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的历史上，屈大均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岭南一代诗宗，晚年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秉夷齐之节，不仕清廷，却与清廷官宦关系密切，论者往往各执一端，不做全面分析。其实任何人都是多面体，岂能一面而论？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展现屈大均丰富的人格内涵。
凡夫俗子
明崇祯三年九月初五（1630年10月10日），屈大均降生在广东南海县一户平常人家。其父屈宜遇显然对这个生命的到来十分高兴，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寄于家中第一个男孩美好的愿望。名之以龙，号之非池。龙是中国人崇拜的吉祥物，寓意这个婴孩将会飞黄腾达，不游于池。而在古代中国有所作为的主要途径就是读书、参加科举。本来屈氏是当地望族，可是到屈宜遇的时候，家道已经败落，自己不得不寄养在邵氏家中，忍辱改姓，作为落魄文人，行医糊口。“家贫，每得金，必以购书，谓翁山（大均字——引者）曰：‘吾以书为田，将以遗汝。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汝能多读书，是则厥父播，厥子耘籽，而有秋可期矣。”在父亲的严厉督管下，屈大均认真读书，终于有了收获。
1645年是清顺治二年，在广东还是隆武元年，16岁的屈大均成为南明南海县学生员。他的父亲扬眉吐气，带着儿子回到了祖籍沙亭乡。广东自古被视为化外之地，但是历经各代正统文化的浸润，到明代广东儒化程度已经很深，读书入仕之风已成时尚。屈大均能做生员自然受乡里尊重，屈家当然引以为荣。并且明季生员享有许多特权。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
今天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由此可见，屈大均补生员对屈氏家族是名利双收的喜事，难怪屈宜遇归籍祭祖，恢复屈姓。屈氏父子正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幸福中，而此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帝已经吊死，清军已经入关，岭北战火正旺，革鼎已成。
正当屈大均有望升官晋爵时，1646年，清军入粤，广州城陷。屈宜遇终于感到了天下大变之势，对儿子说“仕则无义”。可是只要善于捕捉，机会总是有的，明代残留的永历政权仍然存在，它同样可以满足士人求官之梦。1648年3月李成栋反正，抗清形势好转，永历帝驻跸肇庆，屈宜遇对大均说：“复有君矣!汝其出而献策，或邀一命以为荣可也。”1649年，屈大均奉父命赴肇庆，上《中兴六大典书》，当时的大学士王化澄推荐他做行将官中秘。然而好事多磨，正当此时，其父病危，不得不回家，父亡守孝。次年11月，广州再陷，没有机会再仕明廷。这年冬天，怅然若失的屈大均拜释函昰为师，做了和尚。
清军入关，明季士人大致有三种选择：其一以身殉国；其二剃发降清；其三削发逃禅。屈大均自诩为屈原后人，写诗作文务求屈子风格，但是屈原见楚亡投江而死，大均见国破却逃禅求生，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大凡能以身殉国者，必为某种信念所支配，视死如归，能坦然就刃，而屈大均当时年方弱冠，虽受师、父影响，却没有形成“舍生取义”的完美的士人理想人格。不死节，如果再不为僧，只有降清，这是屈大均不可做的事情。首先，父亲有教导“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小子勉之。”既然不愿死节显忠，不仕以存大伦未尝不可。其次，清廷有杀师之仇。1645年，屈大均曾从陈邦彦求学，1647年陈起兵抗清，不幸殒命。杀师之人，岂能以身事之？所以屈大均只能出家做和尚，能求生又可保节，实为两全之策。这是相当一部分士人的选择，王化澄对屈大均有引荐之恩，于1649年冬入僧，而对他有提携之恩的函昰本身就是和尚，迷茫的青年终于选择了看似幽静的禅寺。
