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潮州地处中国东南端，广东省最东边，隋朝以来始有“潮州”这一称呼。洪武二年（1369年），潮州府由省梅州改设，终明一代，潮州共辖有海阳县、潮阳县、揭阳县、澄海县、饶平县、大埔县、普宁县、惠来县、程乡县、平远县、镇平县11县。较之前代，潮州在明代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科举人才辈出，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往来兴盛，整个地方社会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诚如万历时王士性所说：“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然而，在日益开发的背后，潮州社会也出现了山贼海盗盛行、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给当地社会发展造成了干扰和影响。目前学界对盗匪与地方社会之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富，而对于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尚未有细致深入的探讨。由于潮州地处海滨，境内地势自西北至东南倾斜，三条河流流经府境入海，季风性气候带来丰富降水，加上飓风及海潮的影响，因此潮州的灾害具有显著的特征，即水灾常发，是给当地人民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危害的主要灾害。本文拟以此主要灾害——水灾为切入点，来探讨潮州社会上下应对灾害的态度和措施。
潮州的主要水灾及其危害
从各类志书的记载来看，明代潮州的水灾较之以前发生的频率更高，类型更加多样，危害也更加严重。地理特征和气候环境对明代潮州水灾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笔者将致灾原因归结为如下方面：
一是季节性降雨带来的水灾。潮州气候特点是“春雨多而夏秋少”、“夏月晴天，暴雨忽作”，这种春雨连绵、夏雨急促的降水，是给当地带来水灾的主要类型。这类水灾主要集中在海阳、潮阳、揭阳、饶平、大埔及澄海诸县。史料中相关的大水灾主要有：正统十年（1450年）五月雨水坏（潮州卫）城楼、铺舍，所属五千户所屯田俱被淹伤。潮州卫设置于府城海阳，是明代国家设置于地方的军事驻扎地，这次大雨显然对潮州卫造成了很大损失。弘治五年（1492年）海阳、潮阳、揭阳、饶平同日大水，漂民居，淹禾稼。足见水势之巨大。正德十年（1515年）秋七月，广东海阳、潮阳、揭阳、饶平县夜暴风雨，坏官民庐舍、城楼、山川、社稷坛，人畜淹没死者无算。这次灾害非常严重，在《武宗实录》中有记载，但没有上报者及应对方面的信息，所以也就无从得知其救济等情况。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年）夏四月大埔县暴雨，大水，其危害十分严重。邑旧志云：“时山水大涨，城不没者一版。一月水再涨，前未有也。城中公廨、民 漂没者十居八九，食货悉付波臣，数十年储聚，坏于一旦，灾害之惨，莫此为甚。”另有一则记载云：“其水一月再至，城不浸者盈尺，古昔之所无也。神泉铺店漂流殆尽，城中公署、民居，十倾八九，米谷货物皆湮没糜烂，数十年蓄聚，坏于一朝。灾害之惨，莫此为甚。”较之前者，后者提到了神泉铺店漂流殆尽。据王元林等的研究，神泉铺店在通往福建的汀州的重要水道神泉河上，是重要的粮食交易地区。显然，这次水灾造成的后果是摧毁性的。万历三年（1575年）澄海县涝，澄居韩江下流，暴雨江涨，赣、循、梅、汀、漳五州之水千里汇入韩江，势若建瓴，以澄海为壑。前此水涨，海口未淤，易于宣泄，顷刻即退，苗尚无恙。后海坪子母相生，海口淤塞，平畴漫溢，竟成泽国。这是一次韩江遇到雨水暴涨宣泄不及造成的典型水灾。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大埔夏五月雨，大水，平地深丈余，自大靖溪出，尤急，东西门城垣皆冲陷，比丙辰年（1556年）水尤大。