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涌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地理学家，中山大学地理学系吴尚时（1904—1947年）教授即为其中一位佼佼者。他对华南地理研究，可谓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硕果累累，当之无愧为近代地理学在华南的开山大师；他献身科学，坚持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不慕虚荣，鄙视权贵，对科学和教育事业忠贞不渝的情操堪为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先生壮年病逝，是我国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的成就和为人，却使后来者时常感到他的存在，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沿着他开创的科学道路拼搏前进。
生平传略
吴尚时先生1904年生于广东开平县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自小聪颖过人，嗜书如命，淡泊明志，人以为奇。1913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喜文学、体育，成绩特异，每试辄冠。1924年进入该校英语部，1926年转入中山大学英文系，口语笔译甚佳，尤致力于研究西洋文学。1929年毕业，获金牌奖，同年被选送法国留学，专攻地理学。先后就读于里昂大学和格朗劳布大学，师从阿里克斯（Allix）和R.白朗霞（R·Blanchard）教授。师生感情甚笃，学有长进。1934年毕业，获法国国家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受聘为中山大学地理学系教授，讲授地形学、水文学、区域地理学、读图学等，此皆为当时国内学校少见课程。同时开始华南地理科学研究，以不少创见崭露头角，极为地理学界同仁注目，逐渐确立了先生在华南地理学界的地位。
1938年广州沦陷，先生随中山大学先后迁广东罗定、云南澄江和广东坪石等地，历尽颠沛流离之苦。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战乱时期，先生出任地理系主任达六年半之久，带领师生辗转各地，坚持教学和研究，直到抗战胜利才辞去这个职务，是中大地理系新中国成立前历届系主任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教授。此期间先生著述最丰，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发现、立论、见解源源而出，自成一家，诚为先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1945年初日寇败亡，先生随校回到广州。年底辞去中山大学地理学系主任职，转岭南大学任教。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先生在战时完成的一些文稿这时得以付梓，学术更趋成熟，声名远播中外。可是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先生的健康，不幸于1947年9月22日病逝于广州，时年仅43岁。临终前，先生悲叹：“余所写作，未及所愿之万一”，在场亲友门生无不感慨涕零。
文章道，蔚然成家
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地理学家，从事地理研究虽然只有13年，但取得的成果多属空前创见，蔚然成家，在我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地。据不完全统计，先生共写出地理专著4种，译作7种，论文62篇，近200万言，散佚手稿不算在内。归纳起来，可分为地形学、水文学、区域地理、读图学与制图等。从中可窥见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一)地形学
这是先生学问功底最深厚、建树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先生针对过去中国地理学者详于水而略于山的研究倾向，对此用力尤多。特别是当时很少人问津的华南地形，有赖于先生的研究才弄清它的分布规律和格局。先生许多见解，至今已成为不刊之论。其主要贡献是：第一，针对当时在中外学者中流行的珠江河口无三角洲之说，提出珠江三角洲的峡谷的生成见解，阐明三角洲系由西江、北江三角洲及东江三角洲复合而成，可分为三角洲本部、平原及边缘丘陵三部分，并指出三角洲主体范围从三水至石龙一线以南。先生这些论断已为后来发现的大量材料所证实，珠江河口无三角洲之说自此销声匿迹。第二，1937年5月14日发现广州七星岗及其附近海蚀和海积地形，证明这是广州古海岸线所在，海水曾深入珠江口内，并确定第四纪后期海面高出今日海面约10米。