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自20世纪中叶外销画作为中国外销艺术的一员，成为独立研究对象起，至今已有约70年的研究史。现有成果中，有的以外销画本身为研究对象，或进行全面地概述、建构，着力于画家谱系和画作归属的考证，或专注于某一画种、纸种、题材、某一收藏机构或国家的藏品，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则以外销画为主要材料，探讨中西交往史、贸易史、广州口岸史、艺术理论等各类相关问题。外销画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很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对某收藏机构或地域范围内的外销画进行调查、著录和研究，仍是今后研究的用力处。在外销画的画家、艺术渊源、绘制方式、画技承传方式等基本史实方面，今后仍需继续发掘中外史料进行考证和澄清。外销画是具有多学科共享性的研究资料，跨学科研究能够为外销画和相关诸多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方法与视角。数据库建设是外销画保护与研究的另一途径，建设一个专门、大型、免费的数据库必将推动外销画研究的进展。
外销画，画师们称之为“洋画”，外国购买者统称为“中国画”，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史研究者则称其为“中国外销画”（Chinese exportpaintings）或“中国贸易画”（China trade paintings）。它的含义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即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在中国广州等地绘制，专门售给外国商人和游人等的画作。其他藏于国外，但不专以外销为目的各类中国画，不属于外销画的范畴。这些画数量庞大，绝大多数藏于国外，收藏机构遍及世界六大洲。中国除香港、澳门外，罕有见存。近些年，广州等地的一些文博机构也开始注意外销画的收藏。外销画的题材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民俗与自然生物等方方面面。它的画种有：油画、纸本水彩画、纸本水粉画、通草纸水彩画、通草纸水粉画、纸本线描画、反绘玻璃画、象牙细密画、壁纸画。其绘制方法，除部分油画外，基本上是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透视画技绘制。总体而言，这些画的写实性很高，是颇富价值的图像史料。
一、重要研究论著
早在外销画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学者视野之前，1924年奥兰治的《遮打藏品：与中国及香港、澳门地区相关的图像（1655—1860）》一书出版。此书收录了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Chater，1846—1926）所藏1655—1860年间的图像430余幅，其中259幅被做成插图。遮打爵士,香港著名金融家和慈善家，曾出任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些藏品1926年被捐给香港政府，二战期间多散佚，现仅存94幅藏于香港艺术馆。全书据图像内容分十二章，每章包括主题背景、插图说明和插图三部分，力图列举文献和图像来呈现一段历史的面貌。书中绘画的作者包括外国画家和中国外销画家。尽管此书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也无意于对画作、画家本身做深入探讨，但出版年份之早、包含信息之丰富，特别是收录的图像今多散佚，使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
（一）以外销艺术为对象的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外销画研究论著出现于约20世纪中叶。佐丹、杰宁斯合著《十八世纪中国外销艺术》一书，主要以英国藏中国外销品为据，结合日记、游记、书信等丰富原始文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述了18世纪中国外销艺术全貌。“中国外销艺术”一词似乎也是此书首创。全书七章，研究了漆器、墙纸、版画、绘画、玻璃画、瓷器、广州彩瓷、牙雕、玳瑁壳雕、螺钿等类外销品，附图145幅，在资料性和研究性方面，都较有参考价值。例如指出通草画出现时间不会早于18世纪末，产地为广州，早期主要以花、鸟、虫为内容，而人物画的出现则不会早于1800年，等等。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有的已不够准确，但却启发了其后的研究。书中披露了不少对很多学术领域有价值的材料，例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lbertMuseum）藏的一幅以演戏为内容的墙纸，绘有戏台、演员装扮、观众、楹联等，是戏曲文物学研究的对象。