大靖溪本为漳溪与黄沙溪之合流，雨水加上溪水，二者给大埔县造成的严重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夏五月大埔霪雨连旬，河水涨至学官前，民居倾圮，湖寮、三河亦然。湖寮村是大埔山区开发得较好的地区；三河位于韩江上游，在大埔县西四十里，是贸易集聚地。可见，这次大雨范围很广，给韩江上游的县城、湖寮村和三河均带来了巨大危害。天启元年（1621年）夏四月大埔霪雨，大水，比丁巳年（1617年）高数丈，城外民居漂去者半，东北城基崩陷。以上史料表明，此类水灾多造成受灾地区物质上的损失。
二是飓风所引发的水灾。“潮界山海之间，山有瘴而海多飓”，飓风所发虽有征兆但无常期，发作时往往为潮人之患。“飓风既作，又益之以骤雨、惊潮，势乃弥暴。”可见，正因为飓风发生时多伴有降雨、海溢等次生灾害，发生时危害更严重。如正德四年（1509年）夏六月飓作，海溢，潮阳、揭阳、饶平三县民溺死者众。正德八年夏六月飓风，海水溢，民多溺死。十年秋七月飓风大作，海水溢，漂屋拔木，沿海民死以千计，咸潮浸灌，良田变为斥卤。嘉靖三年（1524年）秋八月大飓，海溢，潮阳、揭阳、饶平之民沿海居者皆为漂没，浮尸遍巷，舟不能行。隆庆四年（1570年）夏六月六日大埔大风，雨下如注，洪水猝发，湖寮寨当清远都下流，被害尤剧，凡久造民房毁于倭，余土屋新筑又漂没殆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十九日，南澳飓风大作，大雨三昼夜，潮水涨，入北门。万历四十四年秋八月飓发海溢，城内水深三尺，恍惚有火光，漂庐舍、淹田禾，溺死民物，村落为墟。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年）潮阳县狂飓海溢，大雨，倾坏庐舍，淹没人物，飓风之害从所未有。据今人的研究，这次飓风海溢实际上是一次飓风海啸引起的灾难，林熙春当时回乡定居，亲历了这一场灾难，他的《戊午海啸歌》记载了其发生时的情况：“八月四日乱云飞，水气纷纷成黪黩。海上叫号鸟雀呼，蜃窟鲛宫亦反覆。三更磷火挟雄风，雄风催雨变陵谷。须臾地震数摇床，须臾天涌频翻屋。昆虫鳞甲共穿林，百雉垣墙如破竹。稼穑顿淹万顷田，邱园胥偃百年木。仓皇欲济无津梁，牛羊男女空驰逐。估客闽商问水滨，舟人渔子葬鱼腹。蔽江臭秽不堪闻，顾瞻山河景非昨。可怜海澨千万家，为问谁家得全族？子遗无处觅鹪鹩，涕泪惟云求半菽。似此乾坤何等时，度之鬼神亦应哭。”由上可见，此类水灾不仅造成受灾各县经济上的损失，还会造成大量居民溺亡的惨象。
由积极转为消极：明代中央王朝的应对
灾害发生后，地方官员会以奏疏的形式上报灾害情况，以便朝廷及时作出应对与救济。检索《明实录》，就潮州府来说，在有明一代为数不多上报的灾害奏疏中，水灾占了多数。从各种上报的水灾情况来看，明代前期政府的回应显得积极、及时，应对措施也很有效。如永乐十四年冬十月庚申，广东都司言：碣石卫城垣为水所坏，请以军士修筑。皇太子从之。宣德二年二月壬戌，广东潮州卫奏：本卫城垣东临大河，旧因水涨，冲决二百余丈，南、北门月城皆颓坏，西畔壕堑沙石雍塞。缘在卫军少，工力不足，昨奉命令府县民丁协助未完而罢，今北门月城壕堑尚未修浚，城门楼铺亦各损坏，宜加葺理，乞敕有司于农隙之际如前协助，从之。正统元年七月癸卯，广东潮州府奏：淫雨连绵，河堤冲决，伤害稼穑。上命行在户部遣官覆视以闻。正统元年八月，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奏：五月内骤雨，水决登云、都云、步村等处堤，漂流房屋，溺死人畜，请起潮阳等县人夫协力修筑，从之。正统十年十月丁卯，广东潮州卫奏：五月雨水坏城楼铺舍，所属五千户所屯田俱被淹没，而右、前二千户所屯田有被沙土壅塞，不堪耕种者，乞令潮州府改拨荒田，庶子粒有所出。上命户部遣人验视以闻。