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他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存在及其峡谷生成说，同时也说明珠江三角洲迄今无明显升降。这对认识华南海岸地形的发育规律提供了确凿证据，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生产实践上都有重要价值。现在七星岗已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建亭纪念。第三，提出红岩地貌真相理论。红色岩系在南中国，尤其在粤北分布很普遍，但对其成因、构造、形态、地史等问题，缺乏周详的研究，争议也很多。先生与其高足曾昭璇教授经数年工作，提出红色岩系有山麓堆积、沿岸沉积、浅水沉积、静水沉积等正常沉积岩相，和堆积扇构造、三角洲堆积、河谷堆积、洪流沉积以及湖面变化等特殊沉积形态与环境；红色岩系自沉积以来，未经造山运动影响，故岩层排列水平或倾角和缓，间有断层作用而成陡崖，时代为白垩纪到第三纪；由于其岩性不同，生成页岩构成的低丘和厚砂岩构成的峰林、石柱、石蛋、石针等多种地形景观，这使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此后红岩地貌作为一个专门地貌类型，为地学界认可和广泛应用。第四，建立中国山脉结构一带三弧说。先生在其身后出版的《中国山脉概论》一文中，认为我国中部为一条大致走东西走向的轴线所横贯，即昆仑山、祁连山、秦岭等山脉。在此线以北为蒙古弧形山脉，多数从北西—南东或西北西—东南东，到西—东，再到南西—北东或西南西—东北东的走向排列，中部向南突成弧形；此线以南山脉，在东部是一个向西突出的弧形系统，称为华南弧，从云南到台湾的山岭都属此弧之列，在西部由藏北的大致呈西—东走向，到川滇的大致呈北—南走向，在北纬28o—34o一带，形成向东北突出的弧形，称为藏滇弧。对我国山脉作如此简明扼要、系统的阐述者，先生实为第一人。特别是先生对华南弧的研究更为深入，指出华南地区山脉走向，不是震旦走向，而受弧形构造支配。此弧形是由东向西推力量造成的，其中轴在北纬26o—27o间，自第三纪至今仍在推动中。这一创新学说，当时特别被人们注意，其后亦得地学界的赞同。第五，首创用频数统计方法决定侵蚀面存在。先生在与陈小澄合撰《云南中部地形》中。即用此法与野外考察及读图相结合，确定云南中部有2500米、2000米和2000米以下三级侵蚀面。在对该地区地形发育史的很多论述中，先生论文被首推为最有见地者。第六，“旱峡”成因理论，西、北、东江下游沂道，横穿山地形成峡滩，无大水仅有溪流，地形上谓之“旱峡”。世界上尚无公认解释，成为地形学上悬案。过去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等曾提及，但考察未详而无结果。先生实地考察了北江飞来峡和西江羚羊峡地质构造和形态，指出这是昔日支流所经，且由其侵蚀而成，从而找到了这种特殊地形的成因。第七，广州市东南郊三级台地及广州北部山地三级侵蚀面的发现，外国学者只研究过其地质，而先生则是其地形首先研究者，发现市东南郊从高到低存在有40—50米中大台地（今华南理工大学所在地）、20米岭大台地（今中山大学所在地）和七星岗10米台地，以及广州北部山地三级侵蚀面，对它们的演进过程和特证皆作精辟分析，填补了广州附近地形研究的空白。这一成果早为有关部门采纳和应用。第八，提出南岭非山脉说，长期以来，中外史地学家深信南岭为东西延绵的山脉，且比之于秦岭对我国南北分界的意义。先生经过周详的实地调查，再三对比，提出“南岭何在”疑问，指出南岭实为北北东—南南西、北北西—南南东，以及北—西而非东—西排列的一群山地，其间有不少通道，还对其南北气候与人文地理现象的影响，作出合理解释，终使有关南岭为山脉的传统观念被动摇或扫除。此说后来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察者所理解和接受。此外，先生对广州湾到杭州湾的流水地形，湖南衡山花岗岩地形，广东台山、清远抢水地形，云南澄江、广东罗定盆地地形，以及广东全省、南路、东江、仁化乃至四川各类地形等，皆有不同程度研究，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先生认为东南沿海山地河流放射状排列是受穹窿构造运动影响所致，50年代苏联专家对此很赞赏。又先生提出雷州半岛存在海相地层及海成台地，此即新中国成立后广泛采用的“湛江组”“北海组”地层。先生议论所及，铿锵有力、令人信服，部分论文还用英文写成，因此先生名字，不仅为中国地理学界所熟知，也蜚声海外。
(二)水文学
