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子封事》是朱熹从1162年至1195年所作6篇封事的总称，涉及南宋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内容，是朱熹哲学理念和政治思想结合的体现。从南宋至清，《朱子封事》成为理学家评价朱熹和议论时事的重要媒介。随着朱子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朱子封事》也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成为朝鲜王廷经筵的重要书籍；其也被朝鲜儒士广泛研读，成为明清之际朝鲜王朝宣扬“讨复大义”的思想源泉。《朱子封事》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同中有异，既源于朱子思想在中朝的重要影响，也反映出朱子学在朝鲜王朝的独特性。
所谓“封事”，指古代大臣上奏皇帝的密封奏章。大臣上奏，用皂囊封缄，以防泄密，因之得名而称“封事”。封事起源很早，先秦主要用于奏报占卜结果，西汉成为一种秘密奏章制度。有宋一代，封事成为皇帝诏求直言、臣民上书言事的重要形式。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初登大位的宋孝宗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壬午应诏封事》，力陈“讲帝王之学”“修攘之计”和固“本原之地”，此乃朱熹第一篇“封事”。至庆元元年（1195），30多年间，朱熹先后作“封事”6篇：《壬午应诏封事》《庚子应诏封事》《戊申封事》《己酉拟上封事》《甲寅拟上封事》《乙卯拟上封事》，合称《朱子封事》，集中体现了朱熹的政治思想，颇受后人重视。传入朝鲜后，成为朝鲜王廷经筵的重要篇章和儒家士子研读的重要典籍。但它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对于朝鲜王廷和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有过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关注较少。笔者试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朱子封事》与南宋政治
南宋初年，尽管面临金朝严重的军事侵扰，高宗却重用秦桧为宰相，力主和议，苟延残喘。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他对秦桧不满，意欲抗金，即位之初，诏求直言。八月初，朱熹以封事上奏于孝宗，这是朱熹第一篇封事，史称《壬午应诏封事》。直言：“天命之眷顾方新，人心之蕲向方切”，乃“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也”，故提出三条建议：“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即勤讲儒家圣人之学；“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反对与金议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即任贤修政。极言此“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颇合孝宗当时心意，孝宗遂召朱熹入朝奏对。孝宗初政，虽暂时改变对金求和政策，任命主战派张浚为宰相，以图北伐抗金，却无有效举措。但他并非真心抗金，故又以主和派史浩为参知政事，牵制主战派。北伐失败后，张浚病逝，隆兴二年（1164），宋金和议达成。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未见实效。
淳熙七年（1180）三月，孝宗“申敕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悉以上闻，无有所隐”，朱熹再次应诏作封事。他指出：“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三者总归“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直言孝宗心不正，致纲纪不立，“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孝宗“所与亲密、所与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也”，痛陈近习弄权，史称《庚子应诏封事》。这是对孝宗理政近20年来一次大胆、激烈的批评。孝宗阅后非常生气，愤言“是以我为妄也”！当时的孝宗已“变成一个最厌恶道学清议和正心诚意之说的皇帝，他把朱熹一班直谏敢言、鼓吹道德气节的人斥为虚名之士”，试图惩处朱熹。在周必大、赵汝愚等人劝谏下，他才强忍怒火，免于惩处，《庚子应诏封事》也就置于脑后。
