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 年），字援庵，自号励耘，广东新会人。他是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成就卓著的史学家。陈垣从教 70 年，任过 46 年大学校长；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饮誉海内外，被学术界称为“一代宗师”。毛泽东曾称他为“我们国家的国宝”。他享年 92 岁，有 33年生活在家乡新会和广州，其余时间都居住在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 79 岁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虽老而志愈坚，年虽迈而学愈勤，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广东人民为出了陈垣而骄傲，对他十分敬仰和爱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组织编辑出版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陈垣是第一批入选的人物。
“革命报人”
陈垣青年时代生活在故乡新会和广州。中国近代，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地区，陈垣说：“广州滨海，得风气之先。”林则徐、张之洞督两广，提倡文化，引进西学，设书院，译书报，岭南风气大开。广州又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基地，陈垣在广州求学时，受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的影响。广东又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反清思潮极为高涨。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熏陶下，陈垣青年时代就胸怀爱国救国之志，积极参加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905 年陈垣与革命画家潘达薇、高剑父、陈树人等创办《时事画报》。1908 年至 1910 年在光华医学院读书时，参与创办《医学卫生报》和主编《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1 年春，又与友人共同创办《震旦日报》，担任该报主编，并兼副刊《鸡鸣录》主笔。陈垣在上述报刊发表大量文章。据陈垣嫡孙智超编辑的《陈垣早年文集》统计，在《时事画报》上发表 57 篇，在《医学卫生报》上发表 62 篇，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发表 30 篇，在《震旦日报》上发表 14 篇。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封建专制制度，争取民权，主张民主。他发表文章用笔名“谦益”“钱罂”就有反清之意。“谦益”，即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钱罂”取其别名“扑满”（储蓄钱币的瓦罐）。他写了《汉人之被没为满洲家奴》等大量寓意反对清政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另一方面争取民权，主张民主，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摇旗呐喊。
反对美国的排华政策和对我国的侵略。19 世纪中叶，中国的劳工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到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又反过来掀起种族压迫的排华运动，颁布对华工施加种种限制、虐待和排斥的《华工禁约》。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举国上下，纷纷抗议。上海、广州等地组织了“拒约会”，形成了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陈垣在广州被推选为“拒约会”负责人之一。1905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长和总统女儿到广州调查抵制美货情况，《时事画报》同仁立即刊出漫画《龟抬美人》图。当时广州交通工具只有轿而无车，以此漫画来鼓动全城轿班罢工，四处张贴。《龟抬美人》漫画，画一个美人坐轿子，两只乌龟抬之，这是说抬美人者便是乌龟。这幅漫画在省港两地引起很大反响。反美、拒约、抵制美货运动，坚持了一年多。
青年陈垣在广州时，原志作济世良医，1907 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为争“国权”“医权”“医学教育权”，与友人创办“光华医学院”，并转入光华医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习和任教期间，写了大量医学史和医事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陈垣站在国际医学的前沿，了解世界医学的进展；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创新和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他是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陈垣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任广东支部评议员。1912 年 5 月陈垣与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仁欢迎孙中山先生，并摄影留念。1913 年初，陈垣因办报宣传反清，甚有影响，故以“革命报人”身份正式当选众议院议员。1913 年 3 月离开广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会议，并从此定居北京。
“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
这是 1962 年，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 60 年校庆，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今日》诗中的两句。是陈垣从事教育的生动写照。
陈垣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担任过教授，并长期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从事教育工作 70 年，通观古今中外，有如此长教育生涯的教育家是不多见的。陈垣培养人才多，“芬芳桃李人间盛”。陈垣逝世后，写回忆，纪念他的文章有 200 余篇，其中作者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许多已成为著名的学者或史学界的领导人。陈垣对启功的教育和培养，在学术界、教育界传为美谈。
启功（1912—2005 年）是陈垣一手培养起来的国学大师，撰有《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文，追忆了他受陈垣教育和栽培的经过。启功原是一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他的文章和书画得到陈垣的赏识，三次推荐他进辅仁，最初在辅仁附中，后来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最后与陈垣一齐担任辅仁“大一国文”课。陈垣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陈垣循循善诱，就如何教书、读书、作学问、如何处世做人等，对启功悉心指导。
如何教书？启功回忆陈垣曾说：
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可讥诮学生。
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到他们的一点点好处，加以夸奖。
不要发脾气，万一发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收场？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钦佩。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要改重要的关键处。要有教课日记。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要疏通课堂空气。不要总是站在讲台上讲，讲课时，可下台去看看，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有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陈垣向启功反复说明，唯恐听不明，记不住。启功这段回忆，真是一幅“父亲教子图”。
