”还原为rûm(روم)，似源自波斯语，意为一种可提炼树胶之果树。彭向前则认为该词为古爪哇语gandhalepana并释读为“香料膏”，但并未言及香料之种类。
古爪哇语的“香”为gandha，“昆燉”的《广韵》拟音为kuən duən。现代语言学中k与g均属于“舌面-软腭音”，d与dh（国际音标/ɖ/）同属于“舌尖音”；uən按古代标准属于合口呼，an与a则属于开口呼，发音较为接近；因而“昆燉”对译gandha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按伯希和与彭向前的考订，《宋史》中“林”当为“麻”之形讹，“芦麻”其《广韵》拟音为lu ma，应对古爪哇语固有词lĕmah，意为“泥土”。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该“香”应为檀香，“昆炖芦麻”为“檀香泥”之意。虽然《诸蕃志》记载檀香及丁香都是阇婆国的特产，但据《陈氏香谱》宋人利用檀香木（白檀）最常见的方法便是研磨成粉，而檀香末无疑更接近爪哇语lĕmah泥土的本意。同时檀香泥也作为一味中药，《本草纲目抬遗》称之可“治胃气滞痛，肝郁不舒”。上述记载都与丁香在华的利用有所区别。
另一方面，檀香在古代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用也常常被捣碎，gandha的梵语原型गन्ध，其字面含义便为“捣碎的檀香木”。此外，檀香末加水而制成的“檀香泥”，在古代佛教仪轨中亦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译经僧人便曾留下印度及南海诸国使用檀香泥的记录。如唐之义净于《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灌沐尊仪》有记载如下：
但西国诸寺，灌沐尊仪……涂以磨香，灌以香水，取栴檀沉水香木之辈，于础石上，以水磨使成泥，用涂像身，方持水灌。
除此之外，同时期菩提流志在《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中亦屡次提及“白栴檀香泥”在各类佛教仪轨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根据檀香在华或是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用方式，阇婆贡使将檀香研磨成粉运输入华，并依其形态称其为“檀香泥”是极有可能的。
“犀”在以上三本载籍中均录为“低密”。施列格认为“犀”当为“锡”之讹，该词在古马来语中称为 timah。伯希和认为“低密”与神话中的大鱼相类，但并不是犀牛。彭向前在古爪哇语中，以犀牛为线索，遍查不着。宋代阇婆首次通使所贡之物有“犀装剑”，梵语中“剑”为तलिम/talima，正可对“低密”。所以笔者推断，原文中或脱“剑”字，原文“低密”应为“犀（装）剑”，而对梵语तलिम/talima。
“虾猱丹”在《诸蕃志》中为一种可以酿酒的树名，《文献通考》及《宋史》则记为“蝚”。古时“猱”与“蝚”互为通假，但发音不同。施列格根据“蝚”的厦门方言发音，将该词恢复为古马来语kĕdjutan（意为令人惊恐的东西），并认为“虾猱丹树”为“歪咀榈树”（Areca horrida）。伯希和并不认同此说，认为应该结合《诸蕃志》的记录，充分考虑“猱”字发音的不同。
关于此树，马可波罗在游历至小爪哇岛时也有类似记载：
应知此地有一种树，土人欲取酒时，断一树枝，置一大钵于断枝下，一日一夜，枝浆流出，钵为之满。此酒味佳，有白色者，有朱色者。此树颇类小海枣树。土人断枝，仅限四枝，迨至诸枝不复出酒时，然后以水浇树根，及甫出嫩枝之处。
冯承钧注译时，引用英国亨利·玉尔(H.Yule)本注，认为该树为砂糖椰子。据《中国高等植物》介绍：“砂糖椰子Arenga pinnata，花序汁液可制糖、酿酒”。
古爪哇语中hano与haryan均为砂糖椰子之意。彭向前将“虾猱丹”对勘为haryan，并认为“丹”为衍字。但古时“猱”之声母并不为r，且现代汉语r属于卷舌音，中古汉语并无此音。按《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虾”的拟音为xa，“猱”拟作nau，x与h同属于清擦音，发音极为类似，au与o在古代汉语中又同属开口呼，因而“虾猱”应对hano。
“丹”在《广韵》中作端寒切，拟作tan。古爪哇语中，taṅ为强调语ta构成的定冠词，按照爪哇语的语法冠词置于名词之后，因而“虾猱丹”极有可能是对hano的一种强调特指用法，“虾猱丹”对应为古爪哇语之“hano taṅ”，意为“此种砂糖椰子树”。
03
对阇婆王号或官职名称类词汇的考证