然而，明中后期特别是万历时期粤东连续发生重大水灾，在等级上多是“极灾或者重灾”，但上报朝廷后基本上是“留中”、“不报”，甚至出现无人理睬的窘况。如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己丑，两广总督张鸣冈奏：“兹岁五月积两粤西水涨灌乎，粤东沿江州县田禾概被淹没，庐舍漂沉，人民溺死无算，臣据广东布政司呈报，业具疏奏闻待勘恤矣。伏念粤去天方万里，望济无及，即议赈议蠲为惠，几何展转思维，辄敢以撤税为请。盖人见粤税以十七万余金计，以为粤实殷饶致，然而不知皆割之军饷也。饷不足而仍加之民也，重灾之后，有司尤日敲月扑以逃参罚，小民犹日朘月削以应诛求，势穷时迫擢筋未足言，通累卵未足言，危宜亟议罢撤以苏民命。”留中。
更有甚者，后来几次非常严重的灾害不仅未能得到中央的救灾支持，甚至根本不能上报到中央政府处。如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甲寅，广东巡按御史田生金再请留税赈灾，言：“水旱之灾，有一于此，民已不堪，而东粤一岁之中盖两罹也。先是五月间洪水为虐，淹浸城市，坏庐舍，漂人民，殊为数十年未有之变。迨后七月不雨至于十有一月，民间树艺粒米无收，臣等发仓廪、搜库藏、审贫赈急，籴粟平粜，修城郭以防盗，筑圩基以聚民，而钱粮苦于无凑，多方移借以充之。至于带征者且缓，存留者议蠲，苟可拯民，惟力是视，而赈粜有限，修筑无资，挪移者易穷而蠲停，终难抵也，非乞恩于皇上之留税将焉能哉。夫此一税也，以活亿万之命则宜留，以弭意外之变则宜留，皇上当必辨此矣。”不报。万历四十五年正月丁丑，总督两广周嘉谟以粤省水旱，乞蠲广、肇、南、韶、潮、惠六府监税，不报。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寅，两广总督许弘纲奏：“粤东潮郡八月初四日飓风大作，暴雨中火星蚀天，海水涌起数丈，潮阳、澄海、揭阳、饶平、普宁等县人民漂没以数万计，衙宇、城垣、田园溃决无算，乞敕下户部，行巡按御史勘详，分别蠲济，并乞留各县官免觐，以抚兹孑遗。”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飓风海啸引起的大灾难。这次灾难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未再次被详细上报：“广东潮州府海阳、揭阳、饶平、惠来、普宁、澄海等县，以去年八月初四日异常水患，火雷海飓交作，淹死男妇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名口，倾倒房屋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九间，漂没田苗、盐埕五千余顷，冲决堤岸一千二百七十余丈，其余各都庐舍、城垣、衙署全化为乌有者，人民尤不可数计。按臣王命璇查勘被灾州县，赈过预备仓谷三千三百七十石三斗零，埋葬银五百九十七两六钱九分零，而乡绅义民捐赀收瘗者另行旌劳，依照灾有重轻，合议蠲免。应蠲存留银共三千零八十七两七钱九分六厘，又各项小税三千七百八十四两一钱九分八厘。伏乞敕下户部，议覆蠲豁。泣吁奏闻。”但上报后似无下文。
实际上，正如张兆裕指出：“万历时期的灾荒中的蠲免，在其48年中并非一以贯之，而是以万历二十七年为界，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灾荒蠲免工作在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出现了由积极赈济到消极无为的转变。显然，万历朝后期潮州虽灾害频繁，并且多是极灾或者重灾，与前期相比，灾害的频度及严重性都有所增加，但政府救灾的力度却大打折扣，正是当时的朝廷蠲免政策及态度转变所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到晚明，政治日趋腐朽，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地方官的报灾奏疏往往不加措意（如万历中后期，对于此类奏疏大多搁置‘不报’），这使官方的赈灾活动很难及时有效地进行。”万历朝奏疏“留中”、“不报”最直接的原因与明神宗对于救荒及蠲免的消极态度和万历后期的财政拮据有关，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明朝后期“中央政府的经济能力和行政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救济的需要了”。“就救荒方面来讲，中央政府的救荒体系日趋衰败，预备仓日益丧失灾荒赈济功能，从而使政府对灾荒蠲免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地方政府的积极应对