英雄本色
屈大均逃禅的第三年（1652年），开始历30余年，遍游南京、北京、扬州、汉阳、西安等地，拜谒孔林，瞻仰故国旧迹，追怀先贤英烈，结交名流。这期间是屈大均思想发展、成熟、定型的时期。他结交的人物如：顾梦游、钱澄之、汤来贺、杜濬、王潢、汤燕生、朱一是、沈进、李模、余大成、祁熊佳等。要么是诸生、贡生，要么是监生、进士，有的还是明朝官吏，大多都能心怀故国，以明遗民终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气节无疑会影响到屈大均。
顺治十六年（1659年），屈大均游邓慰，读南昌贡生王猷之《逸民传》，有感而做《书逸民传后》。其中有文：
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处草茅，无关于天下之重轻，徒知其身之贫且贱，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与天地同其体用，与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传之天下于无穷也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吾党二三子者，身遭变乱，不幸而秉夷齐之节，亦既有年于兹矣。然吾忧其所学不固，而失足于二氏（佛、道——引者），流为方术之微，则道统失，治统因之而亦失。
在文中，屈大均阐述了士大夫在维系道统、治统中的重要责任，指出皈依释、道的不可取，已反映了他对逃禅入僧的否定态度。
康熙元年（1662年），屈大均退释归儒，这是最能体现他英雄气概的举动。他后来说：“仆平生绝无他长，惟有为僧不终，毅然反俗，为光明正大之举……知者以为仆智量过人，不知者以为背畔佛祖。”所言极是。前已论述，士大夫逃禅是明哲保身之举：从明廷来说，他们没有剃发，不算降清；从清廷来看，他们进入佛门，当是脱离明朝，所以这些人是左右逢源。实际上，清廷往往把从明朝士大夫到佛门弟子这种做法看作是降清的第一步，所以一些忠贞之士不愿逃禅。如平南王孔有德1650年破桂林，执永历帝桂林留守瞿式耜，“孔有德亲自召见瞿式耜，以礼相待，劝其投降，‘说以百端，不应’，要求速死。孔有德又派瞿式耜同乡王三元、彭旷，先要他剃发，不从。再劝其为僧，也不允。他说：‘为僧者，剃发之别名也，剃发则降矣，岂有降（虏）之留守乎？”看来，逃禅为人垢病，事出有因。正像有些僧人是明朝的和尚一样，有些则是清朝和尚，甚至有御赐紫衣的皇家僧人。佛家本应是六根清净，实则派别纷争，各怀心事，良莠不齐，屈大均不甘与之为伍。他入佛门10余年，有感而发：“嗟夫，今天下不惟无儒也，亦且无禅。禅至今日，亦且如吾儒之不能纯一矣……禅之精，尽在于吾儒，欲知禅之精，求之于儒而可得矣。故夫以儒为禅，禅者学之，失其所以为禅；以禅为儒，儒者学之，失其所以为儒，皆不可也。”所以他愿冒身家性命危险而蓄发归儒，承担起儒士“为生民立道”的历史责任。这种勇气，这种气概，非凡夫俗子可为，真是“智量过人”，英雄壮举。
交游期间，屈大均的另一英雄壮举是和魏耕一起于1659年协助郑成功进兵南京。魏耕，字雪窦，崇祯归安县诸生，甲申变后，忠于故国，曾组织起义，图谋恢复明朝社稷。屈大均游南京时，与他成为挚友，他曾说：“平生魏雪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没，三年不鼓琴。”1659年，郑成功得到魏耕等人用蜡丸送来的消息后，和张煌言率兵10余万，战舰3000多艘，“自五月初旬即寇崇明，旋入京口，至六月中旬陷瓜洲，破镇江、仪真、六合、江浦，沿江一带四散蹂躏，直逼省城。又分侵上游，以致宁、太、池三郡属邑并和、含等州县相继失守。”可见此次战事影响之大，清廷震惊不已，顺治帝几欲亲征，江南籍官员无不思归。可惜郑氏沉湎于初期的胜利中，骄傲轻敌，不采纳正确意见，围南京而不攻，最终失败。不过这次战争仍可以说是南明时期反清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其时，屈大均在南京，与魏耕参谋此事。事后，清廷探明实情，魏耕罹难，屈大均逃遁。有心报国，无力回天，一腔碧血化作英雄悲歌。
遗民终老
1680年，已经是清朝第二个皇帝登极的第十九个年头了，屈大均已知天命。他再游南京，在雨花台的北边，掘地做冢，掩藏衣冠，并自书“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