美国迪美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是中国外销品收藏的一大重镇，该馆克罗斯曼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外销品的展览、编目和研究。1972年他的著作《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银器和其他物品》出版，成为当时此领域用力最深的成果。1991年此书再版，更名为《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绘画、家具和奇珍异品》，吸收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初版进行了大幅度增补和调整。如果说佐丹、杰宁斯的著作具有概论性质，那么克罗斯曼则已初步建构出中国外销艺术史的宏大框架。全书十五章，研究了绘画、家具、漆器、雕塑、扇、金属器、纺织品、壁纸等外销艺术。书末有外销画家名单、画中港口识别、画中广州景象的时间鉴定三份富有价值的附录。外销画研究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既以时间为序，呈现了Spoilum/Spillem、Pu-qua、老林呱（Lamqua）、林呱（Lamqua）、廷呱（Tingqua）、煜呱（Youqua）、顺呱（Sunqua）等画家及其追随者们的情况，也以画种、内容为单位进行了专题式探讨，对外销画的风格演变、与西方画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全书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保留着署名和标签的画作来确定部分画家的作品及其风格，然后对不明确画家的作品根据外部形制、购买来源和艺术风格等归在某一画家或其追随者的名下。能够做到这些，既得益于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丰富原始材料，也得益于作者突出的绘画分析与鉴赏能力。作者善于通过对构图、色调、笔触、光影等方面细致入微地分析，将画作归类。然而，此书的不足之处也在于此，通过鉴赏来确定画家，终不能坐实。且由于史料的稀缺，书中很多论断都有过度推测之嫌。无疑，此书将外销画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显著地影响了其后的研究，至今仍是该领域尤为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与克罗斯曼全面地建构不同，克鲁纳斯《中国外销水彩画》则专门研究外销画中的水彩画这一画种。此书创获良多，主要学术价值至少有三点。第一，对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中国外销水彩画做了合理分类，详细考证了每类中的代表画作，对画的创作时间做了较合理的判断。这些，对于其他外销水彩画的研究具有参照意义。第二，对中国外销水彩画的风格演变做出了大体描述，即由1800年左右的偏向写实转变至1900年左右偏向虚构的画风。如果把外销画的内容用作史料，那么画的写实程度无疑是首要问题。因此克鲁纳斯的这一论断颇具价值。第三，阐明了外销画风格演变的背后，实际是西方人对外销画审美趣味的转变，而更深层的则是中西实力对比的变化，将社会、政治的视角引入了外销画的研究。全书论述扎实严谨，以小见大，是外销画研究重要的参考书。
外销画家与西方画家，特别是林呱与长期居住中国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的关系，是外销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孔佩特《钱纳利生平（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岸的画家》一书，考证了钱纳利的生平事迹，对其画作进行了分析和鉴赏，是研究钱纳利的重要著作。
由于不入品流，外销画在中国罕见文献记载，又多藏在国外，长期得不到中国内地学者的了解和重视。陈滢是中国内地最早研究外销画的学者之一。她的《清代广州的外销画》一文，是在她到香港、澳门访画的基础上，从美术史的角度，结合岭南文化特色，对外销画所做的专题研究。此文对于将外销画引入内地学者视野具有一定意义，所胪列的画作及对画作的详细分析，也具有参考价值。
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主要以广州博物馆、广州宝墨园及一些私人藏品为据，专门研究了通草水彩画这一独特种类，包含着一些颇有价值的论述和结论。例如第二章中，作者利用多种早期中英字典的相关表述，梳理分析了中西方对“通草”叫法的演变。第三章介绍了通草在中国自古至今的使用和认识情况，并利用地方志记载，归纳了明清时期通草在我国分布的省、县，最终指出“正由于通草水彩画兴起之前，人们对通草已有了足够的认识，这就为19世纪广州通草水彩画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第四章中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通草片制作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第五、六章结合西方人旅华游记等史料论述了通草水彩画的产地、画家、题材和内容，其中包含对广州博物馆等处藏品的具体介绍，为这些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后论”部分中，作者利用19世纪中国与各国签订的诸多海关税则，指出当时中国有大量通草水彩画销往英、美、法、德、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并列举材料，反驳了外销画随照相术的出现而告终的观点，最后利用20世纪的“海关出口货税则表”，指出通草水彩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更新了我们对通草纸水彩画的认识。