与国家层面的赈荒措施不力相比，潮州地方官员则显示出了积极应对的态度。地方官员之所以积极应对灾害，原因在于一是“水旱灾害不仅给普通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政府财政受到很大损失”。二是在明代，防灾救灾工作是官员为政资本的体现以及升迁的主要依据之一，“绝大多数明代官员靠做具体的事业来获得信任，例如兴建和维修灌溉系统和粮仓。……在明代万历年间饥荒中，一位明朝官员因赈务得力而大受颂扬。”
在力请赈济蠲免方面，除了之前诸位督抚的积极赈济并上疏力请朝廷蠲免之外，各县地方官员也有所作为，如史书元，晋江人，岁贡。万历间知大埔，折狱明决，轸恤民瘼，胥吏假威肆虐者，悉绳以法。邑被水灾，为力请蠲赈，全活无算。当然，面对灾害，地方官员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多集中在防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上。
（一）重视仓储救济体系建设
明代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仓储体系，明太祖立国初期就要求各州县建立由官府主导的预备仓，以赈凶荒。按照朱元璋的谕令，潮州各县先后设置了预备仓。潮州府潮阳县设有4所预备仓，揭阳县设有3所预备仓，海阳县和大埔县各设有2所预备仓，程乡县、饶平县、惠来县、平远县、普宁县、镇平县等各设有1所预备仓，新设的澄海县无预备仓。有明一代，潮州预备仓的建置时兴时废。除了专门用于备荒的预备仓外，还有永丰仓（潮州府）、际留仓（各县）也在饥荒时期具有一定的赈济作用。
关于潮州地方官员建立预备仓的具体情况及态度可以通过惠来县体现。惠来县的预备仓和际留仓相连，均在县堂西，由明知县何英才所建。何英才，字时英，号半坡，福建福清龙田庐江人。正德十三年进士，十四年任惠来令。任间建公署和尊经阁、际留仓、预备仓及修建城隍庙。后预备仓“岁久倾圮，谷多朽坏，斗级苦于浥蠹”，于是明万历三十六年知县游之光申请重建。游之光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任惠来县令。他在惠来任职时间较长，是一位对惠来有贡献的地方官。孝廉、同知潮阳人吴士训在《重建预备仓记》中记载了何、游二位知县的作为：“惠来，七纪之初，去潮阳百余里，地狭上瘠，民有嗷嗷待哺者。世宗建邦，安宁鸠辑，生斯地者，始有父母孔迩之怀，而百制具举。预备之仓，亦与际留并建焉。乃邑侯何公创于署西，嗣是圮坏莫修，京（坻）茂草。游公来牧，先务为急，二载之间，文阁（夤）宫，城门官廨，次第改作。事出舆情，民不称疲。（兹）懼天灾流行，告籴维艰，爰谋爰契。以是岁秋中，就其旧基，（庀）材择植，重创新宇。……在丰稔之岁视为迂图，当荒歉之年必难于措乎（应作‘手’）！（兹）有积贮之实用，不袭常平之美名，惠之民，其无往日之虞乎！”从中可见，只要注重贮藏粮食，预备仓在荒歉之年还是大有可为的。
正统以后潮州各县开始出现社仓、义仓，用于赈济地方饥荒，社仓、义仓的建立者多为御史及各县知县。根据倪根金的研究，潮州府共建有社仓1座，义仓10座。其中潮州府建有义仓1座（海阳县），无建设年份和建立者；揭阳县义仓1座，御史刘会建于万历年间；程乡县义仓1座，知县刘彬于成化十五年或稍后所建；大埔县社仓1座，无建设年份及建立者；义仓5座，万历二十九年前由知县王演畴所建；普宁县义仓1座，无建设年份及建立者；澄海县义仓1座，万历年间由知县王嘉忠所建。此外，还需补上惠来义仓1座，万历十七年知县林正康、丰察院蔡梦说发赎锾创建，积谷五百余石，丰则收之，歉则散之，县官得以权宜行事，与预备仓有异。