如何处世做人？启功回忆一段故事：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让我去管一个科室。我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哈哈大笑说：“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我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师对我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拿着这封信去请老师过目。老师看了没有别的话，只说：“值三十元。”这“三十元”到了我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启功这段回忆，很像父亲在教儿子如何处世做人。
如何读书做学问？启功回忆陈垣的教导：
“作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
“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的考证，最重要的是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
“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从启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垣怎样把启功从一个年轻人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使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启功为了感谢陈垣栽培之恩，陈垣逝世后，启功筹款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金”。在《捐献书》中说：“我从 21 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导，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近 40 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世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评述的……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习研究以至教学有卓越成果和需要资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报师恩于万一。”名师高足两代生辉，启功的义举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充分体现了尊师尊教的精神。
“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五千年的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的学者去研究、去探索。中国的学问博大精深。外国人称中国学问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称为“汉学家”。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也落后于欧洲、日本。陈垣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爱，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一片丹诚，对于上述现象愤愤不平，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多次呼喊“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陈垣的学生柴德赓、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超过他们。”著名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回忆说，1921 年他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听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平。”曾在燕京大学受业于陈垣的翁独健回忆说，听陈垣讲授“中国史学评论”课时，陈先生在课上说：“19 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 ；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抱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鼓励学生把它抢回北京来。正是在陈垣的影响下，翁独健选择了蒙、元史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并成为著名的元史专家。曾在北平师范大学聆听过陈垣教诲的陈述回忆说，刚刚进入大学，就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现在研究中国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法国、日本。他们研究我们的历史，比我们自己还有成绩。年轻人要有志气，把这个中心夺回来。”“陈垣先生充满激情地鼓励青年一代在文史战线上取得超越前人、超越外国人的成果。”
1924 年，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人士，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搜集整理敦煌资料工作，并阻止敦煌珍品的继续外流。陈垣在“辑存会”担任采访部长。这时他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 8000 余轴，编成《敦煌劫余录》。这部经典的目录学著作，陈垣不但娴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目录编制方法，还引用了近代西方目录索引方法，胡适评价说，这部书“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在序里提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当时有的朋友曾劝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他们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以说明我们愤慨之意，怎能更改 !”这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励志耕耘，著作等身
1913 年初，陈垣因办报宣传反清，甚有影响，故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国民政府众议院议员。1913 年 3 月，离开广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会议，从此定居北京，并参加政治活动。到 1923 年 10 月，曹琨用诱骗收买和武力威胁的手段操纵全国选举，当上总统。陈垣移居北京至此已有 10 年，前后三次做众议员。现实给他深刻的教训，感到国会难以表达民意，不过是各派系军阀玩弄政治阴谋、争权夺利的一块招牌。从此，他弃政从史，走上自由的学术研究道路，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终于成为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陈垣一生的著述，据统计，共发表论著 373 种，加上书信、诗赋、题跋等，总字数近 1000 万字。仅就史学讲，著作 18 部、论文 200 多篇。其成就最卓著有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1917 年，陈垣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他的史学生涯的正式开始。此后连续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这 4 篇论文，学术界称为“古教四考”。他以科学的方法，复原了这 4 种古教在中国的兴衰历史，把 4 种古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