淳熙十五年（1188）初，朱熹再次入朝奏事。六月初，“奏事延和殿”，被称为“戊申延和奏札”，共5札，劝孝宗“正心诚意”，孝宗未见动心。十一月，朱熹以奏对之说有所未尽，“遂并具封事，投匦以进”，即《戊申封事》，这是朱熹诸篇封事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戊申封事》开篇即言：“盖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症，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在此情形下，须如扁鹊、华佗这样的名医，“授以神丹妙剂”“湔肠涤胃”，方能去病根，必须彻底改革才有希望。他认为最重要的无非是“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所谓天下之大本，在于孝宗之心；急务则有6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在于陛下之一心”，希望孝宗能“次第施行”。《戊申封事》实际上是朱熹将儒家“正心诚意”之思想与南宋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而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方案，“不仅是一次全方位的政治批判，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文化反思”，他对南宋各种问题的批判，也“使封事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论战”，而“朱熹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该篇可“称得上南渡以来第一篇奏疏文字”，“作为理解朱熹文化思想真正秘密的一把钥匙，以及当作朱熹活的灵魂来解剖”。史称“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可见孝宗非常重视，马上给朱熹升职，以表认同。
一年之后，孝宗禅位于其子赵惇，即宋光宗，朱熹《戊申封事》中的诸多措施也随着孝宗退位而不了了之。光宗即位初，连下诏书，“诏内外臣僚陈时政阙失，四方献歌颂者勿受”。朱熹“草奏疏欲再上封事，以为新政之助”。朱熹对光宗期望颇高，“盖深以是而望于其君，其意亦已切矣”，并提出10条对策：“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纲纪以历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认为“凡是十者，皆陛下所当警动自新，而不可一有阙焉者”。但因“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最终并未上呈，被称为《己酉拟上封事》。
孝宗禅位后，并未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干预，引发光宗不满。绍熙五年（1194）五月，“赵眘病重，赵惇不朝重华宫问疾”，造成“过宫”风波，朝中震荡。朱熹因此“草成封事”，论讲父子之道，希望光宗“即日驾过重华，问安侍膳，以尽父子之欢”，意在劝和。六月，赵眘卒，封事也未上呈，此为《甲寅拟上封事》。七月，发生宫廷政变，光宗被迫内禅于其子赵扩，即宋宁宗。赵汝愚因功升任右相，掌握朝野大权。得赵汝愚举荐，朱熹被“召赴行在所奏事”。八月初，“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授朝请郎，赐紫金鱼袋”。因此，朱熹得以“帝师”身份立朝46天，走向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但随着朝中权力斗争加剧，宁宗对朱子学心有所烦，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遂免其侍讲。次年二月，赵汝愚罢相，五月，朱熹“草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明赵汝愚之冤”，但“既复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遂将奏稿焚毁。该篇封事即《乙卯拟上封事》，内容已无从得知。此后，朱熹远离朝廷，回到福建建阳，著书讲学。庆元二年（1196），发生“庆元党禁”，道学被定为“伪学”，朱熹被指为逆党党魁，落职“罢祠”。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朱熹在党禁中郁郁而终。