关于建立义仓的必要性及作用，我们可以从王演畴创建大埔县义仓略知一二。王演畴于万历二十九年任大埔知县，在任期间“积谷变价买置田亩，岁收租谷二百四十七石五斗，建仓五处，分贮两都，为地方备赈”。其撰写的《义仓记》云：“不佞受事大埔，见四境萧条，因思仿古创仓以佐百姓之急。会歉月，奉上檄，减价籴（应作‘粜’）官谷千石，就中宜官，从事籴（应作‘粜’）数，稍溢所定。幸秋稔，易还原数，积羡得六百石。清远，旧社仓，早为豪猾乾（应作‘干’）没，因里排具呈，召谕减追，得九百余石，并民间升斗义输，亦不下千石。因分建仓，共五处。度地方广狭，将前谷多寡贮之。议丰年不散，凶年全散。年在丰凶间，半散半留。采舆论，谓积而散，诚变矣，第后不能继无，若以谷易价，官置义田，其利济当未有涯。”
（二）修复堤坝
周硕勋在《潮州府志》卷首凡例中云：“潮郡为边海泽国，堤防以卫田庐，民生之休戚系焉。”潮州境内的韩江因为暴雨山洪引起的暴涨泛滥，是潮州水患灾害的主要表现，因而加强与修复建于韩江两岸的堤坝抵御水患就成了地方官员防灾救灾的重中之重。
海阳县作为潮州府治所在，境内堤坝不仅众多，且关乎潮州六县的安危。周硕勋《潮州府志》卷20曰：“夫海、潮、揭、饶、澄、普六邑全赖海阳大堤为保障。上游汀、赣、嘉三路之水汇于三河坝，直趋潮州至广济桥，为一关束，遂下凤凰洲而江东都首承其险，由澄、饶分流入海。至夏秋水涨，浩瀚湍激，多漫溢之虞。如东堤溃则海、饶被其害殃，北堤、南堤溃则海、揭、普、潮受其害；如东厢以下溃则接壤之澄海罹其患，是堤虽在海阳，而六邑田庐惟此一线之土公是赖。”因此，要不断修复和维护海阳大堤是历任知府、知县的重要责任。
一是修复北堤及南堤。北堤是韩江由山地进入平原的第一大堤，而且是水流所向，为洪峰直接冲击之所在。北堤溃决会导致韩江三角洲大面积受灾，众多人口受害，并“危及郡治”，故明朝历任潮州知府等都对其颇为重视。同时，南堤也在他们的关注之中。如永乐十年（1412年）海阳县北堤决，知府雷春主持修筑。成化八年（1472年）复决，知府谢光修筑。弘治八年（1495年）北堤大决，浸城壕，漂田庐，知府周鹏修筑。弘治九年北堤又溃，城内水深1丈多，官署民房均被水淹没。海阳知县金谧带头捐俸修筑，用石甃砌堤基，加固堤防。《海阳县志》也记载了金谧修堤之事：金谧，山阴人。宏（弘）治间由举人知海阳县事，时北门堤遇水涨崩溃，三阳庐室半沈重渊，谧捐俸修筑，甃石立基，二百年来民免其鱼，厥功实巨。“甃石立基”为金谧首创。弘治十二年北堤复决，御史曾昂檄同知车份修。弘治十三年知府叶元玉修北堤，并令海阳、揭阳桃山、梅岗之民随粮出石甃砌南堤不固者。明佥事晋陵徐絃撰有《叶侯修北门堤记》，可惜郭子章《潮中杂记》卷8艺文志下只有目录，而无内容。正德九年（1514年）知府谈伦乃自南厢抵龙溪，悉甃以石增拓高广（南堤），比旧加倍。嘉靖六年（1527年）知府王袍从民意，筑小堤于北厢白砂庙至走马埒，以护堤岸。郡人薛侃有《修堤记》，见《薛中离先生全书》卷11 记传和郭春震《潮州府志》卷1。
二是修复四厢堤及江东堤。王源于1435年任潮州知府，是历史上治潮时间较长的地方长官，在位期间颇有惠政，尤其是修复了四厢堤和江东堤。洪孝生在《王太守修堤记》中记载了他修四厢堤之事：“岁乙卯（1435年）韦庵王公奉玺书守潮，视篆之初，询民疾苦，即以筑堤息水患为急。民闻之莫不忻然趋事，再逾月工成。”因而四厢堤又称为“王公堤”，王公堤在明代先后有多次修复，据郭子章的《潮中杂记》卷8艺文志下记载，洪孝生、薛侃、郑崇、谢景祥先后撰有《王公堤碑》，可惜没有具体内容。江东堤位于韩江东溪与西溪之间，四面环水，“正德中溃，知府王源修筑”。
三是修复意东堤即东津沙衙堤。意东堤位于韩江干流左岸，韩江三角洲顶端，防护着大面积的农田及居民。明嘉靖年间曾溃决，由县丞叶文鼎主持修复。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东津沙衙堤溃，潮州府推官姚会嘉率众修堤。万历四十年（1612年），沙衙堤又溃，当年堵复。四十一年，东厢、秋溪、龙眼城、苏湾诸都“禾没殆尽”。当年因荒歉，近堤劳苦民众已无力从事义务的修堤劳动，隔年，海阳知县沈凤超到任后，勘查了溃堤处，建议“中砌地龙，以杜渗泄，外培荒石，以御冲激，上加石矶，以障狂澜”，于四十三年正月动工，三月竣工。林熙春在《重修东津沙衙堤记》中云：“适县尹沈公下车，谓此地善圮，非中砌地龙，无以杜渗泄；非外培荒石，无以御冲激；非上流加石矶无以障狂澜。议上报可，遂命沈公督主簿黄大德、耆义廖一潜等刻日兴工，自乙卯正月迄三月报竣。计堤亘若干丈，崇二丈有奇；址六丈，面 址之二。工竣之日，水适至，堤屹然无恙。秋冬二敛，禾粟丰收；四都之庆，安澜而食，明德者相偕造余，丐辞勒石，以垂永久。”