元史研究的巨大成就。陈垣 1924 年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专著，这是他早年的代表作，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陈寅恪为此书重刊本作序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此外，陈垣撰有《沈刻（元典章）校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等有关元史的论著。著名元史专家杨志玖总结陈垣的元史研究说：“它具有创始性、系统性和可读性三个特色。”创始性“也可称为开创性或独创性”；系统性“也可称为完整性”；可读性是指“文中原始资料与解说语言，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一气呵成，读来琅琅上口，无雕饰之迹，有自然之美，令人百读不厌。此种风格，实颇罕见，姑名之日‘援庵体’”。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建树。中国历史文献学包括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等许多方面。陈垣在这几个方面都有著作问世。目录学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校勘学有《校勘学释例》，年代学有《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避讳学有《史讳举例》等。陈垣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也为世人所瞩目。《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用了 15 年时间编纂的一部综合性图书。此后 100 多年间，没有人对它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过。1920 年，国民政府为了影印《四库全书》，派陈垣往京师图书馆就文津阁《四库全书》实地调查架、函、册、页的准确数字，以便做影印的准备。陈垣成为全面调查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此后，陈垣对《四库全书》断断续续作了长达 10 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开创性成果：摸清了《四库全书》的基本数字；第一次将编修《四库全书》全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载；考证了《四库全书》撤出书的原委；提出了对《四库全书》整理与刊行的意见。陈垣对《四库全书》的调查与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所推崇。
抗战史学的卓越篇章。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抗战八年，陈垣生活在沦陷区的北平，他坚决不与敌人合作，坚决不任伪职。他闭门著书，积极地利用历史学，宣传民族气节，发扬爱国精神。这时期，他写成《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 6 部著作。1957 年在 《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说：“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把宋末元初的爱国学者胡三省在注释《通鉴》中隐晦地流露出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心情表述出来。这本书充分体现了陈垣通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他坚持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历史篇章，是他“学识的里程碑”。1950 年初陈垣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抗战时期“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
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在北平城内争夺文化名人的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政府先后三次把飞机票送到陈垣家，接他南下，都被他婉谢。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天下午，陈垣与学生柴德赓、刘乃和一行三人，步行至西直门大街，与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北平解放后，他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他感到惊奇，十分佩服。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9 年 5 月 11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这封信深刻地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观和治学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陈垣的思想能与时俱进，进步很快。他不但活跃在各种政治活动中，而且为发展新中国史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升华。这种升华表现在对自己以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方法进行反省，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他说，从前的研究“谈不到大众化，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糊里糊涂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知为谁服务”。现在“我们可以按照人民的迫切需要，国家当前的任务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了”。从陈垣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和分析历史。他在《学点历史》一文中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人类历史，首先就是劳动生产者的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历史科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我们学点历史，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是为了在历史上学习斗争经验，吸取教训，更有效地进行今天的革命和建设。”这是十分深刻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陈垣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佩服。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降低身份’，实际上一个人能向真理投降，是最光荣的事情。“因此，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大师，我甘心作新史学界的小学生。”
陈垣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学术观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产生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59 年 1 月 28日，陈垣以 79 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会上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说今年我已年近 80，自恨闻道太晚，但俗语说“虎老雄心在”，年岁的老小，不能阻挡人前进的勇气；闻道的迟早，不能限制人觉悟的高低。我要以有生之年，竭尽能力，为党的事业，不休不倦地继续工作。1959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报》等发表陈垣《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此文发表，正值全国史学工作者百余人汇集北京，讨论中国历史提纲，拜读此文，非常感动。乃由唐长孺赋诗，推侯外庐题词，书于织锦封皮宣纸册页。题词后有蔡尚思、郑天挺等与会者 105 人签名，以志纪念。有一次陈垣见到周恩来总理，总理还特意走到他身边向他祝贺，肯定了他在北京解放十年时，选择这一光荣的政治归宿。
1966 年至 1971 年，这是陈垣人生旅程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也抱着良好的愿望，准备积极参加，但事态的发展都使他迷惑不解。这时他非常苦恼，只能保持沉默。1971 年 6 月 21 日，陈垣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 92 岁。与遗体告别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致悼词。陈垣的学生邵循正撰挽联曰：“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他的学生启功撰挽联曰：“依函仗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四万册藏书，大批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物以及四万元稿费，全部捐给国家。
陈垣逝世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对陈垣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及其生平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著已超过 200 篇（本）。陈垣诞生 100 周年、110 周年、120 周年，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了纪念会，出版了纪念论文集。学者在呼唤“陈垣学”。由此可见陈垣学术影响的深远。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