综合而论，《朱子封事》有四个特点：第一，朱熹议论时事，总是贯彻其道学思想，宣扬其道学理念。通过儒家圣学教育，使皇帝成为“圣王”。从《壬午应诏封事》始，朱熹一直希望皇帝要正心诚意、勤修帝王之学，多次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6字劝诫。该言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相传是尧、舜、禹禅位时相传授之语，主张使“人心”合于“道心”，达到“圣王”标准，以此治国，被称为“十六字心传”，寓意深刻，影响深远，宋代理学家将其作为儒学道统的精髓，借以标举道统。特别在《戊申封事》中，朱熹以小注形式，详细阐释，认为此“大舜、孔子之言”，希望孝宗多加省思。朱熹强调“正心”，要求皇帝摒弃私意，以天下为公，任贤修政。虽其意在维护南宋统治，但要求甚高，难免让皇帝感觉有些空洞，可行性不强。同时带有很强的说教意味，这对于喜欢歌功颂德的皇帝而言，难以接受。第二，《朱子封事》是朱熹将儒家“正心诚意”之学说与南宋社会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希望以此解决现实问题，是研究朱熹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因此，成为后代儒士借题发挥、申述政治理念的重要媒介。第三，6篇《朱子封事》并没有全部上呈皇帝，3篇上呈，3篇（自毁1篇）未呈，纵贯朱熹30多年从政生涯，完整体现了朱熹的治国之道，也是朱熹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第四，6篇《朱子封事》没有一篇真正得到实践，全都是“纸上谈兵”。但对后人来说，是否真正实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一个媒介，也是研究朱熹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
总之，《朱子封事》之作，皆因其强烈的政治现实关怀，是其关心时局，并欲借此劝诫君主，以求振兴的产物。但朱熹所推崇的道学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学术纷争相互交织，他也是南宋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人物，尊奉道学者极力将其引进权力中心，反对者却使尽一切手段把他排斥于外。因此《朱子封事》虽因时局而作，却是朱熹政治和哲学思想结合的体现。本文无意深究朱熹及其《朱子封事》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和学术争论，仅通过对《朱子封事》与南宋政局关系的简单梳理，探究《朱子封事》中朱熹的政治指向，分析其诸多措施难以在当时被实践的原因，以便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二、《朱子封事》在元、明、清的传播与影响
“封事”属于秘密奏章，在上奏皇帝前，很难被看到。朱熹6篇封事中，只有《壬午应诏封事》曾交其师李侗（1093—1163）修订。李侗认为“立意甚佳”，对封事中个别“少疑处”，提出修改建议，劝其“早发去为佳”。其他封事成稿之后，均未示人。诚如上文所论，《朱子封事》大多未受重视，因此在当时影响有限，但在后世却越来越受重视，并传到朝鲜半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嘉定十四年（1221），朱熹的女婿、门人黄幹（1152—1221）作《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认为《朱子封事》“忠诚恳恻，至今读者犹为之涕下”，“言顾切直”“词旨痛切”，这是现今能看到的最早评判。黄震（1213—1281）在其《黄氏日钞》中，说明了《壬寅应诏封事》《戊申封事》等5篇所作缘由，节录相应内容，对孝宗时3封事评价颇详，直观反映了南宋后期朱熹《朱子封事》的影响，其曰：
按：先生上续孔、孟，讲明帝王之学，遭值寿皇英明不世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堕空言，其言婉切明尽。盖自汉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尚，而当时曾不闻有赏异之者。于是异端浸滛之患为可畏，而先入之说为主，有非可旦夕解，或者潜藩辅德之旧，必有任其责者矣。