四是修浚永赖堤。潮郡东面有永赖堤，为海阳、饶平、澄海三县田畴、庐舍之保障，但该堤时不时会倾圮造成大的水灾，给三县带来巨大威胁。万历三十年（1602年），该堤因年久失修，倾圮难杀水势，于是在直指使者李时华和司理姚会嘉的主持下，与海阳县令吴达一起筹集资金，在乡民的支持下，共同修筑了永赖堤。潮阳人周光镐在《重修永赖堤碑》记载了此事：“万历壬寅，直指使者李公按潮，询民间利病，士大夫暨父老乃以修堤事宜上。檄下有司勘议。谓水患之防所以奠民居，阜民业，足国赋，义在必举，第毋劳民力，毋糜民财。维时司理会稽姚君摄郡事，周悉民隐，视饥溺由已，亟下海阳吴令帅从事者诣勘条晰以复。计里一十五区，筑堤一千七百丈有奇。新建石矶七，修复一十有二，以杀水势。筑子堤四百六十余丈，费八百余金，工役则出之陇亩。使者报可，顾念其时闾阎空匮，爰捐罚锾及帑羡以济之，一时士民加额则吉，昭告河神。以岁壬寅八月肇工，会岭东巡察朱公莅任，加意董劝，民乐趋事，一时畚插如云，不三月告成，仰视其势矗如也，俯视其基巩如也。”
此外还有不少海阳县官员在位期间多有修堤善政。如徐弼，成化庚子举人，宏（弘）治中知海阳县事，修复陷堤，以兴水利。李奇俊，嘉靖中知海阳县事，有修堤功。其后知县事者浦城姚英亦嘉靖中任，筑东厢堤。吴达，江西丰城人，万历中任海阳县事。时东堤溃，议修久不决，达以堤障三邑而劳擅于一方，且比年荒歉，令民弃父母之养，日从事胼胝，不获升斗之羡，非以佚使民之道，乃建议请帑金，母派捐工役所需授田分半，当事从其议，堤以成。
潮阳县濒海，百姓常遭咸潮泛滥、田地失收之苦。隆庆五年（1571年），潮阳知县黄一龙亲历咸潮给百姓造成的危害，于是倡议修筑堤坝，人称“黄公堤”，该堤在潮阳县直浦都，是潮阳县境内重要的抵御咸潮泛滥的大堤。邑人林大春在《黄公堤遗爱碑》中详细记载了此事：“黄公堤为晋江黄公作也，堤以人名，若比诸苏堤之义。黄公名一龙，隆庆戊辰进士，知潮阳，逾年政平狱理，明年辛未（隆庆五年）作是堤，又二年癸酉告成。……堤在县北直浦门，辟官道，长数千尺，东渐于海，西莞诸邨，一方巨障也。前此屡修屡决，荡田庐，漂物产，岁以十数，自辛未之役工程完固，远近四十余乡，咸免暋垫之患，化斥卤为腴田者三万余亩，不独行人称便已也。”
澄海县处于韩江下游，有泽国之称，正如《澄海县志》所云：“澄，泽国也。合赣、循、梅、汀、漳五郡之水，注之韩江，而澄居其下流，东南方一望大海，众水朝宗，港 浅狭，沙泥易淤，故水患较他邑特甚。每岁夏秋之交，霪雨经时，河水涨溢，堤岸往往冲决，田围、庐舍悉在巨浸中，……所以御洪水则恃乎堤。”因此修筑堤涵对澄海县百姓来说尤为重要。万历年间郡丞王懋中（江西人）通详捐筑金砂堤。王天性《郡丞王责庵轻赋建堤》云：“我乡金砂北则汙邪，每当霪飓，江海沸腾，亡堤捍御，禾稼，率多淹没。……复于去年冬用长老言治金砂北堤，规工率钱相土方，楗木石为关为涵，仍助以俸金，民喜，趋四阅月堤成，水患有备。”
地方士绅的积极推动
本文所说的士绅，主要是指离职致仕回乡居住的官僚和取得进士、举人、监生、生员等功名或出身的读书人。这些曾经在朝为官或即将为官和争取为官的人，与官府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他们是封建政府的有力支持者，也是地方上的核心人物，在地方上起着重要的影响。明代潮州文教兴盛，百姓富裕，大姓绅士等好义，注重公益事业，如“凡遇修桥筑堤，靡不慷慨乐施，虽由丰裕，亦见人心好义，为他郡所不及”。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本地士大夫，他们对地方所作出的贡献吴二持有中肯的评价：“对于乡梓利病，这些先贤也多有关心，特别是在仕途不顺或丁艰之类乡居时，利用其识见智慧和乡宦自身的影响力，或据实向上司、地方官乃至朝廷陈言，或积极奔走号召呼吁，为地方百姓兴利除弊，所谓‘居乡则思益其乡’。”以下细述之其面对水患所做的各种努力。
（一）积极推动修堤事务
