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言：作者的少年时代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度过，父亲是中山大学名教授，邻居和日常往来的都是鸿儒。但在孩子的眼光里，那些教授都是叔叔伯伯而已，生活在普通人的温馨之中。这种温馨到“文革”嘎然停止，不过此时作者已到北京念书，所以他的记忆依然温馨。
忆我认识的中山大学老教授
王则楚
我从小生活在中山大学的校园，由于父亲也是中大的教授，自然与中大当年的教授也有来往。我在校园里常常见到许多当年的教授，甚至由于和他们的孩子熟悉而到他们的家里玩过。今天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和朋友聊天也提起一些和他们来往的见闻，不如把它记下，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
戴辛皆教授
戴辛皆教授是中大生物系的主任，他们家在文明路校区的西堂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们的邻居，父母之间也已经有来往。他的小儿子戴念坪和我那时（3岁多）就是一起捡石栗、砸开核吃石栗仁的伙伴。在石牌的时候，他们家住在斯大林广场的东南角，门口前有一棵樟树，在樟树的横枝上，他们立起一根竹竿，绑在横枝上，是我们最喜欢爬上爬下游戏的地方。在斯大林广场两边，孩子们做着互相丢泥头、木瓜柄的游戏。直到失手打瞎了一个孩子的眼睛，才停止了这样的游戏。
那个时候，戴辛皆教授的名字叫戴笠，和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名字一样，又经常带一顶鸭舌帽，我们都觉得好笑。中大在石牌的时候是有农学院的，蚕桑系有很大的一片种植园。我和小朋友常去摘桑子吃。戴伯伯那时候就在研究桑子的利用。家里有桑子和桑子汁，都很好吃。他喜欢让孩子们尝他的这些东西。
院系调整之后，我们一起搬到了康乐园。起初我家住在模范村，他们住在九家村。后来，他们搬到东南区的四栋楼，我们搬到东南区1号，两家不远，来往就更多了。1958年，我的母亲去世，1959年父亲到北大讲学和编写《中国文学史》，哥哥姐姐也分别考取北大和上海戏剧学院离家上学，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中大家里。戴伯母十分关心我，我也经常到他家。记得戴伯伯有一年到西樵山疗养，还把我带去了。就是那一次走很远，才看到了传说很神奇的无叶井。才有了秦牧先生那种“捶捶脚骨之后，也不过如此”的感受。
戴伯母几乎就是我的干妈。父亲和姜阿姨结婚后，有一次，因为我说她是“第五纵队”，并不知道这在阶级斗争风声日紧的日子里，这样的说出来的事情是何等严重。父亲打了我一巴掌，我就哭着去找戴伯母。结果在她那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直到父亲亲自到戴家去接我。
印象最深的是在困难时期，各种供应都需要凭票。这段时间，戴伯伯经常把各种可以代替粮食的办法都试着弄来吃一吃，尤其是能够增加蛋白质的以代替牛奶、豆浆的都试了。当年的中大生物系在学校还做过各种可代替粮食的食品展览。我记得有小球藻、有木糠做的肉精，有椿蟓饼干等等。而戴伯伯自己则把掰木瓜柄所流出的蕊汁造成豆浆一样的东西，让我和他的小儿子、我从小的好朋友戴念坪尝。还真是很好喝的。可以说，戴伯伯应该是生物营养学的创始人和实践家。
戴伯伯还喜欢下围棋。他家在客厅就放有围棋。但应该讲水平不高。念坪和父亲常常有下围棋，这父子手谈的情景很温馨。我也和戴伯伯下过围棋。就是和他下棋，我才知道围棋的“打劫”。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戴伯伯也受到牵连，但是不算严重。他在师生中的声望和育人的情操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工宣队进校的那天，他却被拉进去和我父亲一起和省委的“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据说原因是念坪的朋友把武斗的一支手枪藏在家里，在抄家的时候被发现了，成了大罪状。戴伯伯性情耿直，在中大怀士堂前被推上游街的大卡车的时候，他要自己走上去。我那时正在远处看父亲也被押上卡车，就看到有人拿枪托打戴伯伯。
等到我从北大毕业再回中大家里的时候，听到戴伯伯去世的消息。他们家也被从东南区的四栋楼小洋房被赶到西校门边上的两层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
姜立夫教授