该类词汇计有“夏至马啰夜、落肩娑婆利、司马杰、落佶连、葧荷、葧荷比尼赎”六则，最早出现在《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二《四裔考九》：
又言其国王一号曰“夏至马啰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
又其方言目舶主为“葧荷”，主妻曰“葧荷比尼赎”。
以及《诸蕃志》卷上《阇婆国》条：
以王子三人为副王，官有司马杰、落佶连，共治国事，如中国宰相，无月俸，随时量给土产诸物。
夏至马啰夜，施列格还原为“adji malaya”，为“摩罗耶王”之意；伯希和对此提出反对，并将其还原为“haji maharaja”，意为“大王陛下”。“夏至/haji”为古爪哇语固有词，意思是“陛下”。而mahārāja在古爪哇语中作“大王”解，源于梵语महाराज，由मह/maha（伟大的）以及राज/rāja组成，为古代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君主常用之名号。葛路耐与伯希和并将《新唐书》记载的骠国国君“摩罗惹”与《文献通考》及《宋史》记载的阇婆国君“穆罗茶”认为是该词的译音。校之“mahārāja”，上两词与“马啰夜”均缺失hā音位。值得一提的是，古爪哇语中marāja为mahārāja的缩略形式，且该用法在梵语中未尝见。故“夏至马啰夜”极有可能是基于古爪哇语“haji marāja”译音而来，而并非其完整式“haji mahārāja”。
落肩娑婆利，《文献通考》及《宋史》有记，译作王妃。施列格认为该词是古马来语rakkan sǎhari，意为“一日伴侣”。而在古爪哇语中，“王后、女王”为Īśwarī，该词源自梵语ईश्वर/īśvara（至尊主、国王、统治者）的阴性形式ईश्वरी/īśvarī。按《广韵》，“娑”的拟音为sa，“婆”拟作bua，“利”拟作“li”；其中b与w均属双唇音，两音素较为接近；因而“娑婆利”勘为古爪哇语Īśwarī当无疑义。
落肩，彭向前还原为古爪哇语laṅka（为某官职名），认为是尊称。但其同音词laṅkā/लङ्का在梵语中也有“不贞洁的女人”之意，考虑到古爪哇语与梵语的紧密联系，若用该词修饰王后则属实令人费解。落、肩两字《广韵》拟音分别为lak、kien，可与古爪哇语“raken”勘同。该词在古爪哇语法中置于名词之前，表示为“首席、首领”之意，并且在出土碑铭中也得到了印证。因而“落肩娑婆利”整体可还原为古爪哇语“raken Īśwarī”，即“王妃首领、皇后”之意。同样结构的，古爪哇语中亦有parameśwarī一词，意为第一王后、国王正妻、皇后。
司马杰、落佶连，两词汇的句读，学界仍存有争论。施列格及彭向前认为“司马”表示官职作为修饰，而“杰落佶连”当为一词。施列格将“杰落佶连”还原为马来语keděkaran意思为“战士委员会”，而彭向前认为“杰落佶连”为“大司马”之意，“杰”对古爪哇语“gĕṅ（大、杰出）”，修饰“落佶连”。至于伯希和、冯承钧、杨博文以及柔克义等学者则认为“司马杰”、“落佶连”应当点断，此观点笔者亦认同之，因此下文将两词分条进行考释。
先说“落佶连”，该词最早经伯希和考释为爪哇语rakryan。该词在古爪哇语中置于姓名或分类名词之前，以表示该人具有一定地位，或如费琅之说为一官名。上世纪在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部分碑文中亦发现部分国王或贵族于其名中冠以此词。据《广韵》“落佶连”三字的拟音分别为：lǎk、gǐět、lǐɛn，两者读音类似，可知伯希和之说当无疑义。
再说“司马杰”，《诸蕃志》记载此官“如中国宰相”。古爪哇语“宰相”一词为sumantri，其中“司马”无疑当对音节“suman”。按《广韵》“杰”作渠列切，群母薛韵入声，拟音作gǐɛt。古人译经亦有以群母音译梵语t音节的先例。例如“维摩罗诘”，译自梵语विमलकीर्ति/vimalakīrti，其中“诘”在《广韵》作巨乙切，群母质韵入声，拟作gǐět，发音极类“杰”之gǐɛt，且对原文之ti音，故以“杰”对译单词中tri音节也是极有可能的。
综上，“司马杰”应还原为古爪哇语sumantri。
葧荷、葧荷比尼赎，该两词出现于《文献通考》及《宋史》。《文献通考》“舶主”、“主妻”中“主”原作“王”，《宋史》“主妻”原作“王妻”。施列格据此将其分别考订为泰语phrah-khlang以及p'ra vinyâsa，意为“贸易总管”及“国王配偶”。
据今点校本，“葧荷”做“舶主”解，其《广韵》拟音为buət ɣa。古爪哇语“船主、船长”一词为puhawaṅ，正可勘同。“葧荷比尼赎”，彭向前则认为今点校本对该词理解错误，“赎”应纳入之后语句中，因而“〔船〕主妻”正确形式应为“葧荷比尼”。古爪哇语bini为“妻子”之意，puhawaṅ bini正可勘同“葧荷比尼”。