黄震，字东发，庆元府慈溪县人，南宋末期儒学家，创立“东发学派”。其学虽宗朱熹，但对程朱理学，他既是继承者，又是修正者，着力阐发其思想。黄震对朱熹《朱子封事》评价颇高，认为其内容“婉切明尽”，从汉至今言治道者，“莫之能尚”。而“三上封事，皆堕空言”，则反映了朱熹封事在孝宗朝的命运。从学术理路来看，黄震于1234年“读书于余姚县学，三年，又师从于王文贯于鄞县学宫”。黄震主要接受官学教育，不像黄幹系朱熹弟子，他并无亲炙的机会，因为他出生时，朱熹早已去世。其对朱熹《朱子封事》的评价，更能反映南宋末期尊崇理学者对《朱子封事》的态度。
从元朝始，《朱子封事》中有关篇章被单独刊印，作为儒生阅读的重要典籍。元时守中（？—1333）任湖北道廉访使期间，曾“刻朱子《戊申封事》于南阳书院，以教学者，士论翕然颂之”。后来，《朱子封事》鲜见单独刊刻，被收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延祐二年（1315），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成书，该书根据《朱子读书法》编修而成，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便是朱子“为学之道”，因此，是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体现。朱子学在元代被定为官方哲学，由国子监颁发到郡县，成为官方教学的规范，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学作文”条将《陆宣公奏议》《朱子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等列入“欲学策”之必读书目。因此，朱熹《朱子封事》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传播越来越广。清人朱珪（1731—1807）称，14岁时，“早起入塾，先生已洛，诵朱文公《戊申封事》三遍”，则是朱熹《朱子封事》在儒学教学中真实的反映。
同时，随着《朱子封事》被纳入儒学教学书目中，对其评价也渐多。明清之际的理学家陆世仪（1611—1672）认为，“宋世有几篇大文字，皆数万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包括“苏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诸封事”，而“《朱子封事》皆切实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清代著名理学家李绂（1675—1750）也认为，《朱子封事》与韩愈《原道》、欧阳修《本论》及陆九渊《轮对五札》，“原本于二帝三王之遗，而究极于内圣外王之旨，此诚大学之实功，而千圣百王所莫能违者”。与李绂同时代的朱荃（？—1750）在其策问中称，“朱子《戊申封事》言急务者六，而曰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皆本以人主之心。此则大儒之言，体用兼备，明德新民，一以贯之，可与六经并传，岂汉唐诸子之所能及哉”。明清时期士人在科举策问中引证《朱子封事》，给予很高评价，表明《朱子封事》因对君主正心诚意的要求及社会现实的剖析，具有很强的政治实效，故受到重视。
《朱子封事》在近代依然受到重视。曾国藩（1811—1872）在其读书札记《求阙斋读书录》中，论及《戊申封事》，认为“北宋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王安石）两篇为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公此篇及文信国（文天祥）对策为最著。文章则苏、王较健，义理则公较精”。曾氏还将正文及朱熹自注、夹行文字字数统计，把内容分为四节，指出其文法优缺点，并抄录《戊申封事》，进行评论、解释。如对朱熹抨击孝宗朝选任大臣陋习之语，曾氏认为“此等语实甚憨直，孝宗以其为贤者而优容之耳”。同时，与其他文集札记相比，如《东坡文集》，不仅包括曾氏上文称赞的“万言书”，还有游记、书信和诗词等。但《朱子文集》札记，全是《戊申封事》内容，足见曾氏对该篇的重视。郭嵩焘（1818—1891）在日记中称：“读《朱子封事》，慨然于王淮、郑丙、陈贾、林栗之徒为后生浅学，转相祖述以至于今，隳败世教无穷已也”。王淮曾在孝宗时期担任宰相达7年，政治上，他既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也非一味求和派。其与朱熹虽有交往，但却属反道学一派，郑丙、陈贾、林栗亦如此。因此，王淮等对朱熹反对议和、积极抗金的策略，较为排斥。