后人曾在雨花台寻找“衣冠冢”，可是没有发现，实际上有无此冢实为一谜。衣冠其实象征汉民族及其文化，自古以来汉人以“衣冠之族”自居，文化优越感使他们蔑视周围的少数民族。可是清军入关，要求汉人剃发易服，实际是“以夷变夏”，然而士大夫又没有办法，只好先把衣冠藏起来，“欲俟时而出，以行先圣人之道，不欲终其身于草野，为天下之所不幸也”。现在不过是苍龙潜渊，总有一天会再飞上天，匡扶社稷，又是汉人的天下。从中可以看出屈大均忠明拒清的气节，不过也可以发现他已无望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抗清复明的志向，消沉之情油然而生。这年冬天，他回到了家乡，结束了远游生涯，开始了艰难的后半生遗民生活。
孔子耻谈稼穑之事，文人儒士多不谙桑麻，无力事农。屈大均也不例外，所以其晚年生活异常清苦。如他在《贫居口占》中写到：“乞食长生一木瓢，香粳为粥手亲调。八旬堂上老莱母，盐鼓加餐暮复朝。”迫于生计，屈大均不得不亲自从事体力劳动，倍感凄凉，所谓“暮年行役转凄凄，家累牵人咫尺迷。少学陶公愁稚子，长贫孺仲愧贤妻”。屈大均似乎对自己年轻时崇尚气节、舞文弄墨而老来贫有些遗憾，“悔使黄金如粪土，暮龄生计益全非”。青壮年的屈大均豪情满怀，遍游中华，抗清复明，高风亮节，诗名齐天，可是晚年不得不典卖名人手迹、古董为生，可怜!墨砚是士大夫钟爱之物，屈大均舍不得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卖，卖不出去，反而难受，这种矛盾心情在《卖墨与砚不售感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录如下：
旧墨方程不忍磨，估人持去恨如何？只应砚汁倾三斗，岂有挥金买一螺？
胶漆绝愁天下少，钱刀空使故人多。顶烟欲尽分儿女，教写真书去换鹅。
水岩真砚石膏腴，细夺仙人冰雪肤。韫匮多年矜美玉，投入暗路愧明珠。
愁非价善偏难售，枉说奇珍不易图。金错囊中羞涩甚，少陵长是一钱无。
一生壮举，老来凄苦，心中无比悲凉。他是四民之首的士子，他是岭南一代诗宗，人们以能读到他的诗为荣，可是白发苍苍的他却要带着一家老小整天为吃饭穿衣而发愁，他心中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
一边是生活的煎熬，另一边却是可以做官的诱惑。他的同窗朋友中，许多已经仕清为官：程可则，“顺治九年会试第一……十七年春，应阁试，授撰文中书，寻改内秘书院。”后官累至兵部职方正郎，并出任桂林知府；梁佩兰，“顺治十四年乡试举第一，屡上公车不得志……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年六十矣。”朱彝尊，“康熙十八年召举博学鸿儒科”与潘耒、李因笃“除翰林院检讨”。这些人与屈大均的交往甚密，他们的举动无不深深地牵动他的心。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王士祯奉使至粤，祭波罗庙。当时的两广总督吴兴祚于四月九日招屈大均、王士祯等人在端州（肇庆）石室岩饮酒。时吴、王二人都有意推荐屈大均入仕清廷。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顺治十五年（1658年）屈大均游北京时，与他相识，称他为“最早知音”。知音相劝，仕与不仕，何去何从，屈大均面临着又一次艰难的抉择。现实利益的引诱和儒家气质的理性撞击着一颗历经沧桑的心，然而先师的忠贞、志士的壮举已化作屈大均崇尚英名气节的特有禀赋，他终于以“家有老母”、著作没有写完为由拒绝了这番好意。临死的前一年，他立下遗言：“吾死之日，以幅巾、深衣、大带、方鸟敛之，棺以松香融液而椁之，三月即葬。而书其碣曰：‘明之遗民’。”
1696年67岁的屈大均，放下了笔，闭上了眼睛，一个遗民走完了他的一生。
本是儒生
屈大均在《归儒说》中，写到：
故常谓人曰，余昔之于二氏（指释、道——引者）也，盖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则吾之志必将不终于二氏者，吾则未偿获罪于吾儒也。逃之而复能归，得已而归，则吾之志必将终于吾儒者，则吾亦未偿获罪于二氏也。
因此，可以说屈大均根本上是一个儒生。纵观其一生，或追求功名，或交游遗民，或凭吊故垒，或凄哭先帝，或抗清复明，或结好清朝官吏，大都可以从他的儒生身份上得到诠释。