04
宋代阇婆国家名号及通使缘由刍议
上文对勘的结果揭示出阇婆国的语言就是古爪哇语，所以从语言的角度而言，几乎可以断定10世纪末首次通使宋代的阇婆国正是马打兰王国。而另外一个证据则来自现存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碑文中，碑文明确记载了自马打兰王国伊莎纳王朝（Isyana dynasty）开国君主蒲·新托（Mpu Sindok）在位期间（929年—947年），马打兰国王便被称为“爪哇王”。而自伊莎纳王朝建立后便迁往东爪哇，其后数个王朝的统治中心也均在东爪哇地区。
《岭外代答》及《诸蕃志》记载阇婆国又名为“莆家龙”，该地最早经葛路耐考证为爪哇岛北岸之海港城市“北加浪岸（Pekalongan）”，随后柔克义及冯承钧在注释《诸蕃志》时亦引用该说。按常理推断，蒲家龙作为阇婆国家的代称，理应处于阇婆国统治的核心地带，但是北加浪岸位于中爪哇地区，与伊莎纳王朝的统治核心较远（图一）。而在伊莎纳王朝建立以后，来自考古学的证据也表明中爪哇地区逐渐衰落乃至被放弃。此外，《岭外代答》及《诸蕃志》也记载莆家龙（阇婆）“北至海四日”，作为海滨城市的北加浪岸显然也与此不符。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葛氏在考证之时也仅考虑对音的角度，故其推断实不足为据，所以笔者以为将“莆家龙（阇婆）”认定为“北加浪岸”是有待商榷的。
而根据《宋史》卷二百四十八《阇婆国传》所记载的阇婆国方位：
阇婆国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址，达广州。
从该段“阇婆国”的距海日程推算，可以判断文中描述的地区应该坐落于爪哇岛东部，而根据历史背景判断，该处描述的地域为伊莎纳王朝首都的可能性较大。
在阇婆首次通贡宋朝之时，马打兰王国已于公元943年迁都至今印尼宗班县(Jombang)附近的巴图·加鲁（Batu Galuh）。该地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内陆地区，位于布兰塔斯河中游，不仅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更接近文献材料中记载的阇婆（莆家龙）位置，而且“莆家龙”三字按《广韵》拟音分别为pǐu、ka、lǐwoŋ，发音又极类Batu Galuh。所以“莆家龙”作为阇婆的国都是极有可能被视为国家代称的。除此以外，宋代同期也有将域外国家首都或主要城市作为国家代称的用法，如《岭外代答》“占城国”条解释占城国名时说“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国”。所以，笔者认为《宋史》中所描述的阇婆地理方位以及《诸蕃志》以及《岭外代答》所记的“莆家龙”应为一地，均为伊莎纳王朝的首都巴图·加鲁，而非中爪哇的“北加浪岸”。
图一 10世纪爪哇岛形势图(来源：据维基百科“Mataram Kingdom”词条改绘)
关于阇婆首次通使中国的原因，以往学者关注的不多，而在《宋史》记载了阇婆首次朝贡活动的细节，或许可以揭示背后的原因。中文史料中记载阇婆首次通使宋朝时受其君主“穆罗茶”所命，上文提及“穆罗茶”应为古爪哇语marāja音译而来，穆罗茶为君主之称号而非姓名。如上文所言，该时期的马打兰王国正处于伊莎纳王朝时期，时任国王为公元991年登位之达尔玛旺夏（Dharmavamsa）。达尔玛旺夏为马打兰王国伊莎纳王朝开国君主蒲·新托的继任者室利·伊莎纳·栋卡·威查耶女王（Sri Isana Tungga Wijaya）的女婿。其在任期间在政治与文化方面都有所作为，他曾命人将《摩诃婆罗多》翻译为古爪哇文，确立了古爪哇文的文学传统。
达尔玛旺夏在继任之初便开始了针对三佛齐的军事活动，并在开始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三佛齐传》记载：
端拱元年（988年），〔三佛齐〕遣使蒲押陀黎贡方物。淳化三年（992年）冬，广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自京回，闻本国为阇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风信不利，复还。乞降诏谕本国。”从之。
据上文材料，足见马打兰王国针对三佛齐的战争发生于990年，并根据三佛齐使所获取的消息可以推测是马打兰王国占据上风，以至于992年战争还未结束，否则其不至于未能按计划回国。