郭嵩焘在政治上也主张整顿吏治、振纪朝纲，与《朱子封事》的主张颇合。其读《朱子封事》，意在借古喻今。同治三年（1864）七月，郭氏又读该书，可惜未写其心意。陈介祺（1813—1884）在给内阁学士宋晋（？—1874）函中，畅言时事，盛赞《朱子封事》：“善乎《朱子封事》之言，外攘必先内修也。言用兵必曰屯田也，内修以圣学为本，以政事为大。屯田以军屯为急，以募屯为要”。对朱熹研究颇多的唐文治（1865—1954）在其《朱子学术精神论》中写道：“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因此，“特节录于左，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另在其《思辨录札记》中写道：“学者果有志于致君泽民，不可不读《朱子封事》及《近思录》第八卷”，其著《茹经堂奏疏》“第一卷，则仿《朱子封事》为之”，使得《朱子封事》融入近现代的学术之中。
综上所述，从南宋至晚清，《朱子封事》的传播呈现出四个特征：第一，随着朱子文集在南宋刊刻、传播，《朱子封事》渐获重视，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主要是对内容评价，在政治文化中的影响有限。第二，元代以后，朱子学被定为官方政治哲学，《朱子封事》被纳入“欲学策”必读之文，用于科举策问，成为元代以来儒生习读的基本经典。第三，《朱子封事》体现了朱熹的政治思想，成为历代儒士表达政治诉求的一个重要载体。特别是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曾国藩、郭嵩焘读《朱子封事》，借古喻今；唐文治节录《朱子封事》内容，“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朱子封事》的理解，常解常新，总是赋予其新的内涵。第四，《朱子封事》在元、明、清的影响，也限于文人士大夫文字之间，其对君主的鉴戒作用及其政治效能，较为有限。
三、《朱子封事》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古代朝鲜半岛积极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高丽末年，儒士安晌将朱熹《四书集注》带回高丽，朱熹著作逐渐在朝鲜半岛传播，其思想也渐被接受。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作为立国基准，朱熹著作更是被奉为经典，为朝鲜儒士们世代研读，成为朝鲜王朝性理学发展的基础和思想源泉。朝鲜王朝早期所刻朱熹作品，包括经、史、子、集类著作，并没有《朱子封事》单独刊印的记载。这应与朝鲜王朝前期，朝鲜士人更多关注朱熹哲学思想，对其政论文字较为忽视有关。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朱子大全》传入朝鲜王朝，并被刊刻，《朱子封事》渐为人知。
检视相关朝鲜史料，16世纪初开始有《朱子封事》的记载，这与《朱子大全》传入有关。朝鲜王朝中宗（1506—1544年在位）时期，“宗室正叔袭爵为副正。丁丑（1517）年，私印《二程封事》《朱子封事》。进上曰：‘为治之要，无过于此，伏念留神采览焉’。上嘉纳之，赐书籍”。宗室正叔指李正叔（？—1521），朝鲜世宗李祹曾孙。当时其私自刻印《二程封事》和《朱子封事》，献于中宗，获得嘉奖，这是朝鲜王朝关于《朱子封事》较早的记载。1537年，中宗令校书馆校印《朱子大全》，1543年刊刻，赐给众臣。柳希春（1513—1577）于1575年参考其他版本，对《朱子大全》校勘重印。1635年，元斗杓（1593—1664）再校对《朱子大全》，并雕版印刷。朝鲜儒士不断校正刊刻《朱子大全》，使得该书流传日广，《朱子封事》也因之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朝鲜王朝后期经筵的重要篇章。
英祖（1724—1776年在位）推行“荡平策”，试图改变两班政治的污浊之风，《朱子封事》中所提省赋恤民、正纲纪、选大臣等措施，与其致治目标相符，因而成为经筵讲论的对象。英祖二年（1726）进讲《宋鉴》时，经筵之臣指出朱熹“封事奏札中，帝王心法、治国规模，无不备具”，其所言“皆切于人主之身”，劝英祖“取入封事奏札所付之卷，置之左右而熟玩之”。四年三月，定经筵中进讲《朱子封事》，命弘文馆校正刊出，五月初，讲论《朱子封事》。该次讲论结束不久，经筵官认为“向日《朱子封事》进讲时，一次所讲，多至数十余板，不免有务多之意”，感觉过快，因而建议《东国通鉴》讲毕，接着再讲《朱子封事》，反复讲论，以求尽可能全面系统领会其治国理政的思想。英祖晚年，继续多次反复讲论。