一是杨琠上疏请榷盐筑南门堤。杨琠（1464—1516年），海阳人，进士，官至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后因病辞官返乡。正德中海阳南门堤“计自宏（弘）治壬子至癸亥十一二年间圩岸崩至六七次，伤民命者不知凡几？坏民房者不知凡几？淹损田禾者不知凡几？海揭之民呼天抢地，无所控诉，民困如此，若不预为之计服，先畴者已不得耕，而耕者复忧于淹塞之无时，死于溺者已不可生，而生者复忧于死期之不远矣”。于是杨琠于正德七年（1512年）上《请留公项筑堤疏》，提议用榷盐税修堤：“臣熟思再计，广询众论，佥谓郡城广济桥自天顺年间，郡县榷取盐税，每岁解制府以助军饷，其中尚可酌留购石筑广济桥，乃盐船所必经者。成化间每岁解银三四百两，宏（弘）治以来曾税至千两，今闻每岁解三千两，莫若即广济桥盐榷照宏（弘）治间事例，每年解一千两以助军饷，留两千两以买荒石，约计三年可以敷用，石备仍照常额起解，檄丞簿官领价采买，募民载石，招集父老尅期鸠工，如或工费浩大未足取，给闻广济桥赀船过者，大船征料银一钱，中船六七分，将此项补益之，工竣停止，庶财用足而工易成，前此水患可保无虞矣。……伏乞陛下明照万里，布德遐方，敕抚按会议修一方之保障，全两邑之生灵，狂澜永奠，滨海无虞，幸甚望甚。”
二是薛侃进言修南堤。薛侃（1486—1545年），字尚谦，号中离，揭阳县人，是一位在16世纪对潮州社会影响极为巨大的重要人物。居乡期间，他很重视修桥造路等善举和农田水利建设。嘉靖五年（1526年），薛侃见家乡一带堤围年久失修，“一遇崩溃，巨浸百里，沉庐倾堵，禾稼弗登”，即向知府王袍（字子章，浙江人）进言，力倡重修南堤。其《修堤记》云：“潮治东南夹溪为堤，民居其下，一遇崩溃，巨浸百里，沉庐倾堵，禾稼弗登，潮民之害未有甚于此也。自侍御杨君琠疏于朝请以广济桥盐课易石为固，府主谈公克襄其事，二十年来赖以不溃，民称戴之若慈父。岁久湮圮，民复忧焉。乃嘉靖丙戌府主王公归自述职，乡达郑玉之暨予以告，公曰此予责也，遂率民修之，益崇三尺，广一丈，明年飓风发，水陵旧堤三尺，其不没者仅一尺耳，民咸走相谓曰，顷若弗修，其崩决矣，然则今日之垣庐吾君障之，今日之谷粟吾君予之矣。越冬复会节推李公重修，亲临相视，且益石崇其险，民复走相谓曰，吾君之功若彼其速，吴君之仁若是其笃，不可以为弗纪矣。”
三是王天性呼吁轻赋建金砂堤。王天性（1525—1609年），字槐轩，号别驾，澄海县人。举人，官至南昌府通判，后致仕返乡。因“所居傍大河，多水患，田园汙邪，赋视他地倍重，天性请于官得减，更请筑堤，竭力倡其事，堤成赖之”，乡人议曰：富而好施人犹难，况清贫耶，乃立怀德祠。明襄阳同知澄海人许时谦在《怀德祠碑记》中记载了王天性的事迹：“又启公治金砂等堤，楗木石为关为涵，四阅月堤成，水患有备，则八乡民始乐有更生矣。然东西虽有旧堤而滨大河无矶障，每遇洪水为灾则决而害稼者时有之。先生又于二十二年间见东阳王侯（澄海知县王嘉忠——笔者按）以平远贤声调澄，此夫善为民也者，则又率乡长老以砌矶之说进，所为计亩出金，俾东西矶十座，成于不日而可垂于千载者，尽先生之力也。自此以后堤力巩固，潮飓无权，向所号汙莱之区尽变为禾麻沃壤，先生所惠不亦溥哉。”
四是林熙春请修许陇堤。林熙春（1552—1631年），字志和，号仰晋，海阳人，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为人正直，做官期间颇有政绩。海阳龙溪都“许陇子堤内障龙、上莆、南桂及揭阳地美、澄海鳄浦五都良田，何啻万顷，先年屡修屡溃，致无麦无禾”，所以修堤浚溪犹为重要，但其所需工费颇巨，因而林熙春代民向执政上书，请用部分条鞭银来修堤浚溪，其《与执政议濬大鑑溪书》云：“顾工程浩大，费难豫料，欲请公帑则库藏无余，欲敛民财则脂膏已竭，某等附近龙溪一都利害先切，愿就本都条鞭银一千三百余两内，每两捐助银五分，聚少成多，募公包浚，如不敷再为指处。又堤内外淤滩约二十余亩，相应立石留为防堤，岁修之费，伏冀执事俯念民瘼，即命某等经理庶一劳永逸，善后可图，民生幸甚。”同时，林熙春还为修筑许陇堤进行了募财。其募财之举记载于《筑许隆堤募缘疏》。
五是盛端明倡议捐资修筑北堤。盛端明（1476—1556年），字希道，号程斋。居郡城，筑北门堤以资捍御。盛端明是弘治十五年进士，大埔县人，官至礼部右侍郎。返乡后居住在潮州府城，斥巨资修筑北门堤，以抵御洪灾。为褒奖盛端明，潮州人还为他建有石碑坊旌表。