在针对三佛齐的开展战争行动的同时，阇婆（马打兰）的使者则开启了首次通贡宋廷的旅程。对于阇婆国赴宋朝贡的缘由，《宋史》的记载很明确：“云中国有真主，本国乃修朝贡之礼”。但当时宋人为了营造“四夷怀服”的景象，以体现宋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要求海外番国进言必须符合华夷君臣的话语表述，为此常常对番国上进的国书进行修润，假借朝贡国之口夸赞宋朝的“太平景象”。故而可知，《宋史》记载的阇婆首次朝贡缘由恐非其本意，更需要结合历史背景以及具体材料分析，才可在文本之外窥见历史的原貌。
那么，阇婆此次贡使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首先，从阇婆对华朝贡的时间节点来看，在国家处于战争期间却远行数千里赴华行朝贡之事，从常理上推断绝非仅仅为了拓展外交关系。而且，除了淳化三年（992年）首次通贡之外，阇婆第二次赴华朝贡则迟至近九十年后的元丰二年（1079年），时间上的孤立预示着其首次赴华的特殊性。
据《宋史》卷二百四十八《阇婆国传》记载：
〔阇婆〕其国与三佛齐有仇怨，互相攻战。……使既至，上令有司优待；久之使还，赐金币甚厚，仍赐良马戎具，以从其请。其使云：邻国名婆罗门，有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
以上材料可以得见，阇婆此行不仅交代了其国周遭的政治外交环境，点名了其与“婆罗门”国的友好关系，更直接言明与三佛齐的战争状态。而且，根据“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一句大概可以推断，阇婆或许将宋朝也视为“有善法察人情” 之国，故而也将两国的战争状态透露给宋朝，从而为自己的战争行为正名。更重要的是，此次赴华朝贡之行，作为回赐，阇婆国使不仅带回了大量的金币财物，还进一步向宋廷索求“良马戎具”，所以不难看出阇婆此行背后蕴含的军事外交目的。
从阇婆国的角度而言，域内大国北宋在国际秩序中占有重要地位，投靠宋廷寻求军事协助是基于战争状态的正常政治诉求。但另一方面，北宋朝廷并未过多关注阇婆与三佛齐的战争状况。相较于介入南海诸国的纠纷，宋廷更重视的是构建稳定的华夷整体秩序，这也是古代朝贡体系的根本目标。为了体现天朝威仪，宋廷对海外番国往往秉持“厚往薄来”的交往原则，尤其是南海诸国“念其道里遥远，每优遣赐归”，不仅给予数倍于朝贡国贡品的回赐，而且对于贡使提出的朝贡请求，大多都会给予象征性的回应。所以，面对阇婆国的请求，宋廷“仍赐良马戎具，以从其请”，并且“赐金币甚厚”，完全满足了阇婆国的索求。但是另一方面，在稍早的淳化三年（992年）的冬季，滞留于占婆的三佛齐贡使也向宋朝报告了其国受到阇婆侵扰的消息，并向北宋“乞降诏谕本国”寻求保护，其诉求也得到了宋廷的允诺。
990年马打兰针对三佛齐的战争，或许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证据之一便是咸平六年（1003年）三佛齐又恢复了对宋廷的朝贡活动，并为建造佛寺请赐名及钟，表明了三佛齐再次夺回了对海域的掌控，并且还有余力大兴建筑。在三佛齐恢复重建的同时，马打兰王国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加尔各答的梵文碑铭记载，马打兰在1006年遭受攻击，国王达尔玛旺夏于次年死于战火中，伊莎纳王朝随之覆灭。现今学者对于这一记载的解释大多倾向于三佛齐的入侵，这是针对990年阇婆入侵的报复行动。
虽然有学者推测此次战争实际经过了中国的赞助或是默许，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宋廷对介入距离遥远的南海各国之间的争端兴趣不大，所以中文史料并没有任何有关两国再次交战的记录。但与此相对的是，三佛齐在战争发生前后频繁遣使入宋却是不争事实。而且，这些朝贡记录也有别于此前的记载，如果说此前的三佛齐使团是“纯粹商业性的”，而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之后的数次朝贡却明显展露出强烈的“政治外交”目的。除了正常的朝贡贸易以外，三佛齐使团表现出了对于宋廷礼仪活动的强烈兴趣，并对宋朝皇帝展示出极大的敬意，而宋廷也是自此开始对其进行册封。如咸平六年（1003年）三佛齐建造佛寺的缘由便是“以祝〔真宗〕圣寿”，景德元年（1004年）的朝贡使团被许以“谒会灵观，游太清寺、金明池”，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更是“许赴泰山陪位于朝觐坛”。