李世庄《中国外销画：1750s—1880s》，是继克罗斯曼著作之后，在外销画画家研究上的又一部力作。全书章节大致以时间为序、以艺术家为中心，含盖了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主要外销艺术家，包括Chinqua、Chitqua、Spoilum/Spillem、Pu-qua、林呱（Lamqua）、顺呱（Sunqua）、廷呱（Tingqua）、Samqua、煜呱（Youqua）、南章（Nam Cheong）等。涉及的艺术种类既包括各外销画种，也包括开外销画先声的外销塑像和促使外销画走向衰落的摄影。书中披露了不少未被公布的藏画，更引征了十分丰富的中、英、法文材料，其中很多是首次被运用。此书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材料，更新了很多已有认识，代表了外销画基本史实考证方面的新高度。与克罗斯曼比较大胆的推测和建构不同，李世庄的研究更倾向于以史料为据做出更谨慎的判断，这无疑会对以后的研究带来有益影响。
（二）以外销画为主要材料的研究
除对外销画本身做专门研究外，也有论著以外销画为主要材料，来解决各类问题。克罗斯曼曾根据外销画中十三行商馆样貌的不同，排列出一些商馆画的时间顺序，而孔佩特的新著《广州十三行：中国南部的西方商人（1700—1900），从中国外销画中所见》，则对描绘十三行商馆区的绘画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此书不但使很多外销画描绘的十三行商馆有了较准确的时间定位，呈现了十三行的样貌变迁，也运用很多原始文献，探讨了商人们的贸易、生活情况及相关历史事件。
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一书，对广州外销画和与广州相关的西方画做了系统的论述和研究，不乏精彩之处。例如第一章中对新会木美人油画的研究具体深入，以小见大。不但分析了新会木美人油画的原型、文化价值、相关神话的宗教文化背景、被神话化的艺术原理等问题，也揭示了早期油画在中国民间独特的接受方式。第二章选取洋画诗作为研究对象，颇为新颖。作者在辑得大量岭南洋画诗的基础上，以诗为据，探讨了岭南文人阶层对洋画的接受情况。前两章实际上已对洋画在中国民间、文人和宫廷各异的接受情况做出了全面论述。末一章对外销画的整体情况做了合理的归纳和描述，并运用了许多新材料，得到了不少新的认识。例如其在外销画的中西渊源问题上所做的广泛探讨，富于启发性。如论者指出，“其在搜集、整合中外资料上所费的功夫值得肯定”。
刘凤霞《口岸文化——从广东的外销艺术探讨近代中西文化的相互观照》一文，披露了大英博物馆藏礼富师（John Reeves）家族所捐外销画,富于资料价值，并藉以探讨了中西早期交往中的相互态度、广州曾在中西贸易中的国际都会地位、十三行的兴衰、外销画的功能、口岸文化的传播等问题。
外销画所绘内容的史料价值往往被人提及，而要将之用作史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画的写实性问题。范岱克、莫家咏《广州商馆图（1760—1822）：读艺术中的历史》一书，以宏富的材料、细致的分析，很好的回答了这一问题。此书以外销画中的“十三行商馆画”为研究对象，不但对画中描述的十三行建筑做出更为准确的时间判断，也结合贸易史论述了十三行建筑的演变情况及原因。书中指出，与西方画家笔下和外销瓷碗上绘制的十三行图像不同，外销画所描绘的十三行商馆是相当写实的，对细节的描绘多是原创，而非承袭固定的模式。对于外销画写实性高的原因，书中又从画的功用、消费者和欣赏者的需求、画家的审美取向和技法等方面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此书判断的虽然只是画中内容的年代，但由于这类外销画是具有时效性的商品，明确内容的年代便大致可知画的创作时间。此书发掘了欧洲东印度公司以及中美贸易等方面的大量历史档案，文献与图像互证细致入微，用力之深，值得称许。其意义不局限于商馆画，也为其他题材外销画的研究提供了启发。
罗莎莉•波尔《贸易制造——中国制造，荷兰藏中国外销画：艺术与商品》一书，调查和研究了荷兰的外销画藏品。凡六章，首章概述了外销画的研究现状和新的视点；次章介绍了此书融合艺术史、人类学、考古学和博物馆研究的理论框架，并论述了视觉分析和概念模型，如商品化、文化传记等等；第三章谈到了荷兰与中国、印尼的贸易关系，“全球化”和“在地全球化”两个概念，外销画的画家、画室、技法、材料和媒介等因素，中西方对外销画的普遍看法四个方面；第四章对荷兰藏的外销画进行了分门别类地介绍和研究；第五章谈到了文化传记、价值等问题，得出文化传记写作是决定外销画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方法等结论；末章探讨了在当下博物馆的语境下跨文化艺术品的相关问题；结论指出荷兰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具有重要艺术价值，并对博物馆未来的工作提出建议。书末有“荷兰中国外销画概览”“中国外销画世界公开收藏情况”“广州、香港和上海的外销画家”三个附表。可见，此书试图对外销画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寻找新的研究路径。书中介绍的荷兰藏品及文末附录中的信息，富于资料价值。
此外，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把外销画纳入中国美术史的框架中。例如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一书，专设“19世纪初欧洲美术与中国南方的联系”一节，简述了这一时期广东的西方画家和外销画家情况。虽然此书所引的相关材料十分有限，且有不准确处，但却将外销画作为中国艺术的一部分，纳入了中外美术交流的视野；对中西美术交流的宏观勾勒，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外销画的特点。例如指出17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中国风”，并没有真正影响法国艺术，反倒是中国进口品被法国化了。暗示着外销画迎合西方需求的艺术特点，早在17世纪就埋下了伏笔。又如克鲁纳斯的《中国艺术》一书，将外销画视为“市场艺术”，纳入中国艺术史的框架中，等等。