（二）积极疏请官府救济受灾百姓
在这方面以海阳人林熙春堪为代表。可以说，在潮州众多士绅中，林熙春对地方民生和水患灾害最有深切感受，这与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久居乡间、亲历诸多灾害有关。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淫雨淹没水田，潮州数县出现米荒，饿殍无数。辞官返乡的林熙春在《丁巳买米》（《赐间草下》）中对此惨象有所反映：“讵期泰运啬，旱潦数缠绵。丙午曾销带，荊妇解金钿。旁人问何事，余云买米焉。即岁灾犹剧，疲民罄益悬。欲宽赋税也，军需尚算缗。潮阳八千里，何日达幽燕。无以休遏籴，宁劳淨客船。媿余旧谷没，新谷眼望穿。勿论交情废，举家待市廛。瓢弃樽无绿，人犹乞餐钱。”针对因为水灾引起的饥荒，他向官府上《救荒议》，提出四项对策：一是转运：从外地买米以济民；二是籍民：各大户除自留食粮外，官为尽数发散；三是劝借：各县各乡，人自为济；四是缓征：各县暂停止征收钱粮税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潮州发生飓风海啸，林熙春亲眼目睹了这种灾难，他撰写《戊午海啸歌》，记载了这一灾难发生时的情况，并希望朝廷能够蠲免当地百姓的租税：“在吾今问天好生，地原载物焉忍毒。岂是天地职无为，不任三灵宅四隩。三灵即是古三公，三公不备阴阳错。如欲民瘼大九闇，岂可因噎废耳目。如欲补救起疮痍，惟在六卿倡九牧。年来旱潦信有之，无如今岁愁万斛。语云得民在得心，可令剜厥心头肉。因思旋转在至尊，何以得邀先赐复。复思萧条遍九州，更愿推恩蠲税榷，君不见，周家一悟雨反风，当日依然岁大熟。又不见，重译来朝胡为哉，海不扬波效封祀。”
海阳县是潮州府治所在地，其财赋在南乡，但该地11都中七都因各种原因易于发生水患，致使百姓遭受灾害干扰。为此，林熙春作《海阳七都受灾节略》，希望执事者将海阳受灾七都的情况报告给朝廷，以便给予救济：“况去夏飓风洽旬，所为半菽不登者，此数都今春盛雨弥月，所为半菽不登者亦此，数都地远天高，因无从叩阍请命，而百钱九升者半载，亦只忍饥坐毙已耳。今若就通县而论，则受灾似止数分，若摘数都而论，则受灾已至十分。在仁人轸念，即一夫不获，尚引为己辜，则七都之林林总总，决不忍其叠灾极若至此也。伏惟裁詧摘详转闻，海滨幸甚。”
结语
明代的潮州水灾频繁，尽管中央王朝的救济力度日益削弱，但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则积极应对，他们之间通过积极互动与合作，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潮州地方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潮州的士绅也日渐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明代潮州社会发展的新特点。陈春声指出：明中叶以后的潮州社会，有两个现象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地方社会的激烈动荡，一是人才辈出。“在与地方动乱互为表里的社会重建过程中，潮州地区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具有地方社会领导者的士大夫集团的所作所为既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因素，又塑造了当时人及后来者关于地方历史与地方文化的‘集体记忆’。”由此出发，我们也不妨这样说，明代地方士绅在关心地方民生、全力参与救灾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对维护明代中后期潮州地方的社会秩序及推动社会重建与转型起了积极的作用。
来源：原载于《学术研究》
作者：杨向艳，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