水文学与地形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先生造诣高深，除从理论上阐明许多水文现象以外，还能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许多有关水利的建议和措施，至今仍未失去其意义。先生出色的成就，计有：第一，提出广州市东濠整治计划的水文学原理。东濠自清代以来，失其地利，每遇大雨，所过城区尽成泽国，居民损失甚巨。先生考察了沿河地形和流水运动规律，提出在上游筑坝，在下游挖河分流的既节省，又可行的治理方案，为市政府采纳，潦患渐得控制。第二，论证甘竹滩存炸意见。西江流经顺德甘竹滩河段，两山夹峙，水流湍急，危及航行安全。存炸与否，众论不一，先生以一个地理学家特有的综合观点，经过实地考察，力陈炸滩势必影响滩上下水文状况，危及沿途数百里居民的安全和生活。由于其否定炸滩的意见非常中肯，众论得以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在甘竹滩建立了全国唯一的低水头潮差发电站，这亦有赖于先生的正确意见，才使险滩造福于人民。第三，对韶关潦患原因作精辟分析，并提出预防措施。位于北江浈武二水交汇的韶关常受洪水威胁，民不堪命、治无良策。先生踏遍附近山水，在深刻分析它产生的地质、地形、水文、植被、气候等原因及洪水运动过程，预测其流量基础上，提出造林、筑堤蓄水、设立水文预报站等措施，时人无不信服。事隔四十余年，现在粤北防洪治水，仍离不开先生当年所提建议。第四，论证粤北水电开发方案。粤北水力资源丰富，惜未能开发利用，先生总结调查、考察所得，撰《粤北之水力》一文（与何大章、罗来兴合撰）,阐述了水力开发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宜开发的为武水及其支流、连江、翁江以及浈水支流锦江，还计算出各河段流量。此实为粤北水力开发研究之嚆矢，亦为先生将水文学原理应用于流域开发的一个范例。
(三)区域地理
先生深受法国区域地理学派的影响，擅长用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进行区域研究，其研究范围主要在华南和云南。对于地理学，先生一向认为是一门综合性科学，自然、人文一体，应归于区域、归于生产。先生区域地理成就之大，一是认识深刻，切中要害，二是开创区域研究与地理学相结合的先河，并提供了成功范例，先生所研究过的区域，都有其见解的代表论文。在坪石时，即以粤北为区域研究中心，所撰《广东乐昌盆地地理纲要》，可谓其区域地理处女作。此后则有《粤北国防根据地》《粤北四邑与南路》《乐昌峡》等论文。尤其是后者，不但对乐昌峡谷地质地形作精辟讨论，且对山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备述无遗，可算是山区自然、人文相结合浑然一体的区域地理论文。对粤西，则有1947年与曾昭璇合写《广东南路》一文。文中论述气候时顾及地形、水文；记地形时不失土壤、农作、交通、聚落、居民等要素，熔自然、经济、社会于一炉。南路区域特征和盘托出被誉为区域地理杰作。南京大学徐近之教授读后为之额首，认为是抗战时期我国地理学重要成果之一，至今仍为研究粤西区域地理重要参考文献。即使对于单个地理要素研究，先生亦很注意其地理综合性，例如1944年与何大章合著《广东省之气候》即为一例。该文对广东气候资料收集极为完备，在当年区域气候论文中并不多见。又其论述方法，由主要特色开始论述，再次论及差异性，分区随而产生。故此文被认为是真正的地理气候文章，不同于气象学者的作品，反映先生认为区域地理论文必须首先指出其特征，次而述其差异的学术思想。
(四)读图学与制图
地图乃是地理学第二语言。先生不但自己精于读图，而且以此作为加强对学生地理考察的基本训练手段。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地理系课程中，“读图”未列为必修课程，先生认为十分不妥。他在中大任教时，即把它列入必修科目，这在当时国内大学还是首创。先生多次撰文强调读图的必要性。例如《读图举例——广东防城龙门》（今属广西）与《读图举例——广东的梅花街》（与何大章、陈小澄合著）等文，均从读图看出地形、水文、土壤、交通、聚落等各种地理现象的联系和差别。又先生曾经预言，地理制图和读图学要从空中摄影发展，有“进者乐空”之警句。今日遥感制图的发展，证明先生深有远见。
40年代初，先生受广东省政府委托，领导和组织了广东地图编绘工作。历时两年完成广东省政治经济地图6幅，二十万分之一分县地图108幅，还有30万字说明书。此为广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制图工程，当时在全国也只有少数省份可以相比。虽然这套图件因战乱等原因未能付梓，但凝结着先生大量心血的劳动成果，已赢得地理学界啧啧称赞。有幸的是，这套图件至今仍保存在广东省地矿局测绘队中。
(五)译作
先生博闻强记，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文，故得以从事著述的同时，还大量翻译西方地理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当时水文学在国内不受重视，先生于是译法国地理学家巴尔台（Parde）《森林与河流》，E·de.马东男《自然地理学》中“地形篇”和“水文篇”（与罗开富、罗来兴、梅甸初等合译，未出版），博利（Baulig）《北美洲之水文》。特别是1940年翻译出版的巴尔台名著《江河之水文》，为我国地理学界介绍法文专著的第一本书，至今仍被视为水文学经典著作。此外，还有博利《北美之气候》，阿里克斯（Allix）《北美经济地理》等。
在实践中探求科学真理
先生不是书斋式学者，而是一位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的学问家，这是他成功的道路，也是一个奥秘。