二、重要目录与画集
外销画的展览、编目与辑集出版，不断公布着新的画作，有些目录和画集还附有颇富价值的概述、考证等内容，对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至今，已有大量外销画目录与图册问世，以下仅评述部分重要作品。
1972年出版的米尔德•阿切尔《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公司绘画》一书，结合相关史料，对原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公司绘画”进行了完备的著录，包括416幅各类题材的广州外销画，便利了其后相关研究。
1986年布莱顿英皇阁中国贸易展，是英国在此方面的第一次大规模展览。孔佩特《中国贸易：1600—1860》一书即为此展览的目录，共著录诸多种类的中国外销品194件，不少是第一次被公布。其中画所占比重最大，既有Spoilum、林呱（Lamqua）等中国外销画家，也有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西方画家的作品。在每幅画的题记中，除展品的基本信息外，作者往往对画家、创作始末、画作内容和题材来源等方面进行丰富地考证。例如指出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的中国画册虽然富于细节的描绘，但其实却是从其他西方画和中国外销画中剽窃的，因为他从未来过远东。这对我们认识西方中国题材画的写实程度、西方画与外销画的关系等问题有所启发。此外，《费城与中国的贸易：1784—1844》和《冒险的追求：美国人与中国的贸易（1784—1844）》也是20世纪80年代较重要的外销品展览目录。
20 世纪90年代，索罗林的《布列斯奈德画册——十九世纪中国风俗画》，共刊北京外销画126幅，包括官员、宗教仪式、乞丐、刑罚、市井生活、学校教育、婚礼、祭祀仪式、民间演艺等等主题，是研究清末北京社会、民俗、曲艺等方面的形象资料。香港艺术馆编《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是1996至1997年香港艺术馆和美国迪美博物馆联合展览的目录。展品主要为描绘珠江沿岸澳门、广州和香港三地风貌的历史文物，共81项，包括中西画作和其他各类外销品，涵盖了自1598—1860年两百多年间的创作，不乏精品。黄时鉴、沙进编著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外销画集，共收迪美博物馆藏庭呱画室绘于1830—1836年间的外销画360幅，和编者认为是蒲呱所绘外销画100幅。这些画对清代民俗、历史、曲艺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资料价值。编者根据画上法文的书写法，判断100幅“蒲呱”画作绘于18世纪末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些画的作者是否为蒲呱，单凭构图与风格其实难下定论。因为不同画室之间相互模仿或传袭同样的模板是外销画行业的普遍现象，甚至连梅森画册中的蒲呱作品是否为蒲呱原创都尚存疑。
21 世纪以来，外销画图录出版的数量大增，规模更大，且以中国内地出版为主，反映了外销画研究在国内的不断升温。中山大学历史系、广州博物馆编《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是两单位在2001年9—12月合办展览的图录，为一本通草纸外销画的专题选集，以英国外销画收藏家与研究者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捐赠给广州博物馆之画为主，其中一册13幅出自顺呱（Sunqua）画室，其他均佚名。画的题材包括宫廷贵族人物、花鸟昆虫、船舶、市井风情、女子、港口、刑罚、戏剧等，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史料。《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一书，是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Victoria & Albert Museum）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在广州举办展览的图录。如前文所述，克鲁纳斯已对维院藏外销水彩画做过专门研究，此书的出版，使这批画能够更好地被学界利用。
需大书一笔的是，《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一书，首次将大英图书馆藏748幅外销组画公诸于世，凡八卷，一至六卷为广州外销画，末两卷为北京外销画，包括“广州港与广州府城画”“历代人物服饰组画”“广州街市百业组图”“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刑罚组图”“园林宅第组图”“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劝诫鸦片烟组画”“室内陈设组画”“海幢寺组画”“戏剧组画”“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北京社会生活风俗组画”“北京店铺招幌组画”十五类。与他处藏品相比，这批画不但规模大，而且很多画的创作时间都比较明确，不乏年代早、画质高、题材罕见之作，有的甚至可能是孤本，研究价值相当高。编者下大力对这批画做了考镜源流工作。书前的“导论”、每类题材前的“概述”及每幅画的考释，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为这批画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另一部重要画集是伊凡•威廉斯的《广州制作：欧美藏十九世纪中国蓪纸画》。著者长期专注于中国外销通草画的收藏和研究，曾亲往欧、美、亚、非40家收藏机构进行访画，发表相关论文十几篇（详见此书附录）。此书则是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书的前半部分，作者对通草纸和通草纸画的基本情况、主要画家、收藏家做了介绍，按不同题材对画作进行了考证和分析。这些文字来自于著者长期的调查研究，信息量丰富，绝非一般的泛泛而谈。书的后半部分为图版，刊印了精选于世界诸多收藏机构的外销通草画182幅，包含了船舶、制茶、制通草纸、女子奏乐、街头买卖、戏剧杂技、节庆等等相当丰富的题材类型，富于资料价值，也为以后的访画和研究提供了不少的线索。