同时，进讲《节酌通编》《高丽史》等书籍时，英祖君臣经常会提及《朱子封事》，与朝鲜王朝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如进讲《高丽史》时，侍讲官李宗城认为“《朱子封事》中，正心诚意之言，正为今日之可监矣”，劝英祖“大臣诸宰，日日引见，以何如则好，何如则不好，讲论得失，以备不虞”，英祖赞其“以至诚事君之心”。可见，英祖通过经筵日讲，反复学习《朱子封事》的思想，作为其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正祖（1776—1800年在位）作为朝鲜王朝有名的“学者型”君主，一生嗜读朱子著作，其自言：“予自辨志以后，酷好朱子书，翻阅不释于手，诵念不绝于口，讲究思索不忘乎心。”朱子著作种类繁多，部帙庞大，正祖以“《语类》与《文集》终未有合成一书者”，“甚恨之”。他认为要解决“今日俗学之蔽，挽回澄治之道”，“惟在乎明正学，明正学之方，又在乎尊朱子”，因而特别强调“尊朱”的重要性，以为“尊朱所以尊经也，尊经所以尊王也”，把“尊朱”视同“尊王”。其抄选朱子著作，成《朱书百选》《朱子会选》《朱子书节约》《朱子选统》等书，他也特别重视《朱子封事》，并予以论评。如其读《壬午应诏封事》中“方今天命之眷顾方新，人心之蕲向方切”，朱熹希望孝宗“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语时，认为此“为全篇之第一义”，“予所瞿瞿努力者，正在请事斯语”，“予当锐意”，勉励儒臣“即起肃命，弘济国事”。在御批世子侍讲院赞善宋焕箕疏中，正祖也称“予尝读《朱子封事》”，并将朱子之意“用作官箴”，以此勉励宋焕箕，尽心教育世子。
在经筵讨论中，正祖称颂《朱子封事》“勤勤恳恳，丁宁恻怛，有足以极一代之治化，开万世之太平”！《戊申封事》“六条之指陈，一心之推演，尤为人主之龟鉴”。儒臣尤重视“正心”，劝正祖“于清燕之暇，益懋精一之工，先从难克处克”，则“百千万事，无一不出于正，而凶孽渐消，言路渐开，自底于大公至正之域矣”；进而指出“十六字心传”乃“二帝相传之心法，千古圣学之祖宗”，《朱子封事》中“首尾陈达，不啻千言万辞”，劝正祖修心。虽然“《封事》之言，固难尽施于今日，今日之弊，未必尽同于封事”，仍希望正祖“常常披览，有若朱夫子敷陈于今日殿下之前”。同时，正祖用《朱子封事》之言，解决实际问题。英祖即位之初，儒士领袖赵德邻（1658—1737）上疏陈数条措施，第10条为“正名实以建极也”，建议英祖正君臣、昆弟、父子之名，则“天下之名实定，而万事顺其理”，实则从“正名”角度，维护英祖统治。但“李麟佐之乱”后，赵德邻因疏中“正名”条受到指责，认为其另有所指，而被流放致死。正祖欲为赵德邻平反，有人以“德邻疏中，正名实（十）条，至于‘匪心仓卒’等句，诚是不道之言”为由反对。正祖以为此言乃“《朱子封事》中句语引用者，何必如是看之”，最终为其平反，恢复名誉。纯祖（1800—1834年在位）时期，《朱子封事》虽用于经筵，但朝鲜王朝进入势道政治时代，君权削弱，封事很难付诸实施。此后经筵制度衰落，《朱子封事》渐不见于经筵记载。
《朱子封事》在朝鲜王朝儒士当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性理学最重要的两位大师李滉（1501—1570）和李珥（1536—1584）对《朱子封事》都非常重视。宣祖（1567—1608年在位）元年，李滉因宫人干政一事，上疏请罢黜之，“上不从……因抄录朱子上孝宗封事中，论宫禁一款以上之”。此后，李珥为朝鲜国王教育作《圣学辑要》，大段摘录《朱子封事》，认为“朱子前后封事，陈当时之弊，而切中今日之病，故详录焉”。因此，《朱子封事》作为鉴戒君主的书籍，受到朝鲜儒臣的关注。
1637年，在皇太极大兵压境之下，朝鲜仁祖被迫签订南汉山城下之盟，成为清朝藩国。在朝鲜性理学主导下，朝鲜君臣尊奉“尊周思明”大旗，大力倡导“尊华攘夷”思想，成为朝鲜王朝后期的思想主流。因《朱子封事》倡导“攘夷”，颇合当时主流思想，在朝鲜王朝颇受重视。历经两次“胡乱”的李时明（1590—1674）疏称：“吾东方今日事势，与南宋时事偶合，虽其压于气数”，但“不能西向以争大义，后生辈不可不知讨贼复仇之为今日急务也”，常“袖出《朱子封事》，朗读一遍，掩卷流涕者数矣”。李之濂（1628—1691）与友人书信中，盛赞《朱子封事》：“非但为经国之大法，格君之至论。辞约义博，体用全备”，且“参之时义，绝类今日”，并称《朱子封事》“为治道之指南，建天地亘万古而不悖者，莫此书若”。