早在法国留学时，先生曾骑自行车从里昂到巴黎数百英里，沿途考察山川形胜，归则写作不倦。回国后，整个身心都投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把大部分精力献给地理考察事业。在教学上，他虽然身为系主任，却经常带领学生到各地测量实习，采集标本，运用地图，进行严格的野外训练。广东、湖南、广西、云南留下他们多少足迹!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地理考察家、旅行家。中大地理系重视野外实习的传统，也是这个时候渐渐形成的。在科研上，先生拥有苦干精神，一有机会即从事考察，经常数日不归，带回来的多是沉甸甸的岩矿和植物标本。抗战期间，先生涉足之地，类多农村，食无盐、无菜，爬山走路尤为艰苦，先生不以为意，俨然今日徐霞客，甚至敌机轰炸刚过，先生即开始埋头工作。故先生论文都有充分、坚实的野外工作基础和丰富而有确凿证据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由人不信。广州东濠整治方案，顺德甘竹滩存炸意见等，莫不如此。《粤北红色岩系》《广东南路》《珠江三角洲》等一系列科学论著都是长期考察的结晶。它们不仅记载了先生献身地理科学的实践，而且处处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
贯彻地理学结合生产的目的性，也是先生的实践精神。举凡先生的论著，最后多归结于生产。整河治水、开发水电、区域对比、编绘各类地图等工作皆针对当时的需要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例如水患在旧中国是困扰民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先生经常留意有关报导，接受各方面咨询，提出许多有益意见。当然人们只能在时代条件下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以当时的条件来衡量先生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也是难能可贵的。
先生的实践精神，还在于他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也不轻信他人，而服从于真理。故其文多有卓见，参考文献不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大部分成为地理学经典著作。例如1937年先生还是个青年学者，就对举世饮誉的美国地貌学家约翰逊教授关于太平洋各洲沿岸常见的2米平台系由波浪造成的观点提出批评，并根据他在香港、汕尾、淇澳岛考察所获，指出这是陆升或海降的结果。又对法国地貌学家帕布尔（Barbour）关于巫峡地形的解释加以指摘。这不仅需要胆识和勇气，更在于先生手中有科学真理。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先生生于内忧外患交困的旧中国，其时不少知识分子都以仕宦为荣。而先生虽也熟读经史，厕身旧社会的恶浊空气中，且按其出身和社会背景，确有不少机遇改入仕途，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突破传统观念，摈弃利禄，终身不仕，选择了地理科学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走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的道路。在种种艰难险阻面前，先生坚守地理教学和科研岗位，安贫乐道，穷且益坚，矢志不渝。这种襟怀，无论于古于今，堪为人生表率。
先生言传身教，对教学循循善诱，爱之深，教之切，求之严，终得桃李芬芳，多为一时俊彦。据曾昭璇教授回忆，抗战胜利之初，生活艰苦比过去尤甚，他有转行念头，幸得先生教诲和勉励，才打消此念。曾昭璇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先生培养的其他学生，如罗开富、何大章、罗来兴、梅甸初、钟衍威等，都成为我国地理学界的栋梁，不少人现仍活跃在地理科学舞台上。
先生秉性刚直，从不巴结权贵，不党不政，自甘清苦，在课堂，在野外辛勤地耕耘了一生。正如先生同事，著名生物学家张作人教授在先生追悼会上所说，先生像牛一样，食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个比喻，殊为确论。
先生治学精神与论说，当年在士林中传为佳话，至今仍为人们敬仰怀念。1984年是先生诞生80周年，广东地理学会开会，出版文集纪念他。先生地貌学文章在法国受到不少人推崇。美国地理学会前负责人G·B.葛德石教授曾两次致函曾昭璇教授，谓先生文章在美国地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希望将其遗著及时出版。现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珍藏着他与何大章教授合著的《广东省之气候》等书，苏联莫斯科大学图书馆悬挂着先生的照片。一代大师，殁而益彰。
作者：司徒尚纪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