姜立夫教授是我们国家最早一辈的数学家，担任过民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是我们国家现代数学科学奠基人。陈省生、熊庆来等著名数学家都是他的门生。关于他的成就和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巨大功绩，不是我可以讲的。我要讲的是我作为邻居的小孩，所接触到的姜立夫教授。
姜伯伯和姜伯母是我们周边邻居里最慈善和对孩子最好的一家。他们每天傍晚，一起散步，总是互相搀扶，走在中大校园的小道上。在夕阳西下的绿树成荫的草地边上，银发飘逸，总引来大家尊敬的目光，成为中大亮丽的一道夕阳光芒。
姜伯伯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数学教育。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中学生的数学竞赛，他是竞赛组委会的专家顾问。在颁奖典礼上，他亲自给获奖的同学颁奖，还讲话，鼓励我们好好学数学。他知道我参加比赛结果没有获奖，鼓励我继续努力。那个时候，他儿子姜伯驹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乎成了中大子弟的榜样。而且，还是年轻教师的姜伯驹的《一笔划和邮递路线问题》，就已经是我们爱好数学的中学生喜爱的读物。
我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姜伯伯在散步时碰到我，关心地问我怎么报的。我告诉他，第一志愿是北大数学系和地质地理系。总之，就是要上北大。他说，要读数学，北大、复旦和南开都很好。后来，我被北大数学系录取了。他很高兴的说，读数学好！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几个哥哥姐姐都不跟随父亲读中文，家里是希望我读中文的。但我觉得从小就总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被看小，考中学虽然考的好，但就是不能够被看作长大了。加上他们几年前就已经读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学校，我认定自己必须考上北大数学系，才能在家里哥哥姐姐面前有个算得上弟弟的位置。这在其他家庭恐怕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中大子弟里，先后有兄弟两人考取北大数学系的有朱蔚文、朱以文兄弟，还有就是王则柯、王则楚我们兄弟。期间还有邹启苏、邹启光兄弟一个考取北大数学系，一个考取清华化学系。这些都受到姜伯伯的儿子姜伯驹、王越的儿子王思潮、王思雄考取北大的影响。可以讲，姜伯伯是把中大子弟引向北大、引向北大数学系的引路人。
姜伯伯是温州人，我们家也是温州人，同声同气的温州话自然成为老乡的传声筒。那时我很贪玩，放学回家之后，把书包一丢就跑出去玩了。直到太阳落山，母亲在大门外大声用温州话喊：则楚，吃饭了！姜伯母每次见到我都要学着慈祥的说温州话：则楚，吃饭了。让我好不脸红。
我和哥哥也有到姜伯伯家玩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夏天，哥哥从北京回来，一起去姜伯伯家作客。他拿出很大颗的龙眼招待我们。看着我们用手指甲挖开龙眼的吃法。就拿起龙眼，两隻手捏住龙眼一挤，龙眼壳就裂开了。说，薄壳结构最怕就是受压的时候再被向两边拉。活生生的是一个仿生学和数学力学的例子。
姜伯伯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乌榄树，每到成熟的时候，都经常有果子掉下来。由于果树高大，采摘很难。但是乌榄的核，尤其是树上熟的掉下来的乌榄核，很硬，是雕刻工艺品的好材料。我们经常能够在小路两边的沟渠里捡到。每次见到我们捡到乌榄核，姜伯伯都会讲，它可以用来雕个小船。我想，他家里应该有乌榄核雕的小船。
到北大读数力系之后，都知道北大的代数几何学派和复旦大学的分析几何学派的不同，但哪个更有作用，更能代表着发展的方向，是没有定论的。姜伯伯在和我们的聊天里讲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北大的代数几何学派必须要有强大的计算机支持，其运转速度远不是现在的每秒几千次所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计算机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代数几何学派就会占有主要地位。这些话，5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真感到是仙人指路一般。
不过，在我眼里，姜伯伯就是一个慈祥可爱的老伯伯。
来源：《记忆》微信公众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