倡导“尊周思明”理念的宋时烈（1607—1689）极其服膺朱熹学说，对《朱子封事》相当重视。宋时烈是朝鲜儒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李滉和李珥、唯一以子相称的儒学大师。其生活于明末清初，清朝出兵朝鲜时，他曾“扈驾南汉”，双方和议达成后，其“痛哭出城，即归乡里”，隐居不仕。明亡后，他大力倡导尊周思明、攘夷贬清，正与孝宗北伐计划相合。孝宗“以掌令召时烈”，后“连拜进善、执义”，显宗（1659—1674年在位）朝“拜右相，至左议政”，权倾一时。因《朱子封事》中讲“内修外攘”，积极抗金，与宋时烈对清主张相似，受到推崇。他不仅“完全袭用朱熹《封事》”，上封事于孝宗。读朱子《戊申封事》后，还劝孝宗“正心克己，以正朝廷”，并“克崇德业，以副皇天诞命之心，先王付托之意”，早施“讨复之义”。此后，又将《朱子封事》献上，并上《进朱子封事奏札札疑札》，认为朱子《封事奏札》“精忠恳切，诚意感发”，其中辨贤邪、振纪纲、修军政、御外侮等措施，“体用具备，理事相函……不拘束于浅近小利，不泥滞于迂阔空言，真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希望朝鲜孝宗吸取宋孝宗“说而不绎，从而不改”的教训，勿使“其尽诚纳诲之忠，卒无其效”。朝鲜肃宗（1674—1720年在位）即位初，宋时烈因党争被流配，至六年又重回朝廷，并受到肃宗重用。其又将《朱子封事》校勘、注解，上于肃宗。但肃宗时代，朝鲜党争尤甚，老论派与少论派相互倾轧，加之肃宗善于玩弄权术，使得朝局变化不断，宋时烈也因党争于1689年被流配赐死。面对如此政局，朴世采（1631—1695）在经筵中，认为“《朱子封事》则不但爱君忧国之意甚切，至于时势规摹，尤与今日相近。臣前上经筵故事中亦尝及之，愿乞圣明深留睿念”，希望肃宗常读。
《朱子封事》不仅在朝鲜王朝政治中有较大影响，在朝鲜文人中也留下不少相关篇章。尹愭（1741—1826）曾作《读〈朱子封事〉》一文：
余读《朱子封事》，未尝不三复而叹息也。盖当朱子之时，运值艰否，柄归权奸，天下之事已至于不可为。而有若朱子之大贤，出于其间，苟使得君而行道，则宜若可以俗跻三代之盛，民蒙至治之泽，宋不至于为宋而止。而乃使天高海阔之德，蚕丝牛毛之学，空老于山里杞菊，寻行数墨之间，卒不过留的一片苦心于若干封事而已，可胜惜哉……其爱君忧国之诚，救焚拯溺之意，直使读者流涕不自已……呜呼！孔子不得位，而其功贤于尧、舜；朱子不遇时，而其功继于孔、孟。然则朱子之不幸，岂非天使之嘉惠后学而后学之幸欤？
读《朱子封事》后，尹愭不仅为朱熹时运不济的遭遇感到痛惜，更称颂朱熹“爱君忧国之诚”，使“读者流涕不自已”。认为若“君行其道”，则“宋不至于为宋而止”，可“跻三代之盛”。这种盛赞《朱子封事》的篇章，在17、18世纪的朝鲜王朝，非常普遍。朝鲜文集中，如尹宣举（1610—1669）、朴世采（1631—1695）、尹拯（1629—1714）、尹推（1632—1707）、洪禹传（1663—1728）等等，都有类似的文章，称颂有加。
19世纪中期以后，朝鲜王朝被迫开放国门。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逐渐沦为日本殖民地。面对“外寇频侵，邪说横炽”之局，宋时烈九世孙宋秉璿（1836—1905）于1881年上《辛巳封事》，提出“懋圣学以尽心志”“斥倭和以绝邪教”等8条建议。但认为自己“见识短浅，文辞拙讷”，古人格君之言，尽见于《朱子封事》中，希望高宗（1863—1907年在位）“燕闲之中，亟取其本篇（指《朱子封事》），熟复而详味之”。次年，经筵官金洛铉上疏，仍以《朱子封事》中所言劝高宗：“奋发乾刚，痛抑私谒，先行惩贪之政”，“更严缉盜之令，与臭载之罪，无或容恕于左右近习之言”，以此可“致太平之道”。
同时，《朱子封事》在朝鲜也常被刊刻。上文提及16世纪初，宗室李正叔将其私印成册，17世纪官方大规模刊印。据刻于崇祯九年（1636）的朝鲜王朝《书册市准》载，“《朱子封事》，纸四卷”。此后，成书于英祖年间的《完营册板目录》和正祖时期编纂的《西库藏书录》当中，都有《朱子封事》的记载。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当中，《朱子封事》为2卷6篇，朝鲜王朝单独刊刻的《朱子封事》则为4卷。孝宗时期3封事为卷1，《己酉拟上封事》和《甲寅拟上封事》为卷2，卷3、卷4为朱熹《奏札》，因此，朝鲜王朝单独刊刻的《朱子封事》，增加了两卷朱熹的奏疏，扩大了版面，丰富了内容。
综上所述，《朱子封事》在朝鲜王朝的传播，有四个特点：第一，从英祖至纯祖时代，《朱子封事》成为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书籍。经筵讨论中，君臣将《朱子封事》与朝鲜王朝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儒臣特别重视《朱子封事》中“正心”之说，劝诫国王修心。第二，《朱子封事》主张积极抗金，宣扬“攘夷”思想，符合朝鲜王朝对清心态，成为朝鲜儒士“讨复大义”的思想源泉。同时，《朱子封事》也成为朝鲜文人理解和盛赞朱熹的重要媒介。第三，19世纪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之局，因《朱子封事》主张以改革促振兴，成为朝鲜儒士倡改革、致太平的重要凭借。第四，朝鲜王朝将《朱子封事》刊印，并加入朱熹《奏札》内容，丰富其内容。总之，与元、明、清相比，《朱子封事》在朝鲜王朝更受重视，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四、结 语