三、研究展望
自20世纪中叶外销画作为中国外销艺术的一员，成为独立研究对象起，至今已有约70年的研究史。外销画研究主要以西方学者为主，但也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些成果中，有的以外销画本身为研究对象，或进行全面地概述、建构，着力于画家谱系和画作归属的考证，或专注于某一画种、纸种、题材、某一收藏机构或国家的藏品，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则以外销画为主要材料，探讨中西交往史、贸易史、广州口岸史、艺术理论等各类相关问题。自20世纪中叶起，英、美、中国香港等地的收藏机构出版了丰富的外销画展览目录与画集，至21世纪，中国内地的此类出版较多，体现了外销画的收藏、展览与研究在内地的升温。然而，客观地说，外销画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很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对于研究者而言，外销画研究领域仍是极大的用武之地。
第一，外销画的收藏地极广，遍布世界六大洲。现已知的公开收藏机构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得到重视的更仅限于英、美、荷、中等少数国家的部分藏品。因此，对某收藏机构或地域范围内的外销画进行调查、著录和研究，仍应是今后研究的用力处。
第二，有关外销画的基本史实仍然模糊。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著名的外销画家、钱纳利的竞争对手林呱姓甚名谁，至今仍有疑问。而我们对大多数叫作“某呱”的画家的真实姓名几乎一无所知。再如对画家名号的末字“呱”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在外销画的画家、艺术渊源、绘制方式、画技承传方式等基本史实方面，今后仍需继续发掘中外史料进行考证和澄清。
第三，外销画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中国社会生活、人文自然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很多外国题材。充分发掘外销画的多学科史料价值，需各方面专家的努力。现有成果只对商馆画、港口画和肖像画等少数题材研究较多，而其他广泛的题材正有待于民俗史、戏剧史、船舶史、建筑史、宗教史、生物史、医学史等等领域研究者介入。以戏剧史为例，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Museum)、英国维多利亚阿尔博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英国布里斯托尔博物馆和美术馆（Bristol Museum & Art Gallery）、法国奥比尼—伯诺博物馆（Musee D’ Orbigny-Bernon）、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Volkenkunde）、荷兰鹿特丹世界博物馆（Wereldmuseum）、德国穆尔瑙城堡博物馆（Schloßmuseum Murnau）、西班牙东方博物馆（Museo Oriental）、美国迪美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香港艺术馆、广州博物馆、广州宝墨园、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等等机构藏有大量与中国戏剧相关的外销画，不乏富于戏剧史料价值之作，是清代戏剧形态、戏剧民俗研究的新材料。又如外销画中包含不少傀儡戏、龙舟歌、木鱼书、扒麒麟、打连厢、划旱船、猴戏等相关画作，对于民俗和民间文艺史研究同样是珍贵的新材料。总之，外销画是具有多学科共享性的研究资料，跨学科研究能够为外销画和相关诸多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方法与视角。
第四，由于外销画在用纸、颜料、技法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外销画的保护和修复成为棘手问题。现有零星的研究还不能满足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实际需要，外销画的保护和修复技术也是一个有待展开的重要课题。数据库建设是外销画保护与研究的另一途径。在研究上，虽然数字图像不能取代实物，但确能带来很多便利。目前不少收藏机构都已将其藏品不同程度地数字化，公之于众。但除了日本福冈亚洲博物馆在检索系统中专设了“中国贸易画”这一选项外，其他数据库基本都是将外销画归在“中国艺术”“东亚艺术”等大的范畴下，与他种藏品混淆，不便于检索。这与外销画在学界和社会所受的重视程度很不匹配。并且，这些多藏于国外的画作至今仍不便于国内利用。因此，建设一个专门、大型、免费的数据库必将推动外销画研究的进展。
来源：原载于《学术研究》
作者：陈雅新，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