宋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语道破儒生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中，大多数儒生具有强烈的现世感、历史责任感，富有抱负和理想。“舍我其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言都反映了儒生自信、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屈大均当然知道儒生的责任，在前引文《书逸民传后》中就可以看到。
儒生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要入仕，所谓“士失仕，如农失田”，因此天下儒生没有不想做官的。屈大均年轻时献《中兴六大典书》，授官行将官中秘，可惜父病不能赴任。屈大均无疑十分遗憾，生不逢时，无法体会到做臣的滋味。
顺治十五年，屈大均游北京，见崇祯吊死处，做文《御琴记》。其中有“草泽臣大均”“臣大均伏拜而哭失声”“臣大均辄从吴询问宫中遗事”等句。屈大均根本没有实实在在做过明朝的官，反而以臣自居，他显然非常看重永历帝给他的“行将官中秘”，以臣自称总可以安慰一下自己的心灵。古有定制，君死臣哭，哭并不一定是真伤心，而是一种礼仪。屈大均未曾受恩于崇祯，又未曾与他见过面，并且崇祯早已死过，却失声痛哭，引得同行人非常感动。真是忠臣!父死子哭，因为孝；君死臣哭，因为忠。父死，子无所恃，伤心而哭；君死，臣无所事，绝望而哭。父死，子仍可为子；君死，臣不可为臣。士人无望做臣，心不悲乎？屈大均与其说是在哭神武皇帝，不如说是在哭自己无君侍奉。
要想做臣，必须有君。既然仕清无义，只有做汉人的臣，所以要么复明，要么再有汉人朝廷，屈大均才有可能为臣事君，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屈大均要归儒，要交游儒林，结交豪贤，抗清复明，并参与协助郑成功进攻南京。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乱，屈大均入湘从军，与吴三桂言兵事，并为他监军。清军入广东，欺凌百姓，深为粤人痛恨。可是入粤清军主要是三藩，他们的暴行甚至连两广总督也无法容忍，奏请调吴三桂去广西，屈大均也曾说过“三藩是祸根”。吴三桂叛清时，邀请名流入伙，他们多视之为民族败类而拒绝，屈大均却不请自去，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屈大均是借吴三桂的手中兴明朝，可是实际上他已知道吴三桂根本无意复明。个中原因如果从屈大均的儒生身份去寻找就可以明白，一旦吴三桂成功，他就有可能名正言顺地做吴氏江山的官员，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际，毕竟吴三桂是汉人。
屈大均晚年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大小官员打得火热，“在为清朝官吏所写的诗文中常鼓励他们实行德政”“而且热情参与清朝官吏的礼乐教化、羽翼圣贤的活动”。对此，时人陈子升和梁佩兰都有讽喻，足见屈大均的民族气节在消退，不过从他的儒生身份来讲，却无可厚非。他既然不能亲自从政，总想把自己的想法展露出来，所以要靠一些官员多少实现一点梦想，这是儒生向世人兜售思想的自然表现。
人非生而圣贤，但受周围文化环境和优秀人物的影响，会逐渐成为一种信念的坚定支持者，而做出惊人之举。明季学风空疏，士人志气低迷，多为牟利事业，屈大均欲上一书而得官职，无非谋生求荣之举，谈不上爱国忠君。但能凭吊故垒，瞻仰先贤，结交志士，最终弃禅归儒，担负起士人的历史责任，可谓英雄识途。其所作所为虽不为时人理解，但无不是儒生所应为之事。所以，屈大均是一个平常人，又是一个富有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更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特色的典型儒生。
作者：李建华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