《朱子封事》所作，源于朱熹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当时政治环境、学术争论等因素，在南宋不受重视。朱熹去世后，《朱子封事》随着朱熹文集的刊刻而流传，在元、明、清三朝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随着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朱熹著作在朝鲜王朝的刊刻，《朱子封事》日渐受到朝鲜君臣重视，被单独刊刻。可以看出，《朱子封事》在中朝的影响，同中有异。
首先，《朱子封事》在中朝都受到应有关注。随着朱熹文集的刊刻与流传，《朱子封事》渐为人知。从南宋后期至晚清，《朱子封事》不断被阅读，并纳入郡县儒学教学之中，成为士子“欲学策”的参考。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朱子封事》对元、明、清之际的科举策论及政论奏疏都有一定影响。晚清时期，《朱子封事》更受关注，曾国藩、郭嵩焘以此借古喻今，唐文治将其节录，模仿上疏，乃《朱子封事》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现实价值的体现，更是晚清士大夫对现状不满以图自强的反映。《朱子封事》在朝鲜王朝亦然，尤其是李滉、李珥和宋时烈都重视《朱子封事》的鉴戒作用。孝宗之后，显宗、肃宗相继即位，但朝鲜王朝内部的政治、社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党争尤其严重。《朱子封事》所涉及的除党争、振纲纪和太子培养等问题，在朝鲜王朝同样存在，因此，受到英祖、正祖重视，并成为经筵日讲的书籍，他们将《朱子封事》中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以解决现实困难。高宗时期，面对内忧外患之局，《朱子封事》又被儒士重视，成为倡改革、促太平的重要指导。
其次，与宋、元、明、清不同，《朱子封事》不仅受到朝鲜儒士关注，在英正时代也受到君臣重视。《朱子封事》既集中体现了朱熹的政治主张，也是其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结合的体现，针对对象为最高统治者，带有强烈的说教、批评意味，很难被元、明、清皇帝所接受。朝鲜王朝却不同，儒臣借此劝诫国王，而且从英祖到纯祖时代，该书不断被用于经筵。同时，还将朱熹5篇《封事》与《奏札》合并刊刻，成《朱子封事》4卷。这既是朱子学在朝鲜王朝重要影响的反映，也是中朝之间政治文化状况不同的体现。朱子学在元代被定为官方哲学后，对明、清政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朱子学者更多的是拥护和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朝鲜王朝则不同，“李朝五百年来，朱子学始终占统治地位，朝鲜朱子学深融于朝鲜文化之灵魂和血脉之中，成其传统文化之主流”，但“朝鲜朱子学者反保守，倡改革”，朱子学在朝鲜王朝成为改革现状的工具。英正时代，振纲纪、平党争，实现复兴，成为当时目标，这与《朱子封事》中诸多诉求相合，成为英祖和正祖君臣改革现实的思想依据。
《朱子封事》之成，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其目的是通过君主阅读去影响其政治行为和实践。但书籍对政治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自我表达，更在于站在权力顶端的君主，通过对书籍的阅读，去理解其中的为政举措，将其付诸实践。因此，书籍与政治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朱子封事》在中朝之间的际遇，是中朝不同政治文化状况下，书籍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一个反映。
作者：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昆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来源：原载于《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