而三佛齐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或许是由于宋廷本身出于国内政治目的，对“天下共主”身份的刻意营造，因而各种政治活动中需要“夷狄”的参与拥戴，从而对各藩属国的主动要求。尤其是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的封禅活动更加需要营造“四夷怀服”的表象，所以除了三佛齐之外，大食、占婆等国也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封禅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三佛齐希望通过融入华夷秩序，以至于换取宋廷其对吞并马打兰王国的默许态度，抑或是对于宋朝在此前支持阇婆的一种积极的回应。不过从本文上述的分析来看，这大概率只是三佛齐方的一厢情愿而已。另外，从南海诸番国的角度而言，不管宋廷的意愿如何，北宋作为域外大国，确实是可以左右当时东南亚局势的重要力量，因而南海诸国在对外交往中不得不将北宋置于一个较为突出的位置，这侧面也凸显出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互动。
05 小结
借助语言材料，可以揭示文本之外的历史信息。经过本文阐述，来自语言学透露出的历史信息，不仅可以与文献记载互为印证，而且从本文的考述结果来看，更是直接作为验证阇婆国号的证据之一。另一方面，语言的对勘反映出了在前伊斯兰时代爪哇语的基本面貌，阇婆语中梵语借词以及梵语本源词汇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古爪哇人与印度之间的文化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可以利用语言材料确定阇婆的国号，反映出了古代马来族群的语言差异性，彰显出了同一文化族群的不同发展路径。无论如何，宋元载籍记录的阇婆语音，可以说是中国对爪哇乃至东南亚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换而言之，从今日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视为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又一有力证据。
另外，借由对阇婆国语言的对勘，确定了阇婆的政权名称，这对于考订宋代阇婆的地名至关重要。宋代阇婆位于爪哇岛之所以成为定论，得益于宋元史料的记载，但是关于阇婆具体的政权名称则一直存有疑问，先有冯承钧以为是13世纪建国之杜马班国，此后虽然学者提出阇婆就是马打兰王国的看法，但却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更没有言及其所属王朝。此前学者对于阇婆地名的考订多从对音的角度出发，其结果往往不能自圆其说。例如“莆家龙”，前人将其考订为“北加浪岸”，然该地位置实则远去当时马打兰王国的统治核心，正是因为未能够将马打兰与阇婆进行有效的对应。而藉由此，相信会对今后考订阇婆的其他地理信息有一定的裨益，从而产生新的思考。
最后，从两次三佛齐-阇婆战争的结果来看，表明宋朝在东南亚的政治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起初宋廷对于两国的诉求都给予了一定的回应，但其态度则稍显暧昧，对两国对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这是由于宋朝对海外番国的纷争并不感兴趣，其关注的重点是朝贡体系下的华夷秩序的构建。三佛齐在遭受阇婆的入侵之后，随后屡次遣使入宋并频频示好，这或许是由于北宋为了国内政治目的，对“天下共主”身份的刻意营造，因而的主动要求；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三佛齐单方面认识到了宋朝力量对于东南亚政局的强烈影响，以其“臣服”之心，换取宋廷的支持。最后，宋廷虽无意参与南海诸国的政治纷争，但是基于其本身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对当时的东南亚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总之，就阇婆语言本身便可以挖掘出一定的历史信息，对文献及考古资料进行补充。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宋代阇婆，乃至整个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无疑也是有益的。
【作者简介】
作者孙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载《海交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